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研究如何做到“以中国为方法”
——吴予敏教授访谈录
吴予敏 于晓峰[1]
摘要：本次对吴予敏教授的访谈集中于如何从传播研究的“本土化”概念提升到“以中国为方法”。吴予敏教授追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播学本土化”的学术理路的发展过程，指出从传播学的角度重新认识本土，是将传播学的理论模式和方法论放在中国经验当中加以检验。“传播学本土化”和”以世界为方法“本质上是一个逻辑，体现了中国新闻传播学者与世界对话的愿景。
吴予敏教授认为提出“以中国为方法”的出发点，折射了三种不同的焦虑：意识形态焦虑、文化身份焦虑和知识方法论焦虑。从“传播学本土化”到“以中国为方法”反映了文化主体意识的提升。“以中国为方法”，主要是指在方法论上体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回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场景，从中国本身的问题出发，把握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和话语逻辑。近年来中国传播研究的最突出的成绩是经验性研究。但是经验性研究需要突破西方传播理论的框限。“以中国为方法”不仅要直观地感知中国经验，还要通过意向性实践的行动进入中国经验，将经验的感知体认过程和研究问题的提炼过程交织起来。深化问题洞察，以经验的系统化推进问题结构化，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
关键词：中国传播研究；以传播为方法；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方法；传播学本土化
吴予敏教授简介：
吴予敏，现任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文学博士学位。1989年起任职于深圳大学，创办新闻传播学科。曾任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传播学院创院院长。
主要从事中国传播思想史、美学和文化研究。出版专著《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美学与现代性》《西方美学史：第二卷》（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美学），以及《多维视界》《传播与文化研究》《深圳传媒三十年》《城市公共文化研究》等论集多部。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多种科研课题。（电子邮箱：wu2883@126.com）
于晓峰（以下简称“于”）：传播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进中国，走过40多年，经历了引进、吸纳、验证、应用和对话的过程。现在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探索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是不是到了一个重构中国的传播学研究的阶段？吴予敏教授从80年代中期在国内率先开始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开启了在中国深厚的社会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传播研究的探索。近年来吴予敏教授又提出要从传播研究的“本土化”概念提升到“以中国为方法”。本次访谈主要围绕“中国传播研究如何做到以中国为方法”这一问题进行交流。
吴予敏（以下简称“吴”）：我很高兴能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来讨论这个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传播研究如何建立自己的学术身份的问题。传播学进入中国40多年，如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研究，成为学界反思过往、展望未来的焦点。
于：您在多个讲座或会议的场合还有论文中都提到中国传播研究应该以中国为方法。其实我们也经常听到，有人质疑中国没有自己的传播研究方法，没有“中国传播学”；有的就不承认有“中国传播研究”或“中国传播学”，甚至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吴：中国的传播研究，究竟是“以世界为方法”还是“以中国为方法”，这是我们长期关注、不无纠结的一个核心问题。20世纪80年代，就是传播学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我当时就感觉到这是一个新理论、新方法，给中国文化研究和中国社会研究带来一个新视角。当时我并没有考虑提出一个叫作“中国传播学”的学科意识，而是要把引进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运用于研究中国文化。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以传播为方法（或者“以世界为方法”），以中国文化为对象，以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发展为目的。
