颍河的前世今生
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陈静说，颍河算是进入文学史了。我听此话，为母亲河欣慰。这得益于李佩甫、孙方友等前辈作家对颍河的不懈书写。当然，每个作家的笔下，颍河有不同的风貌，而我这个颍河的女儿，虽然不才，却也想用笔记录属于我的颍河故事。
我努力搜寻童年在河边的记忆，很多已经模糊，只记得有一年雨水多，秋天发大水，河水溢出河床，向两边河堰漫延，河面变得宽阔许多，淹住了桥面，人们过桥，只是凭着记忆，摸索前行，在水下几十公分之处踩着桥面行走，竟然顺利过河了。那一幕有时会出现在我的噩梦里，现在想来，有许多疑问，是我真的看到那个场景了，还是大人的描述？我一个小孩子，到河坡里去干什么？二锋说他十三岁那年，走过桥面，水位在胸口处，他过了桥，到自家地里，一个猛子扎下去，扒出一个红薯。我有没有过河呢？记忆里只是我站在河堰上看到人们过河这一幕。梦里的颍河，有时浩大平缓，岸边盖着高楼大厦，有时河水湍急滚滚向前。
有一个初冬，天特别冷，该穿棉袄了，不知道为什么，奶奶给我穿了件毛衣去学校。现在想来，肯定是件粗糙僵硬的腈纶毛衣，也不是谁专门给我织的，因为妈妈和婶婶都不会织毛衣，那么，就应该是别人送的旧毛衣。总之那天我特别冷，一直缩着肩膀，努力抵抗寒冷，寒气像是很多细小针刺扎着上身，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寒冷的感知。还记得冬天穿的棉裤，好像是粗布里子，没有衬裤，风刮得皮肤皴裂，又扎又疼。我现在很想念小时候穿过的衣服，想看看它们是什么样子，哪怕能有一件拥入怀中，就像见到小时候的自己。
有一次，堂弟淘气，吃煮苞谷时，将一颗苞谷豆塞进了鼻孔，取不出来，婶婶用架子车拉着他跑去医院。我在家里，小小的心中，感到灾难降临般的恐惧。直到他们安全归来，心才放下。
1979年夏天，堂屋门里，我光着上身，让奶奶看我的胸口，是两个指头肚大的小鼓包，我告诉她，里面很痒。她用手指轻轻捏一捏，和另一个来家串门的老婆儿探讨了一下，说是“奶核”。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名词，再一次对身体有所认知，这两个“核”在那年秋天我离开了奶奶之后，慢慢长大，成了它们该有的样子。
有关奶奶的记忆，我细细回忆，力争达到最早期，现在能想起来的，都如获至宝。我认识她时，她就是个老太婆了，应该有六十多岁。奶奶讲的那么多“瞎话儿”，是我童年的重要精神生活。有一个没有写进《多湾》里的情节是这样的：有一家娶了个童养媳，不给吃饱饭，每天只是没完没了地干活。这天，一只小雀飞进她家灶火(厨房)，家里人忙关了门，老少齐上阵一起捕捉，想改善一下生活。小雀从窗棂拼命钻出去飞走了，在逃命挣扎的时候，翅膀受伤，流了几滴血在窗棂上。家里人拆了窗户，洗刷下血迹，熬了一锅胡辣汤，没有给童养媳喝。童养媳一路哭着回娘家诉说，是我先看到小雀飞进来的，他们却不给我喝胡辣汤。她娘扑上来抱住她说，闺女，哪只眼先看到的，快让我舔一舔吧。这个故事，我也是缠着奶奶讲了好多遍，每次都在最后一句时，我和奶奶一起开心地笑。就连一个孩子，也能理解幽默和夸张，这种艺术手法与我多年后阅读的一些文学作品，竟然有着一脉相通之处。
或许是奶奶没完没了的那些“瞎话儿”，为我播下了文学的种子。
其余，吃什么饭，穿什么衣，基本忘记了。我只是惊异于爷爷奶奶，在他们明知等不到回报的情况下，还是悉心抚养我、教导我。这世上最吃亏的角色，可能就是爷爷奶奶吧，因为他们大多等不到孙子辈有能力报答。可这并不影响他们付出全部的爱，这可能就是人类得以生生不息延续下去的强大动力。
我的爷爷，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深眼窝双眼皮，一把长长的白胡子，长得很像外国人马克思。传说中他脾气暴躁，年轻时崇尚以武力解决问题，可他老年之后，变得特别温和，动不动就流泪，对我们几个堂兄妹，从来没有打过半下，甚至没有吵过一句。清晰地记得，有一次家里来了西乡表叔，是姑奶奶的儿子，把爷爷叫舅的。爷爷在堂屋八仙桌边坐着跟外甥说话，而人来疯的我跪在他腿上，给他的白胡子编辫子，叽叽喳喳说话、笑闹，用手扳着他的脸，让他配合我的工作，不许乱动。他只好不停地绕开我的脸，拨开的我手，跟客人说话。
