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的顶峰

在战争期间，鲁宾斯坦首先在美国的北部和南部两地演出。在美国参战后，他就只在北部演出。为了筹集资金还开了很多演奏会，也很多次到军营中为士兵们演奏。此外，在经济上资助那些为躲避战乱而从欧洲过来的同胞们。这些人的生活非常贫困。虽然鲁宾斯坦一向是挥霍成性，但他花多少钱，就能努力赚回来多少钱。在四十年代的时候，他的报酬已经很高了，直到职业生涯结束之前，他赚的钱多到数不清。即使报酬到了与海菲兹和霍洛维兹同样高的地步，他仍然不满足。在海菲兹的一部传记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份酬金的清单，里面记录了1950年纽约爱乐乐团付给参加某场音乐会和两次加演演员的薪水。鲁宾斯坦拿到了8000美元的报酬；迈拉·赫斯7000美元；卡萨迪苏斯4150美元；塞尔金4100美元等等。虽然说在这场演出中，鲁宾斯坦有资格居高临下地去看其他人的薪水，但面对海菲兹那9500美元的高额报酬时，他还是得抬头仰视。如果说霍洛维兹在那一年和纽约爱乐乐团合作的话，他还得再抬头仰视一下。可说起来鲁宾斯坦倒真的是能承受每年一百到一百二十场音乐会的大负荷。与此同时，霍洛维兹和海菲兹不怎么主张这种竞赛般的劳作。所以说要比揣在兜里钱的总数的话，最终还是鲁宾斯坦最多。但是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这一点上，他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在1941年，鲁宾斯坦从纽约搬到了加利福尼亚，住在了洛杉矶附近的布伦特伍德这座毗邻太平洋的小城。他因此也和许多居住在海边的艺术家们有了交情（他和查理·卓别林，玛莲娜·迪特里茜、贝蒂·戴维斯、艾瑟儿·贝瑞摩、珍妮特·麦克唐纳、查尔斯·劳顿、巴兹尔·莱斯伯恩、加里·格兰特、丹尼·凯、寇尔·波特这些人交了朋友，还认识了勋伯格和托马斯·曼）。他还和海菲兹合作，虽说他们在1937年录制弗朗克的奏鸣曲时已经有过了合作。此外还有大提琴家艾曼纽·费尔曼。他和格里高利·皮亚蒂戈尔斯基的合作，是在刚才提到的几位艺术家过世之后。在鲁宾斯坦和海菲兹之间摩擦出了一点火星，可能是因为艺术上的分歧，也可能是争执“在公司”排名的顺序（是海菲兹-鲁宾斯坦-费尔曼还是鲁宾斯坦-海菲兹-费尔曼）。不管怎么样，1941年9月，海菲兹、鲁宾斯坦和费尔曼的三重奏组合录制了贝多芬的三重奏Op.97，舒伯特三重奏Op.99，还有勃拉姆斯三重奏Op.8。海菲兹、鲁宾斯坦、皮亚蒂戈尔斯基三重奏组合录制了门德尔松的三重奏Op.49，柴可夫斯基的三重奏Op.50。在1950年，他们录制了拉威尔的三重奏。虽然说这些演奏者们个个演奏水平非凡高超，但可能也正是因为他们技艺太过精湛，只有在演奏柴可夫斯基和拉威尔的三重奏时，他们的演奏才达到了美轮美奂的境界。因为柴可夫斯基和拉威尔的三重奏有着如同协奏曲一般的音乐，而不像室内乐的作品。我必须提一下，在演奏这两首三重奏时，挑大梁的还是海菲兹。

