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盖房大计
百年前，南乡十几里外一个村庄，有一家大户，给儿子娶了妻子，生养一儿一女；十多年后丧妻，再娶一年轻女子，又生养一儿一女；过十多年又丧妻，又娶一年轻女子，仍然生养一儿一女。人称“三窝家”，这使得他家的大女儿比第三个妻子年龄还大。第三个妻子生的女儿，就是我婶，也就是说，我婶的大姐比我婶的亲娘还大，我婶大姐的女儿良箴比我婶还大十几岁。良箴嫁给我们村上的周而复。十几年后，经良箴介绍，她的小姨嫁给了我叔叔。周而复按我们周姓人的辈分把我叔叔喊爷，他妻子良箴却把我婶喊姨，听起来很是混乱，大家只好各认各的辈分，比如在我婶一次次强调下，我喊良箴为表姐，而见了年长许多的周而复可直呼其名(因为他该把我叫姑姑)。
周而复曾经当过大队支书，是周理洪的前任，他们都是村上的顶级人物，仪表堂堂的男子汉，一村不容二精英，所以两人一直不太和睦。我叔叔在周理洪那里盖房受挫后，曾经找过周而复，想让他这个老领导利用余威给周理洪施加压力，这更引起周理洪的反感，使本来应该顺利的事，变得不顺，这也许就是周理洪一会儿同意，一会儿又反悔的原因。想起我爸我哥他就同意，再想想我叔去找他的前任他又不高兴。
2015年5月7日的晚上，爸爸、姐姐我们三人乘上火车。8日早上五点，三人在漯河下车出站，先找到取票机，取了网购的三张回程高铁票，又在车站逗留一会儿。天降小雨，故乡用清新的空气迎接我们。眼看六点多了，估计大表哥一家人该起床了，打车往他家里去。从亲戚那里得知，大表哥经过治疗，再加上大表嫂的精心照管，已经能够生活自理。亲戚还告诉我们，大表哥的小儿子5月9日结婚，这也是我们没有提前打招呼，不愿叫他们来接的原因，他们一定都在忙着筹备婚事。刚才在车站，三人凑了一千元新钱，装好红包，是给他们的贺礼。我们来到一条街上，轻松找到“老孔货栈”。刚走到门口，见大表哥在玻璃门里，正要打开店门。我们心头立即舒展，看来身体恢复得很好。
大表哥可以缓慢行走，说话不像从前那么伶俐顺溜，两三个字一个音节，谨慎地向外蹦，不影响他看店经营、做生意算账。就这，比起瘫痪在床，已经是巨大的胜利。
大表嫂说，酒店已经为我们订好了，让我们无论如何要参加她二儿子的婚礼，明天婚礼上要照一张有史以来人最多的全家福。我们临时决定，今天先回村里看看，晚上回市里住，明天婚礼后再回村。大表哥让他大儿子开车带我们回村。
在从前，是那么遥远的路，那么庄重复杂的行程，下了火车坐班车，班车下来步行，拖着行李折腾来去，现在汽车疾驶，四十分钟就到大周。麦田平坦无垠，浓绿醉人，村庄被绿树包围，雨后薄雾轻漾，空气清新得让人感动，此情此景，非常适合歌颂家乡。大平原即将迎来丰收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此时更加明白，为何中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土地肥沃，粮仓丰厚，连接东西，打通南北，任你八面来风，我自和光同尘，一网尽收，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不争才怪。而车上坐着的人，要赶回家争一处宅子，在上面盖一座或许永远也不住的房子。我们三人已经达成一致，不想让叔叔盖房。听大表哥说，现在农村，盖一所房加上院墙，要八到十万。叔叔那个资金预算，实在是有点天真了，或许他被包工队骗了，先吸引你，盖到一半，说这不行那不够；或许叔叔自己也明白其中的情况，所以想了旧砖旧门窗的办法。我们这些大城市回来的人，工程师、教师、作家、记者，联合盖起一所旧材料拼凑起来的房子，岂不遭乡亲耻笑。表哥表嫂都说，在村上盖房没有一点用，现在农村人都在城里买房呢。大妗在村上的老屋，常年无人，被人从后面掏了一个大洞，下雨天往里潲雨。
路上我和姐姐说好，回村要给叔叔说，反正就这五六万，再也没有钱给你了，你实在要盖，那就盖两小间吧。
今年过会没有戏，是干会，不热闹，只有一些卖菜卖肉的摊点提前一天来到，占据路边有利地形。车开不进街里，叔叔在村头学校门口迎接我们，很高调地和来人一一握手，大有迎来同盟军的喜悦。穿过街里，将我们带到山大爷家的小院。见我叔在小西屋里，安置着简单的床铺和桌子、锅灶，一些日常用品在地上堆放，我立生同情之心，为了盖房，续下爹娘的家业，一个当年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大都市的知识分子回到村里住下，经受挫折与艰辛。我们不免又心中责怪周理洪，让不让盖，痛快给个准话，来回反复，到底安的什么心？
按照老家风俗，两家交涉事情，需有个中间人来回协调。爸爸和叔叔一起到联合叔家里去，让他去给周理洪传话：西安贵叔，由两个闺女陪同回来了，你若同意他们盖房，他来你家与你见面、商议，你若不同意，他也就不来见你了。
好像是国际谈判一样，他们关起房门，神秘地说个没完。我和姐姐，还有充当司机的大表哥儿子，三人站在联合叔家院子里一棵杏树下等待，青青的杏子挂在枝头，看一眼就觉得好酸，两腮内溢出汁水来，默默咽下。
乡村的房子，外面看，高大气派，屋内高也有三米多，尤其门楼，一个比一个雄伟，朱门大院的样子。可进到屋里一看，大多又脏又乱，破家当乱扔一气。劣质家具，尘土落厚厚一层。面积大而无当，打扫一回得半天时间，大多数农村人也没有打扫的习惯，又因太高，显得空旷，一点都不温馨，没有家的感觉。将来我退休后，若在老家盖房，绝不会盖这么高，顶多三米，不求外观气派，只要屋内装修得舒适可心，水厕到位，便于打理就好。房子是自己住的，不是给别人看的。
