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中新媒体使用与人际关系的变迁：基于豫东南一个村庄的田野考察
冯广圣 王灿[2]
摘要：新媒介赋权对乡村社会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复杂，尤其对传统人际关系的影响最为明显。运用民族志、深度访谈等方法，对豫东南一个村庄在新媒介赋权下人际关系衍变的轨迹进行考察，研究发现，新媒介赋权经历着由“被组织”的他者赋权向“自组织”的自我赋权方向发展，乡村人际交往场景由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转换。新媒介赋权沿着熟人、半熟人和陌生人的路径对乡村社会人际关系进行解构。新媒介在对乡村社会人际关系赋权的“过程”与“结果”中，始终存在赋权与反赋权并存现象。新媒介持续赋权博弈下村民传统的交往逻辑、交往观念、认知偏好和空间偏好等都发生了转变，在人际关系亲密化与疏离化并存中，乡村社会人际关系发展渐趋理性化。村民从作为技术赋权受动的对象和处于权力客体地位的弱者，逐渐转化为乡村人际交往关系网络中的能动者，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在此过程中得以重构。
关键词：新媒介；赋权与反赋权；人际关系；解构与重构
一、研究缘起
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21年6月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59.2%，农村网民规模达2.97亿，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明显缩小，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介下沉并渗入农村，给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广泛影响。另外，新媒介作为一种现代性影响的变量，其对乡村振兴的功能与作用成为乡村传播研究的新热点。既有的乡村传播研究表明，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民受众，正从消极型的受众向积极能动型的受众转型，表现在他们对新媒介的认知和态度方面发生了变化，他们积极地接纳与使用新媒介。新媒介对农村居民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社会交往方面，继而对传统的人际关系产生影响，从而改变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促进了乡村社会的积极转型。新媒体技术的迅速普及和日常化发展，在对既有的权力结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消解和重构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人们对新媒介可能带来的积极变化心怀期待。
在新媒体技术改变社会结构的同时，如何利用和“驯化”（潘忠党，2014）新媒介技术，来改变人们的不利处境，获得权力和提升能力，成为一个基础性问题。尤其是最近几年，新媒体技术在乡村社会不断“下沉”，改变了传统乡村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形式，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方式得以重构。本文即从新媒介赋权的视角考察新媒介对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重构，考察新媒介如何形构乡村社会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新媒介对乡村人际关系赋权的“过程”和“结果”是怎样的，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相关概念与分析维度
“赋权”（empowerment）一词出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学界，是个多学科的概念，其概念表达较为随意，与增权、充权、赋能等互用，其前缀em是动词，表示“引起”“促使”，“赋权”中的“权”，不是“权利”（right）而是“权力”（power）。社会学语境下的赋权是指赋予或充实个人或群体的权利，挖掘并激发案主潜能的一种过程、介入方式和实践活动，作用于个体、人际关系和社会参与这三个层面（巴巴拉·索罗门，1976）。赋权是一个动态的、跨层次的概念体系，是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Rogers & Singhal，2003）。从心理学的个体动机角度看，赋权是“赋能”（enabling）或一种“自我效能”（self-efficiency），它源于个体对自主（self-determination）的内在需求，在这个意义上，赋能就是通过提升强烈的个人效能意识，以增强个体达成目标的动机，它是一个让个体感受到能自己控制局面的过程（Conger & Kanungo，1998）。赋权的关键在于个体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从社会情境来看，empowerment一词的核心是power，国外学者对“权力”进行过系统深入的探讨，如福柯就认为，权力建构于关系网络之中，对权力的理解只有通过社会关系这一角度才有意义（丁未，2011）。赋权可以看作一种理论与实践、一种目标或心理状态、一个发展过程、一种介入方式（陈树强，2003）。由此可见赋权理论研究的复杂性和多维性。
