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有一天傍晚，我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我觉得我的两腿也苏醒了。我从床上把腿垂下来，它们又失去了知觉，但我已经有了自信：腿是完整的，将来还可以走路。这太好了，我高兴得大叫起来，整个身子压着两条腿在地上刚一站起，又瘫倒了，可是我马上往门口爬，顺着楼梯往下爬，我清晰地想象到，楼下的人看见我，会多么惊奇。
我记不清是怎样到了母亲的房间的。我坐在外祖母的膝盖上，她面前站着几个生人，一个干瘦的绿色的老太婆威严地说着话，压倒了所有人的声音：
“灌他红莓汤，裹着他的头……”
她浑身发绿：绿衫、绿帽、绿脸，甚至眼皮底下那颗黑痣上长的毛也像一撮绿草。她用那只戴着黑花边的无指手套的手罩着眼，下唇耷拉着，上唇翻转着，满嘴的绿牙，死瞪着我。
“这是谁啊？”我胆怯地问。外祖父用不愉快的声音回答道：
“这是你祖母……”
母亲冷笑着把叶夫根尼·马克西莫夫[1]推到我跟前。
“这就是你父亲……”
她很快地、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话；马克西莫夫眯缝着眼，向我弯下身来，说：
“我送给你图画颜料。”
屋里很亮，靠前墙角落里，桌子上点着五支插在银烛台上的蜡烛，蜡烛中间摆着外祖父心爱的圣像——“勿哭我圣母”，法衣上的珍珠在灯光下一明一灭地闪烁着，金色的灵光上鲜红的宝石光芒四射。外面大街上，有几张烙饼似的模模糊糊的圆脸不言不语地往黑暗的玻璃窗上挤着，贴着几个压扁了的鼻子，周围的一切都在漂流着，那个绿色的老太婆用冰冷的手指摸摸我的耳朵后面，说道：
“一定，一定……”
“晕过去了。”外祖母说，她抱着我向门口走去。
我并没晕过去，不过是闭住眼睛罢了，当她拖着我上楼梯的时候，我问她：
“这些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得了吧，住嘴！……”
“你们全是骗子……”
把我放到床上后，她一头栽到枕头里，浑身打哆嗦，哭了起来。她的肩膀颤动得特别厉害，抽抽搭搭地说：
“你也哭一哭吧……哭吧……”
我不想哭。顶楼里又暗又冷，我浑身发抖，床晃荡着，发出吱吱的声音，绿色的老太婆就在我眼前站着，我假装睡着了，于是外祖母走了。
那几天空虚的日子，单调得像一股细流似的流过去了，母亲在订婚后出了一趟门，家里寂静得令人郁郁寡欢。
有一天早晨外祖父来了，手里拿着穿眼凿，走到窗户跟前，开始挖冬天窗框的油灰。外祖母端来一盆水，拿着拭布，外祖父悄悄地问她：
“老婆子，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你高兴了吧？”
她也像在楼梯上回答我似的回答道：
“你得了吧，住嘴！”
简单的语句现在含有特别的意义，在这些语句后面隐藏着一件巨大的、令人忧郁的、不必说出而人人都知道的事情。
外祖父小心地取下窗框拿了出去，外祖母打开窗户，——花园里椋鸟在高声歌唱，小麻雀在唧唧喳喳地欢叫；融雪的大地散发出的醉人的气息涌进了屋子，炕炉上雪青的瓷砖窘得发白了，看去令人觉得冷飕飕的。我从床上爬到地板上。
“不要光着脚板走路。”外祖母说。
“我到花园里去。”
“那儿还没有干，等几天吧！”
我不想听她的话，甚至看见大人就不痛快。
花园里小草已经钻出鲜嫩的绿针，苹果树发出嫩芽，花骨朵咧开了嘴，彼得罗芙娜的小屋子顶盖上青苔愉快地发着绿光，到处都是很多的鸟，快乐的响声，清新芬芳的空气，令人感到一种挺舒服的晕眩。彼得伯伯抹脖子的那个坑里，乱七八糟地躺着被雪压断的棕黄色的杂草。看见这个坑叫人很不好过，那里面一点儿春意都没有，一块块的黑炭头凄凉地发光，整个的坑也是多余得令人可恼。我愤怒地想拔掉、铲除这些杂草，把碎砖块、炭头搬开，清除一切肮脏的、不必要的东西，在这坑里给自己建造一个清洁的住所，那里夏天只要我一个人住，不要大人。我马上动起手来，这件事立刻使我长久地而且很好地躲开了家中所发生的一切，虽然这一切仍然非常令人生气，但却一天天地引不起人的关心了。
“你干吗老噘着嘴？”有时外祖母问我，有时母亲问我，——她们问得我怪不好意思的，我倒不是对她们生气，只不过是因为家中的一切都使我感到生疏罢了。那个绿色的老太婆常常来吃中饭、喝晚茶和吃晚饭，活像旧篱笆中间一根发霉的木桩。她的眼睛是用看不见的线缝到脸上的，它们很灵活地转动着，很容易从瘦骨嶙峋的眼窝里滚出来，它们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都注意，当她谈到上帝，就向天花板翻白眼，谈起家常话，眼睛就垂到腮帮上。她的眉毛像是用麦麸子做的，又像是一种剪贴。她那光板大牙无声地咀嚼着她塞到嘴里的一切。她可笑地曲蜷着手，翘着小手指，耳朵旁边一对圆骨头滚来滚去，耳朵动弹着，黑痣上的绿毛发也在那又黄又皱、洁净得令人讨厌的皮肤上爬动着。她全身像她儿子一样洁净，碰碰他们都觉得怪不好受的。开头的几天，她有一次想把她那死人般的手送到我的嘴唇上[2]，手上散发着喀山黄肥皂气味和神香味，我扭头跑开了。