叔叔领我们参观老院子。杂树、野草比人还高，三间老堂屋，几十年的大门已经变形。叔叔离得近，过一年半载回来看看。这次在家，用水泥将屋子周围地面硬化了一圈，野草拔了一些，略开出一条小路，用于他每天站在这院子里抽支烟，思考一些他认为的重大事件。屋内潮气很大，也不通水电，肯定是住不成人了。将它修整、加固，只是为了像今天这样偶尔回来一次看看，心中告诉自己，这是我的家园。老院周围，到处可见倒塌的老屋、荒芜的旧院。东边前面临街康叔叔，上世纪末为逃避计划生育，夫妻远走新疆，发下誓愿，生不出儿子不回家乡。或许真的为这个原因，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据说连生了九个女儿，康婶婶身体垮了，再也不能生了。他们的老屋，房顶没了，只剩一圈子围墙，从里面冒出很多树来，向着阳光的地方，奋力生长，使那老屋像个小城堡一样，不知里面是怎样的童话世界，保留着何样的旧梦。东邻居伍叔叔，我只听过他的名字，从没见过此人，据说是市里的退休干部，每年只清明节回来一次，烧完纸就走，房子塌了一半，旧砖在院里堆放，上面长了浓密的青草，像一个巨大的坟墓。春天从砖缝里钻出一个倭瓜秧，夏季开出大大的亮黄花朵，秋天结出长长的弯曲的倭瓜，静卧那里。再向东，就是周海文盖好的院墙和小西屋，也就是我叔叔借住之地。海文用两万元修整起高门深院，只用以他和妹妹清明节回来烧纸时，有个去处。反正，人总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家园荒了、废了，即使再也不住，也想把它修整好。
中午，我们去往村后的饭馆吃饭，但见村东头，新盖起两幢粉红色六层单元楼，很突兀地长在麦田里。我那时当然想不到，五年后回村，我会寄住在这里。
叔叔说，这是南方一个投资商，被我们大队干部忽悠，盖起来的。我们经过的路边还有两间房，写着“大周新家园售楼部”，可是大门上锁，灰尘封阶。楼房盖好两年，只卖出十几套，“算是赔惨了。”叔叔有些高兴地说。新家园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配套的下水道。也就是说，住在这楼上的人，废水无处排，垃圾没地儿倒。两幢新大楼前面，三排连体小洋楼，每户一个铁栅栏小院，这是东边安庄的新农村建设成果，经常作为样板接受上级检查与外来者参观。小洋楼和那两幢楼一起，共同面临着下水道的问题。住在里面的村民感到不便，有的偷偷回到自家老屋里居住。
看来，下水道问题不解决，所谓乡情，所谓回归，所谓新生活，也就是纸上写一写，口中念一念而已。我再次对叔叔的盖房大计，心生疑虑。房子盖好后，爷爷奶奶的后代十几个人，到底谁会回来住呢？
吃饭时候，叔叔问我们，大表哥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我说，干脆，你在家待着没事，不如跟我们去市里参加婚礼，今晚大表哥已经安排好酒店里两个房间，你跟我爸住一间，好好说说话。叔叔欣然同意。
我们饭后回村，在摊点上买了一块大肉，拿到海岸哥家里，海岸嫂埋怨我们，中午为何不来吃饭。我们说人太多，怕给你添麻烦。可是村后饭馆里的饭，实在是太难吃了，跟你做的饭，那就没法儿比，我还是爱吃嫂子你做的饭。一番话说得海岸嫂很是高兴。
海岸哥两个儿子，大的在外县开门面房做蛋糕，前几年挺挣钱，这两年生意不行，凑合支撑，可也在那个县城买了房子，孩子都在那里上学。大儿子昨天开车带着一双儿女，回来过会。二儿子在县里工作，二儿媳在我们村里小学教书。夫妻俩都有公职，受计划生育政策约束，头胎生了女儿，想要个儿子，掏了五万罚款。我前几年回老家，那小媳妇正挺着大肚子。现在，那五万元买了通行证来到世上的男孩儿院里院外跑着玩了。孙女在县城读初中，二儿子在县城买了房，二儿媳每天早上开车带着孙子来村里上班，孩子交给海岸嫂看管。海岸嫂两个儿子的两处宅子，也在村后空了下来。
我们分析，周理洪之所以变来变去，可能也有压力，一是他儿子不同意，再就是有人挑唆，比如那几个曾经想在南院盖房建烟炕的人，还有啥也不图只想看个热闹的人，都不想让我们顺顺当当把房子盖起来。
临回市里，爸爸和叔叔又敲开联合叔的红色大铁门，进去交代几句什么。然后我们就看到联合叔倾斜着腰身，从街里蹉蹉蹉向西去了。颍河两岸，不知祖先有何优良基因，眷顾男子，大周村随便拉出一个男人就是美男子。我童年记忆里的周理洪，身材修长挺拔，玉树临风，白肤象眼，拔尖好人才。联合叔年轻时候也是一副好相貌，早年外出打工，砸伤了腰，干不了重活，从此安心回村。他见过世面，嘴又会说，爱做些说合、玉成之事，大家有事愿意托付给他。爸爸刚才再次敲门，是给他二百块钱，答应他事成之后，还有感谢。
叔叔提了他的洗漱用品，跟我们走。临上车前，我提醒他，此去市里，是参加婚礼，应该随一份礼的。叔叔说，我不给他随礼，我对你大舅有意见。我说，我大舅已经去世多年，过去的事不要提了。他后退半步，说，那，我不去了吧？我和姐姐拉他上车，姐姐给他二百块钱，让他去了给大表哥。
三十年前，二表哥考上郑州一个大学，想上个好专业。我大舅到郑州找到我叔，请他托人帮忙。据说大舅承诺，“事成之后，家里牛犊卖了感谢你和办事人。”叔叔本是个热心人，对这种事有天然的积极性，他上下奔波，自掏腰包，找到招生办他一个同学的亲戚，办成了此事。大舅提了两包点心、几斤水果前来感谢。叔叔认为这与他曾经承诺的“卖了牛犊”差距实在太大。可是，另有一个版本是，大舅没有说过“卖牛犊”的话，而是说，他们村回民多，下次碰到有人杀牛，给你弄几斤最好的牛肉。不管怎么说，叔叔认为我大舅亏欠了他，几十年了，总也不能释然，我已经听他几回说到此事，每次都愤愤不平。
现在那二表哥，已是年近五十之人，前年不知为何，从官场跌落，人生前途拦腰斩断。叔叔实在不该再提这种小事。
