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教是为了不需要教
朱永新
教育家小传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后改字圣陶，著名教育家、作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1894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苏州，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毕业后任小学教员。1915年开始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尚公学校任教，后应聘到甪直吴县第五高等小学任教，其间进行教育改革，编写新的教科书。1921年，他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观。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为民族解放、人民革命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先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主席。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为发展人民教育和出版事业，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叶圣陶著有我国第一部童话集《稻草人》和第一部长篇教育小说《倪焕之》以及其他大量小说、散文、儿歌等文学作品。著作收录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的26卷本《叶圣陶集》中。
1988年2月16日，叶圣陶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一、“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
一辈子与教育打交道的叶圣陶先生，对于教育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观察与理解。
叶圣陶认为，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养成正确的人生观，因而就不能不注意教育与人生的关系。在《教育与人生》一文中，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教育与人生的关系，即以教育认识自己，以教育革新自己和以教育成就自己。教育与人生的关系具体表现在教育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上。
在《受教育跟处理生活》一文中，叶圣陶更具体地指出，教育的目标不外乎给予学生处理生活的一般知识，养成学生处理生活的一般能力，使学生能够成为一个“健全的公民”。所以，他特别欣赏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把教学做统一起来，“过一天就是一天的充实生活，便没有像泄了气的气球似的预备生活”。在《“为己”》《“生活教育”》两篇文章中，他进一步发挥了孔子“为己”与“为人”的思想，认为，为己之学，就是所学都归自己受用，生活从而丰富美满；为人之学，就是所学跟生活不发生关系，学如未学，徒然摆个空架子，说些空话而已。
由此，叶圣陶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主张。在《知识本位与考试本位》一文中，他明确反对“用考试作为一个个的圈儿，把读书人的心拴住”的做法，认为过分重视考试对学生无益有害。读书不仅不是为了考试，甚至也不完全是为了就业。在《不相应的“因”与“果”》中，叶圣陶提出，识字的目标是使自己的知识丰富起来，能力增强起来，而不是简单为了“有事可做”。如果让其他的人失业，而唯有学校毕业生不应该失业，这样的逻辑也是错误的。在《何必升学》《升学与就业》这两篇文章中，他进一步指出，学习也少不了那个文凭，找个职业，但这毕竟不是教育最根本的追求，“必须把眼光放远，所学所业要有利于大群才行，如果纯为私利，必将走到岔路上去”。
叶圣陶主张的教育变革，不是零打碎敲的改良，而是从根本的精神上的革命。在《革除传统的教育精神》一文中，他明确提出，教育不能培养那种当官做老爷的“人上人”，而应该造就“处于主人地位的老百姓”，只有这一点才是教育的根本与灵魂，而没有根本的树木是枯木，没有灵魂的躯体是尸体。在《新精神》和《读书和受教育》两篇文章中，他更加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主张建构以人生和生活为本的“新精神”，这种新精神的根本特征是“做人”，“做社会的够格的成员，做国家的够格的公民”，通过学习，“真能懂得事物，真能明白道理，真能实践好行为”，自强不息，让学生“一天天继续不断，一直往更真更美更善的路上前进”。
