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式扩散：新媒体背景下的乡镇治理
牛畅[2]
摘要：新媒体正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重塑着乡镇治理的“新形态”和“新需求”。然而，既有研究对新媒体与乡镇治理的互动关系关注不足。本文基于研究团队在北京乡镇地区为期十年的田野调查，尝试从技术与组织互构的思路出发，在新媒体工具和情境的功能层面，探讨新媒体背景下乡镇治理的转型特征和实践趋向。研究发现，新媒体通过技术介入的方式，在治理形式、参与和结构层面展开多重赋能，形塑乡镇治理转型的多维特征。电子化政务、内驱型行动和代理人格局，共同形构了新媒体背景下乡镇治理的代理式扩散特征。最后，研究突出基层视野和个体视角对于探究乡镇治理特征的价值，推究“技术二次赋能”与“组织适新”的关系，并提出后续拓展议题。
关键词：乡镇治理；新媒体；技术与组织；互构论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治理现代化变迁的主要特征在于乡村治理的体制逐步制度化，用规范化和规则化的治理体制替代人格化的传统治理体制（杨善华，2000；刘晔，2001；蔡林慧，2015；魏治勋，2014），从治理能力和成效层面来看，新媒体时代无疑加速了乡镇治理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就新媒体与乡镇治理关系而言，学界一方面将新媒体作为一种治理方式，关注其在乡镇治理中的应用；同时，研究还将新媒体作为场景，论述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变迁与变革。
首先，作为治理工具，新媒体为基层治理提供技术支持。街道的大喇叭和小黑板逐渐被“智能社区”“数字社区”圈和“信息苑”所取代（王萍、王斌，2009）；社区网站、社区群和社区微博也在快速发展，并在基层社会事务协商中发挥作用（王斌、贺嘉钰，2013）。新媒体为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提供了便捷的渠道（Kim et al.，2011），不仅提供了直接快捷的参与监督平台，而且有助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张波，2017）。值得关注的是，除了城市地区，新媒体的广泛使用对乡村治理也产生着深刻影响：它对于欠发达贫困农村地区的政府形象传播起到积极作用，有助于维持农村地区社会稳定（苏云，2016），同时从内外部影响着农村的政治生态（郭少华，2015），拓宽了农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有助于培育农民的理性参与意识和行为（王燕，2017），村民通过娴熟的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操作以及恰当的话语表述，促成了权益的保障（周如南、朱健刚，2016）。
其次，作为治理情境，新媒体需要回应信息化背景下乡镇治理的难题。信息技术在嵌入乡村的进程中，存在着信息化平台建设走形式主义、信息化服务效能不佳、建设资源配置不足以及治理主体信息化素质技能不高（孔晓娟、邹静琴、黄嘉琪，2014）、信息化建设目标不明和长效制度安排缺乏（夏俊，2013）等问题。研究提出应从供给侧改革入手，以“自治+他治”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治理现代化；构建整体性政府，塑造主体间伙伴关系；线下与线上供给互补优化，推进农村“互联网+”环境下的公共文化服务（陈建，2017）；构建基层政府主导下多元共治的“互联网+”治理格局（杜永红，2017）。
当下从新媒体视角解析乡村治理发展的研究，总体而言数量不足，对于新媒体功能与乡镇治理转型的讨论尚处起步阶段。已有研究或对新媒体展开功能分析，或反思乡镇治理的具体策略，对于二者互动关系的分析相对流于表面，致使探讨集中于行动主义的框架内，且将新媒体与乡镇治理分割为两个孤立的领域。同时，这些集中在经验层面的研究，往往囿于特定的治理层级，对于新媒体与基层治理和个体行为等关联浅尝辄止。因而，本文尝试从技术与组织互构的分析思路出发，在新媒体工具和情境的功能层面，探讨新媒体功能与乡镇治理的互动关系，旨在行动主义主导的治理研究范式以外，以互构论的视角，丰富对乡镇治理研究的经验认识，同时回应乡镇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实践导向。