赋权理论主要有三种研究取向：赋权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中“无权”的群体；赋权作为一个社会互动过程，离不开信息沟通与人际交流，与人类最基本的传播行为有着天然的联系；赋权理论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探讨，而是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实践及其进程（丁未，2009）。赋权并不是“赋予案主权力，而是挖掘或激发案主的潜能”（张波，2014），根据权力激发来源的不同，赋权可分为他者赋权和自我赋权两大类。赋权行为不是简单地由外向内输入权力和资源，也不仅是“增权赋能”，而是一种社会交往、参与、表达与行动实践，是社会民众通过获取信息，参与表达和采取行动等实践性过程，以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获得权力和能力，从而获得改变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结果的社会实践状态（刘丹、黄基秉，2016）。赋权是在社会交往中得以实现的，参与是传播赋权的主要形式。
媒介赋权是指由媒介技术赋予社会成员进行生产、传播和接收内容的能力，与之并行的是社会成员个体传播能力的迅速拥有和快速增长（张梅，2016）。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心性上的动态连接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成为社会变迁的动力。传受双方彼此在心性上能够动态适应，从而有引发行动的可能，这一行动不仅是思想观念的转变，更是让双方以实际行动投入社会实践，正是在传播行动中人与人结成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推动着社会的变迁，这是新媒介赋权思想的来源（师曾志，2019）。新媒介赋权不仅是指手机媒体以及各种移动互联端等新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样式，更加指向新媒介使用者所构建的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林晓华、邱艳萍，2018）。新媒介赋权需要深化实践性的研究视角，把赋权视为一个传播过程，深入赋权对象新媒介使用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理解他们对于自身传播实践的理解，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把握赋权的作用机制和发展演变，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行动者的策略选择与行动逻辑（黄月琴，2015）。这正是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
需要注意的是，新媒介赋权一方面能促进主体的自主性获得，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会使人的主体性丧失，从而造成新媒介的反赋权，因此，新媒介能否有效赋权还取决于主体的参与程度。赋权指的是一种社会实践状态，这种状态既包含赋权的“过程”（即传播过程），又包含作为赋权过程而呈现出的“结果”，具体是指社会民众通过信息传播、聚合权利，积极参与社会决策和采取社会行动的实践性互动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改变自己原有的信息传播弱势处境，聚合形成公共话语，与国家话语互动，提升权能，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改变的社会实践状态（陈璐，2014）。可见，新媒介赋权首要表现为一种“过程”，更是一种传播实践的“结果”。新媒介赋权研究是网络赋权研究的延伸，国内学界较多的研究是以网络热点事件为案例，包括新媒介对公民话语权、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以及新技术对社会民主进程影响的研究，对新媒介技术为普通农民的生存发展需求而赋权的研究较为少见。
本文认为，新媒介赋权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分析：一是新媒介体现为社会化的媒介，侧重对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解构；二是新媒介的社会化，侧重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重构。基于此，我们以新媒介技术赋权为切入点，以普通的村民个人及群体作为新媒介赋权的对象，考察新媒介赋权对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影响，进一步认识新媒介对人际关系的作用机理和赋权逻辑，这是媒介赋权理论研究的新维度。
三、研究方法与调查概况
本文选择豫东南一个汉族村庄——C村（行政村）为考察对象。该村所在地东邻安徽省霍邱县，南依大别山，北邻淮河，西离固始县城26公里，地行以丘陵为主，辖19个村民小组，户籍人口2056人（2020年）。与其他村庄社区相似，C村约2/3的劳力外出务工，其余在家从事种养业，长期留居村庄的不足800人，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极少量青壮年。C村既不过分封闭，也非十分开放，是中部地区一个极其普通的村庄，可以被理解为中国无数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村庄的缩影。本文以参与式观察方法为主，辅以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法进行研究，前期通过问卷对村民信息交往的基本情况进行预调查，主要了解受访者的基本信息、新媒体接触和使用现状，以及新媒体使用对人际交往的影响等内容。
