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有一次星期六一大早，我到彼得罗芙娜的菜园子里去捉灰雀，捉了很久，可是这些大模大样的红胸脯的小鸟不上网。它们老是在卖俏，在镶银似的冰壳上好玩地走来走去，飞到穿着暖暖和和的霜的灌木枝上，像一朵活花似的摆来摆去，撒下光闪闪的银灰色雪花。这多好看，连打猎失败也不使人懊恼了。我并不是一个热衷打猎的人，我对打猎的过程比对打猎的结果更欢喜。我爱看小鸟怎样生活，爱想它们。
这是多么好哇：一个人坐在雪地的边缘上，在严寒的透明的寂静空气中倾听小鸟啾啾地叫，在远方，三套马车的小铃铛——俄罗斯冬季忧郁的云雀——唱着歌儿飞驶着……
我在雪地上打了个寒噤，感觉耳朵冻疼了，于是收起网子和鸟笼，翻过围墙到外祖父的花园里，走回家去。朝街的大门敞开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农夫从院子里牵走三匹套在一辆带篷的大雪橇上的马，马身上冒着浓烟，农夫开心地吹着口哨。我的心震动了一下。
“你送谁来了？”
他转过脸来，打着手罩看了看我，跳到驭者座上，说道：
“送老神甫来了！”
送神甫和我没有关系。如果来的是神甫，他大概是找房客的。
“哎，我的小鸡儿！”农夫抻抻缰绳催动了马，吆喝一声，吹起口哨，寂静的空气中顿时显得喜气洋洋；三匹马一齐往田野里飞奔，我望着它们走开，关上大门，可是我走进空荡荡的厨房的时候，从隔壁房间传来母亲的声音，传来她那清晰的语句：
“现在怎么办，杀死我吗？”
我没有脱衣裳，扔掉鸟笼子，就跳到门洞里，迎面碰到外祖父；他抓住我的肩膀，瞪着凶恶的眼睛瞅我的脸，挺费劲地咽了一口什么东西，嗓子沙哑着说：
“你母亲来了，去吧！等一等……”他把我摇晃得几乎站不住脚，然后往房门口一推，说，“去吧，去吧……”
我一头栽到钉着毡子和漆布的门上，因为又冷又激动，我的手打着战，在门上摸了很久才找到门把，终于悄悄地打开了门，我目光缭乱地在门槛上站住了。
“哎哟，来了，”母亲说，“我的天啊，长这么大了！怎样，认不得我啦？看你们给他穿的，不像话……他的耳朵冻白了！妈妈！快拿鹅油来……”
她站在房间中间，对着我俯下身来，把我身上的衣裳脱下来，把我当作皮球似的转来转去。她那巨大的身躯穿着一件像乡下人穿的长袍子一样宽大的又暖和又柔和的红衣服，一排黑色的大扣子从肩膀斜着钉到下襟。我从来没见过这种衣裳。
我觉得她的脸比以前又小又白，可是眼睛大了，更深地陷下去了，头发更显得黄金色的了。她替我脱衣服，把脱下的衣服扔到门槛前面，厌恶地撇着紫红的嘴唇，不断地发出命令的声音：
“你干吗不说话？高兴吗？嘿，多么脏的衬衫……”
然后，她用鹅油擦我的耳朵，有点疼，但从她身上发散着香味，这却减轻了疼痛。我偎依着她，瞅着她的眼睛，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透过她的声音，我听见外祖母低沉的不高兴的声音：
“他变成野马了，谁的话都不听，连外祖父也不怕……唉，瓦里娅，瓦里娅……”
“妈妈，别老诉苦，慢慢地会好的！”
和母亲比起来，周围一切都很渺小，很可怜，而且很衰老，我也觉得自己和外祖父一样衰老了。她用腿紧紧地夹住我，用沉重而温暖的手抚摩我的头发，说道：
“该理发了。该上学了。你愿意念书吗？”
“我已经念会了。”
“还要再念一点儿。嗬，你长得这么结实，啊？”
她逗着我玩儿，发出低沉而温暖人心的笑声。
外祖父进来了，他无精打采，毛发竖立，眼睛通红，母亲用手把我推到一旁，大声地问道：
“怎么样，爸爸？要我走吗？”
他站在窗户前面，用指甲挠窗户上的冰花，半天没说话，周围一切都紧张起来，使人觉得毛骨悚然。每逢这紧张的时刻，我全身都长了眼睛和耳朵，胸膛奇怪地扩大了，我简直想大叫一声。
“列克谢，滚出去。”外祖父声音低沉地说。
“为什么？”母亲问道，又把我拉到她跟前。
“你哪儿也不要去，我不准……”
母亲站起来，像一朵红云似的走过去，在外祖父背后停下来。
“爸爸，您听着……”
他转过身来向着她，尖厉地叫了一声：
“住嘴！”
“我不许你对我喊叫。”母亲轻轻地说。
外祖母从沙发上站起来，伸出指头吓唬她说：
“瓦尔瓦拉！”
外祖父坐到椅子上，咕咕哝哝地说：
“你等一等，我是谁？啊？这还了得？”
他忽然声音变得不是自己的似的，吼叫起来：