她常常对儿子说：
“这个孩子一定得好好地教育，——你懂不懂，叶尼亚[3]？”
他恭顺地低下头，皱眉蹙额，一言不发。在这个绿色老太婆面前，大家都皱起眉头。
对这个老太婆，连同她的儿子在内，我都刻骨铭心地憎恨，这个沉重的感情使我挨了不少的打。有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她可怕地瞪着眼，说道：
“嘿，阿廖什卡，你干吗这么狼吞虎咽、大块大块地吃东西呀？会噎着你的，亲爱的！”
我从嘴里掏出来一块，又用叉子把它叉上，递给她：
“您心疼得慌，就拿去吧……”
母亲把我从饭桌上拉下来，我受辱地被赶到顶楼上，外祖母来了，她捂住嘴哈哈大笑，说：
“我的老天啊！你真调皮，耶稣保佑你……”
我不喜欢她捂住嘴，便躲开她跑了，爬到屋顶上，在烟囱后面坐了很久。是的，我非常想调皮，对谁都想恶言恶语地说话，这种愿望很难克服，可是后来不得不克服：有一次我在未来的继父和祖母的椅子上抹了一些樱树胶，他们两个都给粘上了。这非常可笑，当外祖父把我打了一顿后，母亲到顶楼来找我，她把我拉到身边，用膝盖紧紧地挟着我，说道：
“你听我说，你为什么老闹脾气？你可知道，你这样会使我受多大的罪！”
她的眼睛里充满了亮晶晶的泪水，她把自己的腮颊紧贴在我的头上，——这可真叫人难过，宁愿让她打我一顿倒好过些！我说，我以后永远不得罪马克西莫夫家里的人了，永远不，——只要她不哭。
“对了，对了，”她轻声地说，“不必调皮了！我们很快就结婚，然后到莫斯科去，然后我们再回来，那时你同我住在一起。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非常善良，而且聪明，你和他能够处得很好。你将来上中学，然后当一个大学生，就和他现在一样，然后当医生。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学问的人想干吗都好。好了，玩去吧……”
她这一连串的“然后”，我仿佛觉得形成一架梯子，它深深地离她越来越远地往下伸展着，一直伸到黑暗的地方，伸到孤独的地方，这个梯子使我不高兴。我很想告诉母亲：
“请你不要出嫁吧，我来养活你！”
但这话没有说出口。母亲总是唤起我很多很多的对她亲切的思念，但我从来不想说出这些思念。
我在花园里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拔掉了和用镰刀割掉了杂草，坑的边沿有往下掉土的地方，我砌上碎砖头，又用碎砖头铺了一个宽大的座位，在上面甚至可以睡觉。我收集来许多彩色的玻璃和碗碴，用粘泥把它们塞到砖缝里去，当太阳照到坑里的时候，这些玩意儿发出五光十色的彩虹，跟教堂里一样。
“想的好主意！”有一次外祖父细细地瞧了瞧我的工程，说道，“不过杂草还会把你盖上的，你留下了根子！我来用铁锹把地再刨一遍。去，快把铁锹拿来！”
我把铁锹拿来，他往手上吐了口唾沫，吭了几声，用脚深深地把铁锹压进肥沃的土地里。
“把草根捡出来扔掉！然后我给你在这儿栽上向日葵和锦葵，长起来才好看呢！好看……”
忽然间，他拄着铁锹弯下身去，一声不响了，呆住了；我仔细看了看他，从他那又小又聪明的、像狗一样的眼睛里，扑簌簌地落下小滴的泪水。
“你怎么啦？”
他抖擞了一下，用手掌擦擦脸，蒙蒙眬眬地望了望我。
“我出汗了！你瞧有好多蚯蚓！”
然后又开始挖土，他忽然说道：
“这些玩意儿你白建筑了！白建筑了，小弟弟。这所房子我不久就要卖掉。大约秋天就卖掉。等钱用，给你母亲办嫁妆。就是这样。但愿她能过个好日子，上帝保佑她……”
他扔掉了铁锹，挥了挥手，就到澡塘后面花园拐角地方去了，那里有他的温室。我开始刨地，可是铁锹立刻碰伤了我的脚趾。
这妨碍了我送母亲到教堂去结婚，我只能走出大门外，看见她低着头拉着马克西莫夫的手，小心地用脚踏着砖铺的人行道，踏着砖缝里钻出的绿草，像是在钉尖上走路似的。
婚礼是寂寞的。从教堂回来，大家闷闷不乐地坐下喝茶，母亲马上换了衣服，到自己的卧室里去拾掇箱子，继父在我身旁坐下说道：
“我答应送给你图画颜料，可是在这城里买不到好的，我不能把自己的送给你，我将来从莫斯科寄来……”
“我要颜料干吗用啊？”
“你不爱画画吗？”
“我不会。”
“那我给你寄点别的东西。”
母亲走过来。
“我们不久就会回来的，你父亲考完试，毕了业，我们就回来……”
他们同我谈话，像同大人谈话一样，这叫人很愉快，但听到长胡子的人还上学，却叫人觉得奇怪。我问道：
“你学什么？”
“测量学……”