20世纪80年代的主潮是思想解放。打破种种教条主义和文化蒙昧主义，打开思想的闸门，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走向世界。如当时很流行的科学“三论”（所谓“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还有以结构主义和现象学为主的方法论强烈冲击着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思想的解放首先表现在方法论的创新上，而不只是在过去的一些理论概念上做思辨性的纠缠。这是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氛围。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所引出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就不可能有具体学科的新发展契机。“新学科”在当时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有点像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拿来再说，而不是先问是“营养”还是“糟粕”。像控制论和信息论这样的科学理论，给人文社会科学也带来一股新风，可以说是人文与科学的首次嫁接。相对而言，传播学是来得比较晚一点，而且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除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少数人以外大都不是很了解。这是因为传播学本身在西方也不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大个子”，而且始终脱不了“应用性”和“行业性”的特点。我自己在1986年以前就没有听说过这个传播学。“传播学”在那时也没有自己公认的中文名字。余也鲁教授译介他的老师施拉姆的学术论著，用的是“传学”而不是“传播学”。我的印象是由陈亮翻译的施拉姆和波特合著的书才用《传播学概论》。这本书是新华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传播学在学术圈里面的影响相对比较集中于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开设了新课程和方法训练。另外就是相对关注于大众传播的研究（那时就连“大众传播”也是一个新词），而不是综合性的理论。当时还有人具有一种革命警惕性很高的敏感性，认为西方的大众传播学对中国的新闻学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冲击和挑战”。这也多少影响到传播学在中国的接受。我本人不是出身于新闻传播学的，所以对这些茫然无知，也就没有感觉到接受新学科的种种顾忌。我当时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从事中国美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美学文化理论界有著文唯恐无新意，“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种劲头。我接触的传播学的第一本书就是余也鲁的那本港台版译本，当时很受冲击，很受吸引。为什么很受吸引呢？我觉得传播学的这个思路非常新颖，因为它是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社会交往、社会组织结构、文化的发展和演变的。我认为这对我们更加深入细腻地解释社会结构和文化发展的一些内在机理意义很大。因为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结构主义的观念比较偏重于把文化看作某一种类型，比如“黄土文化”“海洋文化”“蓝色文明”等等，就是对文化做本质主义界定。很多现实问题的思考、深层次的改革主张如果进行不下去，就借着“批判传统文化的封闭性”来婉转地表达诉求。这样一来，未免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分析和解释，就片面化、简单化、概念化。这是当时的文化反思的一个偏差。而传播研究是相对从微观的而不是宏观的角度，从功能的而不是价值的角度，从形式的而不是实质的角度来看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它是从信息交流的分析切入人际沟通、组织管理、社会舆论、政治管控、行政效率等，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功能分析或者叫作机制分析的特点。我当时觉得把这个东西引进来，可以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这两个方面做出新的解释。传承讲的是历时态的，上一代向下一代的文化传承；传播讲的是共时态的，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某一个区域中心的文化与其他地方的文化的对话和相互影响。那个时候是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以传播为方法，以中国文化为对象，本质上的目的还是促进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发展，走出封闭性，与世界各种文明交流互鉴，促成中国人的自我反思、自我革新，建设新的文明中国。
于：传播学作为新学科引进，因此“以传播为方法”解析中国文化和社会，这很顺理成章。那个时候“以传播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方法”吗？