“你丢了我的脸，瓦里卡[1]！……”
“出去。”外祖母吩咐我。我闷闷不乐地到厨房里去，爬到炕炉上，听了很久：隔壁房里，有时大家一齐说起来，互相打断对方的话；有时大家一声不响，仿佛忽然都睡着了。他们是在谈论母亲生的小孩，她把他送给人家了，但使人不明白外祖父为什么生气：是因为母亲没给他打招呼就生了呢，还是因为她没有把小孩给他带来呢？
过了一会儿，他到厨房里来了，头发乱蓬蓬的，脸通红，疲倦，外祖母在后面跟着，用上衣的衣襟擦腮帮上的泪。他坐到板凳上，两手撑着它，弯着腰，浑身打战，咬着发灰的嘴唇。外祖母在他面前跪下，轻轻地，然而热烈地说：
“老爷子，看在基督面上，你饶了她吧，饶了吧！不用说咱们这种人家会闹出这种事，就是那些老爷、商人，不也同样发生这种事吗？是一个女人，你瞧又是那么漂亮！饶了她吧，反正谁都有罪……”
外祖父往墙上一靠，瞅着她的脸，撇着嘴冷笑，抽咽着埋怨说：
“是啊，当然是了！可不是吗？你没有饶过谁啊？你谁都饶恕，嗨，你们这些人啊……”
他对她俯下身来，抓住她的肩膀，摇晃她，很快地低声说：
“可是上帝对谁也不饶恕，是不是？眼看就要入土了，上帝还惩罚我们，让我们到老来也捞不到平安，捞不到欢乐，将来也捞不到！你看吧，咱们非得讨饭饿死不可，讨饭，你记住我这话！”
外祖母握住他的双手，在他旁边坐下，悄悄地、轻轻地笑了。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讨饭就把你吓住了？讨饭就讨饭呗。你坐在家里，我挨门求乞去，人家会施舍我的，我们不会挨饿！你别往这上头想！”
他忽然咧嘴笑了，像只山羊似的扭转脖颈，搂过外祖母的脖子，偎近她，他显得又小又憔悴，抽抽咽咽地说：
“哎，傻瓜，你这个有福气的傻瓜，我唯一的亲人！你这个傻瓜对什么都不可惜，你什么也不懂！你想想看：咱们不是为了他们干一辈子活，我不是为了他们作过孽吗，——嗨，哪怕现在，哪怕稍微……”
在这里，我再也忍不住涕泪横流了，从炕炉上跳下来，号啕大哭着朝他们扑了过去。我哭是因为高兴，高兴他们从来没有谈得这样好，还因为替他们悲哀，因为母亲来了，因为他们平等地让我和他们一块儿哭泣。他们俩拥抱我，搂紧了我，眼泪一滴滴地往下落，外祖父对着我的耳朵和眼睛低声说：
“嗨，你这个小鬼头也在这儿！你母亲来了，你现在跟她去吧，外祖父这个老鬼太凶，现在不要他，好不好？外祖母又纵容又溺爱，也不要？嗨，你们这些人啊……”
他两手一摊，把我和外祖母推开，站了起来，高声愤怒地说：
“都走了，都一心一意地要离开，一家子弄得七零八落……把她叫回来吧！快点……”
外祖母从厨房里出去了。他低下头，对着墙角说：
“最仁慈的主啊，你看，你看见了吧？”
他用拳头使劲地咚咚地捶胸。我不喜欢他这样做，我根本不喜欢他那样和上帝说话，仿佛他总是对着上帝夸口似的。
母亲来了，她那鲜红的衣服把厨房映得更亮了，她坐在桌子旁边条凳上，外祖父和外祖母坐在她两旁，她的宽大的袖子搭在他们的肩膀上，她低声地认真地在讲着什么，他们默默地听着，不打断她的话。现在他们俩都变成小孩子了，仿佛她是他们的母亲似的。
激动把我弄得疲倦不堪，我在吊床上香香甜甜地睡着了。
晚上，两个老人穿上过节的衣服去做晚祷，外祖父穿着行会会长的制服，貉绒皮袍子和撒裤脚的裤子，外祖母快活地向他挤了挤眼，一面对我母亲说道：
“你瞧你爸爸打扮的，像一只白白净净的小山羊似的！”
母亲欢畅地笑起来。
在她屋子里只有我和她的时候，她蜷腿坐到沙发上，用手掌在身旁拍了拍：
“到我这儿来，告诉我，你过得怎么样，——不好，是吧？”
我过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
“外祖父打你吗？”
“现在——不常打。”
“真的吗？你给我随便谈谈什么吧，——说啊？”
我不愿意讲外祖父的事，我开始讲起一个非常之好的人，他以前就住在这间屋子里，可是谁也不喜欢他，外祖父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他。看来母亲不喜欢这个故事，她说：
“还有什么？”
我讲起三个小孩的事情，讲起上校把我从院子里赶出来，——她紧紧地拥抱着我。
“净说废话……”
她沉默了，微皱着眉头，望着地板，老是摇头。我问道：
“外祖父为什么对你生气？”
“我对不起他。”