本研究中的新媒介是指电脑、手机（智能手机）、数字电视等网络媒介，以及QQ、微信、抖音和快手等应用软件。因疫情的缘故，采取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发放问卷，回收有效答卷201份，其中男性105份，女性96份，分别占比52.2%和47.8%。从年龄分布来看，受访者主要集中在18～30岁、31～45岁、46～60岁三个年龄段，线下受访者也是这类村民。从受教育情况来看，村民大多接受过小学或初中教育，少数年长女性没受过教育。自1969年村小学建立后，村民接受基础教育的条件大为改善，村里近年出现了许多大学生和研究生。村民职业主要有种养、个体经营和务工三类，约占66.7%。考虑到从事养殖的村民并未抛弃土地，仍然种、养兼营，调查中没有对此细分。使用智能手机的村民占47.2%，使用笔记本电脑和数字电视的分别占14.1%和13.1%，三者合起来近75%，可见，C村居民新媒介的到达率较高。村民的信息获取方式居前三位的依次为手机、电视、串门（闲聊），分别占39.7%、16.5%、15.3%，手机成为村民获取外界信息最重要的渠道。村民的人际交往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以手机为载体的其他交流方式，如打电话、发语音、视频通话等约占57%，但面聊仍占43%。村民最喜欢的聊天场景是“网上（微信）”和“家里”，分别占47.3%和43%。村民日常与网络聊天中最常联系的人是家人和朋友，分别占55.9%和33.9%。网聊流行之后，受访者与亲戚、朋友和同学的联系变多，与家人联系的频率有所下降，时空不再是联系的障碍；与同村人的联系变少，与生意伙伴的联系日益密切，交往范围进一步“外化”与“陌生化”。受访者在回答“与谁的关系变得更好”时，“家人”占比最高，约占34.9%，可以推断，新媒体对于凝聚家庭远嫁成员与家庭其他成员关系有积极作用。82.8%的村民对新媒体交流的便利性持肯定态度，表明对新媒介的接纳和认可度较高，客观上有助于新媒介赋权的推进。39.2%的村民不同意“新媒介使得与家人的交流变少”观点，28.5%的村民认同这一观点，32.3%的村民持中立态度。38.7%的村民认为“网聊更好”，有28.5%的村民认为还是“面聊更好”，倾向网络聊天的村民数超出面聊的10%。新媒介嵌入村庄后，有43%的村民认为人与人之间关系比以前更亲密，28.5%的村民持相反观点，这多少也能表明新媒介的赋权与反赋权同时存在。调查还发现，不少村民喜欢在群聊和朋友圈里上传有关家乡的短视频，如共同熟悉的地点、逮（抓）鱼杀猪的场景、家乡特色美食等，大部分村民认为“外地亲友喜欢看关于家乡的内容”，试图在云端留住“乡愁”。
四、新媒介赋权“过程”中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变化
乡村社会人际关系主要包括家庭关系、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关系，以及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亲人、熟人、半熟人等不同类型的“差序”关系，这些关系有强弱之分。其中，家庭关系和宗族关系属于村庄社区内部的人际关系，“半熟人”关系则属于村庄社区内部向外部过渡的一种新型人际关系。作为一个外部变量，新媒介技术打破了时空对乡村人际交往行为的框限。美国学者帕金斯和齐默曼的赋权分析框架理论认为，新媒介赋权分为“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过程”是赋权行动的具体展开，注重的是“如何”；“结果”是对赋权的检验，用来评估、测量赋权所带来的社会后果（Perkins & Zimmerman，1995）。
新媒介对乡村社会以上三种人际关系都有一定的影响。新媒介赋权的核心是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考察新媒介这一变量和无权者权能变量之间的关系。新媒介变量包括新媒介接触与使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际交往、组织沟通。无权者权能变量包含个人、社区和社会三个层面，正好对应着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三种形态。新媒介使用恰好融合了这几种传播形态，而赋权即是对新媒介作用于无权者权能这一传播过程的概括（张波，2014）。已有的赋权研究表明，赋权一般经历前期的“被组织”到后期的“自组织”的过程，即从最初的无意识到后来的有意识，赋权过程也是无权者（本文主要指普通村民）的主体性和个性增强的过程。
（一）从面聊到网聊：乡村社会人际交往方式的更迭
在新媒介嵌入村民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他们的交往行为和交往对象逐渐突破地缘、血缘关系的边界，开始呈现出公域与私域、现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混杂的移动场景（孙玮，2015）。传统乡村人际交往方式一般偏好面聊，村民更愿意在家里等私密场所聊天，也有的在村委会前的广场或麻将桌旁等公共场所交流，在这些空间聊天容易让人放松。微信等社交媒介虽然已在C村出现，但老年村民仍喜欢面聊，如村里哪家有喜事要办酒席，当面告知或者托人带话给村民的感觉比打电话、微信语音或视频交流要显得正式，要不然会让被邀请者觉得缺少点啥。其实，面对面交流或告知时的“场景”，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在场”的证据，在双方发生争执时，可用作封住对方的“口实”。立此存照，这种地方性的交往逻辑长期以来为村民所默认。村小、幼儿园、卫生室、小卖铺、扑克摊、猪肉摊、豆腐摊等是村民日常聚集的场所。目前，村里这些现实空间正在式微，短时间内也不会完全消失，村民人际交往方式的变化已经开始。