吴：我的印象和理解是这样。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一边倒地学苏联，好像苏联就是世界的未来。后来认为苏联“变修了”，就不再学习外国的人文社科理论知识。80年代对外开放，国门一开，好像一切都是新的，闻所未闻。传播学尽管是稍后进来的一个“偏门”学问，也是体现“世界”趋向的。更何况施拉姆等传播学者当时已经不再将中国看作东西方冷战中的对立的一方，而是对中国的现代化抱着很大的期待，他们将传播学表述为世界现代化信息化的共同规律，从世界的“大同”的角度看中国，希望从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吸收传播智慧来充实传播学的共同知识系统。
于：那么这是不是“传播学本土化”的逻辑起点？
吴：大体是这样。“传播学本土化”差不多就是“传播学化本土”。从传播学的角度重新认识本土，总结本土，重新解释本土。“传播学本土化”的另一个意思，是将传播学的理论模式和方法论放在中国经验当中加以检验。传播学虽然是和新闻、广播电视、广告、出版、教育技术等具体研究贴近的，但是它受到科学主义的深刻影响，企图发现人类社会信息交流的基本模式和规律，企图找到一些能够跨越文化鸿沟的交往结构。“传播学本土化”也就意味着根据传播学的理论模式到各种文化经验里面去挖掘材料来充实或验证，这类似于科学理论研究的“证伪”，或者把中国当作普世传播研究的实验场。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说，把传播学当作引进的新学科、新方法，进而通过译介、传授、训练，将传播学落地移植，使得中国从过去的单一的新闻学发展为今天的新闻传播学，延伸出广播电视、广告、创意媒体、网络传播等新的学术分支。“传播学本土化”和”以世界为方法“本质上是一个逻辑。其中也包含了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者的一个愿景，就是有朝一日可以用中国经验在国际传播学的论坛上与世界对话。当然这个对话是要用“世界通行的学术话语”。美国新闻学者舒美克访问深圳大学，我问她当时的学术工作，她说她要调查和比较世界上50多个国家中的人们都持有什么样的“新闻”概念，从中发现是否存在世界通行的新闻观念。
于：“传播学本土化”和我们今天谈到的“以中国为方法”是不是一回事？我注意到您很少谈“传播学本土化”，这其中有什么考虑呢？
吴：我刚才说到，20世纪80年代我是“以传播为方法”研究中国文化，但还不算是自觉的“传播学本土化”，因为我当时并没有要将传播学在中国本土移植的意识。传播学是借来的新学科认识工具，不是自觉尝试构建的学科本体。当时我也不在新闻传播学界学习和工作，和这个学术圈没有什么来往。“传播学本土化”是有明确的学科意识的主张，只是说这个学科意识是从西方传播学而来的，是从科学实证观念而来的。当然提到“本土”就有文化的相对性在里面了，不过科学主义观念是统摄的，文化是从属的。“传播学本土化”作为一个学科建设的口号性的东西，容易覆盖掉文化主体性的意义。但是从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一开始都是要有一个学习和移植的过程。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也都提出过“本土化”的愿景，可见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是有些共同规律的。“本土化”作为一个过程是必经阶段，这是无可厚非的。过去我虽然很少谈，但是并不反对，也促进它。传播学毕竟是舶来品，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是有积极作用的。尽管我对这个主张有保留。
“传播学本土化”和“以中国为方法”有所不同。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以传播为方法”到90年代以来主张“传播学本土化”，再到今天提出“以中国为方法”，反映了文化主体意识的提升。“以中国为方法”这个提法在90年代的哲学和文化史学研究中就已经是一个热门议题了。这个问题首先是由日本的思想史学者沟口雄三提出来的。他是站在日本思想史和亚洲思想史研究的角度，基于20世纪的中国革命经验，从一个新亚洲的愿景提出来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都是以世界为方法，也就是脱亚入欧，一切以西方为方法。用西方的学理、西方的语言、西方的制度整体来改造日本。脱亚入欧，实际上是脱中。日本过去从中国唐代开始是以中国作为最主要的学习对象，它的语言、国家制度、观念文化很多是“以中国为方法”的。近代以来日本觉得这个不行了，不能适应世界的发展和竞争。日本人的生存危机感非常强烈。荷兰第一次冲击了日本，日本就建设“兰学”，就是从荷兰引进西学。后来美国人以坚船利炮威胁日本打开国门，德川幕府就再没有威信了。福泽谕吉这些文化启蒙学者提出脱亚入欧，也就是日本版的“全盘西化”，导致幕府统治的垮台，政治上明治维新，迅速发展成西方式的亚洲强国。“二战”中日本挑战美国霸权，企图建立自己的军国主义大东亚，覆灭以后转而彻底投靠美国霸权，靠地缘政治的“傍大款”策略，“唯美国马首是瞻”来维系生存和繁荣，但它的危机意识和霸权意识是没有消除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盛，是美国霸权以及日本野心在亚洲的巨大障碍。像沟口雄三这样的日本左翼学者，不满站在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研究亚洲问题、日本问题和中国问题。他们比较重视中国经验，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日本的左翼学者提出“以中国为方法”就是研究中国问题和亚洲问题，是以西方为标准还是以中国本身的发展脉络和价值取向为标准的取舍问题。“以中国为方法”的中的“方法”不是讲的学术研究“上手”的具体方法，而是一个方法论，指的是研究者的立场、价值观、看问题的视角、研究目的、思维框架、提问题的方式等等。