1947年，鲁宾斯坦重归欧洲举办演出。他还是拒绝到访德国和奥地利，就像他信中写到的那样。哈维·萨克斯也在他的书中提到过这句话：“为了向那些人类世界前所未有灾难的受难者们表示崇敬，对我的族人中的受害者以及与我有共同信仰的同胞中的深受迫害的人表示敬意。”并且他补充说把“在德国售出唱片”的收入捐给“牺牲的受难者们”。一个德国犹太律师曾经指责过他拒绝扮演“调解人”的角色，而扮演着“慷慨的演奏者”的角色，有着“宽宏大量并且积极反抗者”的形象。而他所给的回复恰好和周围人预料的相反。我们之所以对他所做出的这个回答感兴趣，是因为另一个原因：“我一直为了我爱的人们演奏，而这些人们绝对不会是德国人。不然的话，我可能就会面对一些纳粹分子”。他爱人们，也受人爱戴。这也是帕德雷夫斯基的“法宝”。鲁宾斯坦分别在英格兰、苏格兰、荷兰、瑞士、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演奏。而在十月十二日他收到了艾德温·费舍尔的演奏会入场券。他和鲁宾斯坦在演奏上算不上是同类。对于这张票，他说（我想应该指的是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先生，请允许我感谢您邀请我去参加下午的这场完美的音乐会。这是我自达尔伯特和布索尼以来听过的最好的演奏会。上帝保佑您。”从费舍尔那里来的是真正的肯定和认同。

在1953年，鲁宾斯坦从加利福尼亚搬到了纽约住。在此之后，重新住进了巴黎的公寓。在1957年，他在马尔韦利亚买了一幢房子作度假用。1969年，他最终在日内瓦买了一套公寓，也在此结束了他的一生。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也越来越无法适应演奏和音乐会等活动。直到患上了眼睛的疾病后，他才慢慢减少工作量，直至退休。他继续巡游世界，用以前的速度弹奏；以从前的频率演出。这样大的工作量就连比他年轻许多的演奏家都会望而生畏。这里不可能详细地追寻他到过的每一个地方，况且这么做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在这几年中，确实有一些值得一提的事情。在这当中，他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三十年中对艺术方面的改进我会在后面的几章中说明。这里我只详细回忆三件事情，因为这三件事情在我看来是最有意义的。

1958年，鲁宾斯坦在别离波兰二十年后回到了故乡。家里几乎所有人都在纳粹占领期间被赶尽杀绝了。尽管失去和父母情感上的联络已经很久了，但鲁宾斯坦还是回到了罗兹。这一次他似乎不是为开音乐会而去。1960年，他就坐在评审席上，并且给毛利齐奥·波里尼颁发了肖邦钢琴大赛的优胜奖。除了在罗兹和华沙开了音乐会外，他还在波兹南、比得哥什和卡托维兹都有过演奏。1966年，他又一次到了祖国。在1968年，他寄给了《纽约时报》一封公开信件。在华沙犹太人集中营起义二十五年之际，他谴责在波兰重新兴起的排犹主义。波兰的媒体与他争辩，指控他蛊惑人心。因此1975年以前，鲁宾斯坦都远离波兰。1975年5月30日，爱德华·吉瑞克担任首相期间，他重新回到了波兰。在他的出生地，他演奏了贝多芬的《“皇帝”钢琴协奏曲》、肖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安可曲则是肖邦的《英雄》。随后，他便在人们面前永远地离开了这个舞台。

在1955年的时候，他和交响乐队一起连续演出了五个晚上。先是在巴黎，随后则是在伦敦。1956年，这样的音乐会在纽约又重新上演。他演奏了十四首协奏曲（莫扎特、贝多芬、肖邦、舒曼、李斯特、勃拉姆斯、圣-桑的协奏曲），此外还有三首由交响乐队演奏的曲目（分别是弗朗克、法雅和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那时只有费鲁奇奥·布索尼有应付类似事情的经历。况且还是分别在1898年和1919年演出了整整两次。然而，人们讨论和研究像布索尼这样的几组演出，可能为的是整体地展现音乐会的一个历史全貌。所以音乐会节目中还包含了他没有特意准备过的曲目。就像在1898年把胡梅尔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亨泽尔特的《钢琴协奏曲》Op.16、鲁宾斯坦的《钢琴五重奏》这些曲目列入演出节目一样。在1919年，曲目中还加入了圣-桑的五重奏。鲁宾斯坦这几组演出差不多包含了他全部手头有的曲子。因此，就数量而言，这几组演出他完成得相当好；但就实际内涵和意义却很一般。他以一种令人困惑的天真说道：“我的节目中包含了十七部作品，为了让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形式，我每个晚上都用一首贝多芬的协奏曲开场。”关于这一点，他自己相当地满意。

