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南院情结
我在大周村的日常，除了走走看看，坐在乡亲们中间听他们说东道西，走一走小时候没有去过的村后田地，穿过童年一个人不敢去的孙拐，还包括常常站在街里路南的一块空地上，对着一片野草发呆，无数次想象着这里盖起一座房子。我甚至用脚步丈量，估算着房子占去多半地方，只留下一个小小的院落，种上花草，栽两棵树，从书房窗户，扭头可看到花儿开放、树叶摇动。关闭大门，守住院落，一种安宁和温馨之感。这才是真正的家园吧。
六年前的冬天，叔叔来电话说，想在老家的南院盖房子。
南院这片宅子，属于我家已有七十年，是我爷爷奶奶买来的，当时一个四方院子、三间大瓦房。一直没有人住，慢慢房倒屋塌，成为一片废墟。
爷爷奶奶的两个儿子，爸爸和叔叔，都上了大学，在外工作。母亲和婶婶是农村妇女。我们堂兄妹几个小孩，在老家出生，度过童年，都随母亲，是农村户口。上世纪80年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家属农转非，我们姐妹随母亲转到西安，两个堂弟去往郑州，哥哥年龄远超政策规定的十六岁，并且已经结婚，不能随母亲转为城市户口，留在了老家。爷爷奶奶去世后，家里只有我哥一家人，前后两处宅子都住不完，更不会在南院盖房。二十多年前，哥嫂来西安打工，孩子在西安长大，现已参加工作。家里老院，归叔叔继承；南院那片废墟，我爸爸继承，宅基证上写的我哥名字。
这个当年我爷爷奶奶辛苦劳作给后人挣下的一片家业，其荒谬之处就是，七十年来，我们家没有任何一个人在那里住过，它只是名义上属于我家，成为我们纪念爷爷奶奶、捍卫他们创业精神、维护家族情感的某种象征。多年来，生产队里，不断有人觊觎那片地方，前几年，有人专程坐火车到西安找我爸爸商量，能否让他家在那里盖房，爸爸叔叔都没有答应；三顺哥几次请求借用那里盖个烟炕，经营烤烟生意，只用三年，期满归还，老哥儿俩也没同意，害怕烟炕是幌子，实为借荆州。我叔还专门给有亲戚关系的周而复交代，请他看好这片地方，但凡有人想打主意，要在这里动点什么，立即通报他。几百里外省城的叔叔，随时会知道谁在那片地上堆粪了、放柴火了、扯绳子晒衣被了。这些小动作，都不足以让他心惊，突然那天一个电话，我叔叔立即买了火车票回到老家。
宗理叔的儿子树功，拉了一车砖堆在那里。
叔叔的推理是，树功今天能在这里堆砖，明天就敢在这儿盖房。
担心是有道理的，树功真有在此盖房之意。
南院这片地，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有所变动，先是相邻的一个生产队变换过道，多出来一过道的地方，我家又从村后某个地方补给人家一点；因为当年我哥结婚时，新划宅基地，生产队将我家旧院后面一片地划给我哥，可那里面有我们生产队周庆洪的一部分，大家口头协议南院我家那里，有五分之二置换给周庆洪，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南院，只有五分之三属于我家。
周庆洪没有儿子。他去世后，他在我家南院那片五分之二的宅基地，归他弟弟周理洪经管。
村东头临街的这个黄金地段，由于如此复杂的历史原因，意外地成为一片空白，因为它只够一处宅子，只能盖三间房外加一个门楼，也就是说，要么经周理洪同意我家盖房，要么经我哥同意他家造屋。可周理洪只有一个儿子，不需要那么多宅子，我哥常年在西安，不回老家，也不需盖房。并且周理洪和我哥的关系十分要好，两人谁都没盖，只是共同维护，好像要使那片地方世世代代闲置下去。从前我哥在老家时，两人各自种树，后来我哥走了，周理洪在那里种树。现在树功想要在南院那里盖房，是因为他跟周理洪的儿子小军是好朋友，据说小军答应他了。