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手之道——帕那索斯的进阶
名手之道——帕那索斯的进阶
前面我们说到了埃兹拉·庞德,因此我提前说了一些可以当作结论的话。现在我们重新来看一下故事的线索。在威格莫尔大厅的第一和第二场演奏会之间的那段时间,鲁宾斯坦去了西班牙,顺便也在巴黎停留了一会。1921年,他第三次同柯汉斯基以及希曼诺夫斯基一道回到美国。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阿瓦纳这些城市分别演出。音乐会上,他和柯汉斯基首演了恩斯特·布洛赫的《奏鸣曲》。在五月,他回到了伦敦,之后他经过巴黎,秋天他又到了美国,在比亚里茨赌场把他赚到的钱全部都赌输掉。他又分别在1922年和1927年的秋天到了美国。但他放弃了赌博,并且十年内都没有再碰过它。因为虽然他花了最大的力气去赌,但最后还是无功而返。唯一欣慰的是和十九岁的塔卢拉赫·班克海德的相遇。为了引起鲁宾斯坦的注意,她做了一个倒立——就是双腿朝上,给他看了她“不加遮掩的秘密”(读者们想的和我表达的是不是一样呢?)。
在美国收支平衡,在伦敦他也是挣多少花多少。贝诺·莫依塞维奇比鲁宾斯坦年轻三岁,他们在伦敦认识。他很崇拜鲁宾斯坦,虽然说他久住阿尔比恩。贝诺·莫依塞维奇描绘了英国人心目中一些理想的斯拉夫钢琴家,而帕德雷夫斯基这个肖邦作品的演奏家被排除在外。鲁宾斯坦最后还是搬到了巴黎。刚开始,他住在马耶斯迪克别墅酒店里,后来在蒙马特买了一套房子,从他在罗兹的童年算起,这是他第一个真正的家。在5月2日、7日、13日开了三场独奏会,而评论家们也是异口同声:巴赫和贝多芬的作品演奏得很糟糕,浪漫主义的作品还过得去,现代主义的作品非常好。马塞尔·德瓦尔马莱特是当地最好的演出商,他把鲁宾斯坦招入麾下,想要鲁宾斯坦和他们合作办几场巡回演出。从此巴黎成为了鲁宾斯坦的据点,直到1939年他成功地加入到了国际大师的行列。
我们已经看到了,鲁宾斯坦对于当代音乐观念非常开放。我们应该消除一个在音乐学上错误的思维定式,那就是一提到当代音乐我们就习惯性地想到勋伯格、贝尔格、韦伯恩的杰出作品。对于二十世纪维也纳乐派音乐家的作品,鲁宾斯坦没有弹过其中任何一首。但是对他而言,“当代”在他的理念中,甚至还包括了勃拉姆斯、米约、普罗克耶夫、普朗克,更不用说肖斯塔科维奇、拉格尔斯、格拉德斯坦这些比他年轻的人了。我们今天来看,拉威尔是“古典派”的人物,可是在二十世纪的时候没有人会这么觉得。在马德里为了“惩罚”那些听众,他选择了《高贵而感伤的圆舞曲》作为返场曲,这首曲子在首次演出后就不受欢迎。他真的从来没有演奏过斯特拉文斯基的《钢琴格雷音乐》,他还让《彼得鲁什卡》的《三首改编曲》广受好评。他很少专场演奏法雅的《贝蒂卡幻想曲》和维拉·罗伯斯的《原始之歌》这些为他而作的曲子,但是法雅和维拉·罗伯斯的作品经常和其他的曲子一道列在他的演出节目中。在三十年代,他在曲目中加进了希曼诺夫斯基的《协奏交响曲》,而1952的演奏版本被认为是典范。随后,沃尔特·吉泽金这个二三十年代当代音乐界的楷模人物身上发生的事情也同样在鲁宾斯坦的身上发生了。那就是随着事业越来越成功,演奏以往的曲目比演奏新曲子更加占优势。然而在他漫长音乐生涯的一大半时间里,鲁宾斯坦还是照常演奏他那个时代的作品。这不是他的错,因为没有一家唱片公司愿意只收录鲁宾斯坦弹过的希曼诺夫斯基所有的钢琴曲。反而,发行的唱片中收录的曲目都是应公司要求弹奏的。
我们没有鲁宾斯坦演奏的希诺曼诺夫斯基《奏鸣曲》no.2,《变奏》Op.3、10,《假面舞会》Op.34和《练习曲》Op.4的录音,也没有法拉的《贝蒂卡幻想曲》以及维拉·罗伯斯的《原始之诗》的录音,我们还缺少——你们猜猜看是哪一个——斯特拉文斯基《彼得鲁什卡》的《三首改编曲》的录音。并不是唱片公司的疏忽,而是鲁宾斯坦不愿意把自己获得辉煌胜利的作品录制成唱片。当《彼得鲁什卡》在鲁宾斯坦手中的时候,他还是犹豫不决,如同他之前尝试读阿尔贝尼兹的谱一样:音符比旋律要多。解决的方法就是:我们去掉一些音符,这样旋律更清楚。但是这样做合适么?对布索尼来说再适合不过了,因为对他而言,技巧是否高超在于演奏者让音乐适应自己风格能力的高低。