秋天的时候，苞谷棒编成穗，挂在树上，我们在院子吃饭，没有绑好的一大串突然松动，轰然落地。一岁多的堂弟坐在树下，那一大串苞谷几乎是擦着身体，砸在他身边。回堂屋取东西的爷爷听到响声和我们的尖叫，突然大哭着从堂屋跳了出来，高大的身影像一股狂风扑向院子。看到堂弟安然无恙，那串苞谷堆在他旁边，爷爷又嘿嘿笑了，脸上还挂着泪花。
随着人到中年，越发时常追忆从前的光阴。闭上眼睛，还原我家院落的样子，回家的过道，堂屋，东屋，灶火，压井，粪坑，碎柴火堆……那时没有电灯，奶奶不舍得点灯，直到万不得已，才用一根麦秸，从灶膛里引着火，点起如豆灯光。多年以后，我常常坐在昏暗之中，想时光到底是什么？黄昏可以重复，生命能不能呢？死了的人，再也不能用任何形式回到这世界吗？能否有一个什么时光通道，与我的爷爷奶奶相见？这些思考与想念，在《多湾》的下半部时常闪现。作家的写作，其实是想还原从前的时光，就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他将失去的那个世界，在文学作品中重现。这也是我一次次回到大周的原因。
年轻时候阅读《百年孤独》，乌苏娜年老之后失去视力，还在摸索着做活，并且不让别人看出来她瞎了。我就想起我的奶奶，在我记忆里，她也是这样没有一天不劳作。右手手腕摔伤两次，骨头错位，戴着夹板养伤时候，用左手干活。类似的想法在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时也产生过，主人公受苦受难的母亲鲁意莎，也是永远在劳作，永远有苦难和屈辱降临头上，她唯一的反应就是承受，承受磨难，承受贫困，承受孤独。除此外，还能怎样呢？原来世界上的人不论生活在何处，在哪个朝代，都是一样的，莱茵河或者颍河，都裹挟和流淌着普通人的梦想和苦痛，原来作家可以将一个平凡的人化为永恒的形象。那么我，应该用我的笔将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家族，将历史和眼下记录下来，将那些过往的故事，讲述出来，对那永不再来的似水流年，进行描摹与记录。起初最简单的愿望是，让奶奶这样平凡的人，成为一个艺术形象，让更多的人知道，芸芸众生之中有一个人，她这样活过。动笔之后觉得，有关她周围的人，她的后代，她的亲戚，一个村庄，颍河两岸，也都是可以书写的，每一个生命都是唯一的、神圣的。
可是，毕竟我所知关于奶奶的故事，只有一条简单线索，或者大致脉络，也就是说，奶奶的生平用几百字足以概括，她老人家要是填表写简历的话，可能不超过五行。其实大量的细节和故事推进，还是靠虚构。
2006年至2008年那两年，我不断地回到家乡，在各个村子里走来走去，漫无目的地寻找。完全不知有什么东西能进入我的小说，也不知未来的作品会是什么样子。有一天，我听到一个村子里的人说，这女的跟神经病一样，连着几天在这儿走来走去。
连一块砖瓦都没有的人，对别人说你想建一座大楼是可笑的，我只能给那些问我要干什么的人说，转着玩儿。人家用奇怪的眼光看我，问，你旅游为啥不去大地方，这农村有啥看的？
不能不去繁城，尽管我知道，小说里的故事不会跟这里扯上关系，但还是怀着向往的心情去了。童年从大人口中无数次听到繁城，它是繁华和富裕的代名词。颍河从繁城流入临颍境内，也是从这里取直的。此处是回民聚居地，煮牛肉很有名。
我从县城坐了班车，快进入繁城镇时，道路左边一个土台，那就是两千年前曹丕迫使汉献帝让位的受禅台。数回历史烽烟，几多重重心机，汉魏政权更迭的历史见证，如今只是一个几米高的土台子，像一个巨型麦秸垛，长着荒草，鸡狗在此刨食找吃。
老街十字路口，有高高的清真寺。在后街那里，我看到老颍河与新颍河分岔的地方。一个男人，站在老桥上，看那一细溜颍河水在脚下流淌。那男人着装颇为讲究，脸上写满小镇居民的优越感，些许油滑的样子。看了几十年河水，似还没有看够，一只脚在桥面，另一只脚踏着桥墩，面对河水，很是深情的样子。他无意中回头，瞅了我一眼，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一次回眸会被这个陌生女人，在十多年后，写进一本书里。
