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用：智能手机使用与乡村老年女性数字贫困研究
乔同舟 李春柳[2]
摘要：本文以智能手机的使用为切入点，探寻乡村老年女性数字贫困的具体特征和影响因素。通过对冀东新村老年女性手机使用水平的分析，研究发现：乡村老年女性的智能手机使用水平整体不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数字贫困，而影响乡村老年女性智能手机使用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她们对是否有用的理解。实用性观念既可以是普通用户接受新技术的动力，同样也可以是乡村老年女性群体采纳智能手机的障碍。实用性表面上是乡村老年女性对智能手机是否有用的认识，实则反映了他们对自身使用价值的评判，以及家庭和社会对老年人角色及其价值的观念投射。因此，重新考虑老年人的价值和需求，重建老年人的个人价值感和自我效能感，当是乡村老年女性数字贫困治理的关键。
关键词：数字贫困；信息传播技术；智能手机使用水平；实用性
一、研究背景
2021年初，中国宣告消灭了以物质贫困为主要特征的绝对贫困。这意味着，中国的贫困治理开始进入以解决相对贫困、精神贫困和防治返贫为核心内涵的新时期，物质贫困之外的其他贫困形式和现象也逐渐受到关注，其中就包括了伴随数字化浪潮而生的老年人数字贫困问题。
老年是社会地位下降、社会资源减少和社会适应能力变弱的人生阶段，而信息传播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ICT）的不断革新，正导致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全面数字化和智能化；这意味着当前老年人同时面临着社会角色转换和生活方式转型的难题，与永远在线的“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青少年、随时上线的“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中年人相比，老年人则处于经常“断连”（disconnected）状态，难以融入数字生活，沦为“数字难民”（digital refugees）（Prensky，2001）。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诸多新闻显示，不会使用智能媒体的老年人，出行、就医、消费、办事等更加困难，遭遇数字隔离。相对于城市老年人，农村老年人因为制约更多，其数字融入也就更加困难。结果，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性发展，不仅未能普惠全民，反而还扩大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也造成了家庭内部的“数字代沟”（digital generation gap）。长期的数字融入困难，还将导致老年人被社会孤立和排斥，陷入“信息贫困”（罗廷锦、茶洪旺，2018）和“精神贫困”（杨菊华，2019）。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占总人口的18.70%；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1亿，占总人口的13.50%。这说明，中国已经开始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解决老年人的数字贫困问题，让“老年人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变得日益重要和迫切。基于此，本文尝试以智能手机使用为切入点，探究老年人的数字贫困及其治理问题。由于农村老年女性群体同时存在地域、年龄和性别三重弱势，更具有典型性，因此本文聚焦于探究乡村老年女性的数字贫困状况、影响因素及治理思路。
二、文献探讨
（一）贫困研究的转向与数字贫困研究