我懒得问这是一门什么学问。家里充满了百无聊赖的寂静和一种像是毛布的沙沙声，不由人希望夜快些到来。外祖父背靠着炉子站着，眼睛眯缝着向窗外眺望；绿色的老太婆帮助母亲装箱子，她不停地唠叨着，哼哼着。外祖母在中午的时候就喝醉了，家里人因为替她害羞，就把她打发到顶楼上，锁在里面。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动身走了。临别时她拥抱了我，轻轻地把我从地上抱起来，用一种生人的眼神看着我的眼睛，一面亲吻，一面说：
“别了……”
“告诉他，要听我的话。”外祖父眼睛望着还是粉红色的天空，阴沉沉地说。
“要听外祖父的话。”母亲在我身边画了个十字，说道。我本来期待她说点别的，所以很生外祖父的气，——都是他妨碍了她。
他们坐到敞篷马车上，母亲的长衫下摆给挂在什么地方，她生气地拉了很久。
“你倒是帮一帮啊，没看见吗？”外祖父对我说。我没有去帮忙，忧愁使我动不得了。
马克西莫夫耐心地把两条穿着窄裤脚的青色裤子的长腿在马车里摆好，外祖母往他手里塞一些包袱，他把它们放到膝盖上，用下巴颏压住，惊惧地皱着苍白的脸，拉长了声音说：
“足——够了……”
绿色老太婆和他大儿子（一个军官）坐上另一辆敞篷马车，她像画儿似的坐在那儿，她儿子用军刀把柄搔着胡子，不住地打呵欠。
“这么说来，您要去打仗？”外祖父问。
“一定要去！”
“好事情。土耳其人该打[4]……”
他们走了。母亲几次回头挥着手帕，外祖母一只手扶墙，也在空中招手，热泪滚滚地流着，外祖父也用手指从眼里挤出几滴泪水，他断断续续地咕哝道：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不会的……”
我坐在铁桩上，望着马车颠颠簸簸地驶去，——马车转到了墙角后面，我心中就像有样东西严严地合上，紧紧地关闭了。
天还早，家家的窗户还紧闭着窗扉，街道是荒凉的——我从未见过街道这样像死一般地空虚。牧人在远处无休止地吹弄笛子。
“咱们喝茶去吧。”外祖父扳着我的肩膀，说道，“看来，你命该和我住在一起，那你就朝我身上划吧，你这根火柴离了我这块砖头就划不着！”
从早到晚，我们俩都在花园里一声不响地忙来忙去：他挖了几个畦子，把红莓绑扎起来，把苹果树上的苔藓刮下来，碾死青虫，我老是建筑和装饰我的小屋。外祖父砍掉烧焦的木头尖端，把一些棍子插到地里，我把装着鸟的笼子挂在那上面，用晒干了的杂草编成密密的篱笆，在长凳子上做一个遮太阳和露水的顶盖，——我把这儿弄得好极了。
外祖父说道：
“你学着尽量给自己安排好，这非常有益。”
我非常珍重他的话。有时他躺在我铺的草坪座位上，不慌不忙地教导我，他的话仿佛是使劲儿掏出来的。
“如今你已经是母亲身上切下来的碎片了，她再生了孩子，她对他们比对你更亲近。你外祖母如今又喝起酒来。”
他长久地沉默着，仿佛在细心地谛听，他又懒懒地说出沉重的语句。
“她这是第二次酗酒了，米哈伊尔应该去当兵的时候，她也酗过酒。她这个老糊涂，劝我替儿子买一个免役证。也许，他当了兵倒会变成另一个人……嗨，你们这些人啊……我快死了。那时就剩下你一个了，自顾自——光杆儿一条，自个儿的生活自个儿想办法，你懂不懂？就是这么着。要学着能够独立工作，不要听别人摆布！要老老实实，稳稳当当地生活，可是要倔强地生活！谁的话都可以听，可是你以为怎么好就怎么做……”
整个夏天，当然，除了坏天气，我都住在花园里，温暖的夜里，甚至在那里睡在外祖母送给我的毡子上。她自己也常在花园里过夜，她抱一抱干草，把它撒到我的床铺旁边，躺下来，长久地给我讲点什么，时常突然插进来一两句，打断了自己的话。
“你看，有一颗星落了！这不知是谁的纯洁的灵魂思念起了大地母亲！这是表示现在某地有一个好人降生了。”
或者指给我看：
“又升起了一颗星，你瞧！多么亮！噢，好美的天空啊，你是上帝灿烂的法衣……”
外祖父嘟嘟囔囔地说：
“你们会感冒的，傻瓜，会得病的，不然也要中风。小偷进来，扼死你们……”
有时候，太阳落了，天空中倾泻着火红的河，接着，火河烧尽了，橙黄色的灰烬降到花园里天鹅绒般的绿茵上，然后，周围的一切可以触摸地渐渐发暗，扩大，膨胀，浸在温暖的昏暗中，吸饱了阳光的树叶低垂了，青草弯到地面，一切都变得更柔和更茂盛了，静悄悄地发散着亲切得宛如音乐一般的各种气息，而音乐也从远方，从野地飘过来：军营里正在吹晚号。夜来了，一种有力的、清新的、宛如慈母的体贴似的东西注入胸怀，寂静像温暖的、毛茸茸的手轻柔地抚摩着，拂去记忆中应当忘掉的一切，拂去白天所沾染的一切侵蚀人的细尘。那是多么令人神往：仰面躺着注视星星一颗颗地燃起，天空永无止境地深邃下去；深邃的天空愈升愈高，不断地出现新的星星，它轻轻地把你从地面举起，——真奇怪，不知是整个地球缩小到和你一样呢，还是你自己神奇地长高、扩大、忽然溶化，和周围的一切合在一起。一切都变得更暗更静了，但到处都无形地绷紧了敏锐的琴弦，每一个声音——不论是鸟在梦中歌唱，刺猬跑过去，或者什么地方响起轻微的人声——所有这些都被敏锐得令人感到亲切的寂静衬得很特别，比白天来得响亮。