写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致电问过树功当时的经过。他说他并无意在此处盖房，那块地方对于他来说，有点小了，只因当时他的砖在学校存放，而学校要翻修，让他腾地方，他临时把砖放到我家南院空地上。看看，只是过去了六年的事情，便各有各的说辞，很不一致了，那些历史上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的事件，就更说不清了，书写历史的人，也只能是根据自己的猜测来写，或者沿用前人的一个失实或错误解读，一路记录下来，于是历史就成了后人们看到的样子。
“我哪怕把那片地白送给别人，我不能眼看着我仇人的儿子在那上面盖房。”叔叔在电话里说。
可能邻居是这世上最容易结仇的人，我家与宗理叔家，一直不太和美，不外乎是因为谁家多占了一砖地方，谁家的房盖高一头超过了自己。我叔控诉的版本是，因我家院子在后，他家院子在前，回我家，要从他家东屋后的过道里经过，而他家人将厨房烟囱垒得过大，致使我家架子车出行不便，心里就不痛快。有一次我爷爷挑水回家，走到烟囱后面，不小心碰破了水罐，我爷爷是个火暴脾气，挥起扁担，捣了他家烟囱，他家人出来叫骂，身材高大的我爷爷抡着扁担，一人对付几个男人，从此两家结下仇怨。十多年前，宗理叔翻盖堂屋与门楼，因我家常年无人，他将堂屋向后盖了几十公分，大门楼向我家过道多垒出一砖，本就不宽的过道，又窄了一点。我叔叔回到家里，发现了这个问题，可他家新堂屋已经住进人了，为此我叔叔与他大闹一场，据说宗理叔推了我叔叔一把，叔叔扑上去打他一拳，宗理叔抓住他的手，差点把他一个手指折断。我叔叔坚持要打官司，让他将堂屋推倒重盖，过道向里收缩回去一砖。经生产队调解，宗理叔只承认大门楼侵占了我家过道，答应五年之内，再次翻修门楼时更正过来。可这事已经过去十多年，宗理叔得病偏瘫，病床上歪了几年后，去世了，老宅院划给二儿子二功，二功外出打工，大儿子树功对此事当然没有责任。再说我爸爸已经八十多岁，我哥只想在西安多挣点钱，在城市扎下根来，老家的事，不愿多管，只有我叔叔一个人像圣斗士一样，折腾一阵，无人理会，含恨回了郑州，从此与他口中的“小个宗理”仇恨更深。
“这么多年了，宗理叔人都死了，还计较啥？南院那片地，咱家从来也用不上，树功想要，给他算了，落个人情。”我在电话里说。
“我随便送给谁，也不能叫小个宗理的儿子占去。”
“那咋办？他已经把砖拉来卸到那儿了。”
“咋办？他立马给我搬走！那地方，我要盖房。”
“盖了房，咱们都不回去住，还是荒着。”
“怎么没人回去住啊？我回去住，我马上七十了，你爸八十多了。人老了都愿回老家，或者你们谁回去看看，办事什么的，连个落脚地方都没有。再说，你不是曾说过，想在老家盖房嘛。”
“我是说过在老家盖房，那是到快退休的时候。可我现在离退休还早呢。”
“反正这房，得先盖上，把那片地方占住，省得别人再打主意。”
“也行，您要实在想盖，就盖吧。”
“主要是钱的问题。我问过了，盖三间房子，大概需三四万。”
“三四万恐怕拿不下来。我听说在咱老家，十年前盖三间房就得四万。”
“咱先凑凑试试。我能拿一万五，你看，你，能拿多少？”这才是叔叔给我打电话的目的。
“让我跟家里人商量下，我想，大概，拿两万，应该没问题吧。”我心里没底，先这样说。
“你要拿两万，你哥再拿一万，一共四万五，就差不多够了。”
“我哥能拿吗？他去年在西安买房，还借了我几万呢。”
“给他盖房，他能不拿钱吗？宅基证上写着他周冲的名字，房子将来盖好，是他周冲的呀，他只用拿一万块钱，别的啥都不管，我在家操持着，给他把房盖起来。”叔叔说得很有把握的样子，但我知道我哥的情况，只好说，那你问问他吧。