流动性增强是当下中国村庄发展的新特点，除了以传统种养为生的村民外，C村也出现了从事其他职业的“新农人”。在后乡土社会，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王灿、冯广圣，2021）。新媒介丰富了村民聊天的话题，扩大了聊天的范围，开阔了村民的视野。网络聊天成为村民交流的新方式，微信、抖音、快手成为众多村民的最爱，新媒介帮助用户构筑了一个以信任为基础，以血缘、地缘、族缘为表征的，跨越乡村与城市地理边界的社区，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在空间上重构（高莉莎，2018）。乡村社会人际关系转型开始加速，如村民TK（25岁）在筹备婚礼时，通过朋友圈的H5视频分享，在视频里告知亲友婚礼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这种方式可能不会通知到所有亲戚，但客观上增加了一种通知（传播）的新方式。此举赢得村里年轻人的喜爱和效仿。随着触网村民数量的增加，在外上学或工作的村庄年轻人，利用新媒介与在家的亲人交流，视频通话、语音聊天，这已成为很多村民喜爱的交往方式。中老年村民曾经对年轻人的网络依赖行为反感，现在他们也会把日常生活的点滴拍成照片或短视频上传到微信里，与年轻的家庭成员共享。此时，维持社会关系所需要的寒暄、闲聊和娱乐活动将不再强制要求身体的物理在场，基于社交媒体的云端互动使乡村的交往实践转向数字化和“超地域化”（郑素侠、杨家明，2021）。从C村可以看出，在中国农村，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人际互动交往应会持续并存，即便乡村社会新媒介到达率和可供性越来越高，面对面聊天的方式仍然会存在，这种传统人际交往方式的式微是熟人社会的乡土逻辑使然。
（二）从村口到“云端”：乡村社会人际交往场景的虚化
任何形式的传播实践都发生在一定的时空关系中，媒介传播技术的进化会重新“书写”时间序列和空间结构，重塑人们对时空的感知和不同的体验。串门、闲聊等传统人际传播和看电视等大众传播形态，仍是村里“脱网”的中老年村民的主要交往方式，他们通过这些方式分享各自的所见所闻。如村民WZG（79岁）爱看天气预报和新闻联播，看前者是为了满足做农活的需要，看后者除了知晓国家大事和有关政策信息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在同其他村民闲聊时派上“大用场”。疫情影响了村民的对外交往，但村庄内部的信息交流始终没有中断。村民WZG与WZC（80岁）是很要好的聊友，面聊时会传播各自获得的疫情信息，体验与他人分享信息时带来的那种满足感，在长期这样的交往中，建立了更加亲密的人际关系。
新媒体嵌入村庄后，接触和使用新媒介的村民越来越多，乡村人际交往的范围发生了变化。村里最早触网的是在外工作的年轻人和做生意的“能人”，如CYH（45岁）是村里最早买电脑和安装宽带的村民，他在零几年时就学会了在台式电脑上玩QQ，较早体验了网上冲浪带来的新奇体验，他的交往空间也突破了村庄的地理边界。其他村民也紧随其后“试水”新媒体，如WBJ（53岁）是从外地回乡的村医，他回忆当初装宽带的情形：“当时装路由器的（家庭）还不多，天天有小孩来乱摸我的电脑。他们没见过，好奇啊！后来智能机普及了，老是有人拿着手机来连无线网。有的家长去旁边打麻将了，就把小孩送来，让他们自己玩手机。不让人家连又不好意思，天天来那么多人，网速都被带慢了。”他还是村里较早用电脑炒股的村民。为了更好地享受网络带来的新奇体验，更好地刷抖音、玩快手、看视频，村里越来越多的家庭安装了宽带。
现在村里很多人都用上了智能手机，同房兄弟、生意伙伴、熟人等闲来无事就在微信里聊几句，套套近乎，联络一下感情，这与中国是人情社会不无关系。再如那些平日交往范围较窄的家庭妇女，也喜欢赶时尚玩微信，她们做完家务后拿起手机，与闺密、姊妹、儿女等拉拉呱、聊聊天。村民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加不少圈群，亲友群聊天多是从发红包开始，抢完红包后自然就会衍生出不少话题，亲友间的交流进一步加强。有的村民认为微信聊天比面聊更放得开，一些当面不太好说的话在虚拟空间里能够轻松说出来，如“早上好”“爱心”“晚安”等表情包被不少村民频繁使用。在微信等社交新媒介赋能之下，村民能够与关系亲密的儿女、亲友进行交流，增加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巩固了现实中的感情。调查发现，C村村民现在已经不再满足于用微信和有血缘关系的亲友交流，其交往范围已经拓宽至业缘、学缘等半熟人关系，新媒介赋权的路径从熟人向半熟人到陌生人扩散。如村民WFJ（52岁）通过微信“漂流瓶”“摇一摇”等功能，认识了几个网友，后来发展成为关系不错的线下朋友，方便了彼此间的业务往来。WFJ借助新媒介的社交功能，拓展了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拓展了个人的社会资本，实现了新媒介的自我赋权。如果把乡村人际交往关系看成由一个同心圆的不同圈子组成，新媒介就是向外推出一层一层涟漪的动力。新媒介为相对弱势的村民提供了赋权的可能，要想有实际的增权效能需要村民主动去接触并使用新媒介。
（三）从地缘、血缘到学缘：乡村社会人际情感交流的变迁
安土重迁是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与之对应的是村庄的低流动性，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村民通常会把感情深埋心底，养成较为内敛的习性，多数村民不善表达，聊天时一般不会很深入地去交谈。C村老年村民（特别是7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偏好“串门”这种交往方式，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回答“更喜欢面对面交流”，其原因主要有“不会用（智能）手机”“电话要（交）话费”等。如WZG就说：“老年人嘛，（村里）没得娱乐设施，手机也不会玩，收音机有时没好听的，频道（率）也不多，电视看多了伤眼，没事出去走走，去东家西家打遛，交流交流感情。”老年村民相互串门，见面闲聊，免不了会说些“闲话”，闲话是中国乡村传播中一种特殊的人际传播方式（冯广圣，2012）。十几年前，笔者在广西农村进行田野调查时就发现村庄社区里存在闲话传播的现象，十几年后在河南农村中这种现象依然存在，闲话仍然在发挥维护村庄道德规范的约束作用。