手风琴响了几下，传来一阵女人们的笑声，军刀碰在砖铺的人行道上锵锵作响，狗尖声地叫了一下，所有这些都是不必要的，都是凋谢的白天最后的落叶。
有些夜晚，忽然在野外，在大街上响起醉汉的吼叫声，有人踏着沉重的脚步跑过去，——这已经习以为常，引不起人的注意了。
外祖母长久地睡不着，她躺在那儿，把手放在脑后，内心微带激动地讲点什么，看样子，她一点儿也不在乎我是不是在听着。她永远善于选择那样的童话故事，它能使夜变得更有意味，更加美丽。
听着她那不紧不慢的言词，我不知不觉地入睡了。清早，和鸟一齐醒来。太阳温暖地直射到脸上，早晨的空气静静地流着，露水从苹果树叶上震落下来，湿漉漉的青草越来越光亮，像水晶似的清澈透明，青草上，升起一层薄纱似的蒸气。阳光的辐射在紫藤色的天空中扩大着，天空渐渐变蓝了。云雀飞到目力达不到的高空，在婉转地歌唱，一切鲜花和音响，像露水珠儿似的往胸里渗透，使人感到宁静的喜悦，引起人们一种想快点起床做点事情，和周围一切生物友爱地生活的愿望。
这是我一生最安静、感受最多的时光，正是这年夏天，在我内心形成了而且巩固了对自己力量的自信的感觉。我变野了，怕和人来往；我听见奥夫相尼科夫的孩子们的喊叫声，但这已经不再吸引我；表兄弟来了，这丝毫不能使我高兴，只能引起我的惊慌，担心他们会破坏花园里我的建筑物——我的第一项独立创作。
外祖父的话再也引不起我的兴趣，他的话越来越枯燥无味，啰啰嗦嗦，唉声叹气。他开始常常和外祖母吵架，把她赶出家门，她有时到雅科夫那里，有时到米哈伊尔那里。她常常一连几天不回家，外祖父自己动手做饭，烫伤了手，于是号叫，咒骂，把食具打碎，他显然变得贪得无厌了。
他有时到我的草棚子里来，在草坪上舒舒服服地坐着，长久地，沉默地注视着我，突然问道：
“你干吗不说话？”
“就是这样。怎么啦？”
他开始教导起来：
“我们不是老爷。没有人教我们。啥事我们都得自己去弄明白。书是为别人写的，学校是为别人盖的，我们一点份儿都没有。一切都得自己想办法……”
他沉思起来，显得干瘦，他一动不动，哑巴似的，简直叫人害怕。
秋天他卖了房子。在卖房子前不久，有一天早晨喝茶的时候，他忽然向外祖母阴沉地、坚决地宣布：
“喂，老婆子，我养活过你，现在我养够了！你自个儿挣饭去吧。”
外祖母态度非常安详地听着这些话，就好像她早就知道他会这样说，并且在等待着他说似的。她不慌不忙地掏出鼻烟壶，用她那海绵似的鼻子吸了吸，说道：
“那么好吧！既是这样，就这样好了……”
外祖父在山脚底下一所旧房子地下室里租了两间黑暗的小屋子。搬家的时候，外祖母拿一只有长带子的旧草鞋，把它扔到炉子底下，她蹲在那儿，开始呼唤家神：
“家神家神，你是一家之主，送你一辆雪橇，请你坐着它跟我们一起到新的家，找新的幸福……”
外祖父从院子往窗子里望了望，大喝一声：
“我看你敢请他去，异教徒！你试试再丢我的人……”
“噢哟，当心啊，老头子，说这种话不吉利。”她认真地警告道，但外祖父大发雷霆，禁止把家神请过去。
家具和各种杂物，他两三天工夫都卖给了收买破烂的鞑靼人，他们斤斤计较地讲着价钱，彼此咒骂着，外祖母从窗子里往外看，哭一阵笑一阵的，声音不高地喊道：
“都拉走吧！都毁掉吧……”
我可惜我的花园，我的草棚子，我也想哭一场。
用两辆大车搬家，我在各种旧家私中间坐着的那辆震动得很厉害，仿佛它想把我抛下去似的。
以后的两年光景，直到母亲去世，我都是在这种一个劲儿要把我抛到什么地方去的颠簸感觉中度过的。
外祖父搬到地下室以后不久，母亲回来了，她面色苍白，精瘦，大眼睛，眼睛里闪着火热的、惊奇的光。她老是细细地看了又看，仿佛头一次看见她父亲、母亲和我，——她这样一声不响地打量着，而继父不停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低声地吹口哨，咳嗽，把手抄在背后，手指老是动弹着。
“我的天啊，你怎么长得这样快！”母亲对我说，用滚热的手掌挟紧我的腮帮。她打扮得挺难看：穿着宽大的、棕色的、被大肚子撑鼓了的长衫。
继父伸给我一只手。
“你好，小弟弟！你怎么样，嗯？”
他闻了闻空气，说道：
“您可知道，你们这儿很潮湿！”
他们俩好像跑了很久，跑得筋疲力尽，全身的衣服都揉皱了，磨破了，现在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只求躺下休息休息。
大家沉闷地喝着茶，外祖父一面望着外面的雨打湿窗户，一面问道：
“那么说来，全烧光了？”
“全烧光了，”继父坚决地肯定说，“我们自己险些儿没逃出来……”
“是啊。水火无情嘛。”
母亲紧靠着外祖母的肩膀，冲着她的耳朵低语着什么；外祖母的眼睛眯缝着，仿佛被光照得睁不开似的。变得更沉闷了。
外祖父忽然说起话来，又刻毒又稳静，而且声音很大。
“有风声传到我耳眼里，叶夫根尼·瓦西里耶夫阁下，并没有闹过什么火灾，是你打牌输光了……”