数字贫困研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数字鸿沟。在数字化之初，一些学者在描述美国社会采纳和使用互联网差异导致的信息贫富差距现象（NTIA，1995）时，提出了数字鸿沟概念。早期的数字鸿沟研究，围绕着对“数字”和“鸿沟”的不同理解而不断拓展，“数字技术”由互联网扩展到智能传播技术，“鸿沟”则包含了地区之间、国家之间、阶层之间和群体之间的差距比较（金兼斌，2003）。在对数字鸿沟的操作测量上，大多采用了三维度框架（Van Dijk & Jag，2005）：信息传播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状况、信息传播技术的拥有状况、信息传播技术的使用状况。其中，第一个属于宏观层面的统计分析，后两者则是针对个体的统计分析。之后，信息传播技术的拥有也被称为“接入鸿沟”，即第一级数字鸿沟；信息传播技术的使用状况则被称为“使用沟”，即第二级数字鸿沟。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数字鸿沟的两分法思维过于粗糙，着眼于设备和网络接入而忽略了其他非物质因素，有失偏颇，提出“数字不平等”概念，试图纠正并细化相关研究维度，反思ICT资源分配不均的深层根源（闫慧，2011）。随着研究的深入，互联网的后喻文化特征越来越引起重视，代际的数字鸿沟即数字代沟问题渐受关注（周裕琼，2014）；信息传播技术智能化进程的加剧，让老年人网络断连和数字隔离问题日益明显，数字难民或数字弃民的概念（Prensky，2001）开始出现。可以发现，数字鸿沟取向的研究发端于信息贫富差距，逐渐指向数字不平等，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数字能力不足及其面临的困境。
贫困及其治理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核心议题，在主流的研究视野中，贫困主要是指物质匮乏及基本生活需求无法保障，着眼于物质层面的生存性贫困（戴维·波普诺，1999）。因此，无论是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和减贫计划，还是中国的脱贫攻坚战，仍以解决温饱、提高收入、改善物质条件为要。广义福利理论则认为，贫困问题是由包含工作环境、休闲娱乐、政治权益等的多种福利问题累积而成的，基于收入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贫困的第一、二阶段，广义福利贫困则是贫困的第三阶段（Ringen，1985）。广义福利理论大大拓展了人们对贫困的认识，以此为基础，学者们先后提出了获取知识、吸收知识和交流知识能力缺乏和不足的知识贫困（胡鞍钢，2001）问题，信息资源供给不足、信息获取的手段及能力缺乏的信息贫困（丁建军、赵奇钊，2014；叶明睿，2021）问题，以及缺乏精神支持和心理慰藉、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低的精神贫困（杨菊华，2019）问题。可见，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贫困的关注已经逐渐从绝对贫困研究转向相对贫困和广义贫困研究，从物质视角转向了多元视角。
数字贫困研究可以看成是数字鸿沟和贫困治理两种研究取向的合流。数字鸿沟研究在一开始就围绕信息的贫富差距问题展开，最后落脚到了弱势群体数字技术的使用能力困境上；而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深入，信息贫困问题也自然而然过渡到了数字贫困。基于这一背景，学者们多从数字信息供给能力、数字信息获取能力和数字信息应用能力三个维度界定数字贫困（周向红，2016），或者把数字贫困界定为接入和使用信息通信技术，获取、利用、创造信息内容的相关能力的缺乏程度（闫慧，2012）。但对数字贫困的测量仍着眼于整体而非个体，侧重于硬件和物质等因素，相应的治理思路如包容性增长等也显得过于宏观（周向红、王琳，2017）。总的来说，数字贫困研究，对于延展传播学的数字鸿沟研究和社会学领域的贫困研究，均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多是宏观理论分析，立足个体实际使用情景的实证分析很少。
（二）ICT使用与老年人再社会化研究
微观层面对老年人数字能力的学术关注，多聚焦于老年人对ICT的采纳和使用及其影响，其中又以研究ICT使用在老年人再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和问题为主。来自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国内外学者，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在老年人社区归属感增强（Sum，Mathews，Pourghasem & Hughes，2009）、孤独感降低（Cotton，Anderson & Mccullough，2013；宋士杰、宋小康、赵宇翔、朱庆华，2019）、幸福感提升（Ingen，Rains & Wright，2017）、社会资本增加（Sum，Mathews，Pourghasem & Hughes，2008）以及身心健康促进（汪连杰，2018）等方面的作用。