“你应当把小孩给他带回来……”
她把身子往后一闪，皱紧眉头，咬着嘴唇，然后，搂紧了我，哈哈地笑起来。
“嗨，你这个怪人！这种话不是你说的，听见吗？别说，连想都别想！”
她低声地、严厉地说了很久，听不懂她说些什么，然后站起来，走来走去，用指头敲着下巴，浓密的眉毛动弹着。
桌子上点着一支蜡烛，它渐渐地融化，在空荡荡的镜子里反映着，肮脏的黑影在地板上爬来爬去，墙角圣像前面，长明灯发着微光，结冰的窗户涂一层银白色的月光。母亲往周围扫视着，仿佛在光溜溜的墙上和天花板上找寻什么东西。
“你什么时候睡觉？”
“稍微等一会儿。”
“怪不得，白天你睡过了。”她想起来，叹息了一声。我问她道：
“你要走吗？”
“到哪儿去？”她惊奇地反问，捧起我的头，对着我的脸瞅了很久，我的眼泪涌了出来。
“你怎么啦？”
“脖子疼。”
其实心也是疼的，我立刻感觉到，她在这个家是住不下去的，她要走。
“你将来会像父亲，”她把毡垫子踢到一边，说道，“外祖母对你讲起他吗？”
“讲起了。”
“她非常喜欢马克西姆，非常喜欢！他也喜欢她……”
“我知道。”
母亲看了看蜡烛，皱着眉头，把烛吹灭了，说道：
“这样好些！”
是的，这样清爽些，脏污的黑影子不再摇晃了，一片片雪青色的亮光投到地板上，玻璃窗户烧起黄金的火花。
“你在什么地方住来着？”
她好像在回忆早已被遗忘了的事情，她说出了几个城市名字，像一只大鹰似的在屋里盘旋。
“你从哪儿弄来这样的衣裳？”
“我自己缝的。我一切都是自己动手。”
令人愉快的是她谁也不像，但是她很少说话又叫人难过。如果不问她，她就一句话也不说。
后来她又挨着我在沙发上坐下，我们不言不语地坐着，互相紧紧地偎依着，一直坐到老人家回来。他们满身的蜡烛和神香味儿，神情都很庄严肃穆，对人也很和蔼。
晚饭吃得像过节一样丰盛，大家都正襟危坐，很少讲话，小心翼翼的，像是怕惊着谁的易醒的睡眠。
过了不久，母亲开始积极地教我“世俗体的”文字。她买了几本书，从其中一本《国语》小学教科书里，我费了几天工夫，学会了读世俗体文字的本领，可是母亲马上让我学着背诗，从此以后，我们俩彼此都烦恼起来。
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宽广的大路，笔直的大路，
你从上帝手里得到不少空地。
斧头和铁锹不能把你铲平，
马蹄踩着你很软和，灰尘又多。[2]
我把простора（空地）念成простого（普通），把ровняли（铲平）念成рубили（砍伐），把копыту（马蹄——在文法上是第三格）念成копыта（马蹄——在文法上是第一格）。
“要好好地想想，”母亲教导我，“什么простого？怪人！про-сто-ра，你懂不懂？”
我懂得，可是仍然念成“простого”，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
她气愤地说我无用，说我性子拗。这话使人觉得刺耳，我诚心诚意地努力背这首该死的诗，在心里念的时候，一点儿也没错，可是一念出声来，准走样。我恨这些不可捉摸的诗行，一生气，我有意念错，把音节类似的字荒谬地排成一行。我很喜欢这些没有任何意义的像是着了魔的诗行。
可是为了这个游戏我也得了一次教训：有一天，在顺利地做完功课以后，母亲问我到底把诗背会没有，我不由自主地咕咕哝哝地念道：
路，双角，奶渣，便宜，
马蹄，僧侣，水槽……[3]
等我醒悟过来，已经晚了：母亲双手撑着桌子，站了起来，一字一顿地说：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我愣住了，说道。
“不，你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样。”
“什么就是这样？”
“为了好笑。”
“站墙角去。”
“为什么？”
她低声地，但是威严地又说了一句：
“站墙角去！”
“站哪个墙角？”
她没有回答，直瞅着我的脸，弄得我完全不知所措了，不明白她想干什么。在圣像下面的那个墙角，摆着一张圆桌，桌子上插着芬芳的干枯的花草，在前墙角，放着一个盖着地毯的箱子，在后墙角，摆着床，第四个墙角没有，因为门框紧挨着侧墙。
“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我说，再也无法理解她了。
