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交春的时候，舅舅们分家了。雅科夫留在城里，米哈伊尔搬到河对岸。外祖父在田野街[1]上买了一所挺漂亮的大宅子，楼下的石头建筑是一家酒馆，还有一间舒适的小阁楼，从后花园下去便是山沟，这里长满了光秃秃的柳树条子。
“你瞧好多鞭子！”我和外祖父沿着松软的、融雪的小路一面走，一面瞧看花园，他快乐地向我眨眨眼，说道，“我快要教你识字了，那时这些鞭子就有用处了……”
整所宅子住满了房客。外祖父只留楼上一大间给自己住和接待客人，我和外祖母住在顶楼上。顶楼的窗户朝着大街，每天晚上和每逢过节，从窗台探着身子，可以看见醉汉们跌跌撞撞地从酒馆走出来，满街乱闯，叫喊，跌跤。有时他们像口袋似的被人扔了出来，但他们又往酒馆的门里硬挤；门乒乒乓乓、哗哗啦啦地响，滑轮吱吱吜吜地叫，又开始了一场斗殴。从楼上看这一切非常好玩。外祖父一早就到儿子们的染坊去帮助他们安排活计；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又累、又郁闷、又生气。
外祖母在家做饭，缝衣裳，在菜园和花园里刨刨地，她像一个大陀螺，被一条看不见的鞭子抽得整天乱转，她闻鼻烟，津津有味地打喷嚏，一面擦脸上的汗，一面说：
“好人啊，祝你们长命百岁！阿廖沙，我的心肝，你瞧，我们过得多么安静！多谢上天的圣母，一切都变得这么好！”
可是我并不觉得我们过得安静。从早到夜，房客们满院子满屋乱哄哄地跑来跑去，邻居的女人们不断地过来，大家都急急忙忙地到什么地方去，时常因为迟误而唉声叹气，大家都在准备什么事情，老是叫喊：
“阿库林娜·伊凡诺芙娜！”
阿库林娜·伊凡诺芙娜不论对什么人都是同样和蔼地微笑着，都温柔地关怀他们，她用大拇指把烟装进鼻孔里，细心地用红方格的手帕擦净鼻子和手指，说道：
“预防生虱子，我的太太，要常洗澡，洗薄荷蒸气浴；要是生癣疥，就舀一羹匙最干净的鹅油，一茶匙升汞，三滴水银，放在碟子里用一片破洋瓷研七下，然后抹到身上！要是用木匙或者骨头来研，水银就糟蹋了；也不能用铜器和银器，伤皮肤！”
有时她沉思地劝告说：
“老大娘，您到佩乔雷修道院[2]找苦修士阿萨夫去吧，我不能回答您这问题。”
她给人家接生，和解家庭纠纷，给孩子治病，能背《圣母梦》[3]——女人们背会它能“交好运”，给人们家务方面的忠告：
“黄瓜自己会说明什么时候该腌，它一没有土性气或者别的怪味，就可以腌了；克瓦斯[4]要发酵，这样才够味儿，才冒泡儿；克瓦斯忌甜，您只要放一点儿葡萄干就行了，要是放糖，一桶只要半两；酸牛奶有各式各样的做法：有多瑙河口味的，有西班牙口味的，还有高加索口味的……”
我整天跟着她在花园和院子里转来转去，跟她到邻居的女人们那里，她有时在别人家一连坐几小时，喝茶，不断地讲各种故事；我仿佛长在她身上了，在我这段生活中，除了这位忙个不停的、无限慈祥的老太婆，再不记得看见别的什么东西了。
有时，我母亲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会儿，她的神气又骄傲又严厉，一对冷冷的灰眼睛像冬天的太阳似的注视一切；她很快又消失不见了，没有给人留下可以回忆的东西。
有一次我问外祖母说：
“你会巫术吗？”
“唔，你真会想！”她微笑一下，立刻又沉思地说，“我哪儿行啊，巫术是一门困难的学问。我不识字，一个字母也不认得；你瞧你外祖父多有学问。我呢，圣母没有使我变得聪明。”
她又向我讲了一段她过去的生活：