大约七八年前，我接到二表哥的电话，很是悠闲的样子，没有啥事，只是跟我拉拉话，说他现在职务上去了，专车也有了，小孩学习也很用功。“再没啥操心事了”。在小城市，一个农家子弟通过读书考学，走上仕途，上到副局长(其实也就是个正科或者副科级干部)的位置，已经可以说是达到了人生理想境界，很应该有成就感了，可以尽情热爱命运、歌颂生活了，以至自己待在办公室，美得不知如何是好，想起千里之外少有联系的表妹，要隔着电话线展示一下他的成功人生。我对他表示了真诚的祝贺，记得他叫着我的名字说：“璞啊，四十多了啊。”那意思是说，都这么大的人了，奋斗这些年了，坐到这个位置，不是实至名归、理所当然吗？不想才过几年，突然老家传来消息：出事了。二表哥被抹去官职，已经不在单位上班，而是跟朋友卖起了花木或者电动车，从不同的亲戚口中，传来的是不同版本。我当然也不敢打电话问他，因何至此。那天上午，在回老家的路上，我问开车送我们的大表哥的儿子，你二叔，到底是怎么回事？从那孩子嘴里，我们得知了事情原委：或许是二表哥得罪了人，单位里有人举报，告不倒他，誓不罢休。上面来人调查，果然查出问题。官职丢了，好在没有继续追究，也保住了公职，现在每月还有基本工资。他也不愿再见到同事，所以离开了单位。人生如梦，黄粱一场。我们若见到二表哥，当然都不能提及此事，就像从来没有得知他当过副局长一样。
大表哥家，来了许多人，帮忙的，祝贺的，送礼的，流水一般，这拨来了，那群走了，欢乐与喜庆拥满了楼上近二百平方米的房子和平台。长辈们坐在客厅沙发上说话，周围一圈小辈坐小凳子，手捧了脸仰着凑趣。我因昨晚在火车上没有睡好，钻到大妗房间睡觉去了。一觉醒来，夕阳照窗，门外人声纷纷。姐姐推门叫我，快起来吧，他们都来了。出了房间，客厅里早已换了不知第几批人。
二表哥、三表哥全家都到。亲人相聚，笑语欢声。二表哥刚吃了西瓜，去厨房洗手，相见第一眼，我们都同时躲开了目光。二表哥洗手出来，对我说，就等你睡起来了，走吧，出去吃饭，晚上住我家，酒店房间退了。
二表嫂开车，车上坐着爸爸、叔叔、姐姐和我。二表哥打车前面带路。叔叔在车上抽烟，我们呛得难受，也不好意思制止。烟灰弹在车里，烟头从车窗扔出去。
我的电话响，是海丽。之前我在微信上与她联系，请她9号开车送我们回老家。她说，刚才老家传来消息，联合叔请她转告我们，“你们说的那个事，周理洪同意了，让咱们明天早上回去，到他家里，避开中午时候，因为过会，家里来客多，吃饭喝酒，太闹腾没办法谈。”我说，那就下午或者晚上吧，我们在此参加完婚礼就走，刚好他家客人也都走了，有的是时间说事。于是说好，海丽明天中午一点半在酒店门口来接我们。
我告诉叔叔，周理洪同意了。叔叔经过短暂几秒钟的疑问和愣怔，突然神经质般地拍手鼓掌，大声说：“好啊，胜利！胜利啊！！”双手挥舞，碰到车顶。我感到车打了个小趔趄，刚学会开车的二表嫂肯定为之一慌。我说，叔你别这样，一惊一乍的。叔叔瞪大眼睛怒视我，“咋了，我不能表达一下情绪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这样那样的不顺利，这片地争不过来，我有何脸面回郑州去？！”他那表情，好像不顺利的原因，全都是别人造成的，他自己没有过错。我说，这不是面子的事情，房子盖成，未必是好事，这么多人都说，五六万绝对盖不起来，我们的目的是把这片地争过来就行，明天，签了协议后，垒上几层砖，地基搁那儿，它就永远是我们的了。爸爸也同意这种做法。叔叔雄心勃勃的样子，坚持要盖，“不蒸馒头争口气”，滔滔不绝说着。突然问我，“去年我给你短信发过我写的一首诗，你为啥不回复我？”我说，好像记不得了，以为你是从哪里摘的，也就没管。他又朗读起他写的五言绝句，意思是他一生命运坎坷，上下求索，却总被生活捉弄，终不得志。对那首诗，我只能保持沉默，含糊其词。叔叔又说，当时也发给了周冼、周冶(他的两个儿子)。他们咋评价呢？我问。“周冼说，我应该阳光一些，要看到生活中光明的一面；周冶说，应该写些现代诗，让人能看懂。”我明白，这是两个堂弟闪烁其词，谁也不好意思说，你写的这叫什么呀。
有一年的暑假我到济南开会，买不到回程车票，干脆买济南到郑州、郑州到西安的高铁票，中间停留一天，看望一下叔叔婶婶。因开会日程很紧，没有时间给他们买东西，在济南高铁站，买了冷柜里的道口烧鸡。叔叔说太贵了，对这只六十八元的烧鸡大肆抨击，进而批判社会，全世界都是骗子与强盗。
他说第二天，要带我出去游玩，车区有个文庙、城隍庙，不收门票，值得一看，他已经查好了乘车路线。
第二天早上，坐上他说的那趟公交车，不想那天恰好是全市小学生开学报到的日子，路上堵车严重，他大骂道路拥堵；再往前走，修路地段，车辆绕行，他又骂市政建设；十分钟过去，车基本不动，他大喊让司机开门开门，他要下车，司机说不到站不能开，他与司机吵了起来。我说，叔，咱是出来玩的，心情好一点嘛，哪怕去不了文庙，这样堵在路上，空调车上凉凉快快，人也不多，咱们坐着说话，也挺好的。他喊得厉害了，司机打开车门，让我们下车。前后张望，却发现下错了地方，叔叔气得直拍大腿。在一个完全没有公交车的小路上走了很远，总算打上一辆出租车，他觉得这一番折腾很亏，责备出租车司机绕路。司机说，不绕路的话，你中午都到不了文庙。我早早将钱拿在手里，一再劝他，二三十块钱是很小的事，咱是出来玩的，只要把半天时间打发过去就行。
文庙回来，下公交车，快到家时，我看到水果摊点，大个儿的水蜜桃非常诱人，想买几个，他一听十元一斤，拉我就走，回头厉声谴责卖主，你也太贪心了。摊主冲他翻个白眼不理他。我把他推走，让他先回家去。婶婶没有工作，二人靠叔叔的退休金生活，经济窘迫，平时肯定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桃，我想买几个，让他们尝尝。回家后，他又责怪我，不该买这么贵的桃。