叶圣陶先生是国内最早大声疾呼改变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学者。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出现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等问题，叶圣陶及时而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偏差，并且深刻地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指出教育改革的方向。在《当前教育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大部分高中学生当考试的“陪客”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教育应该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重视行为习惯的养成：“德育方面，要养成待人接物和对工作的良好习惯；智育方面，要养成寻求知识和熟悉技能的良好习惯；体育方面，要养成保护健康和促进健康的良好习惯。”他在教育部和政协教育组联合座谈会上的发言《不应单纯追求升学率》中，提出了坚决不搞分数排队、把学生从频繁的考试中解放出来、保证学生充足的睡眠时间等五条具体措施。
1981年10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来自中学生的呼声》的调查报告，希望叶圣陶先生发表评论。老人家请孩子念给他听，结果，念的人越来越哽咽，听的人越来越难受。其后，他奋笔疾书，写下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我呼吁》。
在这篇文章中，叶圣陶希望教育部的领导拿出比说话更加有效的实际行动；希望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的领导不要用摧残学生的身心来换取本地区的虚誉；希望高校的领导千万不要招收那些“死记硬背的东西太多，缺乏独立思考和丰富的想象力”的学生；希望小学的领导不要从小开始应试教育。尤其希望中学的领导要顶住上级领导、父母、舆论的压力，不要害怕“剃光头”；希望中学的老师处处为学生着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希望父母们明白进大学是成才的一条道路，但不是唯一的道路；希望媒体的编辑不要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希望出版社的编辑不要印行高考试题解答之类的书。叶老在文章的结尾诚恳地写道：“爱护后代就是爱护祖国的未来。中学生在高考的重压下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解救他们已经是当前急不容缓的事，恳请大家切勿等闲视之。”
可以说，这是一篇批评应试教育的檄文，也充满着对于未来的素质教育的期待。
素质教育的关键，是形成学生的良好素养。这种素养，既体现在学问与技术的修炼，更体现在道德的修养上。这种修养，最集中体现在人生理想的建立上。叶圣陶指出，理想是人生的灯塔，青年人如果胸怀理想，“急于养成好习惯的愿望自然会像火一般的燃烧起来”。每个人都可以达到颜渊的境界。如果所有学生都拥有理想，就会形成好的学习风气，而好的风气形成了，学生在学校就如鱼儿在宽广的水里游泳自如，无往不宜。这种素养的形成途径，一是“自学”，因为只有学会了自学的本领，学会了“充实个己”，离开学校以后才能在工作和生活中不断地自我充实，自我修养，成为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人。二是“实做”。因为“品德教育重在实做，不在于能说会道”，比作文更要紧的是做人。学生守则制定得再具体，德目的内容再丰富，如果没有注重实践和化为习惯，就是一纸空文。而让行为的态度和精神合得上德目，才算是尽了“为人之道”。三是“协作”。既要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的通力协作，也要学校内部全体老师的通力协作。
叶圣陶认为，在学校生活中，其实德智体三育是无法真正分开的，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课堂里的各门功课都是智育，但是这些功课要求严肃认真，自然就与德育相关了。体育竞技要求锲而不舍、勤奋锻炼、全神贯注，也是德育的基本要求。叶圣陶不主张把美育单独提，他认为可以把德育视为一个大圈圈，美育可以视为里面的小圈圈，因为“美的事物往往同时是合乎道德的，而不道德的事物绝不美，一定丑”。