在二十年代的时侯这种说法被认为是一派胡言,虽然它是有道理的。鲁宾斯坦从这个两难的处境中脱了身,在公开演出的时候他自作主张,按自己的方式去弹《彼得鲁什卡》。可能音乐会的一千名听众中只有一个能够发现遗漏掉的或是调换过的音符。他没有把这部作品的演奏录制成唱片,否则,这些吹毛求疵的听众一定会慢慢地听着唱片,从鸡蛋里面挑骨头。在二十年代,甚至像阿尔弗雷德·科尔托这样同样演奏过《彼得鲁什卡》的演奏家们也没有冒险录制并发售唱片。《彼得鲁什卡》首次被录制成唱片是在1929年,有幸能获得这个载入史册殊荣的是列奥·洛西塔。他也是1910年鲁宾斯坦大赛的优胜者。因为破坏偶像的形象是一件报酬很丰厚的活,很自然地,艾伦·伊凡斯就这样替受打压的洛西塔出了气:“虽然这部作品是献给阿图尔·鲁宾斯坦的,但明显他没有能够战胜演绎这部作品的困难,而在独奏会上面演奏了简化版,是洛西塔首次在世界面前演奏了这部作品”。
在二十和三十年代,鲁宾斯坦的事业渐入佳境。到1937年又停止不前了。这是他登上帕纳索斯艺术顶峰的时候。时光记录下了他数不胜数的巡回演出。他的足迹遍布德国以外欧洲的每一个国家。琴声飘扬到了美国以外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私人问题上,他有过无数次的恋情,直到最终步入婚姻殿堂(婚后的恋情没有被记录下来,但是人们觉得他不缺绯闻。我也是这样怀疑的,因为我发现了很有力的证据)。他的母亲于1922年去世,他的父亲是在1924年的四月离开人间。鲁宾斯坦只在1913年拜访过他们最后一次,之后一次回波兰则是要到1924年。在自传中,他试图要隐瞒这个事实,说他在1921年回到美国的时候已经知道了母亲的死讯。“我可怜的母亲得了癌症过世了,而我可怜的父亲,从没有见他得过什么病,也只硬撑着活了两个月。他死于肺炎,但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借口。父亲在与他患难与共五十二年的妻子离开他后,没有勇气面对生存。我是多么不幸啊”。这几句话写得很诗意,除此以外就找不到词来形容了。但是谎言总有破绽,哈维·萨克斯没费什么大功夫就揭露了一连串的事情真相,他发现了鲁宾斯坦对于父母亲的冷漠和无动于衷。
就算在婚姻方面,他也是有所保留的。他说他爱上了指挥姆威纳尔斯基的女儿安妮拉·姆威纳尔斯基,她的小名是奈拉。他向她求了婚,但是谈到未来婚后生活,他内心不免有些伤痛。鲁宾斯坦在长时间的南美巡回演出中都没有和奈拉通信。他去巡回演出就是为赚一点婚礼用的钱。尽管奈拉太过高傲而且不愿放下架子去追他,但鲁宾斯坦也没有和她争吵。她以前欣然接受了一位波兰钢琴家米奇斯瓦芒兹献的殷勤,嫁给了他后他们搬到了美国居住。但是婚姻显然并不美满。于是奈拉就和丈夫分居,回到了波兰,准备要离婚,如果……这个“如果”成为了现实。因为阿图尔要为他以前的过错亡羊补牢。在阿图尔和奈拉同居了非常短的一段时间后,他们于1932年6月27日在伦敦举办了他们的婚礼。
事情的真相通常比看起来更错综复杂些。鲁宾斯坦与众多意大利情人的恋情,很多都如流星划过天际般短暂,但是有一位情人、一段恋情是个例外。那就是保拉·梅地奇侯爵夫人。她是维贾诺的公主,是维贾诺·蒙特福特的卢多维科·圣费利切亲王的女儿,曾当过皮耶门特公主的女伴珍妮·玛丽·埃米莉·德鲍富莱蒙德公主。她结过婚,但是和丈夫路易吉·梅迪奇·德维斯察洛离婚了。她的丈夫梅迪奇侯爵在法国、巴尔干半岛、东欧、北非和南美都与鲁宾斯坦相伴。若是梅迪奇侯爵那时撤销了婚约,她可能就会因为一时冲动嫁给鲁宾斯坦。鲁宾斯坦很委婉地拒绝了她的殷勤,并在1928年断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到此一切都明了了,除了他们是否有私生女还不明确。而哈维·萨克斯揭开了事情真相的神秘面纱,他非常确定地说了“是”。那个女儿可能是钢琴家鲁丽·奥斯瓦德,可能是鲁宾斯坦拜托他的一个巴西熟人抚养长大的。我们可以对这个故事持怀疑的态度,但如果这是真的,一切都解释得通了:娶安妮拉·姆威纳尔斯基之前,鲁宾斯坦决定断了他和保拉·梅地奇的关系,再为女儿找了一个能够让她们母女避开绯闻的环境。我们继续假设他在南美巡回演出那段时间和奈拉之间尴尬无言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比起奈拉的第一次短暂的婚姻,阿图尔自己却和许多美丽女人们纠缠不清。我们一点也不会为前面说的梅地奇侯爵夫人的事情感到震惊。但下面的事情可能就会让我们小小地惊讶一下:婚礼那天,鲁宾斯坦在宴会上离席,为的是到床上安慰她的旧情人。她因为得知鲁宾斯坦结婚的消息而……而有些痛不欲生的感觉。