过了几天，叔叔又来电话说，“上次给你说的，我拿一万五，现在情况有变，只有一万了，你不要问为啥，也就是说，加上你的两万，一共三万块钱，显然盖三间房子是不够的，你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其实我已经问过我哥，他说，一分钱也拿不出来，近年他也不打算再回老家居住，也不支持叔叔盖房。他的一个信合存折因为上次要办什么手续，在叔叔那里放着，上面两千块钱，叔叔已经取走，除此外，他真的拿不出钱。给儿子买套房，办的按揭，首付款还借了一部分，剩下的钱，他要在有生之年，和嫂子到处打工挣钱来还，他们唯一的希望是三十岁的儿子能顺利找到女朋友，尽快结婚。否则，“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看来，哥哥对于在老家盖房的事，没有一点兴趣。
叔叔上次说能拿一万五，这次又说只有一万，显然是我婶也不支持他盖房，并且他两个儿子一分钱不拿，可见他们也是不赞成的。
可叔叔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见我这里再挤不出钱，不知他在那边又做了什么工作，过几天后，说，又能拿一万五了。他打电话游说我爸爸和姐姐，描绘房子盖好后的美好前景，今后我们要是回老家，就有个落脚的地方，不用再站到街里，思量去哪家吃饭合适。说得大家动了心，爸爸主要念及那是他爹娘起早贪黑劳作挣来的一片地，也想在有生之年看到那里盖起一座新房。他答应拿一万，姐姐愿意拿五千。我被叔叔的执着精神感动，对他说，你执意想盖，那就盖吧，我们大家再想想办法，我除了两万之外，或许还能再拿出几千。叔叔追问，几千呢？我说，五六千吧。这样算来，加上我哥的两千，将近六万，似乎够了。房子先盖起来，晾上一两年，等有钱了，再装修也行。我请叔叔注意，与工程队谈价时，不能只图便宜，防止有的包工队先用低价吸引你，然后一步步加价。我说了两个原则，一、房子质量一定要保证，不能为省钱盖个住不成的房子，哪怕面积小些，少盖一间都成；二、要盖成城里单元房的样子，三室一厅或两室一厅，房子里要有厨房和卫生间，不能像农村人的房子，厨房单独在外，厕所在院子的另一头，刮风下雨，跑出屋外上厕所。做到这两点，我才有可能将来退休了回老家居住。叔叔说，这两条都能做到，保证盖一座让你满意的房子。
叔叔立即发挥工程师的才能，画了几个图纸快递过来，还将哥哥在他那里保管的宅基证复印了一同寄来，意思是让我们放心，房子盖好绝对在我哥名下。图纸有三份，两个三室一厅，一个两室一厅，总面积都在八十多个平方米，外带能进汽车的大门楼，让我选择。我选了一个八十二平方米的三室一厅。同时我很怀疑，不足六万元，很可能拿不下来这个“安居工程”。叔叔却一再保证，没有问题，再次给我描述未来的美好前景，到时我们回老家，汽车直接开回院子，住自己的家，也不用像现在这样，白天在邻居家吃饭，晚上回到县上住旅店。农村已经住不惯了，虽然吃饭是邻居做好端上桌来，可洗漱、如厕这些事，得亲力亲为。卫生间、马桶、下水道，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多么重要。
他让我将两万元立即打给他，趁着春节前砖便宜，先买下来。“一过了年，砖价‘呼’一声就上去了。”我按他发来的账号，将钱打过去。他取出钱，买好了砖，放在了树功腾出来的地方。这是用实际行动向全村人宣告，他将要在此盖房。
春暖花开的时候，叔叔带着行李，从郑州回到大周，借了山大爷家一间小屋住下，准备动工。山大爷几年前过世，一儿一女都在市里工作。因为山大爷晚年一直在市里跟儿子过，家中院子一片破败。办完丧事，海文哥掏钱将旧院修整好，盖一间小西屋，院墙砌起来，大门楼立起来，大锁头挂上，钥匙交由前院里他的本家大哥周海岸保管。海岸哥是个勤快人，给院子里种些花花草草、果树青菜。这小院也就成了海文兄妹二人偶尔回来站站看看，默默追念从前艰苦岁月，思念一下去世太早没有享上他们福的娘亲的地方。现在，我叔叔就借住在这个安静小院里粉刷一新的小西屋，施展盖房大计。海岸哥曾邀请我叔叔在他家吃饭，叔叔觉得他在村上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几个月的事情，不便于麻烦人家，就自己在小屋里做饭吃。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动周理洪，请他允许我哥在此地盖房。我们的统一口径是，我哥周冲要盖房，用于过两年他在城里干不动了回老家住，这个工作要我哥出面来做。