下午，叔叔婶婶执意送我到高铁站。从家里到地铁站，大概有两站路，我说，打车过去。叔叔反对，他要用自行车带着我的箱子，让我和婶婶坐公交车。他用很严峻的表情将箱子捆绑到自行车后座上，我立即想起童年时候和大人一次次赶火车、挤火车，一切为了省钱的那一套装备和情绪，随时惊慌、恐惧、奔跑，随时要跟这个世界战斗、拼抢、对立、抵触，那些不甚愉快的经历，几乎成为童年阴影，我再也不想见到这种场面。我告诉叔叔，人挣钱就是为了让生活更便捷更轻松，该花钱的时候，就愉快地花出去。他却义无反顾地先骑车走了。我们两个女眷走到公交车站，等了好一会儿，不见他说的那路车来，干脆打车。坐在出租车上，见年近七旬的叔叔骑着自行车，在大太阳底下，用一种和命运抗争的表情奋力蹬着，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好在同时到达地铁站，他一手扶车把，一手指挥出租车停在他指定的地方，司机说那里不能停，又向前开了十来米，这惹恼了他，铿锵有力地给已经离去的的哥盖了个大钢印：孬孙！将对方打入联合起来迫害他的那个强大世界之列。地铁上，三人无话，我只盼着快点到高铁站。在进站口挥手告别，将叔叔婶婶置于身后，我长出一口气，总算是逃离了。世上就有这样的亲人，见不到时，想念，牵挂，见了后，又不想多待，我庆幸只是停留一天。
回到西安后，我跟姐姐说，叔叔怎么是这样的人？跟他在一起，太累了。姐姐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太穷了，人穷脾气大，全世界都欠着他。这样一说，我又很同情叔叔，后悔这次去只给了婶婶五百块钱，应该多给一些。一个当年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国企里的工程师，单位倒闭，拿点生活费下岗回家，到了退休年龄，才开始发退休金。为了生活，他曾想过各种办法，到外省一个公司打过工；学习周易推卦，街头给人算命，和城管捉迷藏；甚至在一个家属院打扫过卫生。叔叔是那种智商很高却情商很低的人，读书时绝顶聪明，成绩一直拔尖，对这个世界上的新生事物充满好奇，很多时政话题他都愿意参与，身上带个小本，随时拿出来记录，爱好学习，爱自己钻研个什么东西。他对生活无限热爱，对人也从不觉得谁是坏人，可一旦与人打交道，总是失败。命运不济，为生活奔波，为经济所困，他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无限地热爱金钱，愿意为了它而付出一切热情和劳作，但直到老年也没有摆脱贫困。有一年，大学同学聚会，好容易联系到他，他断然拒绝：我是个为一日三餐奔忙之人，不再合适跟你们见面了。
车到吃饭的地方，二表嫂去找停车位，我们在路边等待。叔叔又在给爸爸说起我大舅当年对不住他的那件事。我劝叔叔不要说了，有能力给亲戚帮忙，应该感到高兴，咱又不是为着人家的报答。
“我当年为周冼、周冶的工作求过咱一个老乡帮忙，那是要每年春节提着礼物去看望人家的，我一直看到那个老头死了，才不去了。这是做人的道理。”叔叔又是那样瞪大眼睛，疾恶如仇地教训我。
我突然想起，没有见到叔叔给大表哥钱的镜头，问他，把钱给了吗？叔叔说，没有，明天给。我说，明天忙忙乱乱的，今天一起坐着说话那么长时间，给了多好。叔叔凑过来，小声问我，我给他一百，行不？我说不行不行，拿不出手，我姐不是给你二百吗？
二表哥在马路对面向我们招手。过马路的时候，我提醒叔叔，再不要提从前的事了。
可叔叔仍然怒气冲冲，别人请客吃饭，也不能让他高兴一下，菜上桌，酒倒好，他突然用筷子指着二表哥说，“你早就该请我吃饭喝酒，你这孩儿，不好好干……”二表哥脸色骤变，正要敬酒的手僵住了。饭桌上气氛立即冰冷。我赶忙打圆场，阻止叔叔说下去。二表嫂端起一个盘子伸过来让叔叔夹菜，他粗暴地推开。我和姐姐交换眼色，一个劲给二表哥说别的话，希望气氛再回到一团和气上来。叔叔谁也不理，很快吃完饭，提起自己的包，从靠墙的上座那里跨出来，说，到外面等你们。他出去抽烟去了。二表哥也起身，要跟出去看看，我死拉住不让他去，怕叔叔再说出什么伤人的话。我告诉他，我叔前些年在火车上丢过钱，脑子可能受刺激了，常常说话不论轻重，你别介意啊。
饭后，二表嫂开车带上他们几位，我和二表哥走回他家。初夏夜，风儿清凉，我俩默默走着，或许都想起八年前那个上午，他打给我的那个电话，他那么幸福、甜蜜地说，璞啊，四十多了啊。我与几个表哥，见面很少，可以说是陌生，但有着天然的亲近。我妈死了，他爸死了，那又怎样？我妈与他爸是亲姐弟，他们的血还在我们体内流淌。下午，二舅来了，二舅的女儿、儿子也来了，一屋子人坐着说话。多年没有谋面，也从不联系，但是我们知道世上有着彼此，我们分明都能从对方身体里感到自身血液的涌动，看到别人脸上绽着自己的笑容。
二表哥不愧是官场上待过的人，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回到家后，泡茶倒水，热情招呼我们，坐在叔叔身边，一次次主动跟他说话，顺着他的话题，说起自己当年在老家盖房的经验教训，说他通过盖房，成熟了很多，对事情考虑周全了。叔叔摇头晃脑说，“是啊是啊，遇人无谋，劝其造屋。”二表哥的家，三室两厅，装修得很是漂亮。二表嫂忙碌着，和姐姐一起，把两张床上所有的床单被罩换上干净的，又招呼我们洗漱。我洗澡出来，见爸爸叔叔二表哥三人坐在客厅沙发上，谈笑风生，气氛很是和谐，二表哥一口一个表叔地叫，叔叔脸上表情和顺许多，我放下心来。
婚礼在全市最好的酒店举行。一对新人十分般配，大表嫂脸上被抹了黑灰，就那么熊猫般大花脸，开心地招呼来宾。亲戚众多，笑语欢声，大吃二喝，只有叔叔是个例外，他焦躁不安地坐在我旁边，低头吃饭，不时翻起眼睛严厉而嘲讽地看着这一切，好像随时要掀桌的样子。我心惊肉跳，害怕会出什么事。