鲁宾斯坦的婚姻很持久(几乎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因为五个孩子的出生而过得非常快乐,虽然说最后一个孩子刚出生就死了。音乐事业发展得越来越顺利,报酬也越来越丰厚。唱片录制和销售的收入不断增长甚至是翻倍增长。除了得在帕德雷夫斯基、霍夫曼、拉赫玛尼诺夫这鼎立于音乐界的三强面前低头,在法国的科尔托面前屈从外,他觉得他已经是这一时代无法被逾越的人物了,甚至一些比他更年轻的人对他也构不成威胁。因为这种微妙的情况,鲁宾斯坦这个一向心胸宽阔的人,也被自己心内的嫉妒所吞噬了。我已经提到过他对于帕德雷夫斯基的保留,而他对霍夫曼的评价也是话中有话:“在演奏优秀的作品时,他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弱音法,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渐强是刻意的,它在最高潮的时候停止,貌似是火山发出的那种轰隆声。在弹奏完极弱的部分后,他用力地敲击琴键以此表现出极强。他很满意自己用这种剧烈、鲜明的对比与冲突惊吓到了听众。他有一个令人讨厌的习惯:他喜欢伴奏。在别人的演奏中从未见过这种方式。还有,在钢琴家中他是属于自我感觉良好的。这不仅仅体现在我已经提到过的地方,每场音乐会展现的音乐风格都是易被忽略的并且充满着轻浮。”在书后面部分,鲁宾斯坦没有忘记着重指出霍夫曼酗酒的坏习惯,甚至提及了两次。他敬仰拉赫玛尼诺夫,但还是不忘嘲笑他是个胆小鬼:“像拉赫玛尼诺夫这样的钢琴家是我的偶像。他对于自己音乐的诠释是无与伦比的。在演奏他谱的协奏曲时,他能使你相信这些是他谱写过的最伟大的作品。但是同样的作品,即便其他的钢琴家诠释得再完美,也只是作曲结构上完美无缺,但内涵上空洞无物。连如此的作品居然也能抓住听众们的心。在他演奏其他作曲家的作品时,我对他的新颖和独创性印象颇深。他拥有弹奏出最美妙声音的法宝,那是种生动的、发自内心的、天下无双的声音。我坚定不移地认为,比起作曲家,他更是一个钢琴家。我还必须补充一点就是,现场听他的音乐时我感受到了它的魅力。但是回家后,我会稍稍觉得他的音乐甜得发腻。他毫无遮拦地把这种甜美全部表达了出来。”加夫里洛维奇说:“我刚从音乐厅出来,我相信没有比这更棒的演奏了,所有的方面都很完美。但是我还是觉得不满足,可能值得他继续活跃在这舞台上的理由只有一个,那便是缺乏灵感。”关于科尔托,“在演奏波兰大师肖邦的音乐时,帕德雷夫斯基的感情上的夸张和科尔托的细腻入微仍然被认为是最合适的方法。科尔托的演奏可以见证一个弱小、才能枯竭的艺术家,却还是受到公众的喜爱。我演奏的每一首肖邦都足以让人相信它是一个强大的有男子气概的创造物,完全不依赖任何身体的条件。”关于列维涅则是:“列维涅的左手真是难以置信,所有的钢琴家都会妒忌他的左手”,但是“列维涅‘三十出头’,戴着个有发髻的假发,很艺术地把它放在了自己那过早谢顶的头上”。
以上是关于年长者的言论。而现在下面提到的这些则是年轻人说的。说到施纳贝尔:“我从来没有被过分强调理智的演绎说动过,阿图尔·施纳贝尔被公认为是贝多芬奏鸣曲的专家,他的演奏和学术研究没什么两样,他的音乐会与给听众们上课没什么差别。而当听到里斯莱尔演奏《槌子键琴奏鸣曲》《奏鸣曲》《离别曲》和《D小调奏鸣曲》Op.31 no.2时,我会因它们那舒缓的节奏而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我们没有里斯莱尔演奏贝多芬《奏鸣曲》柔板的录音,但是他演奏的《第四协奏曲》第二乐章钢琴独奏版告诉我们这个法国人的确是个优秀的钢琴家,但是不比施纳贝尔更优秀、更深不可测。”