叶圣陶对艺术教育给予了非同寻常的关心。他认为艺术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使学生成为画家、音乐家，教学生学习图画，可以使他们精密地观察事物，辨认形象的美和丑，和谐和凌乱；教学生学习音乐，在于使学生能够用声音表达感情和意志，把个体融入团体之中。艺术教育的关键是让学生学会欣赏和创造。欣赏是创造的基础，欣赏和创造都是生命的一种享受。以音乐教育为例，学校音乐教育绝不是为培养出几个歌唱家，开几次独唱会，而必须是“一般人都受到音乐的滋养，能够唱，能够听，能够使生活进入更高更充实的境界，那才是成功”。
叶圣陶语重心长地提出，中小学要努力保护学生的健康。他认为，把学校人为地分为重点和非重点，把考试成绩当作评价学校好坏的标准，都是损害学生健康的罪魁祸首。那些过度而且勉强的记诵，使身体的机能收到强烈的阻障，有些学生没等到应考就病倒了，还有在考前考后死亡的案例。所以，“健全体格在目前的中等学校里差不多是稀有的宝贝”，应该给予高度关注。学校教育最可贵的，应该是“养成身体、知识、能力都健全的学生”。
总而言之，教育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活动，深刻理解教育，才能真正做好教育。叶圣陶曾经高度评价吕叔湘先生关于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的比喻。他深有体会地说，办教育的确跟种庄稼相仿，受教育的人的确跟种子一样，是有生命的，是能够自己发育成长的。教育者，就是努力给种子提供充分的合适的成长条件而已。当然，教育比种庄稼复杂得多，但是，“既然要办教育，就不怕什么难，就必得把这副难的担子挑起来”。
二、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
教育就是培养良好的习惯，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这是叶圣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他认为，教任何功课，都应该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辨析，自己去历练，最后获得正确的知识和熟练的能力。所以，“给指点，给讲说，却随时准备少指点，少讲说，最后做到不指点，不讲说。这好比牵着孩子的手教他学走路，却随时准备放手”。在会见外地来京的民进教师会员的茶话会上，他进一步解释说，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不是意味着学生已经学成了，而是因为学生已经能够自己学习了，不再需要老师教了。所以，教师的职责，是“要引导学生，使他们能够自己学，自己学一辈子，一直学到老”。在《立志自学》一文中，叶圣陶则从学生的角度再次阐述了上述思想。他认为，其实进不进大学并不重要，学习是自己的事，自己要学习，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学。进了大学，或者大学毕业，仍然需要“努力自学，永不休歇”。
叶圣陶明确提出，教育就是养成习惯，习惯养成得越多，人的能力就越强。在《高等教育所要养成的好习惯》一文中，他进一步阐明了好习惯的内涵。一是从单个人来说，凡是有益于个人身心发展的，便是好习惯；二是从人群关系来说，凡是适应社会，有益他人的，便是好习惯。基础教育的目标，是养成一般人当公民的好习惯，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养成一些人做专门人才的好习惯。因为专门人才肩负着“推进文化的步子，增加文化的总和”的责任，所以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更应该具有学习的精神。
关于教学内容，叶圣陶也有比较系统深入的思考。他明确提出，教科书好比是一张旅行的路程单，如果要真正熟识那些地方，就必须亲自到那些地方去旅行，不能够单单记住一张路程单。所以，一方面要依据教科书的纲要，另外一方面要尽可能取得生活的经验，不要忘记和“杂然并陈”的外部世界打交道。在《各种科目的教育价值》和《秋季开学》两篇文章中，叶圣陶进一步论述了各门学科的价值以及文理是否应该分科的问题。在中学，各种学科好像是食物里的各种营养素一样，必须把各种营养素吸收到身体里去，身体才会正常地发育。在大学，无论是学习历史、研究经济，还是攻读理科，“凡所学问，皆属有为”。所以，叶圣陶明确反对文理分科。他深有感触地说：“趋向文科的人如果不预备做一个浮而不实的文士，就不应该抛弃算学。”而“跨向理科的人如果不预备做一个不知其他的技士，也不应该抛弃史地”，因为“文士的思想行动往往漫无规律，欠缺精密”，技士则“除了自己的小范围之外，往往不知天地为何物”。叶圣陶关于文理兼修的论述，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教学方法，叶圣陶更是有精彩的论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课程·教材·教法》创刊时，他专门撰写了《关于探讨教材教法的几点想法》一文。其中谈到几个重要的观点：第一，教材即使编得再详尽，也不过是某一学科的提要，加上一些必要的范例罢了。教材只能作为教课的依据，关键还是教师要善于使用教材。第二，同样的教材，可以有不同的教法，因为教的人不同，学的人也不同。任何教法都有优缺点。第三不宜死搬硬套别人的成功教法，要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和学生的具体情况做适当的变通。同样的教法因为教的人不同，收到的效果也可能大不相同。第四，各门功课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应该彼此配合，触类旁通。在为《全国特级教师经验选》和《霍懋征教学文集》写的序言中，叶圣陶也明确提出，教学方法很多，没有必要定于一尊。每位老师都有自己的特点与风格，有自己的看家本领拿手好戏，关键是彼此分享，取长补短。他指出：“教法的改进是无止境的，是无尽无休的，一定要精益求精，不断地有所改进，有所提高。”