二、研究方法与田野概述
2011—2020年十年期间，笔者所在研究团队通过延续两个五年期的项目——“新型农民素质提升工程”，一直在北京郊区对农民，包括村干部、乡村协管员和普通农民群体等，进行观念培训。鉴于新媒体发展与乡镇治理的变迁是一个渐进式过程，本文采用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研究选择时间更接近于当下的2016—2020年周期，以2017年8月和2019年7月期间，面向该区下属的7个乡镇33位村民所做访谈为原始资料，共形成10万余字的访谈文字记录，结合团队长期的田野观察和研究基础，对乡镇治理视角下新媒体技术应用的实践特征进行探析。
案例区的政府部门于2011年着手，面向农民主体开展为期五年的新型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2016年开始继续第二个五年工程，配合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旨在从观念上对农民进行系统培训。该项目的培训范围为全区14个镇。第一个培训周期为2011—2015年，培训农民10万人次，研究团队全程参与培训过程。在第一轮培训结束后，区政府通过对农民观念提升工程的综合评估，决定继续展开第二轮培训，到2020年第二轮培训顺利结束。培训内容主要集中在观念改变部分，内容包括就业观念、消费观念、理财观念、生活观念、法律观念等几个方面。区政府与高校科研团队展开项目合作，由高校科研团队针对培训内容，编撰统一的培训教材。由各乡镇设定培训计划，在指定场地和时间对各村选派的农民进行统一的课程培训。村民委员会配合乡镇政府工作，接收培训任务并与乡镇部门对接参与人员，确定培训对象。
研究在田野中展开。一方面，以农民培训场地为主要场域，结合对乡镇政府、下属村落等其他地点的走访与考察，形成对于该区乡镇治理的整体性认识。另一方面，研究将参与式观察的田野调查方式，与深入访谈相结合，访谈对象以当代乡镇治理中的重要角色——乡村协管员群体为主。该类人群既保有作为普通农民的自我身份界定，又能够深度参与乡镇治理的实践过程。因而，他们对新媒体功能的态度和行为，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并重塑新的场景下乡镇治理转型的实际内涵与发展趋向。此外，研究也对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村庄“两委”成员以及普通村民展开了深入访谈，尝试拓宽新媒体背景下乡镇治理研究的基层视阈和个体视角。
继技术决定论与技术结构化论之后，互构论发展成为讨论技术与组织关系的经典理论流派，行动者是关键，应用环境是本质（张燕、邱泽奇，2009）。邱泽奇（2005）指出，信息技术因其技术结构性而具有组织刚性，同时因其细节的可塑性而具有组织弹性，同样，组织结构也具有技术刚性和弹性的两面。此后，技术与组织的互构，成为研究新的信息技术在特定场景应用及效用的重要视角。因而，本文以技术与组织作为双重维度，从以下层面对新媒体背景下的乡镇治理进行田野考察，具体包括：第一，作为治理工具的新媒体，如何与治理现代化建设衔接，催生乡镇治理变革的“新形态”；第二，作为治理情境的新媒体，在技术治理语境下，在何种层面对乡镇治理转型提出了“新需求”。进而，研究将对新媒体背景下乡镇治理的转型特征和实践趋向进行阐释，探讨新媒体功能定位背后的治理逻辑和归宿，对新时期乡镇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在新媒体场景下提出一种解释路径。
三、电子化政务：新媒体平台对接治理形式
不同国家的地方或基层电子政务的案例研究均有证明，电子政务（E-governance）能够在公共管理现代化中高效且有效地向公民提供有成本效益的服务，且可显著控制腐败并实现减贫（Bhuiyan，2011）。田野调查发现，当前乡镇治理过程中，乡镇部门会通过微信、QQ工作群等新的媒介形式，将对口工作事务下达给乡村协管员，再由协管员将必要信息传递给村民，并在整理后反馈给乡镇部门。