人是时间和空间的囚徒，也是媒体的囚徒。每一次媒体技术迭代，皆会刷新人们对时间与空间的体验（张涛甫，2019）。乡村人际传播经历了从村口面聊向网聊的转变，从口语符号向文字、语音和视频多种符号并用的方式转变，技术赋权的外力作用日渐凸显。村民利用短视频进行自我赋权，实现了新传播技术将线下面聊“转场”至虚拟的云端，这种离身性的传播方式营造了一种虚拟的“在场”感。中青年村民是村里使用微信视频聊天的主体，如LCY（57岁，家庭妇女）在儿子指导下学会了用微信视频聊天，其朋友圈里多是孙子和孙女的小视频，偶尔也有自拍上传的家里做的特色菜肴等短视频，通过参与这种自我表达，缓解了身在外地的亲人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她的微信好友也仅有儿子、儿媳等家人和亲友。因识字不多，智能手机对她而言，没能用作获取信息或娱乐的工具，如同一个仅可以视频通话的“老人机”，实现了部分增权，她的生活半径其实并没有扩大多少。尽管如此，这种现象多少也能说明新媒介从“被组织”赋权向“自我赋权”迈出了一大步，即从不善交流向主动表达迈出了一大步。
视频聊天之所以深受村民热捧，根本原因在于此种交流方式省钱。在这种经济逻辑驱动下，视频通话也成为村民与外人（熟人、半熟人）交往的首选方式。村民们知道这是新传播技术赋权带来的“红利”，方便了亲友间的沟通与交流，增进了彼此间的感情，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视频聊天比打电话便宜很多。饭后或闲暇之际，屏幕两端出现的不仅是父母和子女两方，其他家庭成员或亲友也偶有过来凑热闹的，搭上一两句话，这种视觉、听觉双重再现的场景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情感交流，这种虚拟的“在场”感将远在外地的亲人重新带回原来生活的村庄“部落”，实现了“双重勾连”。新传播技术赋权，延展了村民交往既有的时空边界，颠覆了村民对时空的传统认知，这种表达方式的创新给他们带来了全新的媒介体验。新媒介技术赋权使得村民的感知得以放大，打通了空间的物理阻隔，“转场”的远距离视频通话虽然能拉近村民彼此的感情距离，但无法替代“在场”的亲身传播及体验。如村民YPL（77岁）和外孙女视频时看到重孙小宝时的感受：“视频里能看到小宝，看到他虎头虎脑的，一直伸着小手，但是看得见摸不着。回来看到后发现他都长那么大了，每天能吃能睡乖得很，我天天都想抱着他。”可见，这种“转场”的赋能仍然需要“在场”的肢体语言符号来弥补。
在新媒体传播实践中，通过信息、表达和行动三个步骤来实现增权。村民通过微信等应用软件可以分享好看的视频，在快手、抖音上彼此点赞，在同学群里“忆旧”，等等，不用出家门便可自由交流，没有物理空间的阻隔，在云端实现彼此情感交流互动。如村民LM（26岁）在村小读过书，2008年毕业时没有同学们的联系方式，直到2019年初他才建成一个有全部小学同学的微信群。虽然平时微信群里寂静，但到了元旦或春节时会相互问候，相互间聊聊工作或生活现状，对彼此的近况有了更多了解，也为线下相聚打下了基础，使原本中断的人际关系实现了“再连接”，也使当年在一起读书的“集体时间”重现。这种群体交流也是乡村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新媒介使用的这种“集体时间”成为他们追忆儿童时光和寄托情感的重要内容。
五、新媒介赋权博弈中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重构
新媒介赋权考察还应该深入村民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新媒介的层面，使赋权效应从“被组织”阶段向“自组织”阶段转变，这种转变可在乡村人际关系所包含的家庭关系、宗族关系和半熟人关系三个维度的重构“结果”中有所体现。人际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自我赋权出现是以新传播科技的普及和传受关系的变革为基础的，它更多的是一个融合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过程，用户通过对新媒介的接触与使用，获取相关信息，扩展社会关系网络，获取社会资源，进而增加权能感（张波，2014）。这种自我赋权的“结果”就是村庄人际关系结构向“自组织”阶段的发展。新媒介对乡村社会人际关系赋权“结果”估测的难度较大，因为新媒介赋权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波浪形的过程，所以只能通过在新媒介影响下村民交往行为前后不同的比较才能得出，存在一定的主观性。调查发现，新媒介赋权的影响并非一直都是积极的，有时也会产生一些难以预料的消极影响，即在新媒介赋权过程中会间有反赋权的情形出现，这也是推动乡村人际关系重构不可忽略的因素。
（一）乡村人际关系亲密化与疏离化并存
新媒介技术将村民人际交往的范围延伸至云端，重建起云端交往的“集体时间”，留住了部分“乡愁”，这使传统人际关系的生存空间发生了位移，乡村社会人际关系部分地迁移到微信、QQ等新媒介建构的新公共空间，不再受时空限制的村民可以在两个空间自由“往返”，除了面聊的方式，还有表情包、视频通话等新方式。新媒介嵌入村庄之前，村民和亲友间的关系可能会因物理空间的阻隔而弱化。新媒介嵌入村庄之后，一方面，新媒介使亲人、宗族和半熟人之间的关系亲密化；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介使人际交往更加便利，有时反而因言多必失产生新矛盾，造成人际关系一定程度上的疏离化。