两条街很快走完，我也不知自己想找寻什么，看到一家门楼上写着“茶馆”，便走进去。女主人四五十岁，深眼窝，双眼皮，头发自来卷，看长相就是回民。给我用大茶缸泡了一杯浓茶，是那种粗糙的茶叶末子。回民食牛羊肉，所以爱喝酽茶。院子里半自动洗衣机正在转着，女人给我说了许多这镇上的事情，不时走过去，将衣物从洗衣缸拿到甩干缸，盖上盖，在快速转动声中又回到我们待着的大门楼里，捅一捅炉子，加一些煤，给我续水。最后说起她家里的一些事，几个兄弟姐妹都很尊敬她，凡事都听她的。“兹言哩，给他们把啥都弄得停停当当，我这洗衣机，差不多天天开着，床单衣裳掬来扔下，我搭上水电洗衣粉，洗了晒干叠好，来拿了，咋能不说我好哩。”她一直陪我坐着说了几十分钟话。临起身，我给她一元钱，她说，嘿，顽哩，收啥钱。找了我五毛回来。我在这里之所以写成“顽哩”，是因为在临颍，确实这个字不发儿话音，正像是《红楼梦》中一样。读《红楼梦》，我吃惊地发现，里面很多话是我们老家人常说的，如：没耳性，懒待动，执事人，仔细着，怪道，看看、堪堪(刚刚、正好的意思)，多嫌……还有“菱花空对雪澌澌”“金钗雪里埋”等，凡是用“雪”隐喻“薛”的，有多处。其实，在我们临颍话中，雪与薛完全同音同调，只是实行普通话后，声调不同了。
在荒张村，经人指引，我来到村后的地里，找到了正在种蒜的表叔表婶，那时他们还不到七十岁，但都弯着腰，老家人说的，弯腰瘸脊。表叔扁扁的愁苦的面容让我不忍直视，一个人要经历多少伤心事作难事，才能成就这样一张面孔？那两年，我先后几次去往表叔家，但没有在他家吃过饭，也没有见到记忆中那位带我去树林里玩的表哥，他外出打工了。
告诉表叔我想写一部这样的小说。表叔说，可写的太多了，过去的事情，几本书都写不完。你这本书写好后，能不能送我一本，叫我看看。我说，当然要送您。
表叔家的成分是富农，发家史不太清楚，总之没少受罪。
堂屋里有一个小方桌，稳重沉实，造型典雅，是民国或清末的东西，我伸手抚摸。表婶说，前几天有个收旧物的来，给五百块钱，我没卖。我心里一动，问，那多少钱愿卖呢？表婶说，自家东西，不卖。表叔说，这小桌在我家，超过六十年了，是蒜刘你表姑(他的姐姐，名唤水娥，《多湾》中大花表姑的原型)出门(出嫁)那年，俺爹从集上买来的，买来就是旧的，不知谁家使了多少年。整天拉来拉去，猫钻狗抓，人站上去够东西，放几袋子粮食，还是这么结实。我便不好意思再说下面的话。
起身告辞时，长长面孔的表婶在身后相送，她突然以一种类似于深情的语气叫我名字，瑄璞，那小桌你想要吗？拿走吧。我不好直问她多少钱，便迟疑不语，表婶接着说，你喜欢就拿走，不说钱。我说不不，要给钱的。我先去办别的事，过两天来拿。
我又游走了几个村庄，连带打听哪里有物流，可运送这个小桌到达西安。终于在铁路西一条街上，找到一间门面房的物流公司，我描述了桌子的大小，谈好价钱五十元，可送到西安城东的货运站，自己去取。
两天后，我雇了车，来到表叔家里，看遍堂屋，却不见小桌的影子。表婶说，儿媳妇拿去用了一下，咱现在过去取。我拿出六百元钱给表婶，她先是不要，来回几番推让，收下了。二人领我去儿媳家里。儿媳脸色阴沉，拿个干毛巾摔打自己身上的土，不与我照面。我看出有问题，给表婶说，你们意见不统一，那我就不拿了，不要我走了你们生气。表婶小声说，没事，搬走就是，我的小桌我做主。我和表叔将小桌抬回他们院子，问表婶，是否她嫌钱少，那我再加二百吧，您拿给她。表婶说，不是钱的问题，你拿走吧。表叔一直是那种沧桑悲壮的表情，不说话，拿来一块抹布，蹲下来，将小桌从上到下擦了一遍，还用手轻轻地抚摸它。我心有愧，六百元钱，就将人家喜爱的东西拿走，但确实已经对这个小桌爱不释手了。我给表叔表婶说，请你们放心，这小桌到了我家，我会好好爱护它，就像它在你们这里一样。表叔表婶在身后相送。我和小桌，在面包车上走出好远了，还见二人弯曲的身影在路边挥手。
就像是一场梦，小方桌摆在了西安我家的客厅里。
水娥表姑，七十多年前嫁到了蒜刘。那姓刘的朝上数几辈人，种地之外，做些小生意，辛苦经营，维持温饱，没有任何致富迹象。大约民国三十几年，棉花大丰收，秋天里收了很多棉花。那年冬天，几十年不遇的严寒天气，使棉花价格突然大涨，他家意外挣了一笔钱，很是置了一些田产。然后这些新多出来的土地，刚好够给他家划成富家，从此接受批斗。
某一天，我接到一个西安号码的电话，对方用河南话叫我名字，说他是荒张的自臣。我问，当年我跟着俺奶奶到你家去，有天早上带我去树林玩的，是你吗？他说是他，他现在在西安一家工厂干活，临从家走时，他伯(父亲)给了他我的号码。我说，三十年没有见了，你有时间来我家玩吧，看看你家的小桌。说这话时，我坐在地毯上，胳膊就放在小方桌上。他说，好，有时间就去。我问他工作咋样。他说，还好，管吃管住，工资也能按时发。如此电话挂了，后来，好像还相互发过短信，他却始终没有来我家。我不知见了后，能不能认出他来，只记得那时他是十来岁的少年，长脸，白皮肤，挺英俊的样子。