有的学者质疑，什么是“以中国为方法”？一是质疑说中国怎么能作为方法来定义呢？还质疑说社会科学的方法是有科学共识和科学规范的，怎么能说是唯独中国特有的方法？
人文社会科学里面，有没有以国家（民族、文化共同体）作为方法的？当然是有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也有不同的思维特点。且不说古希腊、印度都产生过自己的哲学、宗教的方法，就拿近现代来说，德国产生了诠释学、现象学，英国产生了经验哲学、分析哲学，美国产生了实用主义，法国产生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某一种思维方法出自某一国家，这不是偶然的现象，是有文化传统、国家制度、学术文化的原因的。现象学不可能从英美产生，实用主义也不可能从德国和法国产生。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传播学在德国、法国甚至英国一直不受到重视。“以某国为方法”是一个简略的表述，所说的是由特定的国家、民族或文化本体所创造出来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是和特定民族、国家和文化传统深刻联系的，带有特定的精神气质和思维风格的成果。中国历史上曾经提出过如“格物致知”这样的方法。这种方法在“修齐治平”的古典时代是畅行的，但已经不适应近现代社会。现代的中国在实用理性传统的接受方面，走得比老祖宗还远，主要是因为民族危亡、民族崛起的紧迫性。一方面对来自美国的传播学之类的新学术抱着非常警觉的态度；另一方面又非常容易接受实用主义的学术成果，觉得很好用。这种很奇特的接受态度在传播学研究当中是表现得很充分的。
就方法的规范性来说，这是个相对性的命题，不应该是绝对性的要求。方法总是有一定的规范性的，不然不能取得共识，就没有办法教学培训。但是方法的规范性又总是要不断打破的，不然怎么会有新的方法出来？把方法的规范性作为一种绝对性的原则，反映了科学主义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宰制。通常我们是把人文学和社会科学分开理解的。前者和科学基本不是一回事，人文学提出的问题一般不能用科学的方法证实或证伪，因为人文学的思想成果是基于直觉、想象和思辨而产生的，它对应人类社会经验中的特异发现、洞察和预见性。社会科学本来是从人文学里面分化出来的，不过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基本上被科学理性的原则所框限了。科学主义所理解的“方法”，一是要尽量排除价值判断以追求纯客观知识；二是要体现出简洁优美的逻辑上的形式感，尽可能追求数字化和结构化；三是要严格规范，要可复制、可验证。这种“方法”的发明就像科学实验室里面的显微镜和试剂一样，是要用“方法”来克制研究者的主观立场情感，也要排除事实经验材料的那些偶然性、个别性，就像科学样本要排除意外污染一样。如果坚持科学主义的“方法”概念，当然就不会承认有什么“中国方法”，至于希腊方法、印度方法、德国方法、英美和法国方法，也都不存在，只有“纯粹科学理性方法”。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分野、社会科学的纯粹科学化，这是社会科学的悲剧！即使是康德在建构“纯粹理性”哲学的时候，也还没有料到科学主义在今天的无所不在的知识霸权。事实上，任何社会科学都不可能离开人的主观价值尺度、情感态度、实践意志来纯粹客观超然地获得“科学认知”。任何规范的“方法”的实际运用都是在特定的哲学方法论体系内的选择，任何基于“科学方法”的观察和分析，都无不和研究者的站位与视角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不能说，现在中国学者还没有总结出“中国方法”，就说中国方法是不存在的，就说提出这样的探索方向是“误导”。
于：您刚才谈到“以中国为方法”是日本学者首先提出来的，他们可能基于自己的理论价值观，转换一个“他者”参照的视角。中国学者特别是传播学界提“以中国为方法”，出发点是什么？
吴：我觉得存在着三种焦虑：意识形态焦虑、文化身份焦虑和知识方法论焦虑。可能在不同的学者那里，各自侧重有所不同吧。
关于意识形态焦虑，我们谈到在传播学引进之初（20世纪80年代）就有反应。过去我们也曾经给社会学、人类学打上“资产阶级”和“殖民主义学术”的标签。传播学蒙受这种嫌疑也不奇怪。在90年代中期，这种焦虑是以“究竟是以新闻学为学科主导，还是以传播学为学科主导”的学术话语来曲折表达的。后来中国学者聪明地采取语词连缀的策略，造出“新闻传播学”这个正式的学科名称，绕开了这个问题。随着我们对西方传播学的不断深入了解发现，所谓体现“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传播学，并非真的是铁板一块，而是包含了诸多的内在差异、矛盾、斗争的领域，已经远不是施拉姆当年所建构和弘扬的传播学了，也不是美国实用主义一家独大的传播学了。意识形态的焦虑是现代性在传播学知识体系内部的一个典型的症候。