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地狱”中残酷的现实人生
英国批评家弗兰克·柯默德（Frank Kermode，1919—2010）说：“《威尼斯商人》写的是审判、救赎与仁慈；是爱与仁慈的时代，替代人类历史严酷的四千年那孜孜以求的公道。此剧始于高利贷与污浊的爱，最后却以和谐与完美的爱结尾。它自始至终都告诉观众，这就是主题，除非下决心视而不见，否则没有人会误解《威尼斯商人》的主题。”换言之，这也是为什么莎士比亚要让全剧以“高利贷与污浊的爱”发生在威尼斯开篇，以“和谐与完美的爱”在贝尔蒙特落幕。
而“审判”“救赎”“仁慈”同时又是《圣经》的重要母题。莎士比亚对《圣经》烂熟于心，化用典故、引申寓意，可顺手拈来。《威尼斯商人》直接源自《圣经》的典故，比较明显的地方达数十处之多。莎士比亚如此设置，当是有意化“圣”为“俗”，用此构成戏剧的一个潜文本，或曰潜结构。耐人寻味的是，莎士比亚在犹太商人夏洛克和基督徒商人安东尼奥和他的朋友们身上，典型描绘出“圣”与“俗”的尖锐对立。简言之，犹太教的上帝和基督教的上帝，不是同一个神。用我们前述在“历史之眼”中所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夏洛克总是用“小”教（犹太教）“旧”（《旧约》）“经”（《摩西五经》）引经据典为自己撑腰，比如夏洛克引“雅各发家”的故事，为表明他“只想让钱像母羊生小羊一样，尽快生出钱来”。而安东尼奥作为笃信“大”教（基督教）“新”（《新约》）“经”（《圣经》）的虔诚基督徒，讥讽夏洛克是一个“从《圣经》引经据典为自己辩解”的魔鬼，“一个拿神圣字眼为自己作证的邪恶灵魂”。
先说“仁慈”成为该剧的重要主题之一，既有可能是莎士比亚从中世纪最具特色的宗教戏剧——“神秘剧”——汲取了灵感，也有可能是他故意要露出比较明显的“神秘剧”痕迹，一方面不仅可以唤起曾喜欢过“神秘剧”的观众的某种记忆，另一方面，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宗教剧“神秘”之外丰富绵长的意蕴。
“神秘剧”是一种将独唱、重唱、世俗舞曲、教堂圣咏和吟唱诗人作品等，糅合在一起的综合艺术形式，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中世纪的歌剧，内容取材主要源自《圣经》故事，带有浓重的圣母文化意蕴，直到15世纪，仍在西欧戏剧界占支配地位。但从1559年起，伊丽莎白女王禁止了“神秘剧”的写作和演出。
一般的“神秘剧”常包含一场“末日审判”的戏，“公道”与“仁慈”在其中为到底谁能占有人的灵魂争论不休，而“仁慈”的鼓吹者往往就是圣母玛利亚。莎士比亚当然不会傻到仅把波西亚描绘成那个意大利“傻瓜”故事里的“贝尔蒙特的小姐”，他要运用灵妙的天才手笔，在波西亚身上把“一磅肉”和“选匣子”两个故事天衣无缝地完美交融在一起，让她女扮男装，成为主审夏洛克起诉安东尼奥一案的法官，这样既可以承继圣母“鼓吹仁慈”这一高尚的衣钵，同时又在“审判”中表现出一种神圣的庄严。
事实上，《威尼斯商人》第四幕中的庭审，不啻为“公道”与“仁慈”“争论不休”的战场，或是像“神秘剧”中“末日审判”那样的一场戏。
再说“审判”，第三幕中，夏洛克曾警告安东尼奥：“借据你不能矢口否认；我已立下誓言，定要履行契约。此前你曾毫无缘由地骂我是狗，既然我是一条狗，可要当心我的毒牙。公爵一定会为我主持公道。”作为商人，安东尼奥心里很清楚，“公爵也不能无视法律；因为威尼斯的商贸及其利润，都来自与各国通商，而外来者在威尼斯和我们享有同样的商贸权利，一旦违背，国家的司法公正就要遭到质疑。”
因此，第四幕一开始，夏洛克就拉开要讨“公道”的架势，而且他相信一定能讨回“公道”。对于公爵试图以“仁慈和悲悯”说情，夏洛克丝毫不动心，他的理由十分简单：“对于安东尼奥，我只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一种刻骨铭心的厌恶，所以我要跟他打这场无利可图的官司。”当束手无策的公爵再次良言相劝：“你不对别人仁慈，将来如何指望别人对你仁慈？”夏洛克的回答仍十分干脆：“我从不干违法的事，凭什么怕审判？”换言之，夏洛克并不惧怕“公道”，因为他对威尼斯作为一个自由城邦的司法公正深信不疑，在他眼里，法律就是公道，正如公爵和波西亚所言，任何人无权修改法律。因而，当波西亚最后一次给他机会，提醒他“一定要拿出一点仁慈了”，他甚至理直气壮反问：“凭什么一定要我拿出仁慈？”显出十二分的不耐烦。