更有研究指出，使用互联网不仅能提高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水平，也能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还能够提高老年人整体的生活满意度，对老年人实现积极老龄化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靳永爱、赵梦晗，2019）。传播学领域的学者，更着眼于老年人如何采纳、使用ICT，相关研究借助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分析了影响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智能手机或社交媒体的因素（周裕琼，2018；贺建平、黄肖肖，2020；李彪，2020），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分享（陈娟、甘凌博，2021）、接触与鉴别（庄曦，2019）、采纳（王蔚，2020）、回避（刘毅、曾佳欣，2021）和传播（公文、欧阳霞，2021）行为，以及老人及其后代在互联网接入、使用及素养上的代际鸿沟（郑素霞、吴德琛，2018；周裕琼、林枫，2018），以及家庭中的反哺传播（洪杰文、李欣，2019；周裕琼、丁海琼，2020）。多数研究对互联网使用之于老年人的再社会化持乐观态度，认为互联网使用有助于促进老年人的社会融入和社会适应（丁卓菁、沈勤，2017；周裕琼，2018；贺建平、黄肖肖，2020）和继续社会化（陈雪丽，2015）。比如，数字弱势群体老年人已经借助微信崛起（周裕琼，2018），网络沟通可以弥补老年人的家庭角色缺失和亲情体验不足，帮助其履行家庭角色，改善家庭关系（孟伦，2013），老年流动人口借助微信能动地解决了社会交往困境，实现了在城市的社会关系嵌入（王艳，2019）。
总的来说，现有研究基本认可ICT使用在老年人社会化中的积极作用，也认为老年人在数字融入和社会适应过程中是积极而非被动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多以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老年人为对象，对于相对传统的乡村老年人群体，则甚少涉及；另外，相关研究多以微信采纳、互联网使用和健康信息传播为主题，涉及的ICT使用大多仍属于基础能力，对更高层次的数字能力涉足甚少。换个角度看，现有研究大多以“连接”的必须性和确定性为前提，关注的多是已经“连接”的老年人及其主动融入的一面，却忽略了那些可能“断连”、不能积极融入的老年人。因此，在强调数字融入的同时，对影响数字融入的障碍和成因尚缺少深入分析。
但显然，要考察人们的数字技术运用能力，作为融合多种媒体技术的智能手机，无疑更为合适；而关注那些可能或者已经“断连”的群体遭逢智能手机的境遇，也更有其必要性。鉴于此，本研究试图以乡村老年女性为研究对象，进入该群体使用智能手机的日常现场，探索弱势群体的数字贫困问题。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问题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乡村老年女性数字贫困的具体表现和影响因素是什么？
贫困研究认为贫困的实质是缺乏必要的机会、手段和能力，而我国已基本实现互联网村村通，手机的普及率也相当高，政策层面的机会和物质层面的手段因素基本解决。因此，本文把数字贫困界定为数字传播技术（如智能手机）运用能力的缺乏程度。需要说明的是，鉴于现有研究关于数字能力的分类不够清晰，本文用了较为宽泛的“运用能力”一词，包含了研究对象使用智能手机的各种技能和素养，比如获取和管理信息的能力、甄别和筛选信息的能力、生产和发布信息的能力、交流和交易的能力、线上线下自由切换的能力等。由于能力是一个反映程度和水平的连续性概念，本文将数字贫困的测量和评估，操作化为智能手机使用水平的高低。水平越低则意味着数字贫困程度越严重。
结合相关研究的观点，根据能力的缺乏程度，本文把智能手机使用水平分成四个层次：高水平使用、中水平使用、低水平使用和不使用。如表1所示：
表1 智能手机使用水平分层
由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具体化为：乡村老年女性智能手机的实际使用水平如何？影响其使用水平的因素是什么？
（二）资料收集与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和访谈法获得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并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处理收集到的质化文本材料。