像地窖里一样寂静，茶炊沸沸地响，雨在窗户玻璃上敲打，过一会儿，母亲开腔了：
“爸爸……”(https://www.daowen.com)
“什么——爸爸？”外祖父震耳地大叫起来，“还要怎么样？我不是对你说过：三十岁的人不要嫁一个二十岁的？你该知道了吧，你找到一个文质彬彬的女婿！贵族少爷嘛，嗯？怎么样啦，小女儿？”
四个人一齐喊叫起来，继父嗓门最大。我跑到门洞里，坐在柴火堆上，我惊得全身都麻木了。母亲像是换了一个人，她完全不是从前那样。这在屋子里还不怎么明显，但在门洞里，在昏暗中，清清楚楚地想起了她从前的样子。
后来，不记得是怎么样的，我已经住在索莫夫镇[5]一所房子里，那里全是新的——墙上没有壁纸，木缝里填着麻屑，麻屑里有许多蟑螂。母亲和继父住两间窗户开向大街的房屋，我和外祖母住在有天窗的厨房里。工厂的黑烟囱从房顶向天空耸立着，就像大拇指从食指和中指缝里伸出来似的，它们吐着曲卷的浓烟，冬天的风吹得全村烟雾弥漫；在我们冰冷的房屋里，经常有一种浓厚的煳味。一大早，汽笛像狼一样的号叫：
“噢呜，噢呜，噢呜……”
如果站在条凳上，从窗户上层玻璃往外看，越过屋顶，可以看见挂着灯笼的工厂大门，像一个老乞丐张开无牙的黑嘴，成群的小人拥挤地向那里面爬。中午，又响起汽笛，大门的两片黑嘴唇张开了，露出一个深洞，工厂呕吐出被反复咀嚼了的人们，他们像一股子黑水流到街上，毛茸茸的白色的风沿着大街疾驶，追赶人们，把他们赶进各人的家里。村子上的天空很少露面，每天在屋顶上，在雪堆上，悬着另一种蒙着一层煤烟的平平的灰色顶盖，它钳制人们的想象，它那忧郁的单调色彩使人眼花缭乱。
一到晚上，在工厂的上空就有混浊的红色火光动荡着，照亮了烟囱的顶端，就好像这些烟囱不是从地面往天空矗立，而是从这层云烟往地面降落。它们一面降落，一面吐出红光，呼啸着，长鸣着。看到这一切，使人难耐地恶心，恶毒的忧闷咀嚼着人心。外祖母当厨妇，她做饭，洗地板，劈木柴，挑水，从早忙到晚，躺下睡觉时已经累得要命，哼哼唧唧的，不住地唉声叹气。有时她做完饭，穿上短棉袄，把裙子塞得高高的，进城去了。
“去瞧瞧老头儿在那儿过得怎样……”
“带我去！”
“冻着你，你瞧风刮的！”
在那看不清路的盖满雪的野地里，她得走七俄里。母亲脸黄肚子大，瑟瑟缩缩地裹着一条带穗子的灰色破披巾。我恨这条把她那又魁梧又匀称的身躯变丑了的披巾，因此我要撕掉这些穗缨；我也恨这所房子、工厂、镇子。母亲穿着一双破旧的毡靴，咳嗽着，震得大得难看的肚子直抖，她那青灰色的眼睛枯燥地发着怒光，常常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赤裸裸的墙壁，仿佛目光贴到那上面似的。有时她整个钟头都在望着窗外的大街，大街像人的腭骨，一部分牙齿老得发黑，歪斜；一部分已经脱落，笨拙地镶着大得和腭骨不相称的新牙齿。
“我们为什么在这儿住？”我问。
她回答道：
“嗨，住你的嘴……”
她很少和我说话，老是命令道：
“去一趟，给我，拿来……”
很少让我到街上去，我每上街一次准被街上的孩子打得遍体鳞伤，——打架是我唯一喜爱的娱乐，成为我的癖好。母亲用皮带抽我，但惩罚更激怒了我，下一次我和小孩子打得更狂热，——母亲把我惩罚得也更厉害。有一次我警告她，如果她再打我，我就咬她的手，我跑到野外去冻死，她吃惊地把我推开，在屋子里走了一趟，累得气喘喘地说：
“小野兽！”
那些像鲜明而颤动的彩虹似的、称之为“爱”的情感，在我心中凋谢了，愈来愈经常地爆发那种对一切都怨恨的带炭气味的青色火苗，那股沉重的不满的感情，那种在这灰色的死气沉沉的无聊气氛中孤独的感觉，死灰似的在心中冒烟。
继父对我很严厉，不理睬我母亲，他老是吹口哨，咳嗽，每次饭后总是站在镜子前面用火柴杆小心地长久地剔他那不平整的牙齿。他愈来愈频繁地和母亲吵架，生气地称呼她“您”——这个“您”字把我激怒得发狂。在吵嘴时，他总是把厨房的门关得严严的，看来他是不愿我听见他的话，但我仍然细心地倾听着他那沉闷的低音。
有一次他跺着脚大声喝叫道：
“都是因为您这混账的大肚皮弄得我不能邀请客人，您这头老水牛！”
由于吃惊，由于令人发疯的污辱，我在吊床上一跳，脑袋碰响了天花板，我把自己的舌头咬得流血。
每到星期六，就有几十个工人到继父这里来卖粮票[6]，这种粮票本来是用来在工厂开设的铺子购买食物的，是工厂主付给工人当工资的，而后父却用半价收买这些粮票。他在厨房里接待工人，神气十足，脸子黑沉沉的，坐在桌子上，拿着粮票说道：
“一个半卢布。”
“叶夫根尼·瓦西里耶夫，你不怕上帝……”
“一个半卢布。”
这种荒唐的黑暗生活没有继续好久。在母亲生产前，我被送到外祖父那里。他已经住在库纳维诺，从山坡上通到纳波尔教堂坟地围墙的沙土街上的一所两层楼房里，他租了一间带有俄罗斯式大炕炉和向院子开着两个窗户的狭小房屋。