关于我叔叔这个人，想特别交代几句。我婶婶说，人是好人，就是脾气倔。由于我叔的性格原因，说话办事容易得罪人，村里人对他普遍评价不高。“哼，他回来，一根烟都是主贵的。”叔叔回到村上，当着众人掏出烟盒，抽出一根放自己嘴里，再把烟盒装回兜里去。小洁说，她女儿两三岁的时候，有次我叔回村，早上去王街集上吃饭，没吃完的两根油条，拿绳提着，回到村里碰见她公公，也就是大国他爸，领着孙女在门外玩，叔叔停下和他说话，小洁的女儿踮脚抬手去够油条，够一下，我叔把油条举高一些，再够一下，再举高一点，就那么把胳膊高高举着，跟大国他爸说话，任孩子在下面仰望着油条。海岸嫂子还说一件事：我叔虽自己在后院做饭，但海岸嫂子也没少关照他，烙的油馍成张成张地拿给他，而我叔买了一块腊牛肉，怕天热容易坏，装塑料袋放她家冰箱里，每天自己拿个小刀，切下来一块，够自己吃，余下的再放回去。
叔叔也自知，跟周理洪交涉这事，准得没向，便让我哥打电话说。
我哥电话打给周理洪，说是他想在那片地上盖房，因为单位忙走不开，委托“咱叔”回去招呼着盖。村后新划分给我哥的宅基地，比较偏僻，在一片凹地里，要变成能住人的地方，得费大动静，愿意用那一片整宅子，换取临街这一少半宅子。周理洪一口答应，“好，盖吧。”
叔叔为了节约成本，托人给他买旧砖旧门窗，这引起周理洪怀疑，看阵势不像是周冲盖房，其中定是有诈。周理洪收回诺言，不再允许盖房。我爸爸又给周理洪打电话，说就是我哥盖房，我哥盖也就等于我爸盖，用于我爸回去养老，因为盖好后暂时不住，先用旧门窗安上，旧砖把院墙垒上，防个鸡狗就中，过两年要回来住时，再安新门窗，好好装修。周理洪将信将疑，再次答应可以盖。可是得由我叔跟他说个口头协议，因为南院里，周理洪种了几棵树，我们要盖房，他的这些树就得挖掉，适当给他赔付点经济损失。我们也都答应。
那天晚上，我叔请中间人联合叔去给周理洪打招呼，明天找人来伐他的树。联合叔被人叫去打牌，忘了嘱托，当晚没有去通知周理洪，致使第二天路过街里的周理洪看到我叔叔带领两个人正在伐他的树，并且正忙着干活的叔叔没有看到他，没打招呼没让烟，周理洪觉得受到蔑视，已经走过去了，想想心里不舒服。周理洪曾当过几年大队支书，在村子里没有受到过如此轻视。他又走回来，质问我叔叔为何擅自伐他的树。我叔叔也是走南闯北之人，年轻时候扒火车全国串联的红卫兵，岂能将一个退了休的大队支书放在眼里，他反问道，咋了？伐你的树还得一遍遍请示？不是有人跟你说过了吗？两个有身份有个性的人，当即吵了起来。周理洪说：立即停止伐树，这房子，你盖不成。我叔叔以曾有口头协议为由，以打官司相威胁，周理洪气恼之下放出话来：这片地，我宁可白送人，就是不允许他这个郑州人在此盖房！
事情又僵了下来。
叔叔给我爸打来电话，请他给周理洪去个电话，把这个疙瘩解开，尽快启动盖房。砖已经堆放数日，工程队的价钱已经谈好，工期也都排好了。
我爸爸给周理洪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从祖上两家相好，说到我哥在家时他的种种关照，嫂子怀了二胎，计划生育小分队进村，他提前告诉我哥，把嫂子转移走。一件件小事说起，只是为了打动周理洪。
周理洪说，若是贵叔您要在这儿盖房，我完全同意，若是周冲在此盖房，我也没二话，只是，我再也不愿跟郑州回来的这个人打任何交道。既然是周冲盖房，那么请他从西安回来给我签那个协议。