事实是人们从二十年代后就不怎么喜爱里斯莱尔了,但是对施纳贝尔的好评却在不断增加。就算是吉泽金也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我去了他的一场演奏会,他所演绎的印象派的音乐创造出了天堂般美妙精致的氛围,我深深地陶醉于其中。可是我脑子里想的却是这演奏没什么内涵,如果可以允许我用如此无情的话语来表达的话。吉泽金必然唤起了一种意识,但却缺少实际行动。”鲁宾斯坦最厌恶的死对头则是霍洛维兹。霍洛维兹已经到达可以伸手触天的顶峰时,他还在一步一步辛苦地爬山。鲁宾斯坦没有否认霍洛维兹的权威性。然而权威性是相对的,“我不记得所有的节目了,但是我终生难忘的是他弹奏的那两首李斯特改编的帕格尼尼练习曲。一首是二号降E大调,另一首是五号E大调。乐曲不仅有纯粹的敏捷和技巧,还有一种单纯的优雅。我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魔法,也不知道怎么去描绘它。他还演奏了两首肖邦很重要的作品——《波兰幻想曲》和《船歌》。两首曲子演绎得都相当杰出,虽然和我概念中的波兰音乐家有所出入。当我们走出音乐厅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向我搭话,她是位有着银铃般声音的美丽小姐,她对我说:‘阿图尔,我觉得你的船歌更好。’这短短的一句话在我心中久久地回荡着。”“虽然我相信我在音乐上也是有优势的,但是我必须认识到作为钢琴家沃洛迪亚比我优秀得多”。他们两个人的交情好到可以互相用名字称呼。而且平时他们也常常来往。但是霍洛维兹总感觉自己高人一等,而他却很吝啬(“霍洛维兹向我表现出他的友好,毫不客气地来我这里做客”:可能是想来蹭午饭或晚饭)。我这里不再细说了,因为读者们能够在他的自传中找到。我相信被霍洛维兹比下去的事实使得骄傲的鲁宾斯坦受到了一下真正的打击。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激励着鲁宾斯坦在名手的道路上加快脚步前行。
在1937年8月,鲁宾斯坦在澳大利亚的一场巡回演出中代替了霍洛维兹上台。在自传中,他没有透露这一个对他很尴尬的小细节。他坐飞机从阿姆斯特丹到悉尼,花了九天的时间(在几年前帕德雷夫斯基坐船往来甚至花了三十五天的时间)。他在那里的演出很成功,回到巴黎后他把孩子们送到了波兰,然后和奈拉一起……他又出发去了美国。是索尔·胡洛克,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剧院经理成功地说服了他去美国。因为岁月不饶人,音乐界三足鼎立的天王们也是如此。霍洛维兹请了假去过安息年,还做了阑尾割除手术。在这一年中,音乐界的面貌几度更新。11月9日,鲁宾斯坦在纽约登台演奏了勃拉姆斯的《第二协奏曲》,随后在美国各地巡游,1938年1月7日,他在卡内基大厅开了一场独奏会,内容包括巴赫-布索尼的《C大调托卡塔》,弗朗克的《前奏曲》和《合唱与赋格》,普朗克的《无穷动》,德彪西的《为钢琴而作的前奏曲》《水中仙》《吟游诗人》,拉威尔的《福尔拉纳》,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什卡》和肖邦的《船歌》《玛祖卡舞曲》Op.56 no.3、Op.33 no.2、《夜曲》Op.15 no.2和《波兰舞曲》Op.53。这些曲子让他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成功,媒体一致地反复报道他的巨大胜利。从1938年的秋天到1939年的冬天,一场为时四个月的巡回演奏会又刷新了他的成功新纪录,鲁宾斯坦到达了艺术的顶峰。可是,随即而来的战争使得他不得不做一个选择,可能不管情况如何,他都会下这样的决心:在十月初,鲁宾斯坦一家在波尔多登上船,漂洋过海到了美国。之后1946年他获得了美国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