“怎么啦？”他迎着我说道，接着尖声地笑起来，“俗语说：没有比亲娘更可爱的朋友，如今看起来，应该说：不是亲娘，而是老鬼外祖父！嗨，你们这些人啊……”
我还没来得及好好地看看新的地方，外祖母和母亲带着小孩来了，继父因为盘剥工人，被赶出了工厂，但是不知他到哪里去了一趟，立刻就被聘了去当车站的售票员。
过了很长一段空闲时光，我又搬到母亲那里，她住在一所石头房子的地下室里，母亲随即把我送到学校里。入学的第一天，学校就使我反感。
我上学时穿的是母亲的皮鞋、用外祖母的外套改做的大衣、黄衬衫和撒腿裤子，这身服装马上就受到了嘲笑，因为我穿黄衬衫，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方块王牌”[7]。我和孩子们很快就处得挺好，但是教师和神甫不喜欢我。
教师脸黄头秃，鼻子经常流血，他来到班上，用棉花塞上鼻孔，坐在桌子后面，发着鼻音问功课，忽然，说了半截话就停住了，把棉花从鼻孔里拔出来，摇着头细细地查看它。他的脸扁平，黄铜色，神气酸溜溜的，在皱纹里有一种绿锈，那一对完全多余的铅样的眼睛弄得面孔特别难看，这对眼睛讨厌地死盯着我的脸，使人老想用手掌擦擦腮帮。
有几天，我被分在第一班，坐在头一排，几乎紧挨着教师的桌子，这简直令人难以忍受，他好像除了我，谁也不看，他老是瓮声瓮气地说：
“彼斯（什）科——夫，换一件衬衫！彼斯科——夫，脚不要老动弹！彼斯科夫，从你的鞋袜上又流出一潭水洼洼了！”
为了这，我想出一个狠毒的恶作剧来报复他：有一次我找到半块冰冻的西瓜，去掉瓜瓤，用线把它系到半明半暗的门洞里面的滑轮上。门一开，西瓜就升上去，当教师随手带门时，西瓜就像一顶帽子正好扣到秃头上。看门的拿着教师的字条把我带回家去，我用自己的皮肉偿付了这场淘气。
又有一次我把鼻烟撒到他桌子的抽屉里，他连着打起喷嚏来，弄得他只好离开教室，叫他的女婿来代课。这是一位军官，他强迫全班唱《愿上帝保佑沙皇》[8]和《哦，自由呀我的自由》。谁唱得不对，他就用尺子敲谁的脑瓜儿，敲得特别响而且令人发笑，但不疼。
神学教师是一个美貌、年轻、头发茂密的神甫，他不喜欢我，因为我没有《新旧约使徒传》，还因为我学他的口头语。
他进了教室，第一件事情就是问我：
“彼什科夫，书带来没有？嗯。书？”
我回答：
“没有。没有带来。嗯。”
“什么‘嗯’？”
“没有。”
“回家去吧！嗯。回家去。因为我不愿意教你。嗯。不愿意。”
这并没有使我怎样苦恼，我走了，一直到放学，在村子里泥泞的街道上来回地溜达，细细瞧看村里喧闹的生活。
这个神甫有一副基督式的端正面孔，温柔的女人的眼睛，还有一双对所碰到的一切也同样温柔的小手。每样东西——书、尺子、笔——他都拿得惊人地美妙，就好像那件东西是活的，脆弱的，这位神甫十分爱惜它，生怕一不小心就碰坏了它似的。他对学生可不是那么和蔼，但他们仍然喜欢他。
虽然我的学习并不算坏，可是不久就通知我说，由于我的不体面的行为要把我赶出学校。我垂头丧气了，这样会有一场老大的不愉快威胁着我：母亲脾气越来越坏，越来越频繁地打我。
但来了救星了：一位样子像巫师，在我的记忆中有点驼背的赫里桑夫主教[9]突然来到我们的学校。
这个个子不高的人穿着肥大的黑衣裳，头上戴着可笑的小桶桶，在桌子后面坐下，把两只手从袖筒里露出来，说道：“怎么样，让咱们谈谈吧，我的孩子们！”教室里马上显得温暖，快乐，散发着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愉快气氛。
在叫了许多人之后，也把我叫到桌子前面，他认真地问道：
“你几岁？才这么大啊？小弟弟，你长得多高啊？你常常站在雨地里，是不是？”
他把一只干瘦的留着长指甲的手放在桌子上，另一只手捏着稀疏的胡须，他用一对慈祥的眼睛注视着我的脸，提议说：
“呃，你来给我讲讲《圣经》里你所欢喜的事迹？”
我说我没有书，我没有学习《圣经》。他扶了扶高筒帽子，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非学不可的！也许你知道一些，听过一些吧？圣歌会念吗？这太好了！祷词也会念？嗬，你瞧！《使徒传》也会？《诗篇》也会？你原来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嘛。”
我们的神甫来了，脸通红，气喘喘的，主教祝福了他，但当神甫要说我的时候，主教扬扬手，说：
“请等一下……你来讲讲敬神的阿列克谢……”
“最好的诗篇，小弟弟，是不是？”当我忘了某一行诗，稍微停顿一下的时候，他说，“还会什么？……会讲大卫王的故事？很想听听！”
我看出，他的确在听着，他是喜欢诗的。他问了我很久，然后忽然停住，很快地向我打听：
“你学过《诗篇》？谁教的？慈爱的外祖父？凶狠的？是真的吗？你很顽皮吧？”
我踌躇起来，但只好说：“是的。”教师和神甫啰啰嗦嗦地说我所承认的是实话。他耷拉着眼皮听他们讲，然后叹了口气，说道：