“我从小也是孤儿，我的母亲是个贫农，又是个残废。她当闺女的时候，被地主惊吓了一次。她半夜里吓得跳窗户，摔坏了半边身子，臂膀也摔伤了，从那时起，她的右手，那只最要紧的手，就萎缩了。我的母亲是个有名的织花边的。这样一来，她对地主老爷就没用了，地主赶走了她，说是‘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去吧’，少了一只手怎样生活啊？她只得到处流浪，乞求人家的怜悯，那时人们比现在富足，比现在慈善，譬如巴拉罕纳的木匠和织花边的人们，全是些好样的！每年秋天和冬天，我和母亲就留在城里要饭。加百利天使把宝剑一挥，赶走了冬天[5]，春天拥抱着大地了，这时我们继续向前走，眼睛望到哪儿就走到哪儿。到过穆罗姆，也到过尤列维茨，沿着伏尔加往上走，沿着静静的奥卡河也走过。春天和夏天，在大地上流浪真好。大地是亲切的，青草像天鹅绒似的；至圣的圣母在田野上撒满了花，你在这儿真快乐，你的心觉得自由自在！有时候，母亲闭上蓝色的眼睛，提高了嗓子唱起歌来，——她的嗓子不怎样有力，可是响亮，——周围一切都仿佛在打盹儿，纹丝儿不动，都在听她唱歌。讨饭的生活挺好玩！我刚过九岁的时候，母亲觉得牵着我到处要饭怪难为情的，因为怕羞，就在巴拉罕纳城住下来；她沿着大街挨门挨户地求乞，每逢节日，就到教堂门口收集善人们的施舍。我坐在家里学织花边，我拼命地快学，想快一点帮助母亲；有时学得不顺利，就流泪。两年多的工夫，你瞧，我学会了，并且全城闻名：只要有人想要好的手工，马上就找我们：‘喂，阿库利娅[6]，给我们织一件吧！’我可高兴啦，像过节似的。当然，不是我的技术巧，是妈妈教得好。她虽然只剩一只手，自己不能工作，但是她会指点。一个好的老师比十个干活的还宝贵呢。可是，当时我自满起来，我说：‘妈妈，你别东奔西跑地要饭了，现在我一个人就能够养活你！’她对我说：‘住嘴，你要知道，这是给你攒钱买嫁妆的。’不久你外祖父出现了，一个出色的小伙子，二十二岁，已经当上大船的工长了！他的母亲细细地把我端详了一番，她看出：我会做活计，又是讨饭的女儿，大约挺老实的，行……她卖甜面包，是一个凶恶的女人，别回忆这个了……咳，我们干吗要回忆坏人啊？上帝会亲眼看见他们的。上帝看见他们，小鬼喜爱他们。”
她由衷地笑了，她的鼻子可笑地颤动着，眼睛沉思地闪闪发光，使我感到很亲热，它们所表示的，比言语还要明白。
我记得，一个寂静的晚上，我和外祖母在外祖父的屋里喝茶；他身体不好，坐在床上，没有穿衬衫，肩上披着一条长长的手巾，每分钟都要擦一擦满头的大汗，呼吸急促，声音喑哑。他的绿眼睛发暗，面孔浮肿，紫红紫红的，那又小又尖的耳朵尤其红得厉害。当他伸手拿茶杯时，手哆嗦得可怜。他很温顺，不像往时那样。
“为什么不给我放糖啊？”他像一个惯坏的孩子似的，撒娇地问外祖母。她亲切地，但坚决地回答说：
“给你蜜喝，这对你更好！”
他上气不接下气、吭吭呛呛地很快喝着热茶，说道：
“你好好地看着，可别让我死了！”
“别怕，我小心地看护着。”
“对啦！要是我现在就死——仿佛还完全没有活过似的，——一切都成灰了！”
“别说了，静静地躺着吧！”
他闭上眼，咂着黑色的嘴唇，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像被针刺着似的，他浑身颤动起来，自言自语地说：
“雅什卡和米什卡要赶快结婚；也许老婆和新生的孩子能使他们老实点——是不是？”
于是他就提起城里哪一家有合适的姑娘。外祖母一声不响，一杯接着一杯地喝茶；我坐在窗户旁边，望着城市上空的晚霞烧得通红，把房子的窗户都照红了。我因为犯了一件什么过失，外祖父禁止我在院子和花园里玩。
在花园里，甲壳虫绕着白桦树嗡嗡地飞，隔壁院子的桶匠正在干活，附近有人霍霍地磨刀；在花园下边的山谷里，孩子们吵吵闹闹，在灌木林里乱窜。很想到外面去玩，黄昏的惆怅涌上了心头。
忽然，外祖父不知从哪里得到一本小小的新书，放在手掌上用力一拍，兴致勃勃地叫我：
“喂，调皮蛋，小鬼头，来！坐下，你这个高颧骨的。你看这个字？这是аз。你念：аз！буки！веди！这是什么？”
“буки。”
“对了！这个呢？”
“веди.”