她坐下，沉默了一会儿，擦擦额头和腮帮，然后问道：
“外祖父叫你站墙角吗？”
“什么时候？”
“平时，随便什么时候！”她大叫一声，用手掌照着桌子拍了两下。
“不，我不记得。”
“你知道‘站墙角’是一种处罚吗？”
“不知道。为什么处罚我？”
她叹了口气。
“唉！到这儿来。”
我走到她跟前，问道：
“你为什么吵我？”
“你为什么有意把诗念错？”
我尽力向她解释：我一闭眼，那些诗印在书上是怎么样的，我都记得，可是我一念，就念走了。
“你是装的吧？”
我回答说“不”，可是马上想了想：“我也许是装的吧？”我忽然不慌不忙地把那首诗念了一遍，念得完全对，这使我惊奇，也使我下不了台。
我觉得我的脸忽然好像肿胀起来，耳朵充血，往下坠，脑袋不愉快地嗡嗡地响，我站在母亲面前，臊得发烧，透过泪水看见她的脸凄惨地发暗了，嘴唇紧紧地抿着，皱着眉头。
“这是怎么回事？”她变了声音问道，“那就是说，你是装的了？”
“我不知道。我不想……”
“你这人真难对付，”她低下头来，说道，“去吧！”
她开始要我背诵更多的诗，我的记忆力越来越坏地领会这些整齐的诗行，想把这些诗行另换一个说法，使它变样，配上其他字眼，这个难以克制的愿望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剧烈；我不费劲就能办到这一点——不需要的字眼蜂拥而来，很快就跟需要的、书本上的字眼弄混了。常常整整一行都变得使我看不见，不管我怎样努力想把握住它，总记不住它。有一首凄凉的诗，好像是维亚捷姆斯基[4]公爵的，给了我极大的苦恼：
不分早晚，
无数的孤寡和老人
凭着基督的名分呼吁周济，
而第三行
挎着饭袋从窗下走过，[5]
这一句我准给丢掉。母亲愤慨地把我这些功绩告诉了外祖父，他狠狠地说：
“他顽皮！他的记性可好着呢：祈祷词比我都记得牢。他说谎，他的记忆力像石头似的，只要刻上，那就牢固极了！你狠狠地抽他！”
外祖母也揭发我：
“童话——记得，歌——也记得，歌不是和诗一样吗？”
这话说得对，我觉得自己有过失，可是一拿起诗来学习，有些字眼就不知从什么地方自动出现了，像成群结队的蟑螂，爬了出来，它们也排成行：
在我们大门口，
无数孤儿和老头，
哀号乞讨，到处奔走，
讨来的都给了彼得罗芙娜，
她卖了钱好买牛，
在山沟里喝烧酒。
夜里我和外祖母躺在吊床上，腻烦地一遍又一遍地把我从书本里学来的、我自己编的都讲给她听。她有时哈哈大笑，但通常总是责备我。
“你瞧，你不是知道嘛，不是会嘛！可是不要嘲笑乞丐，上帝保佑他们！耶稣当过乞丐，凡是圣人都当过……”
我咕咕哝哝地说道：
乞丐我不爱，
外公我也不爱，
这有什么办法？(https://www.daowen.com)
饶恕我，主啊！
外公老是找碴儿
把我一顿好揍……
“你说的什么话，烂掉你的舌头！”外祖母生气了，“外祖父要是听见你说这些话会怎么样？”
“让他听见好了！”
“你调皮，惹你母亲生气，有什么好处！你不这样，她已经够难过的了。”外祖母沉思地、和蔼地劝我。
“她为什么难过？”
“住嘴！听见吗？你不懂得……”
“我知道，这是因为外祖父对她……”
“住嘴，我说！”
我觉得日子不好过，体验到一种近乎失望的感情，然而不知为什么，我想掩饰它，我满不在乎，总是恶作剧。母亲教我的功课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懂。我很容易地就学会了算术，可是我非常不欢喜写，对文法也全然不懂。但主要使我难受的，是我看见而且感觉到母亲在外祖父家里生活是多么难。她越来越愁眉不展，用陌生人的眼光看一切，她在开向花园的窗户旁长久地、默默无言地坐着，好像浑身上下都褪了色。刚到的头几天，她行动敏捷，朝气勃勃，可是现在，她的眼皮长了两个黑圈，她一连几天不梳头，穿着皱皱巴巴的衣服，上衣也不扣扣儿，弄得挺难看，这使我生气：她应当永远漂亮、严厉，穿得干干净净，比谁都好！
在上课时，她那深陷的眼睛越过我的头顶朝墙壁、窗户望去，她用疲倦的声音问我，时常忘记答话，越来越爱生气，嚷嚷，这也使我感到委屈：母亲应当公正，像童话中所讲的，比任何人都公正。
有时我问她：
“你和我们一起觉得不好吧？”
她气愤地呵斥我：
“做你自己的事。”