过了两年，我再回老家，问蒜刘表姑家的儿子，自臣表哥前两年在西安打工，还联系我，说是到我家来，怎么再没音了？刘家大表哥说，你不知吗？他死在了西安，掉到工厂的开水锅里了。天啊！工厂给赔了多少钱？刘家表哥叹息，唉，我舅和妗子年龄大了，没出过门，没有人去理论，听说丧葬费外，只赔了一点钱。你去我舅家，别问这事，大家现在都不提。我因为《多湾》还没出版，也就没有去表叔家，想表叔那张悲苦的脸，似乎生来就是为承受苦难的，自臣表哥这件事，只是他一生中无数打击的一个罢了。
我又去了商桥火车站——在小说中，我无数次写到这个小站，是人们到外面世界去的一个重要之地。那时没表，时间全靠估摸，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我那小脚的奶奶着一篮子馍，天不明从家里出发，走十八里地到商桥车站，误了火车，便沿着铁轨一路向南又走五十里，步行一天来到漯河，给在漯河高中上学的爸爸送馍。
商桥镇属于郾城，与临颍交界，抗金英雄杨再兴之墓，刚好跨在两县的地界上，临颍抢了先，将墓园大门开向北，在临颍境内。据说省上领导来考察，问，一般的建筑都是门朝南开，这墓园为何向北呢？一时众人无答，县委宣传部一人机灵，站出来说，为了纪念杨再兴英勇就义，他壮志未酬，怒望北方。
小商桥，是当今世界上现存第一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单孔敞肩石拱桥。这个专业性很强的名字来源于百度，当地人都说是老桥，它早于河北赵州桥十多年。2007年它还低调地隐藏在村子里，经过村民的指引，穿过向南的一条小路，我走上一座粉红色石头的古桥。桥身用青石补过一些地方，也不知是哪朝哪代补的，粉与青的交错，衔接得密无缝隙，桥墩也不完整，桥面起伏不平，厚重的石板已经被时光打磨成风吹绸缎般温和的起伏。我又来到桥下边的颍河故道，河水走到这里叫作小商河。远处河床已不明显，只是在接近古桥的地方形成河道，一点浅浅的水静卧桥下，为了成就这座千年古桥。上午的村庄很是安静，偶有农人匆匆走过，突然一辆拖拉机装满粮食，突突突地从桥上驶来，随着桥面那柔软的起伏，车身左右摇摆，像是被古桥全方位地按摩。每一个走在桥上的人与车，都接通了一千多年的气脉，知道自己走在前人走过的路上。今天宁静祥和的气息，谁能想象八百多年前，岳飞爱将杨再兴在此与金人相遇，寡不敌众，被乱箭射成一只刺猬，河水染成红色。或许那时此地并无村庄，只是一片沃野和战场？如今这里村庄稠密，桥东不远是国道，桥西几百米是铁路，过去与现代，并肩而立，各行其道，村人与古桥，晨昏相伴，鸡犬相闻。我在桥边观望了好久，也被村人当成景观看来看去。
等2012年再次路过时，这里被开辟成收取门票的4A级景点，在107国道边，大门楼崭新巍峨，园子建得很大，人为的曲径通幽与亭台楼阁，要走好久才接近那座小小的桥，就连河道都砌成了石头。为了装点这座百分之一的古桥，扩建出另外百分之九十九的地盘与建筑。不知村民都搬到了哪里，迁得是否情愿。总之，要动用一切力量，来成就一个4A级景点。从一座远古而宁静的人间烟火气的古桥，成为一个面向国道的喧闹的大花园式的旅游景点，个人利益与情感总得让位于宏大叙事，这是我们的惯例。村民们哪里还敢想象，曾经粗笨的拖拉机驮着重物突突突地从上面碾过，见天鸡刨狗挠，畜生们在上面撒欢咬架屙屎尿尿。
见证了前后之变化，我们才知道全国各地的旅游景点，原是怎么回事了。西安的某条老街，前十多年也是破烂小房，各种摊点，烟火气十足，今朝街道拓宽，新石板铺路，门面装修一新，摊贩全部入室，而且竟然新建了一个某文化名人故居，买票才能进入，一切新材料被做旧，俨然高门大户深宅大院的样子。不知底细的外地人看来，就认为那位文化名人，曾与这个建筑相伴无疑。
摩的大叔很是奇怪，“没有一个火车在那儿停了，就剩两间破房子。”我告诉他，就想去看看。我感觉他的车放慢了速度，可能心里也在猜度，这女人，到底要干啥。他把我放在路口，说南面车走不了了。正是大中午，火辣辣的太阳在头顶，我沿着铁轨边走向那个基本废弃的小站，心情激动，好像我就要看到当年的奶奶，想到《百年孤独》里的情节，雷贝卡在一座废弃的房子里，继续待了半个世纪，从窗口递出五十年前的货币。一列火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轰鸣声中，我看到五十年前，我的奶奶着一篮子馍，馍上盖着一个大手巾，从铁轨对面的土路上向南走去。我大声喊她，但被火车的声音覆盖。火车全面提速，铁轨两边拦了铁丝网，人无法靠近，我也不能跨过铁轨到对面的小站。列车奔跑而去，奶奶也走不见了。我站在正午的太阳下，对着那几间淡黄色平房，哗哗流泪。京广线可能是中国最繁忙的铁路。又一辆火车呼呼而过，丝毫不知道一个女人站在道边，内心呼啸着不亚于它们的激情。写出来，一定要写出来！写出奶奶这样的人，她娇小的肉体在世上生长、绽放、衰败，她度过了艰辛而充实的一生。一个人，不论在世上怎样生活，受过多少磨难和痛苦，只要能经历和见证这一切，她就是幸运的。还有我那些从未谋面的，甚至不知道名字的先人，他们活过，爱过，沉沦过，挣扎过，像这世上千千万万的人一样，最终归于泥土。人类有寻根的欲望，总想知道自己的来处。