传播研究越是深入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的分析，越是深入技术、制度和人的认知行为的博弈关系，意识形态的焦虑就越是会以各种学术话语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传播学的学科建制源出于北美，和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功能主义传统深刻联系，一部分内容和冷战时期两个阵营的新闻舆论场的斗争也有关系，这是引起一些学者发生意识形态焦虑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传播学又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异质性的“他者”，它的若干理论模型，特别是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模型（如“议程设置”“把关人”“意见领袖”等），被我们接受下来并在舆情管控、宣传议程当中加以使用了。如果站在传播研究的外面，据守着某些旧的概念，将传播学完全当作“异质性”的东西，反而显得不明就里和杯弓蛇影。如果说这40年来是西方传播学冲击甚至控制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主要理论场，那么这种看法就反映了意识形态的焦虑，由此引出意识形态话语斗争的议题，“中国传播学”的学术话语和学科体系建设的着眼点也就隐含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意义。一些学者将这一斗争和西方传播学内部的学派、思想阵营的斗争关联起来，放在全球化的战略竞争和文化竞争的总体背景下，这样传播研究的“以中国为方法”，就和沟口雄三这些国际左翼学者的取向形成呼应了。
第二种是文化身份的焦虑。这一焦虑最先是来自海外的华人传播学者，后来传入国内。在国际传播学的殿堂里，一些边缘性议题的出现，反映的就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身份的焦虑，如黑人传播、女性传播、地方化传播、身体传播、亚洲传播、拉美传播研究等等。海外的华人传播学者大多是在欧美接受高等教育进入传播研究领域的。他们作为“国际化的知识人”和作为“文化归属意义上的华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这就是文化身份的焦虑的来源。中国传播研究或中华传播研究，在国际上是作为亚洲传播研究中的一个分支被介绍的，可以说是传播学的分支下的分支。这和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化传统、有着十几亿人口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遍布全世界数百万的华人的现状太不相称。在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上和博大体量中却不能够总结出自己的传播思想、传播制度和行为特征？这是说不过去的。中国大陆的传播学者和海外华人传播学者的文化身份焦虑略有不同。中国大陆的传播学者在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两个方面不存在失谐的情况，所以从文化角度感受到的是学术身份的焦虑，是在国际学术的论坛上和自己的文化传统、国家地位相匹配地得到世界认同和尊重的学术贡献问题。尽管有些差异，总体上基于文化身份的学术焦虑将中国大陆的传播学者和海外的华人传播学者联系起来，形成学术文化的纽带，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形成的思想隔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外传播研究的交流互鉴，得益于海外华人传播学者的努力甚多。我们怎么能过分夸大意识形态的焦虑，或者将意识形态的焦虑与文化身份的焦虑混同起来呢？这和当年施拉姆对华夏传播研究的愿景也有本质上的不同。施拉姆是从一个自居的“先进”的“优势”的文化地位来看中国，尽管他表示非常倾慕“中华长春的文化智慧”，但这是老派的“东方学”式的眼光。西方学者不能体会到中国学者的这种文化身份的焦虑。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学者当中，这种文化身份的焦虑主要表现为“国际学术对话”的愿景，包括国际学术发表、参与或举办国际论坛、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和学术教育等等。在跨越了语言障碍之后，中国学者会进一步发现在国际学术论坛上文化身份的焦虑不是淡化了反而是加深了，因为总会接触学术研究的硬核部分，就是我们和国际传播研究界之间能够找到大家都能听得懂的学术话语吗？我们必须接受“国际通行”的传播学的学术话语作为进入国际学术论坛的先决条件吗？即便是在国际传播学界还不能接受和理解“中国方法”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够坚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自己的学术追求，以及继续以明智的持平之心和国际交流吗？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价值还是在于解释和解决自己的社会文化问题，只有有效地解释和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才有可能被国际注意和承认。所以不是为了获得国际承认而去迎合顺从。再说，国际上又不是只有一家的声音，文化本来就是多元的。