“胡说，是аз！看着：глаголь，добро，есть，这是什么？”
“добро。”
“对了，这个呢？”
“глаголь。”
“对了！这个呢？”
“аз。”
外祖母插嘴说：
“你老老实实地躺一躺吧，老爷子……”
“别管我，住嘴！我现在正要这样才舒服，不然净胡思乱想。念下去，列克谢！”
他用滚烫的、汗津津的胳膊勾着我的脖子，把书摆在我的鼻子下面，越过我的肩膀用指头点着字母。从他身上发出一股子酸味、汗味和烤葱味，弄得我几乎透不过气来，而他却冒起火来，哑着嗓子对着我的耳朵喊叫：
“земля！люди！”[7]
字是认识了，但斯拉夫字母和它的名称不相符合：“земля”像一条虫子，“глаголь”像驼背的格里戈里，“я”像外祖母和我，而在外祖父身上却有着字母表中所有字母共同的东西。他叫我把字母表念了好几遍，有时顺次问我，有时打乱问我；他的热狂劲头感染了我，我也冒汗了，可着嗓子喊。这使他觉得可笑，他抓着胸脯，咳嗽着，揉皱着书，哑着嗓子说：
“老妈妈，你听他嗓门多高？嗨，你这个阿斯特拉罕打摆子的，你叫喊个什么啊，嗯，叫喊什么？”
“是您在叫喊嘛……”
我看了看他，看了看外祖母，觉得很快乐：她用肘子倚着桌子，用拳头支着腮帮向我们望着，低声笑着，说：
“行了，你们别拼命喊了！……”
外祖父友爱地对我解释：
“我喊是因为身体不好，你是为什么啊？”
他摇晃着汗淋淋的脑袋对外祖母说：
“死去的纳塔利娅说他记性不好，这话不对；谢天谢地，他的记性像马似的！翘鼻子，继续念下去！”
最后，他像开玩笑似的把我从床上推下来。
“行了！把这本书拿去。明天你得把所有的字母都念给我听，不能有错，念对了我给你五个戈比……”
我伸手拿书的时候，他又把我拉到怀里，忧郁地说：
“你母亲把你撇到人世上受苦，小弟弟……”
外祖母打了一个寒战：
“嗨，老爷子，你干吗提这个啊？”
“我本不想说的，但心里难过，由不得嘴……唉，多好的一个姑娘，走错路了……”
他猛然把我一推，说：
“去玩去吧！不要到街上，就在院子里、花园里玩玩……”
我正想到花园里：我一走进园子，爬到山上，一些野孩子就从山谷里向我扔石子，我也高兴地回击他们。
“‘贝尔’[8]来了！”他们喊道，远远地一看见我就武装起来，“剥他的皮！”
我不知道“贝尔”是什么意思，这个外号并不惹我生气，但一个人能打退好多人倒是一件快事，看见你扔出的石子百发百中，逼得敌人逃跑，躲到灌木林里，真使人高兴。进行这种战斗毫无恶意，结束的时候也几乎没有恼怒。
我学认字并不吃力，外祖父渐渐对我关心起来，越来越少打我，虽然在我看来，应当比以前打得更勤才对：我一天天长大了，更大胆了，我越来越常破坏外祖父的规矩和训示，可是他只不过骂我几句，拍打我几下罢了。
我心里想，大约他以前打我是没有道理的。有一次我把我这个想法告诉了他。
他轻轻地把我的下巴颏往上一托，仰起我的头，眨巴着眼皮，拉长了腔说道：
“什——么？”
他嘿嘿地笑了，说：
“嗨，你这个异教徒！你怎么能够算出我该打你多少次？除了我自己，谁能知道啊？滚开！”
他立刻抓住我的肩膀，注视着我的眼睛，又问道：
“你是精还是傻，嗯？”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么我来告诉你：要学着精，这样好些。傻就是愚蠢，你懂吧？绵羊傻呵呵的。记住！去吧，玩去吧……”
很快我就能拼音念诗篇了。通常总是在吃过晚茶才学习，每次都是由我来读圣歌。