1.研究对象选择
本文实地调研的观察点为冀东新村。新村位于河北省东部，交通便利，距离北京较近，土地肥沃，农业发展条件良好，主要物产以板栗、核桃以及玉米、高粱等大田作物为主。村内及周边有钢铁厂、玻璃厂、钢化厂、栗蘑加工厂等现代工业，经济较为富裕。新村是一个人口结构与风俗习惯较为稳定，同时现代化程度也比较高的北方村庄，具有转型期农村社会的一般特点。截止到2021年2月，现有实际居住人口2310人，共598户，男性1181人，女性1129人，比例基本持平。其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老年女性人口为488人。新村已经实现全村网络覆盖，智能手机的普及率高达80%，具备可调查性。本文作者之一的家乡在冀东，对田野地点新村较为熟悉，有助于研究者迅速进入观察现场，收集更多、更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新村的老年女性。老年女性是新村相对保守的一个群体，但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该村老年女性的手机拥有率也达到了72%。本文把“乡村老年女性”界定为身处农村、年龄在50岁以上的所有女性。一般来说，广义上的老年人界定标准是60周岁。但一方面，由于劳动条件导致女性的退休时间较早，我国法律规定女性职工年满50岁退休，比女干部早5年，比男性早10年，退休早意味着她们更早地进入了老年阶段。另一方面，农村家庭的生命周期不同于城市家庭，大多数人往往在50岁之后就成为祖辈，承担起老年生活角色，女性尤其如此。因此，本文适当扩大了“老年”概念的范围，年龄限制有所放宽。
2.实地调研与访谈
研究者参与了到新村的日常生活，与研究对象一起活动、社交，观察并记录她们的生活环境、每日活动范围和轨迹，以及手机使用状况，获取比较深入和生动的实地资料。观察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20年1月至8月，持续时间较长，其间与村内老年女性频繁交流，介入她们的日常生活；第二阶段为2021年1月至2月，恰逢年节，得以更深入地发现手机在村内老年女性的家庭生活、人际交往、休闲娱乐中扮演的角色。两阶段的观察内容互相补充，可以较为充分地掌握新村老年女性的手机使用情况。
参与式观察期间，研究者深度访谈了21名研究对象，与每一名采访对象的交谈都不少于两个小时。由于访谈对象是农村地区的老年女性，谈话一般都是从拉家常开始，访谈内容略显松散，为了避免丢失某些重要信息，所有访谈过程皆录音保存。访谈结束后，根据语音资料和观察记录，逐一转换成文字，以便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她们的生活体验，更真实地发掘她们的内心想法。实地调研与访谈得到第一手资料，经过文本化过程并剔除无关内容后，共计获得三万余字的文字素材。而后结合研究问题，展开文本分析。
下表是21名受访者的基本情况：
表2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续表
四、新村老年女性智能手机使用水平分析
新村老年女性智能手机拥有率很高，在21名访谈对象中，仅有两名老人没有智能手机。其他人的智能手机来源主要分为两种：一是自己购买，仅有3人；二是子女或亲人赠送，占了绝大多数。通过与受访者进行交流及对资料的细致梳理，可以发现，在使用手机的农村老年女性群体中存在着使用水平上的差异，但整体使用水平偏低。
有老人网络参与较多，能够利用智能手机进行较复杂的操作，实现消费、娱乐和社交，按标准属于“中水平使用”。如1号受访者：“我手机上有个收费的‘××销’，有每个月红点任务，在手机上通知客户交费，给客户打电话。这些红点任务都是上面给的，必须完成。还有一个快手极速版，看视频挣钱，也就挣了十几块钱，那上面有唱歌的跳舞的，我也爱看。”（1号受访者，LLZ，53岁）
有老人仅能掌握智能手机使用的基本技能，比如接打电话、微信交流等，属于“低水平使用”。举例来说，能够使用微信与亲朋好友聊天、打视频电话，却不会发朋友圈、发红包；能够刷快手短视频，却不会关注、评论。如13号受访者：“我这也就是用着接打电话。微信也有，就是跟家里人说话，我不大说话，这破手机特别不好使了，点都点不动，没反应，平时也不大用。就接打，别的啥也不用。就算是会玩我也不用，没那个闲空儿，一堆的活计。也有快手，手机卡的也看不了。有时候挂电话都挂不了。”（13号受访者，ZGQ，64岁）
还有的老人无法掌握基本技能，完全不接受使用智能手机，日常只用老年机，可以称其为“不使用”。如7号受访者：“没使过智能手机，现在也不会使，没文化不知道捏哪个啊，特别憋闷的。人家都拿着手机，有啥事就打个电话，也不跟我打电话，我也不跟人家打电话。”（7号受访者，ZQL，80岁）