新媒体背景下，移动媒体与电脑共同成为乡镇政务治理的新工具。不少乡村协管员在参与农民观念培训时表示，自己逐渐接受并习惯使用手机配合电脑处理乡镇部门委托的事务。“上班时候用电脑，下班以后还是手机能接信息。（办公）还是电脑，电脑用着也方便，看着也方便，手机再怎么着屏幕也小。”（访谈记录20170811JG）学者孙藜（2014）指出，微信第一次大规模地将互联网交流方式牢牢嵌入手机所有者的日常熟人交往圈子，并且完全以其为根基。诸多研究表明，微信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关系着乡村中的日常生活与事务治理。微信等社会化媒体成为乡村组织、乡村民众等参与乡村治理的媒介，通过乡村组织主导的微信群、乡村精英主导的微信群、作为村庄公共网络平台的微信公众号等三种主要方式，实现乡村组织与民众、乡村民众之间的传播与沟通（李乐，2020）。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本研究团队的田野调查发现，除了乡村治理，微信群也成为连接基层村庄治理与乡镇行政事务的重要媒介。一位乡村文化组织员在谈到文体工作中“电子报表”普及时表示：“还是微信这类社交工具用得更多。有好些邮件就直接传到微信群了，都不往邮箱里面传，工作有时都直接在微信平台上进行，有消息就直接在微信群里通知了，表格发邮箱不好发就直接发微信群了，方便。”（访谈记录20170809QYD）乡村文化组织员视角下的乡村文化生产具有行政性、重新秩序化及自组织性的实践特征（李红艳，2018），而这一视角也印证了村庄治理与乡镇治理通过新媒体衔接的现实场景。
村庄治理在承接乡镇政务的过程中，也面临来自技术和技能的限制。“（办公的时候）还是用手机多。因为电脑有限制，比如我们现在村官在录医保的表，从培训完那天开始到现在好几天了表一刚录完，表二还没录呢，他就得长期地占着电脑，因为它连着打印机呢，录一张，就得打印一张。原来一个村有两个村官，电脑是村官的事儿，基本上用不上手机，所有的报表都是村官来做，现在村官走了，我们被逼得没办法了，就得自己弄了。电脑和手机，大家都是什么方便就用什么，岁数大的不会用电脑，就用手机。”（访谈记录20170809QYD）可以看到，政务一方面为新媒体工具治理带来挑战，另外，也作为外源性压力催生技术与组织的深度耦合。乡镇政府工作人员、乡镇和村庄协管员作为乡镇治理的组织成员，越来越接受并参与到政务电子化的发展之中，认识到从自身提升来促进技术对接的必要性。这种从组织内部生发的治理动能与外部对接的技术工具相结合，将助力乡镇治理中电子政务的进一步发展，进而拉动乡镇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推进。
村级技术人才的缺乏，为新媒体时代下乡镇治理的增效提能带来现实挑战。例如，在调查地点中的某乡镇就业部门，有需要村级组织登录操作的监管平台，具体落实应以村里就业指导员为负责人，职责包括在系统内变更个人信息等，乡镇工作人员讲道：“因为（村级协管员）登录太乱了，这个工作都是由我自己来做，但是我就是差不多一个季度必须摸查一次，统筹一次，然后我再变更。区里要求每个月变更，但是每个月变更，我们（乡镇工作）人员又提供不了，现在就是我基本都是这样的季度变更。这个变更的信息，操作的步骤什么的，（村级）弄乱了以后改不了，只能到市里报修，这样的话就太麻烦了。”（访谈记录20170816AD）受限于乡村基层工作人员的职业技能，技术在为政务本身赋能之外，对政务工作者在新的技术场景下如何适应角色并做好分工衔接提出了新的需求。
大学生村官制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为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做出了特定贡献。当大学生村官不再被选派到村庄里，自主培育管理人才、吸纳“技术型”青年力量加入乡镇管理队伍，成为支撑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源泉。“（大学生村官取消对村里影响）特别大，我们村各部门都有网站（信息技术类工作），村官走了之后，村里这些人就商量，单独聘了一个年轻小姑娘，就让你管电脑，干这活儿，单从村里出钱，和政府没关系……（待遇和大学生村官）不能比，聘到村里了，说给你多少钱，认可不认可，认可你就来干。