叶圣陶对学校教育中经常采用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方法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认为，学生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坐在教室，听老师口干舌燥地讲说，“疲惫，厌倦，疲惫，厌倦，像两道纠缠无已的绳索，紧紧捆住学生的身心”。在这样默默地听讲之中，许多学生的生命被耗费了。所以他竭力主张“讲深讲透”和“精讲多练”的教学方法，让学生的思维活跃起来，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
关于考试与评价，叶圣陶认为，学习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拿文凭，不是为了装点门面，不是为了分数，而是为了充实自己的生活。因此，叶圣陶对于编写出版专门供应试使用的书籍，用各种“表解”“问答”肢解学科内容，对各种临阵磨枪的“记诵”之学，对各种鬼鬼祟祟的考试作弊，对“为了考试而学习”的怪口号，都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批评。他指出，考试只是一种测验的方法而已，不是学习研修的目的。学生应该“为自身受用而修习，不该为对付考试而修习”。
三、“只有做学生的学生，才能做学生的先生”
1912年，18岁的叶圣陶从草桥中学毕业，心怀“立国之本、首在教育”的理想，来到了言子庙小学当老师。学校设施很简陋，功课只有国文、算术和修身三门，课堂三间，教师三人，只好采用复式教学。叶圣陶没有受过专业的师范教育训练，初为人师的叶圣陶对于教师职业还是忐忑不安的，情绪也不太稳定。
在《言子庙》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他为学生的进步欢欣鼓舞，如在算术课上，他看到学生“稍有进步”，就觉得“大增兴趣”，并且感悟到“学生与教师之精神固互相提携互相竞进者也”。有时候，他为教学次序混乱而沮丧不安，当他的课堂出现“嚣乱不堪”“次序杂乱已极”的情况时，就深深自责，感到“汗颜”和“深为之悲”。有一次，他的修身课没有事先准备，所以“敷衍称述，毫无精意”，课结束以后，他为自己的准备不足而难过。
但是，他一开始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教育风格。他的日记记录和批评了当时学校的弊端，如省视学来校视察，转了几分钟就走了。他说：脚都没站稳，什么都不看，怎能算是视察？再如学校为了保护花草，禁止学生入园。他说：学生不能亲近自然，即使没有一花一叶损坏，又有何用？在课堂上，他给学生讲述鲁滨孙孤岛漂流的故事以释“独立”，讲美国总统林肯的故事以扬“民主”；讲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以引导学生关心国事。他与孩子们同喜共悲，在课余读书写作、篆刻绘画等。1914年，有点另类的他被学校以缩减班次为由解聘。
1917年3月，叶圣陶受同学吴宾若的邀请，来到苏州城郊的甪直镇的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他在这里如鱼得水，将自己的教育理想付诸实践。他自编国文教材，进行语文教学的改革；他重视课外实践，带领学生开出一片荒地办起了“生生农场”，捐款在学校办起了博览室和利群书店；他重视艺术教育，建戏台、编剧本，把课文改编成话剧、戏剧，师生一起排演；他重视家校合作，在“恳亲会”上为学生父母展示孩子们的习作、试卷、字画、雕刻，以及种植的瓜豆蔬菜，观看孩子们表演的团体操和戏剧；等等。(https://www.daowen.com)
前后八年左右的从教生涯，使叶圣陶对教育的理解，对教师的认识不断深化。他明确提出教师问题是教育问题的关键，把师范教育看作是“推进和革新教育事业的根本”。他说：“没有教师，教育无从实施；没有教师，受教育者无从向人去受教育。”因为教师的重要，培养教师的师范教育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他殷切地希望师范生都去从教当老师，“为学校里的太阳，代替以前昏暗不明的爝火”。