这就引出来我要说的第三个焦虑——知识方法论的焦虑。过去我写文章都不大用“传播学”这个词，而是更愿意使用“传播研究”这个概念。我受到华伦斯坦的“开放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影响。照他的理解，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已经从垂直的形态转变到平面的形态，很多学术领域都是跨学科的，我称之为学术的“广场化”，而不是“坑道作业”。文化研究、城市研究、性别研究、身体研究、视觉研究、话语研究，当然也有传播研究，都是一个一个的领域，是由对象和问题画出来的研究范围，什么学科、什么方法都可以自由进入的学术区域，既可以说很聚焦，也可以说很庞杂。你非要说这些领域里面一定要有某几个规范的方法、权威的方法，那不是很霸道吗？谁规定的？我不能进来玩一玩吗？广场就是广场，只要不干扰别人，你可以跳广场舞，也可以玩滑板，除非特殊时日搞一场仪式活动，将闲杂人等驱赶了。很遗憾，特别崇尚方法论权威的，就有一点“学术祭司”的派头，但是忘记了传播学的大本营已经是多元混杂的。如果追溯传播学的发家史，从来就是借取别人家的方法，东家借，西家借，什么顺手借什么。因为从观念和方法论上习惯于“借”，所以往往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总差了一两个时辰。传播学似乎和社会学亲缘关系最近，其实传播学就是从社会学和修辞学两个主要源头而来的，只不过现代社会的问题越来越紧张，修辞学这个老祖宗不大切于实用就被“忽略”了。传播学一直希望挣脱“功能主义”“应用性”“行业性”，但其学术秉性和社会需求又一再将它拉回到这个框子里面来。中国的传播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重视研究方法的引进和规范化，直到今天都是如此。随着一批国际留学访学的学者逐渐成为学科主力，对方法的教学和训练渐上轨道。当然这个轨道是经由西方学术训练所铺设的。中国自己的新闻传播学的教学训练，长期以来使用经典语录体和经典文献，是话语笺注式的，对西学东渐的方法论教学手足无措。而方法论的西学东渐却又日益抽象化、形式化、技术化，也就是脱离研究对象和问题场景。普遍的情况是方法和问题、方法和理论隔离开来，竟然出现有方法无问题、有方法无理论的奇怪现象。我常和研究生们说，方法就像是钥匙，它是要对准锁头的，什么样的锁头配什么样的钥匙。锁头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和问题，钥匙是我们研究的工具。市场上哪有只卖钥匙不配合锁头的现象？如果有，那只能是“特殊职业”吧，公安局要来问的！离开研究对象和问题，再好的方法也没有用武之地。再说，也没有什么是最好的方法，只有最适合的方法。选择什么方法，先是要根据研究的对象和问题而来，也要考量可能获得的材料和资源条件，看方法能不能得到施展。方法是将这两端结合起来的认识工具。而且方法也是分层次的，有方法论意义上的方法，也有具体处理研究材料和对象的方法。现在讲方法，不讲方法论意义上的方法。一些学者和研究生缺少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基础，把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学派只是当作思想观念，而不从方法论方面去理解，所以方法论是贫瘠的、单一的、缺少自我意识和自觉的。现在讲学习马新观，最重要的是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而不是采取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态度。这是方法论上的基本功。方法论本质上是学风问题而不是形式规范的问题。
“以中国为方法”，是主张回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场景，从中国本身的问题出发，把握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和话语逻辑。比如象喻思维，不光是前现代的若干民族都具有的思维方式，它还和中国人的起源于图案象形的汉字文化有深刻联系，也和多地域的语音通假有深刻联系。由章句书写的文体结构推动出话语生产的滚动效应。这一套东西，只有进入中国交流场景切身体验才能把握。有些制度的生成脉络，也不是单单从现代理性的功能主义角度来解释的，有些是受巫史信仰的影响。“以中国为方法”来解析社会交流和传播现象，很重要的是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家庭、代际、亲缘、近邻、乡土、业缘等种种关系，其中有功能性的，更有情感性的，功能和情感、恩情和怨恨常常互相包裹，互相转化，正所谓“爱之深恨之切”“性相近习相远”之类。“以中国为方法”，还意味着深刻理解近代和现代的中国。这不是古代中国的自然延伸的结果。
于：您谈了三个焦虑，中国传播研究为什么要“以中国为方法”，其实在于这三个焦虑。在中国传播研究的过程中怎么去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还有怎么去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中国为方法”和“以世界为方法”这两者您觉得应该如何处理？我觉得这也是必须澄清和予以说明的关键的问题。
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当然也很大，我也不一定能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比较完满的解答。先说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演变的概念。中国的演变从历史到今天，既有自己原来的文化的根，有国家政治实体的中心和思想观念的母体，也是经过近现代历次革命运动改造了的。“以中国为方法”是从历史演进的脉络来看中国问题的形成，不是用西方的社会进化逻辑来看。中国文化是多元文化因素不断碰撞交融的过程，这个过程有的时候是和平的，比方说佛教进入中国是比较和平的；有时候是通过战争的，战争造成大规模人口流动，国家版图、社会结构以及观念形态的大变动。总体上是有两个中国，一个是历史上的中国，一个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从传播来看两个中国的最根本的差别，现代的中国是由铁路、电报、印刷、广播电视、电子通信、数字网络技术重构的中国。通常我们说，媒介重构了中国。