新媒介给在外工作的村民带来了便捷，方便了他们与家人、宗亲和其他村民之间的联系，缓解了他们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如微信等新技术在云端建构的空间安放了在外游子的“乡愁”，聊天时让他们仿佛置身于“天涯共此时”的“地球村”。从这个角度而言，新媒介密切了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现在村民闲暇之时更愿意宅在家里，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刷刷抖音、发发微信、翻翻快手，这使村民现日常生活中的面聊逐渐减少，人与机器的对话互动在增加，新媒介赋权降低了村民线下交往的主动性，使乡村社会人际关系出现了一定的疏离化。罗杰斯等指出，通常一个未被赋权的个体需要外界刺激才能得到赋权。在一般情况下某个改革推动者作为关键人物使赋权的过程得以可能。……他的目的在于协助、鼓励团体或个人实现个体的赋权能力（Rogers & Singhal，2003）。村民WDH（55岁）看到邻居都装了宽带，他也效仿“扯了联通的网线”，方便了小儿子疫情期间上网课、看直播，同时他和他妻子也学会了玩抖音。“躺在床上经常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忘记关视频是常态，当然夫妻俩躺在床上各自玩手机，交流变少了。”再如村民WFJ（52岁）在子女的帮助下学会了微信聊天、朋友圈点赞、评论、转账、抢红包等。妻子CRQ（52岁）后来也学会了玩微信。WDH有时埋怨老婆玩手机耽误做事，认为自己用手机是为了生意转账，干得是“正事”，妻子则说他吃饭时都要看微信，“看着（就）讨厌”，夫妻间的疏离感由此而萌生。
比起夫妻间因贪恋玩微信而关系疏离，亲子间关系的疏离更甚。村民WDH对子女沉迷网络的态度还算宽容，心虽不满，就是偶尔唠叨一下而已，这可能与他自己也上网有关，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也没啥资格说孩子，孩子如回嘴反驳自己反倒自讨没趣，也丢面子。他的弟弟WDL（49岁）则完全不同，其子正在读高中，“每天吃完饭啥也不干，跑到楼上（去）玩游戏，给他的钱没多久就花光了，都充到游戏里了”，讲述中带着极大的不满。再如村民WYJ（59岁）提到留守在家的孙子时更是生气，“天天就知道玩手机，不学习也不爱出去玩，奶奶讲话他不听，还跟他奶（奶）对着干，有时我发火他才听”。玩游戏导致代际的新冲突，主要是子代沉湎于手机游戏不能自拔，在亲代看来是“不务正业”。如此使用新媒介，不仅不能产生增权的效能，甚至因娱乐消遣、沉湎游戏而忽略对正能量内容的接触，失去自我把控的能力，出现“去权”的问题。
农村老年人在新媒介赋权时似乎成了“局外人”，成了被疏离的一族。新媒介赋权并非如想象中那样事遂人愿，农村老人因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甚至是老人机）而遭到晚辈的埋怨或冷落。村民WZG（79岁）就有个老人机，但不咋会用，有时在儿子与亲戚视频聊天时，他也想加入试试，但还是无奈而退。看电视是他日常打发闲暇的主选，电视机前通常也就他一个人，现在儿孙们几乎不看电视，就算偶尔全家人围坐在一起，晚辈也是各玩各的手机。家庭内部这种交往方式的变化，使老年人越发感到孤独，“在场而无交流”成了家庭关系中的常态——新传播技术赋权带来的“群体性孤独”。村民对智能手机的过度依赖阻碍了他们之间的正常交往，现实生活中世故人情逐渐被稀释，乡村社会传统人际关系疏离感进一步扩大。
从村民整体来看，新媒介赋能重建了即时传播中关系的“在场感”，构建了具有一定互动性和协同性的虚拟空间，将离散化的村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有助于缩短人际交往中疏离感。同时，它也给予个体更自由的交往选择，让交流、互动变得更加频繁与亲密，允许个体与家人、朋友等现实生活中的人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年轻的子辈村民将技术反哺给父辈，在技术教化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话语权，老人的统治权威在家庭场域中渐渐“离场”。村民的线上交往始于关系传播和行为模仿，但并未止步于此，完成了现实与虚拟的双重勾连。乡村的人际关系网络向外延伸，采取了积极的半熟人交往态度，人际交往的弱关系建立，使“乡愁”产生一种衍生的联结，重新把村民聚拢在云端，这又密切了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
（二）传统人际交往仪式退场与熟人间的陌生感上升
作为村庄“外来者”和“闯入者”的新媒介，已经成为现在村庄人际交往、族际交往和群际交往的重要纽带，新媒介赋权在村民生活中表现出“连接”与“脱落”的双重效应，“连接”体现了新媒介的赋权，“脱落”反映了新媒介的反赋权。在新媒介嵌入村庄前，传统人际交往仪式在村民现实生活中常见，如传统的除夕之日，一般是由长辈派发红包（用红纸包着纸币）给晚辈，以增加节日的气氛，能收到长辈的红包成为子辈新年的渴盼。新媒介嵌入村庄的今天，微信红包替代了昔日老年人的传统红包，中青年晚辈享受着抢微信红包的愉悦，老年人则因技术门槛成为被冷落“局外人”。同样，传统的挨家挨户登门拜年也被微信拜年所取代。传统的人际交往仪式在悄然退场。
新媒介对村民的赋权主要体现在社交方面，随着村民对社交媒介依赖度的增加，出现了“社交过载”的状况，使熟人之间产生陌生感，造成了乡村人际关系的信任危机，推动了乡村人际关系的重建。帮忙集赞、投票、砍价及营销链接等社交媒体上的“人情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人情绑架”，造成社交压力的反弹，不堪其扰的村民有的视而不见，有的屏蔽骚扰者，有的甚至直接拉黑对方等。如果请求者发现对方没回应自己的要求，心中的不适感由此而生，进而会影响两人的正常关系。求赞者觉得自己被驳了“面子”，被请求者认为两人线下也不一定能碰面，熟人间的陌生感也逐渐萌生，人际关系可能退化为半熟人关系，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变成陌生人关系。