时间也不是很规范，她不用坐班。（目前全镇）除了四个村没请人，剩下的村都请了专门的人去做，现在都要单独找人去做，主要（村级工作人员）年纪大了，干不了。”（访谈记录20170816WSZ）在传统管理人员很难适应新的技术场景之时，吸纳在新媒体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工作者，成为乡镇和村级治理尝试突破组织发展瓶颈的重要手段。互构论的互动凸显的是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背后的行动者，与行动者相比，技术仅仅是社会互动的媒介（邱泽奇，2008：594-595）。村庄在考量青年人才培养时，通常最看重“人品”，但“技术”也是一项硬指标。“一般就是感觉人品不错，勤勤恳恳，还有就是年轻和有能力，最起码电脑操作要好，这是最基本的考量，一般刚上来都还是要把工作做好的。”（访谈记录20170811JG）“人品”契合了组织运作对人才管理的基本要求，“技术”则体现了新媒体场景下组织发展对人才素养的拓展需求。乡镇治理培养考察青年人才的指标和过程，实则投射着组织和技术在人才吸纳层面的微观互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从而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在新的发展背景下，乡村振兴对人才有了新的要求，需要乡村在技术人才、专业人才、经营人才、管理人才等方面采取新的治理举措（唐丽霞，2021）。在乡镇治理转型进程中，在新的技术与组织变迁的互构背景下，逐步发展起“灵活”的技术用工模式。例如：“（大学生村官）现在叫党建助理员了，主管党建，去年新设的，一个月5000多。还找了一个外村的年轻人，电脑不太会或活儿忙的时候找他，一个月4000左右。”（访谈记录20190718LX03）还有一些招聘来的乡村青年，可以有着相对“灵活”的工时。“（乡村青年）大队给拨一部分资金，跟那个误工补贴一样。有事儿忙不过来了让你来一两个月，平平常常你也可以该干你的事儿干你的事儿去，不像村官似的，一天八个小时，就跟在外面上班一样，八个小时就得钉村里头，村里的事儿其实也不少，像我们村还有经济合作社，有大棚，他这都得要参与啊，写个材料，写个信息。”（访谈记录20170816AD）丹尼尔·贝尔（2018：338-342）指出，科学家、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技术官员等技术知识分子阶层，将会在智能治理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以技术为导向的人才聘用模式，是在人才储备不足状况下的现实妥协。技术会否成为乡镇管理中的决定性要素，将取决于人才吸纳履新的发展态势，这需要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镇治理回应技术发展的时代需求，乡贤培育能否不掣肘于技术门槛的限制，尚需留待对于技术渗透程度的未来观察。
四、内驱型行动：新媒体使用助推治理参与
农民对基于网络的新媒体的使用，有助于实现农民话语权，帮助其实现文化权益，从时间与空间两个层面为农民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带来变革，也为农民自身的地位与权威带来改变（毕耕、李琬，2010；李卫华，2011；李新芝、李子嘉，2013）。新媒体技术能够激发农村低收入个体自我发展的动力，促使他们以治理主体的身份参与巩固脱贫的行动（李红艳，2021）。作为乡镇治理的外源性技术支持形式，新媒体的使用推动着内在参与驱动机制的形成。
“（乡镇部门）有QQ群，通知开会，有时候发短信，有时候也打电话通知，但是很少。要求大家收到了就回复一下。最能确定信息发送到的就是短信，每个村给你发一条，一般都能看见，比如开会8月8号上午9点，你请假就回复。发短信一般就不用回复了，发短信肯定都能看见，一般手机不离手，很少会有开会不去的。QQ群里一般发布的是新的招聘信息。”（访谈记录20170809QYD）