我还看见，外祖父正在准备一件使外祖母和母亲害怕的事情。他常常到母亲屋里，关上门，在那里唉声叹气，尖声号叫，好像那个令我讨厌的、歪身子牧人尼卡诺尔吹响了木笛似的。有一次在这样的谈话中，母亲大叫一声，叫得全房子都听得见：
“不，这办不到！”
砰的一声，她把门关上了，外祖父咆哮起来。
这件事发生在晚上。外祖母坐在厨房桌子旁，给外祖父缝衬衣，自言自语地咕哝着。门响过后，她仔细听了听，说：
“她到房客家去了，啊，我的天啊！”
外祖父冷不防地跳进厨房来，跑到外祖母跟前，照着她的头就给了一下，他一面甩着打疼了的手，一面嘶叫：
“不该说的别多嘴，老妖婆！”
“你这个老混蛋，”外祖母整了整打歪了的帽子，安详地说，“好嘛，我不说！你所有的主意，凡是我知道的，我都要告诉她……”
他向她扑过去，拳头的击打雨点似的落在外祖母的大头颅上；她不防护，也不推开他，只是说道：
“打吧，打吧，混蛋！给你打！”
我从吊床上向他们扔枕头，被卧，从炕炉上扔皮靴，可是狂怒的外祖父没有注意到我扔东西。外祖母倒在地板上，他踢她的头，最后，他绊倒了，弄翻了盛着水的木桶。他跳将起来，又是啐唾沫，又是从鼻孔里喷气，目光凶恶地扫视一下，就跑回他住的顶楼上去了。外祖母站了起来，哼哼歪歪地坐到长凳子上，开始整理弄乱了的头发。我从吊床上跳下来，她生气地对我说：
“把枕头什么的都拾起来放到炕炉上去！你想的好主意：扔枕头！这关你什么事？那个老鬼发了一阵子疯，混蛋！”
她忽然哎哟一声，皱着眉头，低下头来叫我：
“你来看看，这儿怎么疼啊？”
我把沉甸甸的头发分开一看，原来是一根发针深深地扎进她的头皮里，我拔出它，又找到一根，我的手指发僵。
“我最好把母亲叫来，我害怕！”
她摇摇手，说：
“你怎么啦？我看你敢去叫！她没有听见，没有看见，就谢天谢地了，你还要去叫！滚开！”
她开始用她那织花边的灵巧的手指在又厚又黑的头发里自己摸索。我鼓起勇气又从皮肉底下拔出两个戳弯了的粗发针。
“你疼吗？”
“没关系，明天烧好澡堂，洗洗就好了。”
她亲切地向我央求：
“好孩子，别去给你母亲说他打我了，听见吗？就是这他们爷儿俩就够仇恨的了。你说不说？”
“不说。”
“那就好好记住了！来，咱们把东西都收拾好。我的脸没有打破吧？好，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
她动手擦地板，我从心里受到感动，说道：
“你真像一个圣徒，人家老给你罪受，可是你总是不在乎！”
“你说什么蠢话？圣徒……你真会说！”
她唠唠叨叨地说了半天，用四肢在地板上爬来爬去，把地板擦干净。我坐在炕炉台阶上，思索着怎样替外祖母报仇。
我第一次亲眼看见他这样可恶又可怕地打外祖母。在我面前，在昏暗中，他的脸烧得通红，黄金色的头发在飘扬。屈辱在我心中火烧似的翻滚沸腾，我恨自己想不出一个适当的方法报仇。
但两天以后，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我到顶楼上去找他，我看见他坐在地板上，面前有一个打开着的箱子，他正在整理里面的文件。椅子上放着他喜爱的圣像图——十二张灰色的厚纸，每张纸上按照一月的日子分成方格，每一个方格里是那个日子的所有圣像。外祖父非常珍贵这些圣像图，只有当他偶然特别满意我的时候，才拿出来给我看，每当我观看这些紧紧排列着的可爱的灰色小人儿时，总是怀着一种特别的感觉。有些圣徒的传记——基里克和乌莉塔的，受苦受难的瓦尔瓦拉的，潘苔雷蒙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我是知道的，我特别喜欢神人阿列克谢的悲伤的传记和歌颂他的美妙的诗：外祖母常常感动地念这些诗给我听。当你观察了几百个这样的人，你就会暗自感到安慰：原来受苦的人从来就是有的。
但是，现在我打算铰这些圣像。趁外祖父走到窗户跟前看一张印有老鹰的蓝色文件的时候，我抓起几张就飞快跑下去，从外祖母的桌子里拿出剪子，爬到吊床上，就动手剪圣人的头。我剪掉了一排人头，忽然对圣像图怜惜起来，于是就沿着分成方格的线条来铰，但我还没有来得及铰掉第二行的时候，外祖父来了，他站在炕炉台阶上，问道：
“谁叫你拿圣像图的？”
他看见木板子上撒满了方纸块，他抓起一把，贴近了脸看看，扔掉后又抓一把，他的下巴颏扭歪了，胡子跳动着，他的呼吸是那样剧烈，甚至把一块块的纸都吹落到地板上。