利益是影响村民关系的重要因素，村民YJ（28岁）就对此很有感触。某朋友让她帮忙砍价，她以没下载App为由拒绝了对方，但对方竟要求她即刻下载软件，不然就是“连个小忙都不愿意帮”。她当时虽不情愿，考虑到熟人的“面子”关系，最后还是下载帮忙了。后来，那位熟人不断地发砍价链接，导致她不胜其烦，过后再也不理对方，朋友间的陌生感由此而生。普通农民对法律、政策等本身就有点懵懂，对社交媒体的规制不会太在意，“举手之劳的小事”在无意中变成了“人情绑架”，这过度消费了正常的人际关系，造成人际关系的信任危机。此外，村民的微信中不时也会收到熟人发来的虚假“致富信息”，缺少防范意识的村民有的也上过当受过骗，而发虚假信息的人拒不承认。个体间的信任与情感是乡村社会重要的黏合剂，如今，新媒介嵌入乡村后，人际关系的信任基础被消耗殆尽，造成了新的人际关系紧张。这种陌生感的产生本质上是新媒介反赋权效应在乡村社会人际关系中的体现。
（三）新媒介赋权下乡村人际关系渐趋理性化
新媒介持续赋权使村民人际交往的传统逻辑发生了变化。新媒介正在解构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深层的原因是其背后的社会权力、资本、利益与资源等的变革。乡土社会是信息对称的熟人社会，村民们遵循的约定俗成的处事规则（即地方性共识，包含共同遵循的价值与规范）是农民行为的释义系统和规范系统，由其形塑的农民的行为逻辑，即为乡土逻辑（贺雪峰，2013），这延续着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在贺雪峰教授看来，中庸、平和、不出头是实用且理性的，“面子上过得去”是大事。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构成的乡村人际关系的网络恒久稳定。在新媒介持续赋权下，这种关系网络逐渐松动，过去以“人情原则”为主导的处事规则，逐渐让位于以“利润原则”为导向的处事规则，村民个体行动的目的性越来越明确。
新媒介持续赋权使村民人际交往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变化。在信息对称的熟人社会里，如果背离地方性共识的约束，维系乡村社会的基本秩序也会成为难题。C村有2000多名居民，即便是当地村干部也未能熟识所有村民。现在的C村可算是“半熟人社会”，因此，人情与面子相应就没那么重要了，“亲兄弟明算账”成为他们的新口头禅，多出来的零头不必像熟人那样随意抹去，明码标价算出交易额后再用微信或支付宝转账，直接完成交易。如村里养殖户们有一个甲鱼养殖交流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云端交易市场。养殖户们足不出村就能与江西的鱼苗商家完成交易，也能与广东的板材厂商进行沟通，视频看货、线上转账已经成为很“潮”的交易方式。交易双方直接开口要账变得不那么为难了，明码标价、钱货两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传统血缘、地缘关系的消解，乡村人际关系由此趋于理性化。这体现了基于算计的自主性选择的人际关系传统观念的变化，这是乡村社会进步的一种“外显”。
新媒介持续赋权使村民对人际交往的认知偏好发生了变化。社交媒体的主流观念呈现对传统习俗的摒弃，喜事追求热闹、丧事扫墓祭祀等被认为是封建文化的残留，村里红白喜事吃完就走的人越来越多，少有借机交流者，婚丧嫁娶时帮忙的人越来越少，帮忙需付“误工费”的越来越多。在外打工的村民回乡后除了亲近感，也会因对村里信息的不了解或不习惯而产生疏离感，有了智能手机后更是如此，宁愿在田间地头拍视频、照片抒发对家乡的喜爱，美美与共，却不愿放下手机去串门聊天，重话乡情。图片的拍摄、上传与呈现过程改变了村民在信息传播中的弱势地位，促进了村民个体在信息传播中主体性的获得，新媒介对村民个体的增权效应越来越明晰。
新媒介持续赋权使村民对人际交往的空间偏好发生了变化。在血缘、地缘关系松动的“后乡土”社会，离散化的村庄似乎很难依靠传统力量形成持续的互动与认同。新媒体作为人类技术进步的产物，具有各种整合与勾连的功能，能够重构新的交往场域，重塑新的人际交往理念，从而再次连接被时空阻隔的人际关系（彭晨、罗翔宇，2019），这是技术理性使然。新媒介赋权对乡村人际关系的影响从血缘群体、地缘群体延伸至业缘和趣缘群体，村民之间“先赋性”人际关系逐渐向“后致性”关系转变，新媒介赋权影响范围从村庄内部向外部拓展，从物理空间向虚拟空间拓展。特别是线上人际交往方式与基于社交媒体形成的各类群聊，构建了新型的乡村交往空间，作为村庄互动场域的增量要素，有利于村民间信任、协同机制的形成。村民借助新媒介技术实现了另一种层面上的虚拟在场，当多数村民进入这些新建的网络空间时，它由“小众”走向“大众”，回归到了熟人社会，村庄多元主体借助新媒介技术连接实现了共同在场。互联网上的日常闲聊、公共讨论、信息分享等话语交流构成了村庄新的共同文化、情感和规约，从网络构建的社会关联拓展到现实社会关联（牛耀红，2018）。
渐趋理性的行为逻辑在农村中青年人看来是好事，在老年人眼中则是乡土社会的衰落。新媒介为不同属性的乡村人际关系“弥合”与“缝补”提供了可能，熟人、半熟人、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虚拟公共空间里进行重构，具体在交往逻辑、交往观念、交往认知偏好和交往空间偏好等方面展开重构，使新媒介赋权下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碎片化、间断性朝着完整化、理性化方向转变。新媒介赋权对象的普通村民，从作为技术赋权受动的对象和处于权利客体地位的弱者，逐渐转换为乡村人际交往关系网络中的能动者，在整个社会传播网络中逐渐获得与其他传者平等的传播权力。
