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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的《第四个五年（1971-1975）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定于同年9月提交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由于林彪、陈伯达的干扰破坏，会上未能讨论，但作为参考文件印发。其后，《纲要草案》与197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一起，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各地贯彻执行。当时，由于对国际形势、战争危险估计得过于严重，因此，确定了第四个五个计划纲要的指导思想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要与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此，《纲要》规定，到1975年要达到：粮食6000亿～6500亿斤，比1970年增长30%～41%；棉花6500万～7000万担，比1970年增长25%～35%；钢3500万～4000万吨，比1970年增长106%～135%；原煤4.0亿～4.3亿吨，比1970年增长25%～34%；原油0.7亿～1.0亿吨，比1970年增长133%～233%；此外，电力、轻工业等部门也先后提出到1975年产量翻一番的高指标，燃料工业部也提出“大干一年，扭转北煤南运”的口号。显然，这是一个以战备为中心，急于求成的“左”倾冒进计划。

为实现《纲要》中的各项指标，在1970年12月至1971年2月19日举行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制定了1971年年度计划，实行基建投资、物资分配，财政收支的大包干，扩大地方权限。结果，由于发展经济计划的过高过急，管理过于分散，使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四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突破800亿斤，相继而来，就是货币发行量的突破。周恩来指出：“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即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调整高指标，放慢建设速度，减少基建投资，控制基建规模，积极解决粮食购销的差额问题，使1973年的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全国粮食收购968亿斤，销售956亿斤，做到了购销平衡，全民所有制职工增长速度大大下降，工资总额得到稳定，几大突破问题初步得到解决。但好景不长，随之而来的批林批孔，江青一伙人的蛮横干扰，使国民经济重新失去控制，各地盲目建设，经济比例失调，1974年国民经济大部分计划指标没有完成，遗留下来的问题越来越多。直到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大抓整顿，经济形势才逐渐趋于好转，到1975年年底，“四五”计划按照1972年调整后的《修正草案》，工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1.7%，其中农业总产值完成104.5%，工业总产值完成100.6%，列入计划的主要经济指标，除钢铁外，绝大部分接近或超额完成。5年间，有724个大中型项目全部建成投产。

这套邮票以16幅不同画面展示“四五”计划的执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