也没有什么提纲，由季瓷开始，她身边的人，遇着一个写一个，出来一个讲一个，像夏季的豆角秧，越扯越多，如颍河泛滥，大水漫灌。
写到自己家族的隐痛，显得尤为严峻和凝重，似乎书写成为一种仪式、缅怀或审视。不停地自问，是这样吗？如果是我，怎样选择？我到底是一个写作者，还是一个亲历者？是要为自己的先人树碑立传？还是将他们作为模本，投入人性的熔炉冶炼、拷问和取证？那些生机盎然的先人，在大地上奔跑劳作觅食，在河水边繁衍生存筑梦，平凡而卑微，吃饱肚子是最大愿望。他们可曾想到，后代口口相传他们的故事，直到有一个姓周的闺女怀着决绝和热望，想要记述、演绎这一切。一些故事在我成长的道路上，作为只言片语、绯闻逸事，不时来到耳边，一点点养育我的好奇心和探知欲，连缀成似有若无的画卷。现在想来，好像我到这世上就是为了写出这些故事。是谁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付予我？
历史本没有真相，故事也只是传说，只有人性的脉络柔韧而顽固地编织在那里。
不美化，不夸大，不矫饰，真实地还原他们作为人的梦想、挣扎、破碎与含垢。这是写作的初衷，也是一切优秀作品的标尺。现在回头看始于十多年前的这场书写，我还是在某些地方闪烁其词，有所退却，这或许是这部作品的小小遗憾，或者说既成风貌。写作之迷人和神秘，就在于跟作者的年龄、阅历、认知密切相关，同样一个人，三十八岁和五十岁写出的文字，会不一样。奶奶的前夫，并非如小说中写到的，是土匪打死，也不是结婚三年才死，而是基本新婚，在一次夫妻欢娱之后，痛饮凉水，暴病而亡。这听起来很不体面，也不高尚，可的确是事实，就像很多堂皇的事件，揭开幕布与装饰，里面总有不堪的原貌。世间事大多如此，看起来是上半身的事情，其实多由下半身引发；看起来是桌面上的公开事件，其实是桌面下的动作在起作用；人类为了下半身的享乐，动用上半身所有的智慧与能量。奶奶的一生，就因这样一个拿不到台面上来说的事件而改变，她因此而改嫁来到大周。十二年前起笔的时候，我还年轻，一切都想体面与正确，认为不如土匪打死来得无辜，较能说得出口。至于她在那样一个时代，怎样迅速再嫁，她家里还有什么人，不得而知，小说开头的情节，于枝兰、罗掌柜、宽婶子这些人，皆是虚构，是为季瓷这个女一号隆重出场而搭建的花车装饰。
是非起伏，都随着颍河水而去，颍河都能改道，还有什么不能改变的呢？人生是一条多湾的大河，《多湾》这本书，也由着它自己的命运，顺着长河漂泊而去，寻找它应有的位置。
多年以后，季瓷的颍河，已经由东向西迁移了差不多两公里，由曲曲折折一百多道湾而变成一条直线，从大水丰沛走向快要枯竭。
2015年年底，《多湾》出版；2016年国庆假期，姐姐夫妻和我们夫妻共四人，驾车回到临颍。
车子进入荒张，仍然像从前一样，找不到表叔的家。以前打听，就问张自臣家在哪里，现在，似乎连这个名字都不敢提了。突然之间，问题来了，表叔叫什么名字？没有名字，又怎么打听他家呢？姐姐说，好像叫迎顺，你忘了吗？小的时候，咱经常说迎顺表叔。对对，迎顺表叔。于是拦住村人问，张迎顺家在哪里？路人摇头，没有这个人，再问一人，也说无此人。肯定是姐姐提供的名字有错。于是打电话问我爸爸，说我们现在荒张街里，表叔叫啥名字？爸爸说，张松仁，比我小两岁。迎顺是你西乡的表叔。
我们被人指引到一条巷子里，变作土路，只见到路边一位老人，坐在轮椅上，自己用脚蹬地，在泥路上缓慢行走。我走过去问，请问张松仁家在哪里？他不停地打岔，张会群？张安民？张雪轮？我的声音一次比一次高，嗓子喊疼，问路成了体力活，气得够呛，拿出纸笔，写下张松仁三个字，他再问我，你们是哪儿的？我说，西安来的，他亲戚。每句话要大声喊给他，三四遍才听清，然后他再问，你找他啥事？他的每一个问题都比上一次更严峻，完全是审问态度。真气死我了，转身走开，不问了还不成吗？他在后面说，算了，我给你说了吧，那语气好像他拥有多大的机密一样。我站下，转回身有些气恼地看他。他说，躺床上动不了了，俩孩儿家轮着过，大儿家在那边，这个是他小儿家。他指着我身后一个大门。我气未消，也不说谢他，转身拍大铁门。随着几声狗叫，走出一位妇女，我说明来意，她说，那院。领我们向西走，好像是那年不愿让我拿小方桌的那个女人，那么她是自臣表哥的妻子？她不愿与我说话，我也不好细问。跟着她向西，进入一个院子，她推开堂屋门，再推开东边房门，指了一下，转身走了。