基层社会的变迁直接改变了乡镇治理的环境。“（拆迁后组建的）社区的文体活动比（未拆迁）村庄的变不好了。Y花园属于一个社区管理的，改成那个以后，参与活动就不好管理了。一般活动给我们42个非拆迁村和3个社区来一起组织活动，拆迁的13个村弄成3个社区了。人打散了。社区的人住得比较分散，就按3个社区为单位，1个社区比我们（村）工作人员要多，都忙不过来。”（访谈记录20190718CY02）新媒体在变化的居住空间中，通过媒介的传播作用，将分散在新空间里的个体通过活动的形式再组织起来，呈现了技术在组织重构方面的赋能作用。一位担任诗社副主席的农民，在谈到村庄拆迁对文化活动影响的时候说：“拆迁了可以电话联系，通知活动。”（访谈记录20190717LX01）乡镇退休协管人员也谈道：“（村子）有个微信群，每个村拆迁后大队部保留，大队部有会议室，是集合地点，喜欢诗的人是另一种心态，（微信收到活动通知）就算远也会来。”（访谈记录20190717LX02）
新媒体平台成为乡镇治理中参与权利的一种外在形式。“新型居民（拆迁后的社区居民）和以前那种居民（村庄为纽带的村民）永远一样不了，北边那边有拆的，人家那边大队就是弄一个微信群，以前那些农民还是原来的那个微信群，人家发东西还是往那个群发。”（访谈记录20170816WSZ）作为治理参与的工具，新媒体为治理主体提供了以技术为支撑的“圈层”。基于“业缘”的乡村工作群、基于“地缘”的村庄治理群、基于“兴趣”的小组活动群，都是田野调查中常见的微信或QQ群组，这些依托新媒体技术的“群组”形式，通过线上的社会网络“圈层”，延展了乡镇治理的网络维度，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乡镇与村庄治理间的罅隙，也为基层民众与乡镇治理的衔接提供了新的技术平台。
在新媒体技术驱动背景下，社会责任实践场域面临着新场景，其内部紧张状态带来失责风险，责任治理难度提升（钟瑛、邵晓，2020）。在访谈中，一位村妇联主任兼镇社保工作人员曾经提到，她为自己村建的微信群带来了“治理”的烦恼：“我给我们村建的群，其实挺好的吧，有一个外地的媳妇嫁我们村了，这给我气坏了，她不是贫，她（在群里）挑事儿，我们村有一个人在上面发了个牢骚我没理他，然后她来了句（消极言论）。我说‘怎么说话呢你？’我说我们村那个人，我说‘你有什么事儿你私下里说，别上群里说，这里面不能有负面的东西’。外地嫁过来的媳妇，让我给踢出去了，然后我想再给她发微信呲儿她几句来着，后来我发现我又把她给删了。（群里村民）没人夸她，其实村里边人，好多都挺有正义感的。”（访谈记录20170814YF）
从行动者的视角来看，除了管理者要承受治理的风险，农民作为治理参与主体，在技术更替的过程中，也需要不断适应不同的管理和技术场景。农民对网络信息的接收效果并不理想，性别、年龄、收入水平、文化背景、媒介素养、网络信息需求程度、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对农民接收网络信息传播的效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谭英 等，2007；金涛，2010；李卫华，2011；冯宪彬 等，2012）。“（将乡镇部门信息传递给村民）飞信有了好久了才开始用微信，以前飞信给联通发的话，要一毛钱的，后来我就得了，联通的我就不发了，我把联通的都给删了，你不给我报（报销电话费），我也不能老花自己的钱啊，后来村民就提一点事儿，我们都接不到通知了，然后我就开了个微信（群），给大家都拉到里面。”（访谈记录20170811JG）可见，信息成本也成为影响农民接收乡镇管理信息、实现乡镇治理参与的一个因素。
农村信息化项目（village informatization program）应在具体目标上明确，并在激励政策和治理机制方面可持续，建立起分层的本地化监管模式（layer-based localization regulatory model）（Xia，2010）。新技术情境下的乡镇治理，多方行动者都需要主动沟通、建立合作，注重自身观念和责任的更新。“（乡镇部门就业培训项目）慢慢就增多了，也是随着项目调查慢慢增多，我们（乡村协管员）去做这个调查去，就业情况、培训意向，社保科给弄的问卷，下达到各村的就业指导员，我们干这项工作，你有什么培训要求、培训意向，比如有的人就写我想参加什么什么培训，把这些东西都搜集上来看呗，看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意向，再往外扩展。它也是随着社会发展，（比如）机场建设，等等。智能楼宇，这个科就没有过，一开始谁也不接受，最开始开会，大家都不接受，干吗呢？什么叫智能楼宇？可是我们回家这两年大家都知道了，都知道这个事，物业这块，看监控。”（访谈记录20170814LX）治理主体间的沟通协作，主体基于新媒体情境下的观念交流与责任更新，将促使秉持新观念、认识新责任的治理主体主动参与新的乡镇治理格局。