反思自己是艰难的，剖析自己的亲人，也免不了撕裂的疼痛。父辈这一代人，历经磨难，遭受过挫折与屈辱，这成为他们控诉社会、仇视世界的理由，习惯了人与人之间的对抗与敌意，把自己变成一个传递恶意的链条。假如社会是一条污浊大河，他们是裹挟翻腾的浪花；假如世界是一场沙尘暴，他们是一把凌厉的黄沙。他们抨击社会的腐败与不公，对待比自己弱小的人，也不放过打击与伤害的机会。
大家照完合影，海丽的电话打来，她已经在酒店门外等待。我们四人，与大表哥一家惜别，上车离去。
为了保险起见，我给爸爸说，回到村里，不要直接去周理洪家，先到联合叔那里，靠实了再说，叔叔不要再出面了，由联合叔带领，我们姐妹俩陪同爸爸过去。
果真，情况有变，周理洪又反悔了，因为他儿子不同意。小军只是说，那块地，先放那儿吧。
这下，我们不能再去他家。
劝叔叔，算了算了，不盖了。我给叔叔分析，现在盖房的，有两种情况，一是钱多得没处花的城里人，拿十万八万盖个房扔下，不回来住，只图个精神寄托，满足思乡之情；另一个情况是本村人，百年大业，不盖不行，哪怕借钱，也得弄够十来万，把房子盖得亮堂气派。而我们，两种情况都不是，五六万元，盖个不像样子的房子，还是落个遭人笑话。“叔，真的别盖了，砖处理了，收拾东西，回郑州去。因盖房一事损失的钱，还有你这一个月的吃喝花销，我全承担了。”叔叔眼珠转动，问我：“你说，你来承担？”“是的，我承担。只要你不再为这事操心、生气，钱不算什么。”再次确认他没有损失，叔叔点头同意了。对于我来说，损失几千元，总比两万元陷进去盖一个不中用的房子要好。于是爸爸、姐姐我们三人，一致劝叔叔，断了盖房的念头，砖卖出去，周理洪那两棵放倒的树，赔付经济损失，这件事尽快收场。我们各自回到城市，不再参与村里错综复杂、鸡毛蒜皮的争斗，远远地遥望家乡，热爱家乡，岂不洒脱。现在见好就收，落一个周理洪不让我们盖，我们盖不成了这一结果，让他有愧于我们，不是更好。
叔叔的儿子周冼，听说我们回来，从另一个城市赶来见面。下午三四点，夫妻俩回到村里。大学教师和妻子，并肩站在街里，像是一对白天鹅落在灰堆上。今天正会，全村人待客喝酒，每家堂屋里都坐满客人，所见男人脸都红彤彤的，前言不搭后语地说话，飘飘忽忽地走路。我们零零落落站在海岸哥家大门外，周冼与路过的乡亲打招呼，打电话叫来儿时伙伴，握手拍肩，亲热相见。而周冼和小军是同学，为这个闹僵了的事，他不好意思叫小军出来见面。街里路过的人也停下来与我们说话，眼看海岸哥家门口，开始聚众了。叔叔说，看看，这要是咱们有自己的房子，哪用站街里说话呢？
周冼每次回村，我婶都有交代，要去看望良箴表姐。我婶当年生周冼、周冶，是良箴来帮着伺候月子，他俩小时候，有个生病发烧，哪怕夜半三更，良箴二话不说，拉上架子车就走，总之没少给她小姨帮忙。婶婶说，要永远记住别人的好。
周冼回到村头，从车上拿下来给良箴表姐买的东西，和媳妇一起，要向西边周而复家的新院子去。不想叔叔却说，走走，大家一起去吧。刚好我也想去看看，几十年过去，良箴夫妻俩变成什么样了。一行人声势浩大地向西边走去。书中暗表，这又是一个失误，因为周理洪家也在西边，他住路北，周而复在路南。或许是他看到了我们，或许有人告诉了他，总之我们回村后，去看这个看那个，就是不登他的家门，他更是不悦，或许刚刚有些愧疚的心里，又变得愤愤起来。
当年精干硬朗的大队支书周而复，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介于糊涂与清明之间，颤颤巍巍地接待我们，他的儿子、女儿们都在，看来是刚待完客喝罢酒，二儿子说话很不节制，几乎失态的样子。主家到处找座位，搬凳子，也安顿不下我们。男人们在屋里落座，良箴表姐和她女儿，招呼我们几个女眷坐在院子里。年近八十的良箴表姐去年一直在娘家伺候她九十七岁的母亲，陪伴她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好脾气的人都长寿，我那大姐，一辈子从没大声说过话，没跟任何人吵过嘴。”去年夏天郑州相见时，婶婶说。
良箴表姐，继承了大家族的贵气与涵养，眼里闪着贤惠温顺的光，以内敛谦和的姿势坐在一块木墩上(凳子让给我们了)，双手环抱着双膝。周冼媳妇说：“盖房这事吧，咱家不管谁回来交涉，都能盖成，就我爸回来，准弄不成。”哎呀，她真是太了解自己的公公了。叔叔确实有着把事情办砸的能力，还有着把简单事情复杂化的非凡耐心和不竭精力。
屋里的男人们，挤挤挨挨，面对面坐成两排，热烈地谈着。周而复的二儿子，激动地挥动手臂，鼓动叔叔打官司。“这官司，一打准赢！那宅基证上写的俺冲爷的名字，有他周理洪啥事哩？”他站着说话不腰疼，好像打官司不用耗时耗力耗财，不得罪人不生气似的。
半小时后，我们这一群人又回到了海岸哥家大门外，周冼一再劝告他爸，官司绝不能打，房子不要再盖。“这官司，你就是打赢，也是个输，为了盖房，把乡里乡亲都得罪了，咱今后还咋好意思回来？”大学教师的境界还是高，分析到位。周冼与树功、小军从小是玩伴和同学，他主张以和为贵。
“那我问你，你这个教心理学的，应该知道有个什么心理需求，分几个层次。”叔叔对良箴家老二鼓动起的打官司前景很是向往。问自己儿子，可是周冼不屑于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头扭到一边。
“那叫马斯洛心理需求的五个等级。”我说。
“是，五个等级，那我现在有个复仇的心理需求，这属于哪个等级？”叔叔摆出一副要跟儿子深入探讨的架势。
“没有复仇的心理需求。”心理学副教授说。