“你干的什么事？”他终于大喝一声，捉住我的脚就用劲拉，我腾空翻了下去，外祖母用手接住了我，外祖父挥起拳头捶她，也捶我，尖声叫道：
“打死你们！”
母亲来了，我被挤到炕炉旁边的墙角里，她挡住我，捉住并且推开在她眼前挥舞着的外祖父的手，说道：
“干吗这样胡闹？清醒清醒吧！”
外祖父咕咚一声躺到窗下的条凳上，号叫起来：
“打死我吧！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啊……”
“您怎么不嫌害臊？”母亲的声音很沉闷，“您干吗老是装腔作势啊？”
外祖父叫喊着，用脚拍打着条凳，他的胡子可笑地向天花板翘着，两眼紧闭着。我也觉得，他在母亲面前感到羞耻，他的确是在假装，所以才闭着眼睛。
“我把这些方块块都给您贴到细纱布上，这样更好，结实些，”母亲细细地瞧了瞧铰碎的和没铰的，说，“您瞧，全揉坏了，折断了，散了……”
她和他说话，就像在上课时，我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和我说话一样。外祖父忽然站起来，一本正经地整了整衬衣，背心，哼哈一声吐了一口，说：
“今天就贴！我现在把其他几张也给你拿来……”
他向门口走去，可是走到门槛的时候，转过身来用弯弯的指头指着我说：
“得打他一顿！”
“该打。”母亲同意了。她向我俯下身来说：“你为什么铰它？”
“我有意的。看他还敢打外祖母不敢，不然我连他的胡子都铰掉……”
外祖母正在脱撕破的上衣，摇着头责备地说：
“你不是答应不说吗？”
她向地板吐了一口：
“烂掉你的舌根，烂得你动也动不得，卷也卷不得！”
母亲看了看她，横过厨房走了一趟，然后又走到我跟前。
“他什么时候打她的？”
“瓦尔瓦拉，你怎么好意思问这个，关你什么事？”外祖母生气地说。
母亲拥抱着她：
“哎，妈妈，你真是我的好妈妈……”
“好妈妈好妈妈！滚开点……”
她们互相看了看，不再说话了，散开了，因为外祖父正在门洞里来回地走呢。
母亲刚来不久，就和那个快乐的房客——军人的妻子——做了朋友，她几乎每天晚上到前屋去，贝特连家里的人们——漂亮的小姐、军官也到那里去。外祖父不喜欢她这样。大家坐在厨房里吃晚饭的时候，有好几次，他举起羹匙威吓着，气嘟嘟地说：
“该死的东西，又聚到一起了！从现在直到清晨，闹得你就甭想睡。”
不久，他要求房客腾房子。他们搬走后，他不知从哪儿运来两车各式各样的家具，摆到前屋里，用一个大锁把门锁上：
“咱们不需要房客，我自己来请客！”
果然一到节日客人就来了。常来的有外祖母的妹妹马特廖娜·伊凡诺芙娜，她是一个爱吵爱闹的大鼻子洗衣妇，穿着带花条的绸衣裳，戴着金黄色的帽子，和她一起来的有两个儿子：瓦西里，是一个绘图员，长头发，和善，快乐，穿一身灰衣服；全身衣服五光十色的维克托，生就一副驴头马面，狭长的脸上满是雀斑，刚到门洞，就一面脱套鞋，一面像彼得鲁什卡尖着嗓子唱道：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这使我又惊奇又害怕。
雅科夫舅舅带着吉他来了，还领来一个独眼秃顶的钟表匠，这个钟表匠穿着长长的黑礼服，安安静静的，像个老和尚。他总是坐在角落里，歪着头，笑眯眯的，古怪地用一个指头戳着剃光了的双重下巴颏，支着头。他的面孔发暗，他那只独眼不论看什么人，都好像特别注意似的。这个人很少说话，老是重复地说那么一句：
“不用劳驾，一样……”
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件很久以前的事，我们还在新开路住的时候，有一天听见大门外有人敲鼓，声音低沉而且令人不安，有一辆围满了兵和人群的又高又黑的大车，在从监狱通到广场的那条街上驶过。一个身材不高，戴着圆毡帽，戴着镣铐的人坐在大车上的条凳上。他胸前挂着一块写着很大的白字的黑牌子，垂着头，像是在念黑板上的题字，他身子摇晃着，镣铐锵锵地响。当母亲向钟表匠介绍说“这是我的儿子”的时候，我吃惊地往后退，想躲开他，把两只手藏了起来。
“不用劳驾。”他说，整个嘴巴可怕地往右耳歪扭过去，他抓住我的腰带，拉到他身边，又轻又快地把我转了个圈儿，然后放开我，称赞道：
“还好，这孩子挺结实……”