五、代理人格局：新媒体传播厘革治理结构
新媒体技术的推广使公共事务领域中乡镇组织与村民的联系进一步紧密。“（乡镇部门下达工作到村）都是QQ群，建了一个群，19个村的主管都在里面，群里有指示，今天有什么任务，安排到主管，主管自己联系村里的人操作。”（访谈记录20170811JG）中国的农业技术推广经验表明，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并不仅仅是产品或者技术本身的问题，还需要时间成本和当地的传统文化、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李红艳、牛畅、汪璐蒙，2019）。乡村协管员群体作为乡镇治理的村庄“代理人”，通过新媒体技术将乡镇治理与村庄治理衔接起来。乡镇社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坦言：“（科室下达工作）第一层（找村庄就业指导员），这个是一定的，让我们对老百姓我们也对不起，人太多了。通过微信群，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反馈，不管我发什么，我都需要他们反馈，如果没有反馈的话，我们会打电话，因为打电话还相对比较直接一点。不管我下达什么信息，我确保你要知道。因为不可能说这个村知道，那个村不知道。”（访谈记录20170816AD）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指出新媒体技术正在变革乡村传播的格局，关系到乡镇治理结构的厘革。农民认同呈现在新媒体上抽象意义的“国家”上，而排斥、怀疑国家具体化身的乡镇政府、基层干部（余沐芩、杨萌芽，2021）；乡村“权力的媒介场域”受国家、市场、地方性文化的支配（刘展、姚君喜，2016），电视媒体异军突起，致使乡村传播生态发生不平衡，疏离了村民与村干部及乡村精英的关系（蒋旭峰、崔效辉，2013）。中国公众对不同层级的政府信任存在“央强地弱”的明显差距，提升基层群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尤为关键。只有发动年轻群体，完善基层组织，建构高参与度的农村社区信息传播体系，方能增强乡村居民对基层政府信任并鼓励制度性政治参与（刘小燕 等，2014）。加强基层电子政务建设并鼓励民众更多地使用这些网上功能，有助于提高基层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马亮，2016）。在分布着隐性张力的代理式扩散治理结构中，协管员作为乡村“政务类”新媒体话语的信息来源之一，其对新媒体功能和角色的认知及行为，势必作用于其他村民对乡镇政府的态度，这应当成为新媒体背景下乡镇治理的重要关注点。
随着技术发展及应用的深入，能否顺利嵌入乡镇治理的格局，是新媒体时代向乡村基层政权提出的挑战。我国乡镇政府与农村社区在治理现代化中存在非均衡关系，表现为乡镇政府治理能力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的不均衡，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张艳国、尤琳，2014），而信息技术的效率又面临着政府部门壁垒的限制（韩志明，2019）。新媒体相关职业技能培训开始呈现明显的“条块化”特征。一位乡镇社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被问及乡镇和村庄对于乡村协管员计算机技能的培训时坦言：“村里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培训，但是我们（乡镇社保部门）就只负责就业指导员（的技能培训），别的话我们肯定不管，谁组织的（就业培训）就是针对谁的管辖范围内，计生专干也不归我管，我肯定也不管，除非他身兼多职，人家计生也不会带我们就业，但是这个操作、培训内容都不一样，即便我培训他操作的话，我也可能只是针对我这一个板块，不可能是那种计算机培训，只针对工作需要的版块。