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帼超（1908—1982）
刘帼超，女，原籍广东新会，生于澳门，1929年落籍三乡。
刘帼超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以针线手工度日，生活贫苦。六岁时，叔叔欺她们母女孤寡，以女子无继承权为名，要强占他们居住的小木楼。为此，母女两人打了十年官司。帝国主义者把持下的法庭，坚持维护封建礼法，使她们屡诉屡败。最后，她们虽赢了，却要卖掉小木楼才能偿还诉讼费用。世态炎凉，人情淡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罪恶，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1927年，刘帼超离开澳门，只身到外求学，先到香港，师从岭南画派高剑父学画。不久，她觉得民族灾难深重，绘画不是当务之急，于是，考入广州市妇产科学校学医。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阅读鲁迅、巴金、茅盾等著作和进步书刊，这些书籍强烈地触动她的心灵，使她更加仇恨那些恣意蹂躏百姓的帝国主义者和封建统治阶级，并暗下决心：毕业后要到穷乡僻壤去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贡献给劳苦大众。
1929年秋，刘帼超从妇产科学校毕业，把大捆医学书籍和全套鲁迅全集装入行囊，毅然辞别母亲，来到中山三乡，开设博爱医局。积极宣传，推广科学接生；走乡串巷，为儿童免费接种牛痘；给穷苦人赠医赠药等。当地妇儿因旧法接生和不科学的免疫法而导致常见病的现象逐渐消除，并且有不少久病不愈的病患者恢复了健康。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山县各种抗日团体纷纷成立。其勇敢投入爱国救亡运动中，白天，与救护队员们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奔走各乡，抢救被炸百姓，出入于难民棚治疗逃难中倒下的难民；晚上，给救护队员们讲授战时救护常识，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https://www.daowen.com)
1940年，中山县沦陷，三乡成为岐关公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日、伪部队盘踞。但同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这一带，采取“分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发展”的方针，继续进行抗日救国斗争。1942年，珠江纵队主力部队挺进三乡附近的五桂山区，这里成为珠江三角洲抗日斗争的中心。她亲眼看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看到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不屈不挠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因此，积极靠拢党组织，将为党工作作为己任。
她的医局设在三乡，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成为游击部队的秘密后方医院，五桂山区游击队同志们负伤、染病都找她医治。伤病员有时化装成老百姓来医局看病，有时隐蔽在附近乡村的地下伤兵站，由交通员领着她逐个点去，为他们治疗。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三更半夜，交通员一到，她二话不说，提起药箱就走。游击队同志来就医，她从来不要报酬，不收医药费，甚至连他们的伙食费都包起来。医局不仅是部队的医疗所，而且是安全的掩蔽所。
1943年，其夫妇为了更好地配合革命工作，选择一个水陆交通方便、较为僻静的地方建了一所房屋，名为“桂园”。桂园内一棵桂树也没有，是由游击队根据地五桂山而得名。医局迁至桂园后，游击队经常利用这里作为掩护。每逢敌人扫荡，就把伤重、病重的同志作为留医病人留在医院里，保护好他们。在形势最险恶之时，五桂山区游击队领导欧初、郑吉、刘震球、叶向荣等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抗战期间，她成为珠江游击队一个得力的助手和战友。
1944年，何明的爱人牺牲了，留下一个孤女；巢健的爱人北撤了，身边有个三岁男孩。她们请求组织给孩子找户人家抚养，便于轻装上阵。党组织找到刘帼超，她欣然接收孩子。同时，又领养了两个被人遗弃的孤儿，以兴办育婴堂名义掩人耳目，抚育这些孩子。后来，她陆续收养一些烈士的遗孤及乡中失去父母的孤儿和公路旁被丢弃的难民子女，把所有孩子视作自己的亲骨肉，为他们费尽了心血。因医务繁忙，她有时将孩子们交给义妹照管，但她自己并没有少花一分精力，无微不至地关心孩子的成长。她按时给他们种牛痘，打预防针，检查身体。每天晚上孩子们熟睡后，她亲自起来，一夜巡视几次。
因家庭经济不宽裕，为了抚育婴儿，她养了几只母羊，用羊奶喂养他们，动员乡中乳汁多的产妇兼喂这些孩子。她十分重视孩子们的教育，经常教育孩子做人要诚实，要爱学习，爱劳动。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桂园成为这些曾被饥饿、疾病和死亡威胁的孩子们的乐园，无家可归的孩子在这里找到了第二个母亲，得到了第二次生命。
1982年秋，刘帼超去世，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