在鲁宾斯坦1961秋天于卡内基大厅开的一组十场独奏音乐会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相同的特征。我们来看他说的：“我的听众们没有辜负我，在消息公布后所有的票子都很快售完了；我坚持在这十场中，每一场都演出不同的曲子。在这里我想坦白地说一下，在我的性格中存在着并不怎么好的一面。我全心全意地佩服里希特，而特别讨厌胡洛克，因为我不喜欢他的六首协奏曲。所以，里希特的演出和我的相反，他在这几场音乐会中重复演奏了六首协奏曲中的一些乐曲。重复的曲子一出现，机灵的纽约人就马上心知肚明了。那时我把多年来积累的所有曲目都整合在了一起，让这一系列的演出整整持续了二十四天。”1960年，斯维亚托斯拉夫·里希特在纽约登台开了七场独奏会。其实当时里希特也没有想过把这七天晚上连续的演出组织成一个系列性的音乐会，就像鲁宾斯坦、瑞森瑙尔、里斯勒、加布里洛维奇、鲁梅尔、布索尼、高尔斯顿和科尔托那样。那些东西在当时就被认为是过时了的，是英雄时代的东西。然而里希特至少第一场音乐会是贝多芬专场，此外还演奏了一场普罗克耶夫专场。之后的演奏都是以这种专场方式进行，演奏了他认为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钢琴历史上“顶尖人物”的作品。在我看来，鲁宾斯坦只是想要说明他在曲子的数量上不比里希特少而已。

1975年，八十八岁的鲁宾斯坦和美国广播唱片公司签下了一个五年的合同。可惜只有这一次，他太草率太乐观了。在1968年，他的视力已经有些问题了。就像在一次采访中所说的，他“看到了两棵树而不是一棵，把一个漂亮女人看成了两个”。而他还开玩笑地说道：“这个不妨碍我的。”接下去，他明显有了视力衰退的迹象，这给他带来了一些问题。因为他不能自如地控制所有的琴键。1976年3月15日的音乐会是他最后一次在卡内基大厅演奏。随后在美国完成了一次巡回演出后，回到了欧洲。5月31日，他在伦敦的威格莫尔大厅开了他最后一次独奏会。曲目包括了贝多芬的《奏鸣曲》Op.31 no.3、舒曼的《狂欢节》、拉威尔的《高贵而感伤的圆舞曲》，肖邦的《练习曲》Op.25 no.2、《练习曲》Op.10 no.4、《夜曲》Op.27 no.2和《谐谑曲》Op.31。而返场曲则是肖邦的《圆舞曲》Op.64 no.2，还有韦拉·罗伯斯的《方阵》。在4月21日和23日，他又在伦敦录制了贝多芬的《奏鸣曲》Op.31 no.3和舒曼的《幻想曲》Op.12。

此刻，他在音乐界七十六年漫长的闯荡生涯落下了帷幕。在那里，鲁宾斯坦录制唱片、举办音乐会，一直活跃到了八十九岁。虽说他平了弗朗西斯·普朗泰当时的第一的纪录，但是和霍斯佐夫斯基这个绝对的第一名还是差一点。因为他一直工作到了九十九岁，过世时差不多是一百零一岁。鲁宾斯坦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人生也到此为止了，但是作为一个不可驯服的男人，一个不愿屈服于无情岁月的男人，他的人生还没有完结。在1972年，他出版了自传的第一辑，一上市立刻成为了畅销书。在写第二辑的时候，他请了一个助手安娜贝尔·怀特斯通。她曾经是他英国经理人的助手。在1969年，鲁宾斯坦录制一首五重奏的时候，她帮他完成了几页。1970年末，安娜贝尔曾在马德里的一个公司工作。趁一次在西班牙巡回演出的时机，鲁宾斯坦和她短暂地会了一面。尽管他们之间有着五十八岁的年龄差距……他还是征服了她。

虽然他们情感的发展一直受到鲁宾斯坦音乐事务的牵制，能见面的时间不多，但关系还是维持了下去，并且一直持续了六年多。而当他又面临再次回到从前一个人的生活时，鲁宾斯坦便请怀特斯通当他的秘书和第二辑自传的编辑。尽管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口述书的内容，并且他一个侄子的朋友已经开始记录了。差不多是在1976年的年底时，奈拉察觉到了些什么，想要丈夫断了和安娜贝尔的一切关系。鲁宾斯坦拒绝了。接下去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显而易见，就是一次大吵大闹。他们互相埋怨、指责、控诉，把对方的陈年丑事全部挖了出来等等。就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奈拉生怕丈夫会把他多年积聚的财富留给情人。而且她的四个大孩子，两男两女也站在了母亲那一边。直到1977年夏天，鲁宾斯坦和奈拉只是表面上维持着夫妻的关系。那一次大师的秘书随同夫妻俩一起在马尔韦利亚的别墅中度假。但是到了秋天，阿图尔没有带上妻子就去了威尼斯。在接下去的五年中，夫妇两人只见了两三次面。