他认为教师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尤其要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只有做学生的学生，才能做学生的先生。”在《如果我当教师》这篇文章中，叶圣陶用假想的方式，对理想中的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进行了激情澎湃、酣畅淋漓的诗意表述。
他说，如果他当小学老师，一定不会把儿童当作讨厌的小家伙、烦心的小魔王，无论他们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干净的还是肮脏的，他都要称他们为“小朋友”。他要从最细微处培养他们的好习惯。
他说，如果他当中学老师，他会努力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健全的公民。他不会把忠孝仁爱等抽象的德目往学生的头脑里死灌，不会叫学生做有名无实的事。
他说，如果他当大学老师，他不会照本宣科，不会用“禁遏的办法”对待学生，而是尽可能把自己的心得与学生分享，尽可能做学生的朋友。他说，无论自己当小学、中学或者大学老师，都会时时记住，自己面前的学生“都是准备参加建国事业的人”，建国事业有大有小，都是平等的。对所有的孩子，也应该是平等的。
叶圣陶对一线教师的感情也非常深厚。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期间，只要有教师来信，他一定亲笔作复，而且专用毛笔恭楷书写。1957年6月8日，他与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听取大家对教育部的意见。一位编辑讲述了他们调研农村小学时发生的故事：晚上住的地方没有厕所，学校备了尿盆，第二天早上，校长颐指气使地命令一位小学老师给调研人员倒尿盆。前一天他们还在与这些老师座谈，旁听课程，敬佩这些老师在艰苦的条件中教书育人，现在看到他们得不到最起码的尊重，心中很是气愤。叶圣陶听了汇报，当场失声痛哭。
四、“学好语文就是学好听、说、读、写四项本领”
在甪直从教期间，叶圣陶就开始自编国文课本，每篇选文后均附有题解、作者传略、注释、练习等，数篇选文后有一篇关于文章欣赏和习作指导的“文话”，非常受学生的欢迎。从此，他一生与语文教材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2年，叶圣陶主持开明书店不久，就开始集中精力编写《开明国语课本》。他用一年的时间创作了400余篇课文，由丰子恺配画。这些课文均为原创或改编，“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抄来的”。有文章介绍说，由于全力以赴工作，叶圣陶一年里“未听到蝉鸣，未看到荷花”。但是，他让孩子们在他的教材中听到了蝉鸣，看到了荷花。80年以后，这本教材仍然数度再版重印，深受欢迎。
1949年以前，小学的语文课程一般称为“国语”，因为小学阶段是让学生掌握国家的语言为主。中学阶段的语文课程则称为“国文”，因为中学阶段是让学生掌握国家的文字为主。1949年以后，叶圣陶主持草拟《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及《中学语文课程标准》，第一次使用“语文”作为学科名称。
叶圣陶对于语文教育非常重视。他认为，语文教育对于儿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儿童非常需要的学科，也是“发展儿童的心灵的学科”。“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
叶圣陶认为，语文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听说读写又可以分为两类，听和读，说和写。“有了听和读的能力，就能吸收人家的东西，化为己有。有了说和写的能力，就能表达自己的心意，让人家完全明晓”。这四方面的能力是相辅相成的，听和读的能力的提高，有助于说和写的能力的提高。
在叶圣陶看来，小学语文偏重“语”，应该“把训练儿童说话这件事看得极其重要”。儿童的说话训练不但是语文学科和语文老师的事情，而且应该是各科教学和全体老师都要注意的事情。他认为，所谓善于说话，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口齿伶俐、虚文缴绕，而是“要修养到一言片语都合于论理，都出于至诚”。具体说，就是要精于思想、富于情感和工于表达。说话的训练，关键有两条，一是尽可能给学生说话的机会，二是老师的说话要成为学生的典范。
叶圣陶明确指出，阅读是教育的核心与关键。离开学校以后，学生的成长主要是通过阅读来实现的。所以“不待老师教，自己能阅读”，是学生在学校期间必须形成的能力。他主张给学生阅读的自由空间，曾经严厉批评了一些学校取缔学生阅读课外书报的现象，认为这样做其实是“把学生看作思想上的囚犯”，而“把学生的思想范围在狭小的圈子里”，听不见远处的风声唱着什么曲调，看不见四围的花木显着什么颜色，“这样寂寞和焦躁是会逼得人发疯的”。他建议要加强阅读的指导，认为阅读指导如同给走路的人指点某一条路怎么走，按照这个指点，走路的人不但不会走冤枉路，而且会“见得广，懂得多，心旷神怡”。他认为，图书就是“人类经验的大仓库”。仓库里藏的东西不一定全是好的，也有霉烂变质的，不合时宜的。所以，开卷未必有益。必须有选择地读书，选择那些对自己最有用的书来读。