而我们光注意这些工业化的媒介技术和媒介制度还是不够的，最深层的是我们用以思维的语言媒介发生了根本改变。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划出了两个文化阶段，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认知世界和表达意义的方式，当然汉字的改造和普通话运动（都属于语言体系改造的工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划分出不同的文化共同体。
现代汉语百分之七八十的词汇相对古汉语来说都是新词。今天影响我们思维的大多数关键词，比方我们今天所用的“概念、关系、世界观、方法论、唯心论、唯物论、物质、精神、科学、社会”等等，都是由日本人利用汉字翻译西方学术概念的时候造出来的新词，又经过中国的文化启蒙学者和开明报章（如《时务报》）的传播进入中国进而改造了的汉语。从19世纪末开始的大规模的学术翻译运动，完全改变了中国人的知识体系和信息交流方式。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持续40多年的大规模翻译运动是又一次的理论知识体系的充实和改造。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分野，不是中国在封闭的情形下自我演进的结果，而是世界对中国的介入的结果。现代中国从一开始就是现代世界的组成部分，尽管进入得比较晚一点。现代革命运动既推动了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融入和跃进，也反映出中国对现代世界的运行的某种迎合或抵御的复杂情形。“以世界为方法”反映了世界对中国的介入，也反映了中国对世界的接受。这是近代以来的进步思潮。今天我们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不是要和世界对立起来、隔绝开来，而是说，要克服单一化的“以世界为方法”的局限性。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世界信息传播报告，就标明“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多种声音就是多种方法，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世界的方法。这种多元化的方法论，反映了世界文化、国家制度、思想观念的复杂性、交互性。问题在于人们的习惯性思维，总是愿意向上看、往高看，谁发达就以谁为标杆。学术界也是这样的。传播学的翻译运动，没有引入多少欧洲其他国家或语种的学术成果，更不用谈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了。这和哲学界、文学界的翻译局面完全不同。十几年前一个巴西的新闻传播学者代表团（都是各高校新闻学院院长）来我们学校交流过，感觉彼此非常陌生。文化之间的影响也体现出某种“势能”关系，跟水流一样，总是从高处往低处流动的。而文化的进步，却又是处在相对低处进步更快。而高处的文化如果目空一切，就要被后来者超越。这就是“落后变先进”“先进变落后”的历史辩证法。善于学习和借鉴是进步的前提。“以中国为方法”和承认世界方法的多元性是同一个命题。
刚才我们说到有两个中国——历史的和现代的，这中间就交织着世界和中国的关系。世界对中国的介入，促使中国从历史走到现代。我们在充分认识这个本质上的跃进和差异的情形下，也要看到历史并没有完全远离现代，而是沉淀到现代表象底下去了。这包括制度逻辑、思想观念、话语形式、交往方式等等。历史没有远离。但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新的架构和表象一层层地覆盖了历史基地，让新一代的中国人感受不到历史的存在，感受不到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他们现实生活和现实思考的那些历史的亡灵。我们的传播研究是以一种日新月异的变化的领域作为研究对象的，这是它的得天独厚的地方，也是它的不幸的地方。一层一层的新现象、新词语在这个本来就不大坚实的知识基础上叠床架屋，就很难在历史认知和现实洞察之间架起桥梁。“以中国为方法”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制度、空间的概念，而是要将历史和现实贯穿起来思考。
于：我们经常讲“以世界为方法”，大家知道的和眼界限定的就是以西方和欧美为方法，所以说它确实是我们学科的一个限制。今天我们谈中国传播研究，怎样才能建立一门成熟的中国传播研究的学术领域？“以中国为方法”，使它有活泼的中国的作风和气派，同时也要能形成一个学术生态，能够成长出新的理论形态，有新的成长性和生产性。我们怎样构建这么一个学术生态？