“那马斯洛没有明确提出复仇需求，可肯定是包含在哪个等级里面了。他小个宗理，当年差点把我手指头折断，占咱家的地方和过道，现在也没往回收。后来我把咱家老堂屋收拾好，中午在里面睡觉，他进去想偷我的东西，我刚好醒了，把他骂了出去。夜里，他抱了很多苞谷秆，堆放在堂屋大门口，看那架势是想趁着半夜里，点把火，把房子带我，给烧了啊！此仇还没报，现在他儿子想在咱家的地方盖房子……”
我赶忙劝阻叔叔，小点声说话，这人来人往的街里，他的话随时会有人听去，会传给树功和周理洪。两个小时前，树功从海岸哥家门口经过，膀大腰圆，戴着墨镜，不知是无意进来，还是想探什么风声，走进大门楼，看到我和姐姐坐在门口，笑着叫声姐，打了招呼，转身走了。我们这个阵营在想各种对策，站街里围在一起说话的时候，对方阵营，定是也没有闲着，或许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及时向周理洪汇报，他们可能也是根据我们这边的行动而不断改变策略，否则无法解释他一会儿同意，一会儿反对。
周冼突然大声吼道：“不盖！不盖！收拾东西回郑州去！！”叔叔见宝贝儿子发火，慢慢软了下来。
美爷抱着孩子向东边走来。我们立即住了声。这周富美，顶多六十来岁，抱着孙子，假装到东头来玩，我们这里的言行举动，不需等到今晚，就会传到周理洪耳朵里。据海岸嫂子说，周理洪不让我们盖房，少不了有周富美的挑唆与指使。当年，周富美坐着火车到西安，让我爸答应他，在我家那片地上盖房，遭到拒绝。看他走近，我和周冼主动上去，叫声美爷。周富美学着城里人的做派，与我们一一握手。我姐跑到村头小卖部，买了一盒烟给他，他推辞不要，我姐硬塞到他和孩子的身体之间。我明白姐姐的意思，一盒烟五块钱，咱做到该做的，叫他自己心里难受去吧。他怀里所抱，定是他的孙子，这使我想起他的儿子，当年参加了五六次高考，年龄改小了好几岁，回回考不上。七拐八弯打听到我的电话，托我给他儿子想办法，说西安的大学多，随便上个，走出农门就行。可分数线够不上，什么办法也是枉然，何况我人微言轻，办理上大学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为难了，不得已联系一个民办高校，他又拿不出高额学费。最后儿子怎样，不得而知。根据抱着孙子的情况，儿子定是没有出去上大学，那么也只能是外出打工。
“人不能操赖心，对后代不好。这是眼气你家一窝都在外面，啥都好，捣(撺掇)着理洪哥，叫你们盖不成。”海岸嫂子说。
“其实这事非常简单，他们这就是羡慕嫉妒恨，”海丽说，“你家里吧，都在外面有工作，都挺光彩，他再没有啥事能超过你们，只有这一件事，得去求他，那可得好好拿捏拿捏，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就是想耍一耍你们。”
我不认可这种说法，那周理洪也是个有章法的人，断不会这么狭隘。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恰恰证明他心里矛盾，一是生我叔叔的气，再者是儿子小军及旁人给他施加压力。他内心里，定是很难受的，有负于人的事，并不是多么好担。
海丽不愿住下，赶天黑前要走，问我们，到底住在这里，能习惯不？要不跟她回市里，她给我们安排酒店。我和姐姐说，算了，就住家里吧，横竖只是一晚。于是说好明天中午两点多来接我们，送到高铁站。我爸和她，在街里为二十块钱争执，非要给她承担来回的高速路收费；我叔要给她加油的钱。女大款把这当个笑话，摆摆手，开上她那辆几十万的越野车，在美爷为首的村里人的复杂眼神中，轰的一声，从街里开走了。街两边的这些沧桑面孔，是一次次的无望与失败灰心雕刻出来的，只将羡慕与不平深藏起来，等合适的机会露头。
喝罢汤，街里没有灯，天说黑就是真的黑严下来，是那种实实在在的黑。爸爸和叔叔早早在山大爷的小屋里睡了。我和姐姐去看望了几个长辈，回来与海岸嫂说了会儿话。
洗漱如厕这些事，成为一个小小苦恼，提醒我自己已然是城里人。真是个烦琐的过程，在院子里铺排很大的场面，需要两个盆，几个小凳子，姐妹两人互相帮忙，拿递东西。东屋一张床上，所谓待客的干净床单与被子，散发着一股奇怪的味道。不是纯棉，洗得起了球儿，傍晚时铺好，或许房顶上落下来什么细末末，躺在上面扎得慌，浑身上下不舒服。怀念起昨晚，二表嫂家里，洁净舒适，到处都是香喷喷的。看来城乡差别，体现在方方面面，我再次说，将来我回老家盖房，一定得盖成单元房，水厕入户，绝不能这样，一会儿屋里，一会儿院里，随时会来人，随时院门外有人喊，总是稳定不下来的样子。姐妹俩说话说得兴奋，一两个小时还没睡着，我需要入睡前再上一次厕所。窗外漆黑一片，冷风吹得杨树叶子呼啦啦响，确实有点怕人。可挣扎一会儿，不去不行。姐姐陪我，二人披衣起身，用手机照着亮，小心地在两块砖上踩好，不要失足踏进茅坑。上个厕所要搞成一场小探险，想念城市生活，马桶，热水，淋浴。看来，乡情只是隔着车窗看看风景，只是远远地想起时才会生发的虚幻情愫，一旦置身其中，是件麻烦而严峻的事情。
在不快的气味和不舒服的被褥里，一夜没有睡好，早上五点，天色微明，窗外就有了海岸哥和海岸嫂说话、走动的声音。我和姐姐也起床，在院子里又是大场面大制作地洗漱。告诉海岸嫂子，早饭不用等我们，我俩到王街集上去。
王曲已经没有早集，据说是因为此村地痞无赖太多，欺负外来做生意的，时间长了，周围无人来此交易，早集慢慢凋零。可是，我想，这主要跟农村常住人口减少有关。王街集已经有几百年历史，集上无赖，自古有之，集市与无赖共生存，相互繁荣相互养育，这是千古不变的风景，怎么独独现在做不成了？转移到南边几公里的刘孟，与那里合并了。
我和姐姐，只当锻炼身体，也想来看看童年时心目中向往的地方。穿过安庄街里向东，我极力找寻当年的记忆。依稀有印象的蓝砖老房子，全部被遗弃，门锁生锈，院墙倒塌，街里不见一人。难道所有村庄，都要成为空心？曾经人口稠密的故乡，变得如此落寞？