岗位没什么流动性，我就针对我这工作内容。比如说我这新增的工作内容我是一定要培训的。操作流程、相关要求什么的，我是一定会培训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反复，因为我这人员没有变动，比如说我年年干这个活，那就没有必要了。我一说他比我还明白，那我还说什么呀。”（访谈记录20170816AD）以职能部门的“条”为技术路线，以职责范畴的“块”为技术对象，厘定了乡镇治理中技术渗入的“边界”，将为府际内部的协同带来隐蔽性的阻碍作用。
推动农村信息化过程中，政府的信息通信技术政策需要警惕跨部门竞争带来的低效和浪费的支出、政策连续性和制度学习的缺乏、问责制和可靠测量的欠缺，以及中央计划导致服务和当地需求之间的差距（Ting & Yi，2013）。“（乡镇下达工作的短信平台）不用回复（是否收到），因为短信平台是有显示的，给谁没发过去，他再单独打电话。我这么说吧，假设村里面死一个人，那得多少人管这个，书记上报、妇联上报、会计上报、管残疾人的上报……都得上报。报重了没关系，谁不上报，国家花这钱，打上去了，让他重整，哪口没报，扣一个，管得这细致劲儿。”（访谈记录20170816WSZ）
信息技术在政府组织中的应用是一个具有很强实践情境特征的微观政治过程，组织内部核心行动者的认知及其策略互动，将最终塑造信息技术的应用效果（谭海波、孟庆国、张楠，2015）。“（村微信群）比如哪有招聘会，然后你大喇叭该广播广播，群里边该说说。各方面的事儿都可以在里面说，不是我就业指导员建的群，妇联的事儿不许说，那个不会。只要是大件的事儿都可以在里边说。都是工作起来方便。”（访谈记录20170814YF）“（乡镇微信群）我们社保有社保的，计生有计生的，他们可能都不太一样，有的都不在一起。像我们社保所的，我当时建了群以后，相关的，像他们有的人就图省事儿，我们工作人员就都进来，有事儿都在我们社保群里说，也有这种情况。”（访谈记录20170816AD）乡镇和村庄治理层级中，内部行动者间的协同性将保障组织整体的工作效能。
六、结论与讨论
在智能化时代背景下，新媒体技术无疑成为政府治理范式变革的重要变量。技术平台与基层治理需求之间具有对应性，基层政府需要通过技术平台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实现有效治理（刘法杞、陈柏峰，2020）。公共部门与基层群众顺应技术治理的发展趋势，以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为依托，通过地方治理中技术与组织的互动过程，使新媒体背景下的乡镇治理呈现出新的实践特征。从公共事务、个体实践和治理关系等层面，对这种“新形态”加以考察，将有助于探明乡镇治理转型的“新需求”，进而为技术对组织的进一步赋能提供更为契合的管理场景。新媒体通过技术手段，为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助力。然而，乡镇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也面临诸多挑战，正在遭遇着乡村基层治理场景的转变（李增元，2015）、农村民主管理生态的改变（陈荣卓、唐鸣，2014）、基层政府行政的内卷化（李润国、姜庆志、李国锋，2015）等多类管理层次的发展困境，这些问题或制约或敦促着乡村治理体系的发展。
图1 代理式扩散的场域关系：新媒体背景下的乡镇治理转型
在作为工具与情境的新媒体背景下，电子化政务、内驱型行动和代理人格局，共同形构了乡镇治理的代理式扩散特征，反映了新技术时代乡镇治理现代化转型的新形态和新需求，蕴含着“新”乡镇治理的建设进程。电子化政务体现了乡镇治理形式与新媒体技术的对接，新媒体背景成为代理式扩散的关键平台。内驱型行动体现了乡镇治理参与和新媒体技术的关联，从使用层面满足了代理式扩散的基层场域。代理人格局呈现了新媒体技术对于传统乡镇治理生态的形塑作用，在公共事务领域突出了代理式扩散的治理特征。