我哥在叔叔的三番催促下，买了周末的火车票，带着打印好的协议，回到老家。
一天后回来，告诉我们，周理洪没有签协议。态度倒是非常友好，留我哥中午在他家吃了饭。我哥除了带去西安买的礼物之外，还给他上小学的孙子二百块钱。但他就是不签协议，亲热地叙旧，好听话说尽，只说他儿子小军打回电话来，不同意放弃南院那一少半地，等儿子回来再说吧。儿子出外打工，下月村上过会，或许能回来。
我们很是不解，周理洪为何出尔反尔，既然不愿签协议，就不该让我哥专程回去一趟。我哥的建议是，让我爸再回，说动周理洪。我和爸爸经过分析，认为不能回。周理洪一会儿答应，一会儿收回，不知什么意思，能感觉到他心里一定是矛盾挣扎。我爸八十多岁的人，又是他的长辈，专程回去，如果再拿不下这个事，那就彻底没招儿，而且我爸面子搁不住。
不妨再等一等。
我们计划，5月9日，即阴历三月二十一，我们村上有会，我和姐姐专程陪爸爸回趟老家。不如等到那时，再说此事。
我和姐姐分析，叔叔不会为人，说话办事也都不太到位，一个人在村上，万一为盖房的事，惹了纠纷，如若与人打闹，必是吃亏的。而且盖好的房子我们不回去住，再叫人半夜里给扒了砸了，岂不倒霉。干脆，劝劝叔叔，不要盖房了。实在需要回家居住，旧院里三间破堂屋，花几千块钱，简单装修一下，也能住人的。南院那片地方，宅基证上白纸黑字，写着我哥周冲的名字，没有我们许可，任谁也是不能在那儿盖房的，且让它继续荒芜下去。
由我姐给叔叔打电话，再由我婶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劝劝，算了，不要盖房了，回郑州去，安心过你的退休生活吧。
叔叔立即给我打来电话，生气地质问，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怎么又不让盖了，你们这是打的啥主意，钱的问题有变吗？我说，叔，钱没有任何问题，我姐的五千元，都已经交给我了，还有我承诺的另外几千，也会兑现的，我爸的退休金，下个月就攒够一万，这些钱，随时会打给你。我们只是操心你的身体和安全，你也快七十岁的人了，一个人在村里，吃不好，住不好，与人相处不快，为了盖房得罪一圈人，对咱全家名声不好，实在是得不偿失。他说，我很好啊，我愿意啊，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南院的房子盖起来。你们放心吧，除了少数几个人，大家对我还是很好的，很尊重的。我说，那……好吧，我们的原则就是，只要你安全，你开心，你愿盖，那就盖吧。
过几天叔叔又打电话来说，他决定了，准备在南院属于我家的那五分之三上面，盖两间得了。我说这样也好呀，我们盖上这一多半，那一少半对于他们来说，就没什么用了，他们农村人要的都是完整的三间房大宅子，而咱们偶尔回去一下，两间小屋足够了。再者说了，真要想盖，在咱家老院子东屋地方也能盖，我哥村后那片新宅基上也能盖，为啥非得要盖南院呢？要去求人，得到别人许可。叔叔说南院那里临街，相当于城里的门面房。老院子，要走个过道才能回家，而过道太窄，你们若回来汽车开不进来；你哥那片村后新划的宅基，是个凹地，先得垫几车土，代价太大。看来，叔叔是一心看准南院那里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我叔叔和周理洪都坚持说，自己家的是五分之三，对方是五分之二。我叔叔找了几位老人，让他们证实当年的口头协议。几位老人说，确实你家是五分之三。我叔说，那你能否给写个东西，按个手印，算是证明？老人说，那我不能写，你们再论这事的时候，我去说说，是中的。但是我叔叔和周理洪始终无法坐到一起再论这事，二人都声称再不与对方打交道。周理洪那一方面，也私下找那几位老人，叫他们证明他家是五分之三。几位老人为难之下说，算了，我不管了，我啥也不知道了。