在1980年之前，阿图尔和安娜贝尔一起旅行，去了很多地方。其中，在1979年他们到过了罗兹，还去了威尼斯。在威尼斯，鲁宾斯坦被授予了音乐终身成就奖。我记得很清楚，那时鲁宾斯坦坐在圣马可广场的咖啡厅里，虽然头上顶着大帽子，嘴里叼着雪茄，他也并不觉闷热。范范尼给他佩戴上了代表终身成就的肩带。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获奖运动员，一点不像是音乐家。我还记得他随后发表了一席演说，话中有话。之后他接受了众多的采访，一如既往地倾听那些向他求助的年轻钢琴家们的心声，还探究着唱片收集的乐趣，此外他还接待如里希尔、托特利埃等各种艺术家们。那位亦敌亦友的老交情霍洛维兹开了一场音乐会纪念他美国登台五十周年，鲁宾斯坦不仅到场聆听，还给他寄去了一封贺电。电报的开头是“亲爱的沃罗迪亚”。但是在自传中他写道，霍洛维兹认为自己重新参加音乐活动对自己和鲁宾斯坦都是有益的。可对于音乐和乐坛的发展却并不是有益的。因为卡拉扬曾经加入过纳粹党，他拒绝与卡拉扬会面。相反，对博姆他却是非常热情，因为鲁宾斯坦并不知晓博姆也是纳粹分子。在1979年，他把自传第二辑的稿子交给了编辑部。他的书在1980年的1月出版。在正文前的致辞是：“怀着感激和爱，将此书献给安娜贝尔——我忠实的朋友和伙伴”（第一辑则是献给妻子的：“献给奈拉，四十年来陪伴着我的妻子和朋友。是你大肚地宽容了我的年少轻狂，也是你让我有了写下这本书的勇气”）。第二辑没有获得像第一辑那样巨大的成功。是不是人们指责他的品行不端正，而不再喜爱他了？

1980年，鲁宾斯坦的健康状况开始走下坡路。他患有前列腺癌，由于没有及时诊治，又进一步地恶化了。此外，可能是转移的癌细胞，堵塞了他左腿的淋巴管。随后，他在美国纽约大学附属医院做了前列腺切除手术，住院了五天。出院后，他静养了没多久便马上恢复了精力，和安娜贝尔一起出发去了巴黎。可他身体状况的好转却只是暂时性的。8月，由于股骨自发性地断裂，他在巴黎开了刀。在住院一个月之后他去了苏黎世，此行的目的是找一个理疗医生看病。但是，那位医生却不顾他股骨断裂刚刚恢复，让他站立着。在苏黎世，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年龄稍小的孩子重逢了。在那一年的年末，他辗转到了日内瓦。此时他的癌症还在继续恶化。同时受败血病所迫，这个九十四岁的老人得常住医院接受治疗。就算如此，鲁宾斯坦仍然坚持听音乐和接待访客。他的访客包括了他的妻子，她到了日内瓦来庆祝他的九十五岁的生日。而他四个孩子中的三个也来探望了他。他们所有人都怀着责备态度，尤其是大女儿艾娃。她没办法抑制自己的心情。比这个更糟的是鲁宾斯坦和他大儿子的关系早已经断了多年了。除了病魔缠身外，他还被紧张的家庭关系活生生地折磨，为这个他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操心。1982这一年，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憔悴。12月19日，他听了勃拉姆斯《双协奏曲》的唱片。这首曲子他曾经在八十年前听过。那一次是这首协奏曲的首演，演奏者是约阿希姆和豪斯曼。12月20日的六点三十分，他的生命燃尽了最后的一分钟火焰。鲁宾斯坦的遗体在22日被火化，骨灰则被带回埋葬在了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