在新媒体时代，技术和组织的互构为新媒体自身提供了施展效能的场域。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从分析的角度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布迪厄、华康德，1998：133-134），反映了特定情境中社会关系间的紧张状态。基于研究团队长期的田野观察和经验基础，结合参与式观察和深入访谈法的资料分析，研究发现，新媒体通过技术介入的方式，嵌入乡镇治理体系的适新过程。新媒体作为治理工具，通过乡镇治理的动态过程，在组织的行政事务、行动参与、行为调适方面，通过治理形式、参与和结构层面，以技术的多重介入，形塑乡镇治理转型的多维特征。新媒体兼具情境与工具的功能，使其在乡镇治理的过程中，联结了技术与组织本身，使技术应用与组织内部得以相互建构。
已有研究以城市治理经验为主导，从更为宏观的角度阐述了新媒体对治理的影响。本文在新媒体背景下探究乡镇治理的转型，拓展了新媒体与治理关系的讨论视域，突出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基层视野和个体视角对于探究治理特征的价值。技术作为媒介的属性不仅来源于新媒体功能，也在乡镇治理的场域得到孕育。向技术应用投入组织资源，这成为技术应用的根本保障（任敏，2017）。既有研究关注到技术为组织带来的变化，但对于组织如何适应新媒体技术场景并保持自身在场挖掘不足。基于前文结论，技术介入深刻影响乡镇治理转型，并对乡镇治理的组织适新提出了“新”的要求。结合历时性的田野观察和实践经验可见，乡贤导向、失范场景、应用壁垒都是在新媒体情境遭遇现实难题——人才、风险与协同等——之时，新媒体自身在功能兼容的视角下，在其情境功能实现组织适新后，以反馈之力助推工具功能进一步实现对乡镇治理的技术赋能。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可进一步做出尝试性推定，即“组织适新”是技术二次赋能的重要基础。当前乡镇治理只有在培育人才、管控风险和府际协作方面下足功夫，才能为技术助推电子政务、群众参与并营造平稳的乡镇治理生态，搭建适宜的组织形态和管理平台。
研究从技术与组织互动的角度，关注了新媒体功能与乡镇治理间的关系和逻辑，作为新媒体与乡镇治理领域数量不多的论述之一，对新媒体背景下的乡镇治理转型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回应了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中，乡镇治理发展的“新形态”和“新需求”。作为突出探索性与实践性的一项议题，研究仍存在诸多空间，留待后续拓展。首先，进一步研究可在互构论视角的基础上，对新媒体与乡镇治理的关系过程展开历时性分析，呈现出技术扩散与组织变迁的过程中新媒体功能与乡镇治理的阶段性机制特征，通过对纵向的微观过程进行考察，解释技术与组织间的复杂关系。其次，研究应更关注新媒体的应用情境，对特定场域下内外环境的不确定性条件进行把握，进而解析新媒体功能与乡镇治理实践的特定场景，形成更为深层次的、对技术与组织互构的整体性机制的认识。此外，后续研究还可以结合管理层次的视角，从实证研究的经验路径，对技术与组织相互形塑的层次进行剖析，从跨学科领域，基于乡镇治理中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实践，更好地抽离出技术与组织的互构或耦合关系，形成对结构—行动的更深入的理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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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北京建筑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协同治理视角下首都社区服务项目制研究”（X21007）、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重庆市农村失能老人养老脆弱性分析的社会支持体系研究”（2019QNSH38）的阶段性成果。
[2] 牛畅，北京建筑大学城市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