“Буки-люди-аз-ла-бла；живе-те-иже-же-блаже；наш-ерблажен。”我一面用指字棒在篇页上移动着，一面念，我感到枯燥无味，于是问道：
“贤人[9]就是雅科夫舅舅吧？”
“我给你一拐脖，叫你知道谁是贤人！”外祖父气哼哼地吹着鼻孔说。可是我觉得他生气不过由于习惯，为了做做样子。
我几乎从来没有弄错：过了一会儿，看样子，外祖父就把我给忘了，咕咕哝哝地说：
“在游戏唱歌上，他简直是大卫王，但做起事来，却像毒辣的押沙龙[10]！会编歌，会花言巧语，会逗笑……嗨，你们这些人啊！‘用快活的两腿跳着玩’，能跳出多远啊？嗯，能跳多远？”
我不再读下去，注意地听着，望着他那阴沉的、忧虑的面孔；他的眼睛眯缝着，从我头上往前看去，两眼放射着忧郁的、温暖的光芒，我已经知道，这时外祖父心里正怀着平素那种严酷的性情。他用细细的手指嘭嘭地敲着桌子，染色的指甲闪着光，金黄色的眉毛颤动着。
“外公！”
“嗯？”
“讲个故事吧。”
“你念吧，懒鬼！”他咕咕哝哝地说，仿佛刚醒过来，用手指揉揉眼睛，“喜欢听笑话，不喜欢念诗篇……”
但是我怀疑他自己对笑话就比对诗篇欢喜；诗篇他几乎全都记得，他立誓每晚睡觉前高声念它几章，就像教堂里的助祭念祷词一样。
我热心地央求他，老头子慢慢变得柔和了，对我让步了。
“那好吧！诗篇能永远带在你身边，我呢，快到上帝那儿受审判去了……”(https://www.daowen.com)
他往古老的安乐椅的毛线绣花靠背一仰，缩着身子靠得更紧点，抬头望着天花板，他静静地若有所思地讲起那些陈年往事，讲起自己的父亲。
“有一次，一群强盗来巴拉罕纳抢劫商人查耶夫，我祖父的父亲跑到钟楼敲钟告警，强盗追上了他，抽出马刀把他砍死，扔到钟的下面。
“当时我还小得很，没有看见这件事，所以不记得；我最早懂事的时候，是从法国人开始的。那是一千八百一十二年，当时我刚过十二岁。那时有三十来个法国俘虏押解到我们的巴拉罕纳，他们都是精瘦的小个子，衣服穿的一个人一个样，比要饭的穿的还坏，浑身发抖，有几个甚至冻坏了，站都站不住了。老百姓想打死他们，可是护送兵不让，驻防军来了，把老百姓赶回各家院子里。后来倒没啥，大家都混熟了。这些法国人都精明强干，甚至满快乐，时常唱歌。大老爷们坐着三套马车从尼日尼来看俘虏。他们来到后，有些人谩骂，伸出拳头吓唬法国人，甚至揍他们；有些人和蔼地和他们谈法国话，给他们钱，给他们些保暖的破烂衣服。其中有一个老头子用手蒙起脸来哭了，他说：‘拿破仑这个坏蛋可真把法国人害苦了！’你瞧：俄国人心眼多好，甚至贵族老爷都怜悯别的民族……”
他沉默了一会儿，闭上眼睛，用手掌抹抹头发，细心地回忆过去，然后继续说下去。
“冬天，暴风雪扫过大街，严寒往屋里挤进来，那些法国俘虏时常跑到我们窗户下面敲玻璃，喊叫着，跳跃着，向我母亲要热面包，——她是卖烤面包的。我母亲不让他们到屋里来，把面包从窗口递出去，法国人抓起面包就揣到怀里，面包从火里刚取出来，滚烫的，一下子就贴到皮肤上，放到心窝上，他们怎么受得了，我真不明白。有很多人活活冻死了，他们是从暖和的国度来的，不习惯严寒。在我们菜园里有一间浴室，那儿住着两个法国人，一个军官和他的勤务兵米朗；那个军官又瘦又长，皮包骨头，穿一件女外套，外套只到他膝盖。他很和气，但是一个酒鬼。我母亲偷偷地酿啤酒卖，他买了去大喝特喝，整天唱歌。他学会了说咱们这话，时常叨唠：‘你们这地方不是白的，是黑的，凶恶的！’他俄国话说得不好，但可以懂得。的确是这样：咱们这上游地带不可亲。伏尔加河下游地方，比较暖和些，一过里海，简直见不到雪了。这话是可以相信的，因为不论是在《福音书》里，在《使徒行传》里，尤其是在诗篇里，都没有提到雪，提到冬，耶稣住的地方就在那边……读完诗篇，咱们就开始读《福音书》。”