“你听见人家怎样说你吗？过来！”
他把发散着檀香味的手放在我的头上，问道：
“你到底为什么顽皮？”
“学习很无聊。”
“无聊？小弟弟，这有点不对头。如果你觉得学习无聊，你就会学得不好，可是教师证明你学得挺好。这就表示有别的原因。”
他从怀里掏出一本小书，在上面题了字，说道：
“彼什科夫·阿列克谢。对了。你还得忍耐着，小弟弟，不要太顽皮了！有一点——是可以的，太顽皮，就会惹人生气！我说得对不对，孩子们？”
许多声音快乐地回答道：
“对。”
“你们顽皮得不厉害，是不是？”
孩子们咧嘴笑了，一齐说道：
“不是，也厉害！厉害！”
主教往椅子背一靠，搂着我，令人惊奇地说了下面的话，使所有的人——连教师和神甫——都笑起来：
“真是怪事，我的小弟弟们，我在你们这样大岁数，也是一个大大的顽皮鬼！这是怎么回事呢，小弟弟？”
孩子们笑了，他向他们问长问短，巧妙地把大家搅到一起，使他们互相争论，快乐的空气越来越浓。最后，他站起来说：
“和你们在一起很好，顽皮鬼们，我该走了！”
他抬起一只手，把大袖筒退到肩膀上，宽宽地挥动胳膊对所有的人画了个大十字，祝福说：
“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祝你们去做美好的工作！别了。”
大家都喊起来：
“别了，大主教！再到我们这儿来。”
高筒帽子点了点，他说道：
“我来，我来！我给你们带书来！”
他飘飘洒洒地从教室走出去，对教师说：
“放他们回家吧！”
他牵着我的手走进了门洞，对我俯下身来悄悄地说：
“你克制住自己一点，好不好？我心里明白你为什么调皮！好，别了，小弟弟！”
我非常激动，一种多么特别的感情在我心中沸腾啊，甚至教师放走了全班学生，只留下我，对我说，我现在应当比水还要安静，比草还要老实，——我注意地、乐意地听着他的话。
神甫穿着皮衣，和蔼而且低沉地说：
“从今以后你应当上我的课！是的。应当。但要老老实实地坐好！是的。老老实实地。”
我在学校搞好了，在家里却闹了一场可恶的事儿：我偷了母亲的一个卢布。这不是预谋犯罪。
有一天晚上母亲出去一趟，留下我看家带孩子。我闷得慌，便翻开继父的一本书——大仲马的《医生札记》[10]，里面夹着两张钞票，一张是十卢布的，一张是一卢布的。书是看不懂的，我合上它，可是忽然想到，一个卢布不仅可以买《使徒传》，大约还可以买一本讲鲁滨孙的书。我在这之前不久在学校里才知道有一本这样的书：在严寒的一天，课间休息时，我给孩子们讲童话，忽然，其中有个小孩轻蔑地说：
“童话，狗屁，鲁滨孙才是真正的故事呢！”
后来又发现几个小孩是读过鲁滨孙的，大家都夸奖这本书，外祖母的童话不被人欢迎很使我生气，于是就打算读一遍鲁滨孙，为了也能够说一句：这是狗屁！
第二天我带到学校一本《使徒传》和两卷破烂的安徒生童话，三斤白面包和一斤灌肠。在弗拉基米尔教堂菜园旁边的又小又黑的铺子里有鲁滨孙，一薄本黄色封面的小书，在第一页上画着一个戴毛皮圆帽子、披着兽皮的大胡子，这使我不喜欢，可是童话书，别看它们破烂，连表面看过去也觉得可爱。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和孩子们把面包和灌肠分着吃了，我们开始读一个美妙的童话《夜莺》[11]，这个童话立刻抓住所有人的心。
“在中国，一切居民都是中国人，连皇帝也是中国人。”我记得，这一句话，由于它的单纯、含着快乐地微笑着的音乐，还由于它有一种异常美好的东西，使我感到愉快的惊奇。
我在学校里没能把《夜莺》读完，因为时间不够。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母亲站在炉台旁，手拿着煎锅把儿，正在煎鸡蛋，她用奇怪的、压低的声音问道：
“你拿了一个卢布？”
“拿了。这不是买的书……”
她用煎锅把儿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把安徒生的书没收了去，永远藏在不知什么地方，这比挨打更令人悲伤。
有几天我没有去上学，在这期间，大概后父对同事讲过我的“功绩”，那些同事又讲给自己的孩子听，其中有一个孩子把这事传到学校，当我上学的时候，同学们用“小偷”这个新的外号迎接我。简短而且明了，但是不正确，因为我并没有隐瞒我拿了那一卢布。我尝试解释这件事，但人家不相信，我回到家里对母亲说，我再不到学校里去了。
她坐在窗户旁，又怀孕了，穿一身灰衣服，目光无神而且痛苦，她喂着小弟弟萨沙，看着我，像鱼似的张嘴说道：
“你撒谎，”她低声说，“谁也不知道你拿了一个卢布。”
“你问问去。”
“是你自己乱说的。你说，是不是你自己？你当心，我明天亲自去问问，看是谁把这话传到学校去的！”
我说出了那个学生的名字。她的脸皱成可怜相，两眼浸湿了泪水。
我回到厨房，在炕炉后面箱子上铺的床上躺下来，躺在那里听母亲在屋里低声啜泣。