同时，我又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舅家大表哥中风住院。大表哥一表人才——当然，我大舅三个儿子都是仪表堂堂——早些年下岗后，在一个市场上开两间门面房，卖日用百货，现在经营得挺好，地盘不断扩大，财源滚滚而来，大表嫂精明能干，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分别有了体面的工作和挣钱的营生。现在五十出头的大表哥，突然遭此劫难，我和姐姐心里非常难过，决定5月提前一天回去，先去市里看望大表哥。
我们决定，回去坐快车，毕竟便宜一些，回来坐高铁，让爸爸体验一下三个小时从老家回到西安的感觉。姐姐要来爸爸的身份证，由我去买票。卧铺票还是去售票点买的好，如果网上买或电话订票，很可能出来几张上铺。不想爸爸却说，你买票之前再给我说一下，我再考虑考虑。
我知道他心里是想回去的，只是操心钱的问题，他正在加紧攒下退休金，好凑够一万元交给叔叔。可他回去后，去看望他的表姐表弟什么的，总不能空手相见。我告诉过他，回去不用他花一分钱，我们负责来回车票、路上花销，再给他一千元钱由他支配，想给谁给谁，想咋花咋花。
爸爸又反复几次，终于同意了。
第二天，我去预售点买了三张火车票。
第三天，叔叔打来电话，说今天，村上“矛调”小组一位妇女来找他，要陪他一起前去周理洪家里，赔礼道歉，握手言和，让他许可我们在南院盖房。
“不是不让你再去找他了吗？咋又去呢？结果怎样？”
“以失败告终。那妇女一连来几次，说道下歉就好了，村上很多矛盾都是这样解决的。我就跟着她去了，在那位妇女的开场白引导下，给周理洪说，‘是我不对，是我不好，致使这件事进展不利，今天特来向你赔礼道歉，希望我们尽弃前嫌，好好协商，使盖房之事顺利进展，我也好对得起周冲的托付，给他把房子盖起来’。”
“他怎么说？”
“他用很大的嗓门说，‘西安贵叔，大大的好人，周冲也是好人，就你这郑州的周大福不中，再也不能共事’。”
“那这是自相矛盾，我爸是好人，我哥是好人，他为什么还不同意他们在此盖房呢？他变来变去，是何用意？唉，叔你不该去。”
晚上，我正在城墙根散步，爸爸打来电话，说，他决定不回老家了。
“你听我说，情况是这样的，你叔打电话来说……”
“爸你别说了，我不需要听那么多解释，你只要说你不回，就行了，我明天去退票。”我气得挂了电话。
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这是闹哪样？！我在路上愤愤地走着。快走到家的时候，给姐姐打电话说这件事，让她再去找爸爸确认一下，只要他一个肯定的答复，我去退票就是，不带他回也好，我钱也省了，心也不用操了，非要尽这个孝干什么，出力不讨好。八十多岁的人，省得路上再出什么麻烦。
我回到家过了一会儿，姐姐电话打来，责怪我不该挂电话，应该让爸爸把话说完。情况是这样的，叔叔可能今天在周理洪那里受挫，越想越窝火，给爸爸打电话说，让他回去后，必须要找到周理洪，指着他鼻子大骂一顿。我哥回去时候，给他带了礼物，还给了他孙子二百块钱，礼物不要了，他因没有答应我们的要求，心里过意不去，肯定会将二百块钱还回来，我爸接到钱后，要当面撕碎扔到他的脸上。如果不给他出这口恶气，他当时就扭身回郑州，再不管盖房的事。
“咱爸很为难，他从来也不会骂人，也不应该骂人家呀，所以就说他不回算了。你说我要不要给咱叔打个电话，说说他，哪有这样办事的？咱凭啥骂人家？”
“哎呀，这事我不管了，你们去扯吧，只要告诉我咱爸到底回不回，我去退票好了。”
五年前的这个盖房大计，像一棵突兀长起的大树，地面一树繁花，地下盘根错节，且让我们耐下心来，遇到哪枝表哪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