他又不说话了，像是在打盹；他整个人又小又尖，斜着眼睛向窗外望，仿佛在想什么事情。
“您讲啊。”我悄悄地提醒他。
“好的，”他颤抖一下，开始说，“我是说法国人！他们也是人，并不比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差些。他们时常喊我母亲：‘玛达姆，玛达姆。’这是说：太太，太太。可是我们这位太太能从面铺里扛五普特[11]面粉。她那股劲头简直不像个女人，我已经二十岁了，她揪住我的头发还能不费劲地摇晃一气，我二十岁的时候也相当棒了。那个勤务兵米朗爱马，他常常到各家院子里走走，打手势要求洗马！起先我们怕这个敌人使坏，后来老百姓们自动地叫他：去洗马，米朗！他微微一笑，低着头，像牛似的走去了。他头发棕红，大鼻子，厚嘴唇。他非常会管马，并且给马治病很拿手；后来，在尼日尼做马医，但不久他疯了，被救火队活活打死。那个军官春天生了病，在春尼古拉节日[12]那天，他悄悄地死了：心事重重地在浴室窗下坐着，就这样头伸到外面断了气。我很可怜他，我甚至偷偷地为他哭了一场。他很温柔，他揪着我的耳朵亲切地说些法国话，我不懂得，但是觉得挺好。人的亲切不是在市场上能买到的。他本想教我法国话来着，但母亲不让学，她甚至领我去见神父，神父吩咐揍我一顿，并且控告了那个军官。小弟弟，那时日子不好过，冷酷得很，你没有经历这些，别人替你受了那些气，你要记住这个！比方我，就受过那些气……”
天黑了。在暮色中，外祖父奇怪地长大了；他的眼睛像猫似的发光。他谈别的事情的时候，总是放低了声音，小心翼翼的，若有所思的，但一谈到自己，就热烈、迅速，而且吹嘘。我不喜欢他谈自己的事情，不喜欢他经常地命令：
“记住！你要记住这个！”
他所讲的，有许多事情我都不愿意记住，但是这些事情，即使没有外祖父的命令，却像令人疼痛的刺似的硬刺进记忆里。他从来不讲童话，只讲过去的事情，我还看出他不喜欢别人问他；但我偏死缠着问他：
“谁好些？法国人好还是俄国人好？”
“那我怎么能知道啊？我又没有看见法国人在自己的家里是怎样生活的。”他气嘟嘟地说了后，又补充说：
“在自己的洞里连黄鼠狼也是好的……”
“俄国人好吗？”
“好的坏的都有。在地主时代要好些，那时人们是给绳索捆绑着的。现在大家都自由了，但却穷得没面包，也没有盐！大老爷当然是不慈善的，但是他们精明些。这话不是说所有的老爷，要是老爷好，越看越叫人喜欢。也有的老爷是傻瓜，脑袋像口袋似的，往里面装什么，他就兜走什么。我们有许多谷壳；你当他是人，但你走近一看，原来是谷壳子，没有仁儿，仁儿给吃掉了。我们应当受受教训，把智力给磨一磨，但又没有真正好的磨刀石……”
“俄国人有力气吗？”
“俄国人有些大力士，但问题不在力气，而在敏捷；力量不论多大，总大不过马。”
“法国人为什么打我们？”
“战争是皇帝的事情，我们不了解这个。”
外祖父对于我问拿破仑是什么人的回答，令人永远忘不了：