“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我躺在烤热的油腻的拭布所发散的难闻气味中，再也忍耐不住了，我起来走到院子里，但是母亲喝住了我：
“你到哪儿去？哪儿去？到我这儿来！……”
然后我们坐在地板上，萨沙躺在母亲的两腿上，抓住她长衫上的扣子，点头哈腰的，说道：
“扣扣。”意思是说“小扣子”。
我倚着母亲的身边坐着，她搂住我说：
“我们是穷人，我们的每一戈比，每一戈比……”
她老是有什么话没有说完，用一只滚热的胳膊紧紧地搂住我。
“这个坏蛋……坏蛋！”她忽然说出了这句我以前听过她说过的话。
萨沙学人说话：
“蛋，蛋！”
这个小孩很古怪：笨拙，头大，他微微含笑，仿佛期待什么似的用美丽的青眼睛看周围的一切。他特别早就开始学话，从来不哭，经常生活在静静的快乐状态中。他身体不好，勉强会爬，一看见我就高兴，叫我抱他，爱用软绵绵的、不知为什么发散着紫罗兰香的小指头揉我的耳朵，他没有得病就突然死了。当天上午还像平时一样怡然自得的，可是傍晚，敲晚祷钟的时候，他的尸体已经放在桌上了。这是在第二个小孩尼古拉生后不久发生的。
母亲把她答应要办的都办到了，我在学校里重新过得挺好，可是又把我送回外祖父那里。
一天吃晚茶的时候，我从院子往厨房里去，听见母亲声嘶力竭的叫声：
“叶夫根尼，我求求你，求求你……”
“蠢——话！”继父说。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到她那儿去！”
“那又怎么样？”
他们俩沉默了几分钟，母亲咳嗽起来，她说：
“你是一个多么恶毒的坏蛋……”
我听见他在打母亲，我跑进屋子，看见母亲跪着，背脊和肘弯靠着椅子，挺着胸，仰着头，口里发出呼呼噜噜的声音，眼睛闪着可怕的光；他打扮得干干净净的，穿着新制服，用他那长长的腿踢她的胸脯。我从桌子上抓起骨把镶银的刀子，——是用来切面包的，这是我父亲死后母亲所剩下的唯一的东西，——我抓起它就用全力对准继父的腰刺去。
幸亏母亲及时把马克西莫夫推开了，刀子从腰间滑过，把制服划破一个宽宽的口子，皮肉仅仅划破一点。继父哎哟一声，按着腰，从屋子里跑了出去，母亲抓住我，举起来，大吼一声把我摔到地板上。继父从院子里回来，把我拉开。
天色已经很晚，当他仍然从家里走出去的时候，母亲到炕炉后面找我，她小心地搂抱着我，吻我，哭着说道：
“原谅我，是我的错！亲爱的，你怎么能这样？动起刀子来了？”
我说出下面的话完全是诚心诚意的，完全是懂得的，我对她说，我准备杀死继父，也杀死自己。我想，我会做到这一点的，不管怎样，我会试一试这样做的。直到现在我还看见那条沿着裤筒有一条鲜亮的缘饰的下贱的长腿，看见那条腿在空中来回摇摆，用脚尖踢女人的胸脯。
回忆起野蛮的俄罗斯生活中这些铅样沉重的丑事，我时时问自己：值得讲这些吗？每一次我都重新怀着信心回答自己：值得，因为这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丑恶的真实，它直到今天还没有消灭。这是一种要想从人的记忆、从灵魂、从我们一切沉重的可耻的生活中连根儿拔掉，就必须从根儿了解的真实。
促使我描写这些丑事的，还有一个更积极的原因。虽然这些丑事令人作呕，虽然它们窒息我们，把无数美好的灵魂压扁，而俄罗斯人的灵魂仍然是那样健康，年轻，足以克服而且一定能克服它们。
我们的生活是令人惊奇的，这不仅因为在我们生活中这层充满种种畜生般的坏事的土壤是如此富饶和肥沃，而且还因为从这层土壤里仍然胜利地生长出鲜明、健康、富有创造性的东西，生长着善良——人所固有的善良，这些东西唤起我们一种难以摧毁的希望，希望光明的、人道的生活终将苏生。
[1] 高尔基的继父。
[2] 意思是让他吻她的手。
[3] 叶夫根尼的爱称。
[4] 指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俄土战争。
[5] 一八七六年年底至一八七八年年初，高尔基跟母亲、外祖母和继父住在索莫夫，继父在索莫夫工厂当职员。
[6] 这是工厂主剥削工人的一种方式：不发工人工资，而发给这种所谓“粮票”。工人用它在被指定的厂主开设的商店，高价购买质量低劣的食物，而工人需要用钱时，不得不廉价地把“粮票”卖给别人。
[7] 俄罗斯人的习惯，称犯人为“方块王牌”。
[8] 沙皇俄国的国歌。
[9] 赫里桑夫主教是有名的《古代世界的宗教》、论文《埃及轮回》以及政论《论婚姻和妇女》三部著作的作者。我年轻时候读过他这篇政论，它曾给我以强烈的印象。这篇文章的题目我似乎写得不对。曾在七十年代某神学杂志上刊载过。——作者注
[10] 原书名是《约瑟·巴尔萨莫》，《医生札记》是俄文译本的书名，是一部描写迷幻术的长篇小说。
[11] 安徒生的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