吴：“如何以中国为方法”这个问题主要是如何提升经验研究的水平。我认为最近一二十年的中国传播研究进步最突出的方面应该是中国的经验性的研究。我们都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传播研究很多都是介绍西方的，深入一点的是比较和阐释，不过基本上是随着国际学术圈的传播理论话语和前沿问题走。但是在实践上，中国自己的问题、议题逐渐出来了，从大的方面来说，90年代比较集中于传媒体制和市场化的改革、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这些年主要是网络和新媒体技术对新闻传播、社会交往、舆情管控、社会治理、大众文化的挑战。随着全球化竞争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性研究突出起来，城市化进程又推动了城市传播研究，最近则是和公共政策议题直接关联的数字劳动、健康传播、老年传播等涌现了。网络和数字传播技术对于全人类文明转型变迁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在这方面并不落后于世界。技术变革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物质生产力趋势，但是具体落到中国的社会和制度环境中，又必然会产生中国自己特有的问题、特殊的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一些新对象本身就有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比如抖音短视频平台是中国人独创的，由用户来创造内容，再形成分享消费和利润分成的结构，构成新的社交、娱乐、电商的平台。电子商务、物流、智慧城市、远程教育、健康服务、社区管理及公共安全大数据监控等等正在构建全方位、全效能的国家治理。拿深圳来说，现在已经建立了5万个5G基站，位居全中国第一。这意味着5G的传播生态就要构成切身的媒介化社会。前两年我们传播学院才设立虚拟仿真实验室，现在虚拟成真，构成人的另类存在方式。中国传播研究是由现实的发展经验和紧迫的问题推进的。
中国传播的经验性研究面临什么问题呢？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不少经验性研究停留在对社会事实表象的描述上。尽管有一些描述是经过调查统计整理的。我们不能将社会事实当作一个自然给定的事实，经验只有在意向性的实践过程中显现出来才是有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在实践意向的观照之下发现社会事实之间联系的研究。没有实践意向，社会事实之间就不能显现其意义，也就不能提出有发现价值的假设。现在不少经验性研究只是罗列事实表象，不管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主体，都没有用意向性实践联结起来。第二个问题是不少经验性研究将经验和理论当作两张皮，理论框架好像市场上选购的鞋子，拿来比画经验的脚合不合适。如果合适，经验填充到理论概念里面，宣告研究结束；如果不合适，再换一双鞋子。这样一来分析思考就容易被理论教条压抑了。“以中国为方法”就是说不仅要直观地感知中国经验，还要有意向性实践的行动进入中国经验（这里强调“进入”两个字），将经验的感知体认过程和研究问题的提炼过程交织起来。经验深化一步，问题洞察也深化一步。问题结构化，也就是经验的系统化，不是仅仅从理论概念上做逻辑的展开。对于研究者来说要研究的不只是他者的经验，也是自我的经验，两者是打通的；不只是现实的经验，也是历史的经验，这两者也是打通的。新闻传播研究不是新闻报道，新闻报道尚且还有深度调查呢，传播研究需要进行社会事实的“考古”挖掘，从表层到深层，从现实到历史。所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主张“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不同的学科体现着进入社会经验的不同的视角，本质上体现着学术研究的社会行动意向。这么做，研究者不光是理性认识在里面，价值判断、情感态度甚至政治立场也都在里面。
于：您提到研究中的经验和理论“两张皮”的现象。现在传播研究常见的正是这样，经验材料是中国的，理论概念是外国的。外国的理论不是来源于对中国经验的总结，那是否适合于研究中国问题？
吴：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和外国都有一些有共性的问题，即使表现形式不大一样，处理结果也不大一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共性的问题可以借鉴来作为共享的理论。但是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情况。例如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性结构，这个理论范式在西方社会学和传播学里面是存在的。从这个范式里面就会产生出关于“公共空间”“公民新闻”等概念预设。这是符合西方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的理论假设，但是不尽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国自古以来国家和社会之间就不存在二元张力的结构关系，而是彼此套结渗透的关系，当然也不是等同的关系。我们受到很多西方理论的启发，可以将其作为辅助认知的工具，但是要在中国经验的有机整体中加以批判审视。我这里所说的批判，是指在不疑处存疑，经过实事求是的反思，不是仅仅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文化大革命”搞运动式的大批判，把“批判”这个词污染了。现在我们要返回到康德、马克思用的原意上，学术研究需要建立批判意识，无论对西方还是对中国自己都要有批判的意识才能谈得上真正的研究。
[1] 于晓峰，文学博士，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符号学、传播学和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