五年前那个早上，我和姐姐站在王街集的十字路口，冷冷清清，再没有四十年前的喧闹繁荣、各种美食的诱惑。只有三五家小商店，两三个油馍锅。胡辣汤已经卖完，正在收拾摊子。从前的早集，是要持续到半晌午呢。童年在我心目中非常神圣的邮局撤了，有着高高水泥柜台，里面货架上一卷卷花布的门市部也没有了。不用说，西街里某一家坐在南屋门口，穿着黑棉袄，眼神幽暗，曾让我惧怕的一位老人，也早已化为泥土。
街上只有我俩的身影，被小店里的目光看来看去。我们在商店买了些准备送给海岸嫂的礼物，用十多分钟结束赶集，转身回村。
我们推断，周理洪昨夜定然没有睡好，他一直在矛盾之中，让我们盖吧，儿子不答应，不让盖吧，对不住我爸我哥。而我们这里，正不想让叔叔盖房，刚好借坡下驴，责任推给周理洪。我和姐姐暗自说，这是个最好的结局。现在，只等着吃了中午饭，海丽来接我们，送到高铁站了事。
那天中午，海岸嫂做了一大锅胡辣汤，就着街里买来的烤饼，我们每人都添了第二碗。
海丽按点来了。就在我们准备上车的时候，叔叔把我叫到一边说，“刚才，三顺在街里给我说，他一个朋友，跟小军是好朋友，可以托他去说话，让小军同意咱们盖房。”
我一听怒火顿起，“不是说好不盖了吗？咋还要人托人、人求人说来说去，有什么意思！这事主要症结就在周理洪身上，什么他儿子不同意，那都是借口。叔你想想，你是省城里的工程师，你儿子是大学老师，你却非要回来跟他们搅缠，闹来闹去，不管盖成盖不成，都落个让人笑话。”
叔叔见我生气，不再说了。
我们上了车，叔叔突然说，别急，别急，让我拍个照片。他拿出手机，跑到车前面，要我们每人将头探出车窗。我们配合了他，乖乖把脑袋伸出去，让他左右两边分别拍了两张。海岸哥家门口，闲坐了好几个男人，其中有周富美爷孙。叔叔点按键的力度很大，致使手机抖动，我很怀疑他拍的照片是否清晰。然后他像电影里的指挥官一样挥手说，好了，走吧。
头探出来，手伸出来，再次跟坐着的爷爷叔叔大爷们告别，跟站在街边的人告别。周富美一定会很快抱着孩子去周理洪家报告：走了，坐着海丽的车，走了。
终于的终于，车窗得以摇起来，海丽用一种嘲讽的口气问，中了吧？告别结束，可以走了吧？我说，可以了可以了。靠在座位上，长吁一口气。终于逃离，脚上再也不沾泥土，再也不用上旱厕，再也不用将洗漱袋子放在砖台上，将洗脸刷牙这等小事搞成一场铺排。海丽的车里，甜蜜的香水味，已经标志着我们回到了自己的生活，又可以透过车窗玻璃，看着外面的大好景致，抒发乡情了。
“一句话说得不对，一个人没看到没叫到，你就得罪他了，看不起他了，你前面所有的努力和好心，全都白费，他在村里到处说你坏话。”海丽说，“你们是轻易不回来，见一次觉着亲，我可是太了解他们了。当年我家穷得拿不出一分钱，我提前退学，让我哥上，问他们挨家借钱的时候，那眼神，那语气，恨不得把我一脚踢出来，我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对他们，想理了理一下，不想理也就不理，你做再好，白搭。那周理洪，存心就是想难为你们。”
再有二十天，就要割麦了，如果不是要你在毒日头下收割劳作，累得半死，如果你不用操心一季麦子种下来，是否赔钱，那你肯定会尽情歌颂这丰收的景象，将乡村、麦田、大地提升为诗意境界，纳入到美学范畴。
我想起刚离开时，叔叔一个人站在街里的身影，突然觉得他可怜，不，是又可气，又可怜。经过两天的团聚，我们走了，他一个人留在村上，再弄出几个假想敌，继续像个圣斗士一样，跟他们争斗，屡屡做出错误的决定，把事情搞到更为糟糕的地步，使自己更加生气。我开始后悔刚才对他的发火，没有走出两公里，就觉得他不再可气，只有万分可怜。
车上不方便跟叔叔通话，但又怕他立即找到三顺，进行他刚才说的那个事情。海丽继续说着对村里人的评价，我从感情上不愿接受她的观点，可又不得不承认她说得有理，不由心烦意乱，扭头看外面壮美的麦田，爸爸打起瞌睡，只有姐姐一个人在附和海丽。家乡对于一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又想回去，又想离开？
乡愁是流动在血管里的隐形基因，一个人，不管走到多远，穿起再好的衣服，换了再多的妆容，都会为家乡动情，也会为乡音召唤，一句土得掉渣的老家话可让我们的心融化。大周，这个在中原大地上再普通不过的村庄，这温暖而又复杂的所在，却是我梦之所系，而要一次次回去。我不愿意轻飘飘地歌颂她，我提醒自己，你没有这个能力和高度。只有离开，到一个安全的距离，你才能爱得起她，才能回头去书写她。这里不是天堂，也不只是苦难之地，而是一个热乎乎的真实人间，这里有纯朴善良、踏实肯干、热情乐观的人们，也有懒汉滑头、奸佞小人、鸡鸣狗盗。人性有多么复杂，这里就多么丰富；生活有多么广阔，这里就多么深厚，尽我一支弱小之笔，此生书不尽、写不完。《多湾》中的章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脱离了土地。距离产生美，产生爱，所以小说最后章西芳回到老家时，那些描写温情而动人，有一位作家评价说，很少有一部作品呈现这么多的善且令人信服的。我想，这一切都是这片土地给予我的，而我又能做什么呢？只有尽可能真实地记录，凭借一己之力，将这个普通而又典型的村庄，将这些平凡而又各具特点的人和事，推送到文学语境之中。
要回去你如此热爱的故乡，住一两天麻烦就来了。除了下水道问题，还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
回不去的故乡。
正因为回不去了，才会热爱与想念。