具体来讲，在接受访谈的21名对象中，年龄在50～54岁之间的7人，均属于“中水平使用”；年龄在55～70岁之间的12人中，有7人属于“低水平使用”，剩余5人为“中水平使用”；年龄在71～80岁之间的2人，均属于“不使用”者。在本研究的样本中，未曾发现“高水平使用”智能手机的情况。
通过进一步的资料分析发现，新村老年女性的智能手机使用水平整体偏低，体现为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通话与微信仍是最常用的手机功能，但联络人不多。
对于使用老年机的老年女性来说，她们年龄在70以上，日常生活中只会用手机的通话功能，通话主要是跟子女联系。即便是最基本的通话功能，更多时候也是被动接听，相比于自己翻电话本，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按键拨打出去，还是接电话更加熟练。
对于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女性来说，微信是她们日常使用最频繁的联络工具，几乎每一个拥有智能手机的老人都会使用微信。受访者中，有添加了上百个好友的“社交达人”，但更多人则是通信录界面一拉就能见底。与年轻人或老年男性不同，农村老年女性手机上的微信联系人基本是现实中熟悉的人，她们能在没有备注的情况下记住每一个好友的网名，原因是朋友少，比起费力气学习设置备注，记住网名倒更容易。正如一位老人所说：“微信，亲戚里道的，咱们这一片儿有几个人，剩下的都是我们家里的兄弟姐妹的，外甥外甥女的，闺女儿子的，都是这个，没有别的了。街里儿卖东西的那个，我都没加。”（4号受访者，LXR，63岁）
受访者表示，她们最常用到的同时也是最熟练的微信功能，都和社交有关，包括文字聊天、语音聊天、视频电话等，或者给别人的朋友圈点赞、评论。但是她们发朋友圈的频率很低，因为“没啥新鲜事儿有啥好发的”。“看看朋友圈，我自己也发，有新鲜事儿就发一个，没新鲜事儿了我一般的都不发，我上岁数了，就他们年轻人爱发，新鲜事儿也多，我不大发，我看不到新鲜事儿。”（4号受访者，LXR，63岁）
她们的微信列表里有许多订阅的公众号，但是却说不上来是何时以及如何出现在手机上的。每个受访者的手机里都有三种群：亲朋好友群、村民群、兴趣群（广场舞群）。但她们大多表示很少发言。
第二，刷视频是最受欢迎的功能，但多是浅度观看。
本次调研发现，新村几乎一半以上的村民都使用过快手、西瓜视频、火山小视频等App。在19名使用智能手机的受访者中，有16人使用快手或西瓜等软件刷短视频。一位受访者表示，她每天大概会花费三个小时在快手上。刷视频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晚饭后、睡觉前，这是农村“屋里人”最能自己掌控的时间。最受农村老年女性欢迎的内容，则是家长里短、婆媳夫妻关系等生活日常以及做饭做菜技巧、歌舞视频等。总体上看，新村老年女性在刷快手、西瓜、火山等短视频时，存在明显的浅度观看特征。具体而言，她们主要以浏览为主，偶尔会点赞、评论，但分享、转发短视频的人很少，亲自创作拍摄短视频的人几乎没有。短视频仍主要是农村老年女性解闷的娱乐工具。
我喜欢刷快手，没事儿我就躺炕上刷，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我爱看那种说女人要咋样咋样，要对自己好，啥样的对老婆好才是好男人，就这样的。也看做饭做菜的视频，我还学呢，上回学着做了个花生，没人家做得好。我自己从来不发，但是我肯定会。（9号受访者，LYL，50岁）
主要在西瓜视频上面看广场舞，火山视频里面找到广场舞。主要是锻炼身体、活动，预防老年痴呆。上面可多东西了，我就爱看那些个家长里短的事儿，这家的儿媳妇和婆婆打架了，那家的丈夫外面有人了啥的，也知不道真的假的，反正是看个热闹吧。（3号受访者，LGZ，54岁）
第三，看新闻是必不可少的功能，但以被动接受为主。
新村老年女性看的“新闻”，除了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还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信息。他们主要通过微信公众号、浏览器、今日头条等渠道获取新闻和信息，了解周围发生的大事小情。访谈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受访者都会在微信聊天或看朋友圈的过程中获取信息，这种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主形成的社交网络渠道得到的消息，往往更加受重视。与之相比，腾讯新闻以及各种订阅号推送的信息都是国内国际相关要闻快讯，但受到的关注度很小。还可以对比的是新村的老年男性群体，他们上班或劳作时间相对固定，电视这种边吃饭边收看的媒介就更受欢迎，其中中央台新闻频道是他们主要的信息来源。另外，新村老年女性对于强关系转发的信息的关注度，显著高于弱关系转发的信息或其他信息。比如说疫情期间某则关于感染者人数的新闻，她们会先关注熟人在朋友圈的转发，而不是官方媒体的推送。