我和姐姐站在房间门口，看到床上的腈纶薄毯下，像是没有人一样。我俩叫几声表叔，无人答应，再向床边走去，惊起几只苍蝇。表叔醒来，挥动胳膊，又是一阵苍蝇飞舞。表叔抬起头看看，再慢慢坐起来，面色苍白，瘦得吓人，看起来比我爸爸老许多。他已经不认得我了，任我怎样解说，只是一脸懵懂，脸上充满戒备与冷漠，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我和姐姐只好不停地说，大周，狗卯(爸爸的小名)，西安……有一种东西在他脸上，一点点复活。或许是因为西安二字，让他痛苦地闭了闭眼睛，更加戒备，充满嘲讽地说，直说吧，老家哪儿的？来弄啥哩？我们再次说，大周，狗卯……
就像从一条幽深的隧道里走出，他终于搞明白了，叫我们床边坐下，我俩没有坐。屋子里散发着不好闻的气息，乱七八糟堆放着东西，灰尘厚厚一层，哪里也不能下手摸。
他说，表婶前年已经去世，他嘛，身体本来还中，就是三个月前骑三轮车赶会，下车时摔倒，在地上蹾了一下，把腰骨蹾坏了。我拿出《多湾》，送给他。他翻看着说，眼睛不行了，字看不清。
我拿出二百元钱给他，他推让不要，我装在他的上衣口袋里，握住他一把骨头的右手，与他告别，请他保重身体，我下次回来，再来看他。他摆了摆手，悲哀地笑笑，眼里现出一层泪光。
大表哥急急回来，说正在地里种蒜，听人说了，叫我们不要走，在这里吃晚饭。我们坚辞，说还要去看蒜刘表姑呢。我从大表哥那张慢长脸上，看到表婶的贤惠模样。对于自臣表哥，我却怎么也没有勇气问起。我让他给蒜刘那些表哥打个电话，就说我们现在过去。蒜刘表姑有七个儿子，接电话的是在县上工作的一个，说他现在就骑电动车回家。
在蒜刘街里，汽车进不了窄小巷子，只好停下，走路去往表姑家，四个人，手里提着东西，引来街里人观望。一个人背着农药桶，向着我们走过来，我认出是刘家大表哥。他前些年中风，抢救过来后，生活能自理，农活照干，但说话不伶俐了。我走过去叫他表哥，他惊惊呆呆一阵，说，咦，知了，知了。突然咧开嘴像孩子样哭了起来，一定是想起，我上次来时，他还亲热地接待，不停地说话，而现在，满心里的话，嘴上说不出来。
八十九岁的表姑，腰弯成九十度，耳聪目明，声音洪亮，说，你大表姐看(刚)骑了洋车走一会儿，真不凑巧，要不是你们也见见面说说话。大表姐是她的大女儿，七十岁了，还能骑自行车回娘家。我问，表姑您身体好吧？她说，耳不聋眼不花，浑身上下，脆(中原官话，无论)哪儿也不疼也不痒，就是干不动活儿了，你说气人不？县城里的表哥还是表弟我搞不清楚，也回来了，电动车扎在堂屋门前。大家围一圈坐在院子里。蚊子很多，隔着一件单衣咬人，一会儿我和姐姐身上就起了疙瘩，出一身汗，烦躁不安。大表哥背对我们坐在一块砖头上，情绪激动，全身颤抖地哭，被表姑大声吵嚷几句，止了哭，静静听我们说话，过一会儿，又忍不住抽泣起来，大大的灰色的嘴唇颤抖着。从前我们来，他这个大哥是主角，张罗着招呼，说话，亲热得不行，现在他只能坐在外围。
大表姑的三儿子或者四儿子，前些年得了渐冻症，郑州北京，到处看不好，最终死了。儿媳妇不愿再嫁，于是招了女婿，又称为招夫养子。一个娶不上媳妇的老小伙儿(据说是因为懒)，来了后，把大表姑喊妈，接续死去的人，成为儿子、丈夫、兄弟和爸爸。不愿外出打工，嫌太吃苦，被村里人家里人说告来去，只好跟着别人出去。正月里走，三月里回，说身体有病，不适合在外打工，那么就在家里四处打点零工吧，也能多少挣点。可他每次干活不出三天，总得有点状况，不是点眼药就是打吊瓶，反正把自己弄得像个病号一样，最好是每天在家待着，三顿吃饭，四处闲逛。大表姑一家都是扒明起早干活挣钱的人，最见不得谁偷懒，碰到这样一个基本没有进项的“儿子”和“兄弟”，也是没法儿。好在他挺听话，不惹事，喊妈也喊得真诚，愿意到老太太跟前来，老婆家存放的吃食，拿出来给他，也不嫌弃，接住就吃。大表姑要去哪里走亲戚、串门子、看戏赶会、坐桌当客，他也很愿意跟着，开个小三轮充当司机，吃喝肚圆，临走捎带，日子倒也能过。