六、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村庄社区人员的流出、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原因逐渐解构乡村原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某种程度上，新媒介的便捷性与覆盖面使沟通与传播变得更容易，使乡土认同与归属感得以彰显，并进一步强化。新媒介赋权使传统交往方式以新的形式呈现，虚拟交往空间为村庄人际关系的维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场域”，构建以现实人际关系为基础的虚拟社交空间，使“传统”与“现在”实现了某种“和解”。新媒介赋权不应只停留在器物和技术层面，而在于村民用新媒介来做什么，在于如何用新媒介形塑生活，在于如何对社会产生影响。调查发现，C村多数村民仍停留在把新媒介作为娱乐、消费和社交的工具，当然也有部分村民将其用于生产经营，说明农民自我赋权意识还是不强，但是新媒介的赋权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离新媒介赋权的理想化结果还有很长的距离。
影响乡村社会人际关系重构的影响因素很多，但从新媒介对村民日常生活赋权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重构，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首先，新媒介赋权沿着初期“被组织”的他者赋权和“自组织”的自我赋权方向扩散，这种扩散逻辑依然遵循以亲人为中心，向熟人、半熟人和陌生人的“差序格局”推出，在此过程中村民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能力被激发、释放，主体性得以凸显，即村民从技术赋权受动对象和处于权利客体地位的弱者，逐渐成为乡村人际关系网络重建中的能动者。
其次，新媒介赋权在维护和密切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之时，客观上也出现了“反赋权”的现象，即新媒介也在消解和离散村民之间传统的人际关系，正在建构一种新型的乡村社会人际关系，加速了传统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
最后，新媒介对其赋权对象——普通村民的影响是分层的。其中，对中青年村民的影响正面多于负面，对村里中小学生的消极影响更大，对老年村民几乎没有产生实际影响。同时，新媒介赋权“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间有反复的，即在新媒介赋权过程中会伴有反赋权情形出现，其作用机理是一个波浪形的过程。
（二）讨论
中国农村社会组织的缺乏或者发育不良，是直接导致新媒介赋权过程的碎片化和间断性的主要原因。因此，农村社会的自组织兴建就成为新媒介赋权理想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自组织是一种建立在社群基础上的弱组织形态，其协调行动的诉求远远高于对组织本身的诉求；它的凝聚与整合并非依赖于组织的结构性要素和控制系统，而是建立在自发、自愿、自主的基础上（聂磊，2010）。关系赋权通过激发个体价值与关系网络，赋予公众讨论、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权力与能力，社会治理的环境与格局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迁。文章主要考察了新媒介对普通村民个体的赋权，样本村的村民对公共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参与热情普遍不高，这也是新媒介赋权在群体层面弱化的体现，再次表明新媒介赋权的多维性与复杂性。目前，新媒介赋权还停留在对村民个体赋权的层面，对群体和社区赋权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不管媒介技术如何进化，人际关系的勾连与维系始终要以双方真实“在场”为基础，身体的“在场”是人际关系发展的前提，良好的现实互动是虚拟空间中亲密交互的必要条件。由新媒体维系的乡村人际关系表面看来很亲密，但相较于共同的生活基础和现实交往空间，似乎难以达到相同的情感浓度与交流深度。当村庄老人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渐渐下降，乡土精神渐渐离我们远去，年轻一代在虚拟空间中的交流是否还能持续？交流的热度是否还能保持？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在加速，逐渐疏离的乡村人际关系在新媒体赋权下消解和重构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继续探究的问题。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对乡村社会人际关系解构与重构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远不止新媒介赋权一个因素，本研究预设的前提是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展开讨论，无意否定或缩小其他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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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后疫情时代乡村传播的现实困境与模式重构研究”（21ZDXW01）、南京林业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沟通、共享与认同：转型期农村社区传播网络重构研究”（1630801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 冯广圣，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王灿，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