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立解放到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选择着自己的命运，而人民也在命运的转折中进行着历史的选择
2005年5月26日，国际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在北京去世。在他的寓所，悬挂着一张毛泽东的石印相片，这张有毛泽东签名的相片伴随了他61年——1944年夏天，爱泼斯坦随中外记者参观团采访延安，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
因为一次延安之行而改变了人生观的，爱泼斯坦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1936年与斯诺一道最早进入陕北根据地的还有另外一名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当斯诺结束采访时，乔治已决定留下来参加红军。
36年后，斯诺弥留之际，早已使用马海德这个中文名字的乔治守候在他身旁。斯诺留给马海德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
是什么吸引着这些异国他乡的人们，如此眷恋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中国？又是什么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和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冲破种种阻挠，奔赴抗战时期的延安？
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当年在访问延安10天后感慨：“我觉得在延安的访问中，真正体会到了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真的，要是我在延安住上11天，那我一定也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斯蒂尔在这里看到的是党的领袖与人民群众一起参加大生产运动，毛泽东的伙食标准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每天3钱盐、5钱油……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可不是一句空话。”1937年，从河南开封投奔根据地，后来又作了平东县县委书记兼太行妇委会委员的张玲说，“在这里，生活虽然艰苦，但人人充满激情，与国统区相比可真是两重天啊。”
有多少人与张玲一样在黑暗与光明的抉择中选择了共产党。这一点，从国民党有关档案中也可以找到旁证：1944年11月，国民党兵役部部长鹿钟麟报告，抗战7年来，前后征壮丁共1100万人，实际到达战场者不及500万人。几乎在同一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壮大，主力部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60余万人，自卫队1200多万人。
从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中，人民认识了共产党；从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的无私行动中，人民选择了共产党。
经历了抗战全过程的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徐信将军回忆，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调动了各阶层人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建立由共产党员、中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参加的“三三制”政权，调节了各抗日阶级内部的关系；推行“精兵简政”，使党政军机关更适应游击战争环境；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了人民负担……共产党所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使广大根据地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民族腾飞的力量源泉，同样根植于民众之中。60年前，血肉相连、鱼水相依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官兵关系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今天，“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依然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长期从事基层工作的河北省滦城县县长毛全球对此深有感触：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必须始终把握群众的脉搏，时刻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否则先进性就得不到老百姓认可，科学发展就成了空话。
一个政党的先进性从来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历史的，而不是一劳永逸的。任何一个政党，如果放弃了对先进性的矢志追求，如果失去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被历史和人民无情抛弃。抗战胜利仅仅4年，国民党政府就轰然垮台，原因在此；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丢失政权，原因也在于此。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等人关于如何避免初期兴盛、事成业衰的“周期率”时指出：“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提出：拓宽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
历史告诉未来，现实回应历史。透过这声音，人们感受到了几代共产党人深深的忧患意识。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把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相统一，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当1944年3月重庆《新华日报》登出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时，国民党《中央日报》以《纠正一种思想》为题发表社评“不能听其谬种流传”。但共产党人却从这篇文章中看出了骄傲、猜忌、狭隘、妒嫉、腐化给一个政权和组织造成的极大危害，并把它当作延安整风的文件。
日月更替。处在民族复兴关键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当年夺取战争胜利一样，没有为改革开放已取得的巨大成就所陶醉，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与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00多年前，恩格斯曾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历史与现实的结论。
（新华社北京2005年6月3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