手机自带的浏览器也是村民获取信息的常用方式，但主要是被动接受推送的新闻信息，而非主动搜索。受访者表示，经常是还没有点开浏览器，就有消息自己“蹦”出来，手一滑就点进去了，“有时候也烦得很”。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不会利用手机浏览器主动搜寻信息，遇到问题，她们更习惯在现实中请教亲朋好友。
在访谈过程中，今日头条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新闻类软件。但事实上，与多数城市老年群体主要通过手机新闻客户端获取新闻消息不同，在新村，只有少数受访者的手机里安装了新闻客户端，并且也不是本人安装的，是“手机里本来就自带的”。在19名拥有智能手机的受访者中，只有4名安装了新闻客户端，只占约21%。但使用者的黏度相对比较高，会经常翻看新闻大事。
头条上的事儿多。有空就看看。疫情那会儿看得我都直心跳，一早上起来啥也不顾，先看头条的疫情，哎呀，又增加多少人啊，看得忒紧张，这个害怕呀。都不用去客厅开电视，醒了躺在被窝里拿起手机就看，看这看那的，有的是，想看啥看啥。（2号受访者，ZCH，60岁）
此外，在受访者中，有5名受访者经常阅读网络小说。小说类型多是偏向女性的言情小说，由于小说连续性比较强，通常看起来就不容易停，所以多集中在睡前一段时间。至于原因，有两名受访者表示，她以前就喜欢看纸质版小说，如今手机上看还免费、方便，延续了原来的生活习惯。
在输入法的选择上，手写输入法是乡村老年女性更常用的方式。如果有淘气的孙子、孙女将手机拿去玩的时候改了输入法，她们往往对此无计可施。
新村老年女性群体存在的三种智能手机使用水平，也反映了她们的数字贫困程度：中水平使用手机，代表着数字融入程度较高，数字贫困程度较低；低水平使用手机，代表着数字贫困程度很高，还需要进一步融入；不使用手机，意味着完全被数字技术排斥在外，属于数字赤贫。
五、“用”之多重性：新村老年女性群体数字贫困的影响因素分析
新村老年女性的智能手机使用水平存在的差异和整体不高的原因是什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着乡村老年女性的数字贫困程度？下面将从访谈对象个体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有用”：智能手机的工具价值
中水平使用在新村老年女性群体中占比较高，初步统计可知，这些人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年龄集中在60岁以下，有正式工作或仍是家庭主要劳动力，身体较为健康。这可以算是中水平使用的直接和表面原因，但其深层原因，则与被访者频繁提及的一个词——“有用”有关。
因为有用，所以才用。这里的“用”，首先体现为对她们工作的帮助上。中水平使用的农村老年女性受访者，她们大多有着自己的工作，包括村干部、公司职员、食堂工人、个体户等等。手机在她们的日常工作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如1号受访者LLZ，上司要求她制作表格、压缩图片打包上交，都需要手机的参与。“他们让我当统计，做报单的大数据，要有截图，给他们编辑上。给压缩包写上每个人的姓名。你要是一个一个地发出去，肯定占地方，但是要是压缩上，就这一小块儿，把全部的都能看到了。有时候就在这（手机）上面看看。我有好多的项目、好多的群呢，哪个群里都有事情。”14号受访者LL在村里开小吃部。“因为我们开着小吃店，收钱什么的，支付宝、微信也都学着用了，现在的人出门都不带钱，都用手机付钱，不整一个二维码都不中。”
“用”还体现为值得，手机可以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看得见的收获。如19号受访者PSZ，知道通过手机可以赚钱，所以特别积极。“现在玩玩手机也能挣钱，看新闻，看这个看那个的，玩拼多多，都挣钱。”为了这项赚钱事业，PSZ不仅准备了备用小号用来点赞，还学会了下载使用红包助手，不用关注自动抢红包。为了看视频赚钱，她每天花费近四个小时的时间，各种需要签到领金币的不同软件，不用提醒也不会落下一个。在手机上赚钱的乐趣，使PSZ迅速掌握了手机的各种操作方法，丝毫不逊色于年轻人。
（二）“不会用”：智能手机使用的技术之困
低水平使用的原因有很多，“不会用”是受访者最多提及的理由。