“他是一个性如烈火的人，想征服全世界，然后让大家都过一样的日子，既没有老爷先生，也没有达官贵人，就这样过着没有等级的生活。各人不过有各人的名字，而权利人人都一样。信仰也只有一个。这当然是胡闹，只有龙虾才没法分别，鱼就有各式各样的了：鳣鱼和鲶鱼不能合伙，鲟鱼和青鱼不能做朋友。我们俄国也有过拿破仑派——拉辛·斯杰潘·季莫菲耶夫、布加奇·叶米里扬·伊凡诺夫，[13]我以后再讲他们……”
他有时沉默不语地长久地注视着我，把眼睛睁得圆圆的，仿佛是第一次看见我。这使人很不愉快。
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过我的父亲和母亲。
在谈这些的时候，外祖母常常走进来，她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不言不语地长久地在那儿坐着，仿佛没有她在场似的，可是她忽然声音柔和得像把人拥抱起来似的问道：
“老爷子，你记不记得，咱们到穆罗姆朝山去，那是多么好？那是哪一年来着？……”
外祖父想了想，详细地回答道：
“说不准了，是在霍乱病流行以前[14]，正是在森林里捉拿奥洛涅茨人[15]那年。”
“对了！我们还害怕他们呢……”
“一点不错。”
我问奥洛涅茨人是谁，他们为什么逃到森林子去，外祖父不大乐意地解释说：
“奥洛涅茨人就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是从官厅、工厂、工作中逃跑的。”
“怎么样捉他们？”
“怎么样？就像小孩子捉迷藏一样：有些人跑，又有些人捉，找。捉住就用树条子抽，鞭子打；撕破鼻孔，在额头上打烙印，算是惩罚的记号。”
“为什么？”
“为了需要这样做。这件事弄不清楚，到底谁有罪，是逃跑的人还是捉的人，咱们不明白……”
“你记不记得，老爷子，”外祖母又说道，“在大火以后……”
外祖父一向对什么事都很认真，他严厉地问道：
“哪一次大火？”
他们一回忆过去，就忘掉我了。他们的声音不高，很和谐，有时我觉得他们仿佛是在唱歌，唱的全是不快乐的歌；歌唱疾病，失火，打人；歌唱暴卒横死，巧取豪夺；歌唱疯傻的乞丐，暴跳如雷的老爷。
“我们倒经历了多少，看见了多少啊！”外祖父低沉地咕哝着。
“难道咱们过得坏吗？”外祖母说，“你想想，我生过瓦里娅后，那年春天多好啊！”
“是在一八四八年，正是远征匈牙利那年[16]。圣诞节第二天把教父吉洪拉了去打仗……”
“以后就没有下落了。”外祖母叹息一声。
“是啊，没有下落了！从那年起，上帝的恩惠像大水流送木筏子似的，流到我们家里来。唉，瓦尔瓦拉啊……”
“你算了吧，老爷子……”
他生气了，沉着脸。
“为什么算了？不论从哪方面看，这些孩子都是不成器的。我们心血用到哪儿去了？咱们心里想，把他们好好地放在篮筐里，而上帝偏偏给我们一个坏筛子……”
他乱喊乱嚷起来，像被火烧着似的，在屋里乱跑，痛苦地哼哼唧唧，骂自己的儿女，伸出又瘦又小的拳头威吓外祖母。
“都是你把他们惯坏了，惯成一群贼娃子！你这个老妖婆！”
他越来越悲痛，带着哭声号叫，跑到角落圣像前面，挥起拳头把干瘦的胸脯捶得咚咚响。
“主啊，我比别人罪孽更大还是怎么啦？为什么啊？”
他全身发抖，湿漉漉的含泪的眼睛委屈地、凶恶地闪光。
外祖母坐在黑暗里默默地画十字，然后小心地走近他，劝慰地说：
“嗯，你干吗这么愁啊？上帝知道应当怎么办。你看比咱们家的儿女好的人家能有几个啊？老爷子，到处都一样：吵架，打架，闹得一团糟。所有当父母的都得用自己的眼泪洗清罪恶，不止你一个人……”
有时这些话使他感到安慰，他一声不响，疲倦地往床上一歪，我和外祖母悄悄地走开，回到自己的顶楼上。