我爬到角落里的皮圈椅上。这个圈椅大得简直可以睡一个人，外祖父经常夸奖它，说它是格鲁吉亚王公的宝座。我爬到那上面观看大人们怎样无聊地欢闹，那个钟表匠的面孔怎样古怪而且令人可疑地变化着。他那副油渍渍、肥腻腻的面孔，像是在溶化，向四外横流；他一笑，厚嘴唇就岔到右腮，小鼻子也像盘子里的饺子似的滑走了；两只向外支棱着的大耳朵忽而和那只好眼的眉毛一起抬高，忽而又聚拢到两颊的颧骨上，看样子，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用两只耳朵，像用手掌似的，把自己的鼻子捂起来。有时他叹一口气，伸出像杵似的又黑又圆的舌头来，灵巧地画了个正圆形，舔舔油腻腻的厚嘴唇。这一切并不使我觉得可笑，只是觉得惊奇，使得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
他们喝着掺上甜酒的茶。这种甜酒有股子烧焦的葱皮味；喝外祖母酿的果子酒，果子酒有金黄色的，焦油似的黑色的，绿色的；吃浓烈的酸牛奶，带罂粟籽的奶油蜜糖饼，人们都流着汗，累得喘气，夸奖外祖母。都吃饱喝足了，这些满脸通红，膨胀了的人们，一本正经地分别坐到椅子里，懒洋洋地邀请雅科夫舅舅弹个曲子。
他向吉他俯下身来，开始弹了，伴着音乐，他令人不愉快地腻烦地唱道：
哎，痛痛快快地过它一程，
闹得满城风雨，——
把这一切详细情由，
统统向喀山小姐说清楚……
我觉得这是一支非常忧郁的歌儿，外祖母说：
“雅沙，你弹点别的吧，弹个真正的歌儿，嗯？马特里娅，你还记得从前人家唱的歌儿吗？”
洗衣妇整了整窸窣作响的衣裳，神气活现地说：
“我的太太，如今不时兴了……”
舅舅眯缝着眼看着外祖母，仿佛她是坐在老远的什么地方。他仍然一股劲地弹唱着不快乐的琴音和使人厌烦的歌词。
外祖父秘密地和钟表匠谈话，他用手指比画着什么给他看。钟表匠抬起眉头，向母亲那边瞅，不住地点头，他那油腻的面孔不可捉摸地变幻着。
母亲总是坐在谢尔盖耶夫兄弟[6]中间，悄悄地、认真地和瓦西里谈话，他叹息着说：
“是的，这件事得考虑一下……”
维克托满脸堆笑，在地板上搓着脚，忽然吱吱呱呱地唱起来：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大家都不言语了，惊讶地瞅着他，洗衣妇郑重地解释道：
“这是他从戏园子里学来的，那儿是这样唱的……”
这种令人气闷的无聊晚会举行了两三次。后来，在一个星期日白天，刚做完第二次午祷的时候，钟表匠来了。我坐在母亲房子里帮助她用小玻璃珠穿上开了线的刺绣，突然，门一下子打开一条缝，外祖母的惊慌的面孔伸进屋子里，高声地悄悄说了一句“瓦里娅，他来了”，然后就消失了。
母亲没有动弹，也没有颤抖，门又开了，外祖父站在门槛上，庄严地说：
“穿上衣服，瓦尔瓦拉，去！”
母亲没有站起来，也不看他，问道：
“到哪儿去？”
“去吧，上帝保佑！你别抬杠。他人很老实，在他本行里是一把能手，列克谢会有一个好父亲……”
外祖父说话特别庄重，老是用手掌抚摩自己的两肋，他的肘子弯到背后，老打哆嗦，就好像他的两手想往前伸出去，但他竭力按着它们似的。
母亲安详地打断他的话：
“我对你说，这办不到……”
外祖父向她迈近一步，伸出两手，像个瞎子似的，弯着腰，毛发竖起，声音沙哑地说：
“去，不然我把你牵走！牵着辫子……”
“牵走？”母亲站起来问道。她脸色发白，眼睛可怕地变细了。她很快地从身上脱掉外衣和裙子，只剩下一件衬衫，走到外祖父跟前说：“牵吧！”
他龇着牙，握住拳头威吓她：
“瓦尔瓦拉，穿上！”
母亲用手挡开他，握住门把手，说：
“好，咱们走吧！”
“我诅咒你。”外祖父细语着。
“我不怕你咒。走？”
她打开门，可是外祖父抓住她的衬衫下襟，屈着膝，低声说道：
“瓦尔瓦拉，你这个魔鬼，你要把自己毁掉！别去丢人……”
他可怜巴巴地小声叫苦：
“老婆子，老婆子……”
外祖母已经挡住母亲的去路，像赶鸡似的向她挥手，她把她赶进门里，咬着牙说：
“瓦里卡，傻丫头，你怎么啦？回去吧，没羞没臊！”
她把她推进屋里，把门扣上，向外祖父弯下身来，一只手把他提起来，另一只手指点着他：
“嘿，你这个不懂事的老鬼！”
她把他放到沙发上，他像个布娃娃似的摔得噼哧一声。他张着嘴，摇着头。外祖母对母亲大喝一声：
“还不穿上，你！”
母亲把衣裳从地板上拾起来，说道：
“我不上他那儿去，听见吗？”
外祖母把我从沙发上推下来，说：
“舀一瓢水去，快些！”