“不会”一方面是由于文化程度的制约。识字能力及其关联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成为横亘在老年人迈向数字化的一道门槛。7号受访者ZQL表示：“老社会那么前儿，没上过学啊。原先连手机也没使过，现在也不会使，没文化知不道捏哪个啊。”没有上过学，不识字，直接阻断了她们拥抱新技术的第一步。
“不会”另一方面是因为技术操作太难了。在新村老年女性群体中，拥有学习动力并切实做出学习努力的并不少见，然而更多的人被拦在了学习这一关。手机制造厂商和软件开发公司针对的客户群体多为年轻人，因此技术发展的道路也向着简约化发展并不令人意外。可是对于文化程度普遍较低、随着年龄增长容易眼花手抖的农村老年女性群体来说，技术层面并不友好，要做到灵活操作非常困难。如12号受访者说：“我是学来着，告诉我说左右划拉，上下划拉，那我也看不好。”
（三）“不敢用”：智能手机使用的物质之困
访谈中还发现，使用水平较低或者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女性，往往是因为“不敢用”。之所以不敢用，则与物质因素有关。
对于刚刚解决温饱的家庭来说，仍需为生计奔波的老年女性“没有空”使用。老年人退出劳动领域后自由时间充足，可以自主决定时间分配。然而，对大多数农村老年女性来说却并非如此。农村从来没有“退休”的概念，劳动贯穿她们的生命始终。在与受访者近距离交谈时，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她们不想让自己闲下来，哪怕正在与人交谈，手上也必须找个“活儿”干。同时，迫于经济压力，她们需要肩负起家庭重担，整天忙碌导致休息时间被严重挤占。如6号受访者WLX，她的丈夫患有糖尿病，且脑血栓留下的后遗症导致无法劳动，家中大女儿虽已工作，可还有小女儿正在上学，家庭的经济负担较重。WLX每天忙于地里的庄稼，拔草、施肥、浇水，农闲时去山上的风景开发区打工，属于自己的剩余时间没有多少。她只会用手机打电话、看视频，当被问及是否有意向进一步学习使用时，她的回答是“没那个闲空儿，还有一堆的活计呢”。
此外，智能手机的相对价格也会导致“不敢用”。尽管手机价格在不断地下降，千元以内就能够买到质量、款式、功能兼具的智能手机。但习惯于节俭的农村老年女性认为智能手机很贵重，也不是必需品，因而会选择放弃。WXY的老年机是女儿买的，她觉得自己并不需要智能手机，因为“混弄着用就行了，能接打就够了，买个新手机一千多块钱儿，要是买包粮食吃，得活多少日子啊”。她们口中的这种贵重是相对而言的。由于基本失去了劳动能力，失去了证明自身价值的有效渠道，在家中的话语权也在逐渐下降，部分农村老年女性处于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状态。于是她们选择尽量避免大笔花销，以减少“被嫌弃”的可能性。
“不敢用”还来自使用手机的各种风险。这些年针对老年人的网络诈骗案件层出不穷，新闻报道、口耳相传、儿女提醒的不断重复，让农村老年女性对使用手机会带来巨大的风险感到恐惧，不敢面对，敬而远之。WXY的儿子曾经尝试教会父母使用智能手机，然而“她说孩子们给她打电话她接就行了，都不打回去。教他们，他们也不想学，怕上当受骗”。对于ICT的过度恐惧使得农村老年女性对智能手机唯恐避之不及。ZQL完全不敢使用智能手机，因为“捏差了，还了得啊”。
（四）“无用”：智能手机使用的观念之困
调查中，大多数农村老年女性对于手机的认可度并不高。她们抱着这样的想法，“那是年轻人的玩意儿，我学那个干啥？”所以心态上没有学习使用手机的动力，行动上拒绝接受深入学习。如8号受访者XYM，在女儿试图教她用微信发红包时，她直接回复道“我不用学那个”。这种心态，反映的是她们认为手机对她们而言无甚用处。“手机对我们这茬人来说也没啥用。”因为“没用”，所以“不用”。
这种“没用”，体现出来的是农村老年女性对自身价值的怀疑，换句话说，她们同样认为自己也是“没用”的。这也是农村老人自杀事件频发的原因之一。农村女性群体在进入老年阶段之后，身体官能退化，社会角色收缩，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减少，在家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下降，她们更多地依赖子女，自身的危机感在提升。这一点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尽量减少提出要求，“不给人添麻烦”。比如有受访者就表示：“现在这个（手机）是我闺女不用的，她说要给我换一个，我没让。”（15号受访者，WJJ，55岁）