作为一位著名作家，叶圣陶对写作有深切的感受和深刻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跟说话是一回事儿。用嘴说话叫作说话，用笔说话叫作写文章。嘴里说的是一串包含着种种意思的声音，笔下写的是一串包含着种种意思的文字”。所以，写文章绝不是找一些稀奇古怪的话来写在纸上，只不过是把要说的话用文字写出来而已。也就是说，思想、语言、文字，三样其实是一样。“思想是脑子里在说话——说那不出声的话，如果说出来，就是语言，如果写出来，就是文字。”
既然写作就是说话，那么，怎样才算把话说好呢？叶圣陶认为，关键是做到四个不：不花言巧语，言不由衷；不认是为非，将虚作实；不含含糊糊，不明不白；不颠三倒四，噜里噜苏。前面两个是说老实，后面两个是说明确。说不老实的话，写不老实的文章，无非是想自欺欺人；说不明确的话，写不明确的文章，在自己是等于说了白说，在人家则是听了莫名其妙。当然，写作虽然说是说话，但是毕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口头说话。要让自己说的话老实而明确，就要锻炼我们的语言习惯。同时，也要了解文章与语言两样的地方，如说话有面部表情和身体姿势的帮助，文章则没有；说话可以天南海北，不讲究开头结尾，文章则需要讲究；说话可以没有题目，文章则需要；说话可以用方言土语，文章则不能过多采用；等等。
叶圣陶对于教师的写作和写作教学也非常重视，强调教师应该带头写“下水作文”，希望老师深知作文的甘苦，对取材布局、遣词造句能够“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而且非常熟练，具有敏感，几乎不假思索，而自然能左右逢源”。如此，对学生的指导才是“最有益的启发，最切用的经验，学生只要用心领会，努力实践，作一回文就有一回的进步”。
叶圣陶认为，写作教学不是为了让学生个个成为著作家、文学家，而只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写作已经同衣食一样，是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一个项目”。所以，一方面要关注写作的两个重要基础，阅读与生活，另外一方面要改进写作教学，如题目要尽可能让学生有话可说，让学生养成自己检查修改的习惯，学生共改和教师面批等，都是行之有效的写作教学方法。
五、“在各项教育里，家庭教育是最初最基本的一项”
1911年，叶圣陶发表了人生中第一篇论文《儿童之观念》，呼唤尊重儿童。在他的女儿出生不久，他曾经以女儿的口吻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啼声》，批评了当时的人们不倾听儿童的心声，把孩子当玩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等问题。
叶圣陶先生特别重视家庭教育。他认为，“在各项教育里，家庭教育是最初最基本的一项”。家庭教育的作用甚至远远超过学校教育，因为“家庭久而学校暂”，孩子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家庭中度过的。家庭教育的作用，与儿童“先入为主”的心理效应分不开，因为儿童年幼时接触的东西阅读的材料，能够“印其脑中深镂而不可拔”。他认为，教育子女本身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为一个成人的基本义务和责任。“做了父母就注定应该负教育子女的责任”，如果放弃了这个责任，“就是不爱自己的子女，就是不应当有子女”。如果父母自觉缺乏教育子女的能力时，不妨先不要忙着生孩子。与其让孩子不能够得到合适的教育，还不如先不要让他来到这个世界。这也是对孩子的深爱。
如何爱孩子才是真正的爱，叶圣陶先生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作为父亲，叶圣陶也面临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学校的问题。1930年，他在《做了父亲》一文中就写道：“一定要有理想的小学才把儿女送去，无异看儿女作特别珍贵特别柔弱的花草，所以要保藏在装着暖气管的玻璃花房里。特别珍贵么，除了有些国家的华胄贵族，谁也不肯对儿女做这样的夸大口吻。特别柔弱么，那又是心所不甘，要抵挡得风雨，经历得霜雪，这才可喜。我现在作这样想，自笑以前的忧虑殊属无谓”。
基于这样的思考，他的三个儿女不仅没有上好的小学、好的中学，两个儿子甚至连大学的门也没有进过。在叶圣陶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时，他的孙子孙女，也没有到景山学校等北京的名校，而是在离家最近的学校读书。叶圣陶的孙女叶小沫说：“在我们兄妹几个成长的过程中，爷爷和爸爸从来都没有规定过我们必须看什么书，背什么文章；没有要求我们的成绩一定要排在班上的第几名，一定要考上什么初中、什么高中；也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学会哪种技能；更没有因为什么事情非常严厉地批评过我们。相对成绩来说，他们更愿意听我们说说发生在身边和学校里的事情，我们正在参加的那些活动，正在看的课外书、看的电影。谈话中他们提出的一个个问题和建议，会引导我们多看、多想、多实践。”