比如我常常想，老了之后我要回到大周，用农村人废弃不用的青砖(老房子倒了，那种砖扔得到处都是)盖一所房子，装修好，住进去，安度我的晚年。人生画一个圆，就像我从未离开一样，中间的这几十年只是一场梦游。但这一想法遭到亲戚的耻笑与反对：农村人都往外走，你倒回去，医疗、养老怎么办？或许我的心愿只是一个美好的、不切现实的想法，但我一直心里这么想着。
海丽将我们送到进站口。告别之后，我立即给姐姐说了刚才叔叔的提议，姐姐也气得够呛。我让她注意着车次提醒，我拿出手机，怀着刚才发脾气而产生的愧疚，给叔叔发长长的信息。
“叔，听我的，盖房事情到此为止吧。我们不想看到你一个人留在村里，继续纠缠下去，不要再听任何人给出的所谓主意。我们都不愿让你去求周理洪，更别说找他儿子了！不要把事情弄得越来越难受。过几年我有钱了，拿出十万，不求任何人，在咱家老院，盖一个漂亮的房子给你住。尽快善后处理，收拾东西，回到郑州，过你的退休生活吧。”
信息发出几分钟后，再给他打个电话，提醒他看，可每次都是“正在通话中”，他又在跟谁通话？又要采取什么措施？直到我们在站台，按着车厢号，站成一溜排队等候，四处望去，再也见不到一个农村人，他的电话也没有打通。进到车厢里，在麦田之上，犹如坐着绿色飞毯，快速奔驰，电话还是打不通。只半个小时，到达郑州站。再向西行，高低不平的山影扑来，已经不是我家乡那平如巨案的大平原，我有种时空错位、物是人非的感觉，低头看看，两天没擦的皮鞋上，落了一层来自大周的尘土，无法想象两三小时前，我们还陷在那剪不断理还乱的人际纠结之中。而我的叔叔，此时还在那堆乱麻里，不甘心地挣扎，兴致勃勃地撕扯，像堂吉诃德独战风车。
第二天上午，我与哥哥会面，汇报此事。哥哥的意见是，盖房的事，就此捂住放下，过两三年，他再回去找周理洪提及，估计他会答应，只要他不死，这事就还有可能。那么，我们现在所盼，就是七十多岁的周理洪能够健康长寿。经过这一番折腾，我们也都想把那片地争回来。我俩正说着话，他收到叔叔短信。“今天是周一，矛调队那个妇女又来找我，她个人提出，能不能由咱们给周理洪补一点钱。我同意这样做，让她去问，对方想要什么价。”
我哭笑不得。哥哥分析，是不是周理洪觉得对不住我们，又想自己找个台阶下，便用经济补偿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象征性地补给他点钱，双方达成和解。我分析，这纯属那个全称叫作村民矛盾调解委员会的妇女给自己找事干，到年终总结时，好多写点成绩。此法不可取。周理洪不会要钱的。叔叔这是鬼迷心窍了。
鬼迷心窍的不止叔叔一个人，爸爸也和他一样，看来非得要在有生之年，将这片对他们来说，完全无用，终究也盖不起来房子的宅基地，重新拿回手中。老糊涂了的爸爸，回村里两天都没有去见周理洪的爸爸，受矛调队妇女的启发，又拿起电话打给他的“理洪贤侄”，说愿意将自己半年退休金给他，换回那一少半地。周理洪实言相告，钱他一分都不要，他已经确切知道房子就是我叔叔要盖，而他就偏不让他盖，因为那天，叔叔打那个要我爸回家后痛骂周理洪的电话时，隔墙有耳，山大爷东邻居的一个媳妇，与周理洪的儿媳妇是一个娘家的好姐妹，那媳妇蹬砖贴墙，听了个一字不落，将我叔叔那些骂他的话，原原本本学给了他一家。“现在，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让他盖。将来若是贵叔您回来盖房，若是周冲回来用那一片地，我拱手相让。”
那些日子里，我丈夫时不时会问，房不盖了，咱的钱啥时拿回来？
我给叔叔发短信，请他尽快折算损失的钱，余下的，望能打回给我。叔叔没有回信。第二天，电话打来，语气迟缓，绕树三匝，一时不能说出个确切数字，似在打探我的承受能力。我说，叔你说吧，损失多少都没关系，只要你安心、高兴，别再为这个事生气就行。他说损失有五千元，要给我一条条地报账，我说，不用报不用报，叔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将余下一万五打回就是。我怎能让自己的叔叔给我报账，当然也不能问，不是说过了年砖价就上去了吗，怎会赔钱？
一万五千元回到我的账上，叔叔的盖房闹剧，以我损失五千元结束。我请叔叔快快回郑州去，不要留在村里，继续与人产生矛盾。
可是，叔叔并未离开，他要整修老院旧堂屋，铺设水泥地，要将院里通向街面的过道地面硬化。这下，就能理解我的钱为何缩水五千元。他还要召集海岸哥，让他出头，叫回在市里工作的海文哥、伍叔叔，联系远在新疆、多年没有音信的康叔叔，要将康叔叔及伍叔叔倒塌的房基，向东挪移，两个过道并成一个，好让我家老院过道宽度乘以二，能够过汽车，这样，再不受夹板气，将来我们开车回家，能直达自家院内；也能够让后面住的几户人家，出路加宽，更加畅通。叔叔要做的事，除了他自己碰得头破血流，亲眼看到“失败”二字放成最大号黑体加粗带个感叹号出现在眼前，谁也阻挡不住。谈话，协商，权衡，各种琐碎与麻缠，努力让这么多人，都同意我家过道加宽这件事，我认为其难度不亚于五国谈判。
这应验了我的预感和心中疑问，叔叔为何非得在老家纠扯？为何非要强调汽车开进？突然想起我一个亲戚说的，叔叔有次提出，想在村上搞一个周易推卦工作室，他认为乡村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市场。这样的工作室，当然首选临街房子。盖房梦想破灭后，他要加宽过道，修整老堂屋。总之，他需要一个汽车能开进开出的院子，他想象中的乡镇企业家、小业主、有钱人、周边小城受困于某种局面的人，因着他的日渐精深的研究，一传十，十传百，都开着车来，让他慢条斯理地解读他们的命运。
我心中祈祷，不求汽车直达，只愿我的叔叔不再得罪人，不将事情搞得更糟，同时也做好准备，随时拿出钱来，补救他那里将要发生的种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