紧接着，剧中最集中、也最精彩地呈现“仁慈”的画面出现了，即波西亚当庭发表的那一大段酣畅、犀利、深刻的独白：“仁慈的美德非强迫而为，它像绵绵细雨从天而降，滋润大地。它赐予尘世双重的祝福：既祝福施与仁慈的人，也祝福得到仁慈的人。无比的威权，才能显出它无边的威力；它比国王头上的王冠更适于国王。国王的权杖不过代表世俗威权，它既是威严和权力的象征，也因此会使人对国王望而生畏、胆战心惊。但仁慈却有超越王权的力量，国王的内心便是仁慈的宝座，它体现的正是上帝的仁慈；当正义由仁慈来改变的时候，世俗王权才最像上帝神力的体现。……因此，犹太人，尽管你要求得到正义，但只要想一想，假如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归于上帝的正义之下，应该没有谁的灵魂能得到救赎。我们总为仁慈祈祷，也理应听从《祈祷书》的教导，以仁慈的行为来回报。”
英国著名学者约翰·多佛·威尔逊（John Dover Wilson，1881—1969）在其写于1962年的《莎士比亚的快乐喜剧》一文中指出：“波西亚的这番话是一切文学中最伟大的布道词之一，也是宗教思想的一种表达，可与圣保罗赞美爱的诗篇相媲美。当然，这是对犹太人说的。不过，对于莎士比亚本就是要对犹太人说这番话，我难以置信。但它完全是据对希伯来人不具任何意义的主祷文写成，这一事实意味着，它旨在打动基督徒的心。”他认为：“夏洛克被轻易放过了。他失去了因放高利贷积聚起来的财产——这是罪有应得。他被迫改信基督教——这是被迫的，却对他有好处。但他没像洛佩兹医生那样，被吊死、车裂和分尸，这让格拉西安诺极为失望。……夏洛克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老人，但却是几个世纪以来种族迫害导致的不可避免的产物。莎士比亚并未在道德上对此进行描写，只是把情形揭示出来，他对夏洛克的做法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莎士比亚从不表明自己站在哪一边。然而，可以肯定，假如莎士比亚活到今天，他会认为，仁慈（最广义的仁慈），即包含着理解与原谅的仁慈，才是种族仇恨和敌视的唯一的解毒剂。”
这可能是莎士比亚的初衷——只有“上帝的仁慈”能够完成对世间一切罪行与邪恶、仇恨与敌意的救赎，这既是《圣经》的重要母题，或也是莎士比亚始终坚持的信仰。在《威尼斯商人》中，这初衷可能体现在他对戏剧技巧十分精准、高明的把握上，因为恰是在夏洛克一再坚持要“公道”、拒“仁慈”，并在波西亚反复表态法庭支持“按契约执行处罚”的关键时刻，剧情开始发生逆转，直到最后包括夏洛克在内的所有人得到“救赎”。因为颇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夏洛克要的不是钱，是通过法律“公正的”复仇，即“公道”；安东尼奥没被割肉，也不是巴萨尼奥带到法庭上、“妻子”波西亚比欠款多三倍的钱救了他，救他的恰恰是代表“仁慈”的“法官”波西亚本人。
无论如何，这一“审判”+“救赎”+“仁慈”的过程都异常紧张！如英国学者内维尔·考格希尔（Nevil Coghill，1899—1980）所说：“有一阵儿，我们看到仁慈成为公道的乞求者；过一会儿，转眼间，公道却又变为仁慈的乞求者。这种逆转发生在一瞬间，完全出乎并不知情的观众的意料。……若要追索夏洛克离开法庭之后的思想，我们便很有理由怀疑，当他最终不得不接受洗礼，是否真的会拿起十字架，追随耶稣。不过，要是从安东尼奥的观点来看，夏洛克至少得到了享受永恒快乐的机会，正是他把这机会给了夏洛克。即便仁慈之路是艰难的，仁慈还是战胜了公道。”
而这又是多么精妙的一种戏剧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