但是，有一次她又到他跟前说这些安慰的话，他猛一翻身，挥起拳头吧哧一声打在她的脸上。外祖母往后一踉跄，晃了几晃，用手按住嘴唇，站稳了脚步，安详地放低了声音说：
“嗨，你这个大傻瓜……”
她往他脚跟前吐了一口血水，他长啸两声，举起两手：
“走开，我打死你！”
“大傻瓜。”外祖母又说了一句，一面往门口走去；外祖父向她扑过去，但她不慌不忙地迈过门槛，把门一带，门扇从他的脸掠过，关上了。
“老家伙。”外祖父气哼哼地说，脸红得像炭火，手扶着门框，用劲地抓挠它。
我半死不活地坐在炕炉头，我不相信我所看见的：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打外祖母，这令人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厌恶，在他身上暴露了一种新的品性，一种不能容忍而且仿佛在压迫着我的品性。他老是抓住门框站着，身上像是蒙上一层灰，变成灰色的了，身子缩得紧紧的。他忽然走到屋子中间，双膝跪下，因为吃不住劲往前倾了一下，一只手碰着地板，但马上又跪直了，用手捶胸说道：
“主啊，主啊……”
我像滑冰似的从炕炉头热砖上滑下来，一下子跑了出去；外祖母在顶楼屋子里走来走去漱着口。
“你疼吗？”
她走到角落，把水吐到污水桶里，静静地回答道：
“没有关系，牙齿没事儿，就是嘴唇打破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
她看了看窗外的大街，说道：
“他老发脾气，他这个上了年纪的人感到很困难，事事不如意……你好好地睡吧，不要想这些……”
我又问了她一句什么话，她不像平时，严厉地喝了我一声：
“我跟谁说躺下来着？这么不听话……”
她在窗旁坐下，吸着嘴唇，不断地往手帕里吐。我一面脱衣服，一面望着她：在她黑色的头影上青色的方窗户里，闪烁着星光。街上静悄悄的，屋里黑洞洞的。
我躺下，她过来轻轻地抚摩我的头，说道：
“安静地睡吧，我到他那儿去一趟……你不要太怜惜我，亲爱的，我自己大约也有过错……睡吧！”
她亲了亲我走了，我心里难过得受不了，我从又柔软又暖和的宽大的床上跳下来，走到窗前，望着下面寂静无人的街上，难耐的愁闷使我发僵了。
[1] 后名高尔基大街。
[2] 佩乔雷是下诺夫戈罗德城郊的一个村庄，这里有一座男修道院。
[3] 是一首教会的诗，叙述圣母梦见她儿子遇难和钉死在十字架的情景。
[4] 俄罗斯人喜爱的清凉饮料，味酸。
[5] 指加百利节（旧俄历三月二十六日）。
[6] 阿库林娜的昵称。
[7] 这里的原文都是教会斯拉夫字母的名称。
[8] 是唤火鸡的用语。
[9] 原文为блажен，意为“圣贤的”。
[10] 押沙龙是大卫王的儿子，曾刺死哥哥暗嫩，并兴军篡夺父亲的王位，后兵败身死（见《旧约·撒母耳记下》第十三至十八章）。
[11] 1普特合16.38公斤。
[12] 五月九日。
[13] 就是俄国著名农民起义领袖斯杰潘·季莫菲耶维奇·拉辛和叶米里扬·伊凡诺维奇·普加乔夫，他们并不是什么拿破仑派。
[14] 一八四八年之前。
[15] 当时俄国北部奥洛涅茨省是旧仪式教派教徒聚居之处。那里的农民曾为反对进工厂做工而逃进森林里隐藏起来。
[16] 指沙皇尼古拉一世镇压匈牙利一八四八年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