回到西安后，微信上有人加我，说他是张松仁的孙子。我问他你爷身体怎样，他说还好，躺在床上养病。过年过节时候，这孩子会发一些大家来回转发的那些问候语。而我终是没有勇气问他，张自臣是你爸爸，还是叔叔？
半年后，我突然想问问那孩子，他爷爷怎么样了。半天没有答复，到晚上时候，微信里传来荒张大表哥的声音：瑄璞，你现在好吧？我爸……你们去年八月十五之后回来看他，到阴历十月二十七他不在了。
我问，刚才说话的是你爸吗？那孩子说是的。我问，你在家，还是在外面干活？他说刚回来两天。我看了他的朋友圈，感觉好像是在北京送快递。他已经结婚，有一个大眼睛的妻子、七八岁的儿子。
下次回老家，荒张那里，似乎没有理由再去了。我在荒张的街里，该怎么问路呢？我不知道大表哥的名字，也不知加我微信的这个青年，叫啥名字，他的微信名字只是一个“张”字。就算我们有一天在北京的大街上迎面而过，也互不认得。
我想再去姨家的大杨庄看看。大国开车。穿过刘孟街里，向东拐去，不足一里地，河道已经消失，基本与大地一样平了，只有一个牌子显示：颍河故道。老寨墙也没有了，那条记忆中的左手寨墙右边河道的小土路消失，被许多新建的住房掩盖，四十年，足以让村庄改变面貌。只好继续向东，由一条陌生的小道进入，大国肯定地说，能走进大杨。仍然是那个巨大的村庄，安静得很，几乎见不到人，仿佛是一个埋伏圈。我们终于来到一个像样的十字路口，应该是一个村子的中心，一间小破房子的门头上，顶着大大的招牌，分为两行书写：河南省农村信用社郾城区大杨村金融自助服务。四处无人，大招牌下的小破门也是久未开过的样子，好像它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告诉我，这里就是大杨。我下车细看，东西南北，并无行人，只有南边巷口，一个推三轮车卖西瓜的妇女。村子静得吓人。经过辨认，它又与我四十年前的记忆结合起来了，向南走去，正是去往姨家的方向。走到那位卖西瓜的妇女身边，终于看到多年前通向我姨家的那个巷口，我走了进去，比我记忆中的还要窄小一些，如果对面来个人的话，都需侧身才行。穿过几十米的小巷，会不会走进四十年前，踏上我去姨家的节拍？高墙峡谷，盛夏的太阳照不进来，小巷比大街上凉爽几度。野草一簇一堆，恣意生长，碧绿如洗。我只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和呼吸声，走出巷口，就是个小小的空场子，它交错连接三个小街巷，信息人流交汇之处，孩子玩耍的场地，中午时候，人们端碗在此吃饭，大人小孩，鸡狗也有，阳光投射，树影婆娑，笑声语声细碎生动。纵然我姨已经不在，但起码会见到一两个邻居吧，他们或许记得，四十年前常来这里做客的大周的那个小闺女。
一脚踏入阳光里，我站在那个小小空场上了。更大的寂静和虚空。只有我的心跳，咚咚作响。像是进入一个不真实的世界，老旧院落仍在，青砖垒造的世界停留在四十年前，只是再无人迹。只有一两家新建门楼，看样子住着人，其余破旧的院墙房屋，青砖红砖被岁月磨蚀得没有棱角，一切圆润沉寂。花悄悄开，草默默长，新出的青菜身姿茁壮，阳光投下大树的影子，无言静卧。我向东走去，来到姨家的院门前，如今已不知是谁家领地，透过上锁的破门板，看到院子里种着一片青菜。我一个人在此徘徊停留五六分钟，见不到一个人，更没有人前来盘问。大杨庄的深处是一个不设防的空堡。面向东的我二妗子娘家院落，更是连薄板小门都倒朽了，这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儿子的家庭，几个女儿嫁走，且因家族遗传的糖尿病都已离世，门户就此终止，院落里曾发生过的轰轰烈烈的几百年的生活与恩怨，从大地上彻底消失了。
我向回走，拿出手机，录制视频，随着我的走动，小巷有节奏地起伏，突然画面里出现一个粉衣少女，我俩都吓了一跳，我不好意思直对着她拍，收起了手机，二人错身经过。我又来到十字路口了。只有大国的汽车和卖西瓜的三轮车，暴露于热烈的阳光之下。刚才那安静阴凉的一切，犹如一场梦境。我买了那妇女一个西瓜，上车离去。