访谈中，高频出现的词语——“没用”“不懂”“不会”“混时间”“看不看无所谓”“别人给下载的”“小孩子玩的应用，主要是给他用的”“自己不发，也没啥好发的”“脑子跟不上”“怕捏坏了”……可以反映出她们个人价值感和自我效能感的丧失。如何重建她们的价值感和自我效能感，是乡村老年女性数字贫困治理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冀东新村21名老年女性的观察与访谈，分析了农村老年女性群体的手机使用水平和影响因素，以此探究数字贫困的表现及成因。研究发现，乡村老年女性智能手机使用水平有中水平使用、低水平使用和不使用三个层次，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数字贫困，而影响农村老年女性智能手机使用的最关键因素，在个体层面看，是她们对是否有用即实用性的认知。如果认为实用性高，则使用智能手机；如果认为实用性低，则与之相反。实用性观念既可以是受众接受新技术的动力，同样也可以是农村老年女性群体运用智能手机的障碍。
在分析中可以发现，农村老年女性对实用性的感知与其生活现状有关。“中水平”的使用者生活充实，有沟通需求和工作需求，智能手机对她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低水平”使用者需求不强，容易满足，将智能手机视为锦上添花，可有可无；“不使用”者老年化程度最深，甚至怀疑自身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对智能手机毫无兴趣。这体现出的其实是农村老年女性对个人价值感的认同程度。“实用性”，既是指智能手机的实用性，同样反映了农村老年女性对自身“实用性”的评判；从更深层次来看，则是家庭和社会对老年人角色及其价值的观念投射。这是一种需要革除的“老年人无用论”的陈旧观念。实用性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反映了这样一种观念——认为满足工作、社交等需求才叫实用，满足休闲娱乐等精神需求则不实用，人被工具化了。正因为如此，“不使用”者受价格与风险性影响而拒绝智能手机，更直接地反映出老人在社会角色上的退化，由奉献者转变成为负担，因此不愿或不敢表达自己真正的需求。
针对数字贫困或者数字融入问题，既有研究从媒介可供性、包容的数字化等角度提出了各种观点和建议，但都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社会如何对待老年人的价值和需求。基于冀东新村的案例研究，我们认为，重新认识老年人的价值和需求，重建老年人的个人价值感和自我效能感，才是乡村老年女性数字贫困治理的关键。只有重新认识老年人的价值，理解他们的境遇和需求，企业才会真正生产出适合老年人的数字产品，社会才能构建更加包容老年人的数字环境，老年人的真实意愿才可能表达出来，想了，敢了，慢慢就会了，数字贫困治理才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而这，也是积极老龄化的要义。
又及，本文关注了可能或者已经“断连”的群体（即智能手机的低使用水平者和不使用者）遭逢智能手机的境遇。曾有研究主张要尊重“断连”的权利，不应该把老人的“断连”行为问题化（方惠、曹璞，2020）。但本研究的结果则显示，智能手机使用让中水平使用人群生活更多彩，社会融入更顺畅；而不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实际上生活更为单调，缺少精神慰藉，是更需要智能手机来提供补偿的人群，“断连”非但没有让他们的生活更自由自在，反而导致选择的可能性更少。这说明，数字化成为社会基本进程的时候，融入已是必须，断连尽管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却需要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具备融入能力，拥有随时连接和断连选择能力的人群，强调断连权，才是有意义的。对于缺乏融入能力，面临被排斥、隔离风险的人群，断连对他们而言，意味着机会和资源的丧失，意味着数字贫困，此种情况下，发展权比断连权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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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项目批准号：21BXW073）阶段性成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项目批准号：2662020WFPY006）成果。
[2] 乔同舟，博士，华中农业大学广告与传播学系副教授。李春柳，华中农业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