教育就是培养良好的习惯，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这是叶圣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他在家庭教育中一直坚持的做法。
在家庭教育中，培养习惯是关键。叶圣陶的孙子叶永和曾经说起一件往事：他小时候有一次着急出去，随手一甩，西屋的门在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他意识到这违反了爷爷的规矩，赶忙往姑奶奶房间躲，没想爷爷还是追到北屋，把他拽了回来，让他重新关门。孙女叶小沫回忆说，爷爷一直要求她搬东西时要轻拿轻放，但毕竟是小孩子，还是常常会把这些道理忘在脑后。她就多次被爷爷叫住，让她把椅子搬起来重放，把门打开来重关，反复练习，直到养成了习惯。她说，自己的有些好习惯，正是在爷爷不厌其烦的督促下养成的，至今受益匪浅。
叶圣陶先生在教育的思考是全面而系统的，以上只是截取了五个断面简要地介绍。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探索，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直面当时当下的教育问题。
一个多世纪以来，叶圣陶先生的思想不仅没有褪色，而且越来越显现出深刻的时代意义。当年叶老对于应试教育的批评、对于减轻学生负担的呼吁、对于加强阅读的倡导等，似乎就是针对今天中国教育的许多问题来谈的。叶老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期间，经他之手出版发行的图书不计其数，其中《开明国语课本》《中学生》等优秀图书期刊，不仅能在风雨飘摇的战争年代激发青少年追求真理的信念和抗战报国的热情；即使到了今天，经过了长时间岁月磨砺之后，仍然能受到读者的喜爱和珍视。开明出版社出版的叶圣陶先生的著作和主编的《开明国语课本》依然长销不衰，这些都证明了叶圣陶思想具有跨越时空的强大生命力。
今天，我们学习、研究、实践叶圣陶思想，就是要发掘、认识和弘扬叶圣陶思想在当今时代的价值，以叶老那样的对学生关爱之心投入到教育工作中，用叶老高瞻远瞩的眼光来看待和思考问题。这些年，我一直在探索叶圣陶教育理念的道路上寻踪觅迹。早在2002年，我曾经请任苏民老师编写过一本《教育与人生——叶圣陶教育论著选读》，收入我主编的《新世纪教育文库》。2012年开始，为了完成新教育新父母研究所“新父母晨诵”的任务，我再次通读了26卷本的《叶圣陶集》，并且编写了《叶圣陶教育箴言》和《大师教你做父母——对话叶圣陶》两本著作。2014年，受人民教育出版社邀请，我选编了一本《叶圣陶教育名篇选》，全面反映叶圣陶先生教育思想，作为向先生诞辰120周年的献礼。
我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说，教育是人类用来认识自我、确立自我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践行。我相信，当文字让我们穿越时空阻隔，得以与叶圣陶先生在教育路上并肩同行，一定会给我们的行走增添新的智慧与动力。
这一次，民进中央决定编撰“开明教育书系”，系统总结民进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根据书系的总体结构和篇幅体量，我在《叶圣陶教育名篇选》的基础之上，再次精心选编了这本《教是为了不需要教——叶圣陶教育文选》，在保留原书精华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教育文章，也删除了部分内容。特别感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商金林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本书整理撰写了《叶圣陶著述年表》，让我们得以完整地看到叶圣陶先生的著作全貌，非常珍贵。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帮助读者朋友更好地学习和把握叶圣陶教育思想的精髓。
叶圣陶先生不仅仅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重要领导人，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重要旗帜性人物。我相信，叶圣陶先生的思想一定会给我们今后前行的道路增添新的智慧和动力。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通过这本书，走进叶圣陶的教育世界，走进民进的教育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