我来到漯河大表哥家里，看望大妗。母亲姐弟四人连带配偶共八人，现如今只剩下三个：我爸，大妗，二舅。大妗前几年高血压发作，有点偏瘫，行动不太灵便，日常生活凑合能自理，在三个儿子那里，轮流居住，每家半年，颇有点亲兄弟明算账的样子。我每次到漯河，都去大表哥那里，因为正巧大妗都在他这里。大表哥的店面比前些年大了许多，堆得满满当当，楼上住处也摆满了成箱的货物，把大客厅占满，只留下走路的道。想起十多年前，我为写《多湾》体验生活，在他家住过两天。那时，他的两个儿子正上中学，店面还小，经营品种有限，两口子兢兢业业地打理。我问下岗不久的大表哥，单位还给你发钱吗？他慢着声说，他给咯我拿住，他不给咯算了。晚饭后我们坐在屋里聊天，说起外面的世界，大表哥在沙发上盘住腿说，我觉着还是我的日子好，也没钱，也不操那么多心，想去哪儿站起来走了。经过这些年的经营，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就业，结婚，生子，他恐怕再也不能说，想去哪儿站起来走了。经济好转，要操的心更多了，越来越大的店面，天天进钱的局面，万万不能停下的，如果关门出去玩几天，一算账，少挣多少钱，罢罢罢，还是不去了。
大表哥的两个儿子，生了三个孙子，小的八个月，大的三岁。大表嫂至少看管一两个，有时候三个宝贝全在，儿子上班前把孩子送来，下班来吃完饭，再把孩子接走。家里变成托老所、幼儿园。大表嫂听说我是回来体验生活的，幽默地说，别回大周了，就在俺家体验体验妥了，你看我这日子，早上睁开眼就忙活，一直到晚上还不安生，抱抱这个，抱抱那个，买菜做饭洗洗涮涮，就没有闲下来的时候。可她并没有厌烦和疲倦的样子，好像再来几个孙子——最好来个孙女那就更开心了——也能应付，货物堆得再多也能打理，总之日子很有奔头的样子。
我和大国、小洁驱车，一路向西。
现在这条笔直的颍河，被上游拦了水坝，几乎没有水。河道里长满青草，只在最中间的谷底，有浅小的一溜清水，静静地流淌，两边是柔软的泥潭。河面和田野上，不时有鸟儿掠过，蓝色的脑袋，长长的尾巴，大国说，那是蓝闷儿(音)。到底我也没搞清，那是什么鸟。
新颍河和泥河之间，相距两三公里，之间全是平坦良田。
车一路向西，直开到泥河，在一座桥头停下。桥上立着一个男人，守在一辆机动小三轮边，车上放了好几个大塑料桶。我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捉泥鳅。
泥河又叫蜈蚣渠，听名字就是一条人工河。它比颍河还要窄小一些，跟颍河一样，河道长满了浓郁的青草，只在中间地带，有半步宽的小溪流，青草之下的湿泥里，已经被这个男人埋下了几张网子，从他车上的三个大塑料桶来看，成果一定不小。天黑前，他就要收网，收获物卖给夜市和饭馆，十多元一斤。我说，那你不少挣钱哩。他开心地说，挣啥钱，全当玩哩。路上开过来一辆白色小车，走到桥头，停下来，车上的人穿白衬衫，压低脑袋透过车窗跟他说话，伸长胳膊给他递烟，他客气不要，那人不依，胳膊在车窗前伸了近十秒钟，那根烟执着地晃动，他接过，那人才开车走了。
我问捕泥鳅者，河那边就是郾城了吧，泥河是分界线？他说是，突然指着对岸问我们，河那边是南还是西？我和大国一致说，当然是西了，因为泥河是南北方向嘛。那人更高兴了，总算找出别人错处的开心样，错错错，咦，你们临颍人咋都是这哩？到这儿就迷向。他带着没来由的优越感，好像他们这里是高深的迷魂阵，迷住无数临颍人就是他的胜利。那是南！他用刚才别人给他的那根烟，指着说。我们几人想不通了，南北方向的河流，河那边怎么会是南呢？我打开手机地图，显示出我们所在地的这段河流，是西北向东南的流向，那么河的正对岸，算是南边吧。在确凿的事实面前，在别人的地界上，我们只能认输。那人站在桥上，抱着膀子，耐心等待河底的泥鳅钻入网中，也将给一个又一个路过此地停留片刻的临颍人出一道难题，然后果断地说，答错了，扣十分。
我们站在河边，看厚厚一层不动声色的河底青草，想象泥鳅们误入罗网，变作这个男人的经济收入。看够了风景，吹尽了两县交界的秋风，满眼都是绿色，深绿浅绿暗绿艳绿层层叠叠无尽无止。大国说，空气多好。
告别捕泥鳅者，开车走人，沿着泥河的河堰，一路向前，果然感到河流绕了一个弧度，变成了正向南，这下可以果断地说了，河对岸是西。大国说，踏入我国国界，这一片都是咱大周的耕地了。车身更加轻快，一路向南。田野大得无边，只要有时间，好像可以一直这样奔驰下去，车窗开着，风呼呼进来，绸缎一样扑打脸庞，河面上不断有“蓝闷儿”飞过。大国再次感叹，姑，你看咱家有多好，空气新鲜，风景优美，吃的都是自己种的，这才叫绿色环保的生活。
我说，是，你们自己吃的那一溜菜不打药，其余卖给别人的都使劲打药。大国笑，不打药长不好，没产量。
秋天，小洁说，姑，我摘这一溜不打药的，给你晒点干豆角，你带回西安吃。
大国说，不出五年，农村又会变得重要，你信不信？姑。我说，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