她低声地说，几乎是在耳语，态度安详，然而却很威严。我跑到门洞里，前屋里发出沉重的均匀的脚步声，母亲在自己房间里大声说：
“我明天就走！”
我走进厨房，在窗户旁坐下，像是做梦似的。
外祖父又是呻吟又是抽咽，外祖母在叨叨什么，然后门砰啪一声关上了，开始静悄悄地，静得叫人害怕。我忽然想起叫我来干什么的，我舀了一铜瓢水，走到门洞里。那个钟表匠从前屋里走出来，低着头，用手抚摩着皮帽子，吭吭呛呛地清着嗓子，外祖母两手贴着肚子，朝着他的背鞠躬，轻轻地说：
“您知道，爱情是勉强不得的……”
他在台阶的门槛上绊了一下，一跳就跳到院子里。外祖母画着十字，浑身打战，不知是在默默地哭，还是在偷偷地笑。
“你怎么啦？”我跑到她跟前问道。
她把我手里的铜瓢夺了过去，水洒到我两只脚上，她大声喝道：
“你到哪儿舀水去了？把门关上！”
她到母亲房间里去了。我又回到厨房里，听见她们俩在一起长吁短叹，唠唠叨叨地说个不休，就仿佛在力不胜任地搬动一件重东西似的。
天气晴朗。冬天的斜阳透过两个结冰的玻璃窗射进来，预备开中饭的桌子上，锡器和两个长颈瓶——一个盛着棕黄色的克瓦斯，另一个盛着外祖父喝的浸着郭公草和金丝桃的深绿色的伏特加——都发出暗淡的光。从窗户玻璃融化的地方，可以看见房顶上亮得刺眼的雪，围墙的柱子和椋鸟的小屋上，银白的圆顶在闪光。在窗户框上，在阳光穿过的笼子里，我的小鸟在游戏：活泼的养驯的小黄雀啾啾地叫，灰雀尖声长鸣，金翅雀嘹亮地歌唱。但这个快乐的、阳光灿烂的、天朗气清的日子，却一点儿也不欢乐。不必要，并且一切都不必要。我想把鸟放了，于是把笼子拿下来。外祖母忽然跑进来，两手拍着腰，一面向炕炉奔过去，一面骂着：
“该死的，都是些鬼儿子！阿库林娜，你这个老糊涂……”
她从炕炉里掏出一个包子，用指头敲了敲皮，恶狠狠地啐了一口。
“全烧焦了！看你烤得多好！嗨，魔鬼们，把你全给撕碎！你干吗像猫头鹰似的睁着大眼睛？把你们全当作破盆烂罐子打碎！”
她哭了，噘着嘴，来回地翻腾着那个包子，用指头敲着烧焦了的壳，大滴的眼泪吧嗒地落在那上面。
外祖父和母亲到厨房里来了。外祖母把包子往桌子上一扔，碟子震得跳了起来。
“瞧这弄的，都是因为你们，叫你们倒一辈子霉！”
母亲快乐而且安详，拥抱着她，劝她不要烦恼。外祖父衣衫零乱，疲惫不堪，在桌子旁坐下，把餐巾结在脖子上，唠唠叨叨，浮肿的眼睛被太阳照得眯缝着：
“好了，没关系！好的包子我们也不是没吃过。上帝是吝啬的，他用几分钟的时间就偿付了几年的岁月……他不承认有什么利息。坐下吧，瓦里娅……好吧！”
他像一个疯子，吃饭的时候老是谈上帝，谈不信神的亚哈[7]，谈做父亲的艰苦的命运，外祖母生气地打住他的话：
“吃你的饭，听见没有？”
母亲开着玩笑，明亮的眼睛闪着光。
“怎么，刚才吓坏了吧？”母亲推我一下，问道。
不，刚才我并不怕，现在反倒觉得不舒服，不理解。
他们像平时过节一样吃得令人疲倦地长久，而且吃得又多，仿佛他们并不是半小时以前曾经互相吵骂、准备打架、涕泪横流、号啕大哭的那些人们。好像令人不能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认真的，他们是不轻易哭泣的。他们的眼泪、叫喊，以及所有那些互相的折磨，经常爆发而又很快地熄灭，所以已经使我习以为常，越来越不能刺激我，不能打动我的心了。
过后很久我才明白，由于生活的穷苦贫困，俄罗斯人大抵都像小孩子似的喜欢拿忧伤来逗乐，拿它来玩弄，不因做不幸的人而羞愧。
在无穷无尽的工作日里，忧伤就是节日，闹火灾就是逗乐；在一无所有的脸上，连伤痕也是点缀……
[1] 瓦里卡是瓦尔瓦拉的卑称。
[2] 该诗是《国语》中的一课。引自俄国诗人伊·谢·阿克萨科夫（1823—1886）的长诗《流浪汉》中的片段，但引文不甚准确。
[3] 这两行，在俄文都是音节类似的字。
[4] 维亚捷姆斯基（1792—1878），俄国诗人和批评家，在青年时代是普希金的朋友，但到晚年变成了保守派。
[5] 这是另一俄国诗人伊·萨·尼斯丁（1824—1861）的《乞丐》一诗中的诗句。
[6] 即外祖母之妹的两个儿子：瓦西里和维克托。
[7] 亚哈是《圣经》上传说的一位以色列王，背叛列祖列宗的信仰，做了许多违背教义的事（见《旧约·列王纪上》第十七至二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