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II 55+的数字家庭

Part II 55+的数字家庭

当我们把目光从老年人的指尖收回,这一章节我们将重新回到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回到几乎是每一位老年人关心付出最多,也期待最多的场域——家庭。然而本篇章所言之“家庭”,不同于中国社会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我们希望将当下老年人正在经历的一场“数字家庭变革”呈现出来。

在这场静默无声的数字变革里,老年人不仅仅拥有了智能手机,运用数字化的工具参与到家庭生活中,也可能在新型的“数字家庭”中遭遇误解,学习沟通,憧憬自己在崭新的互联网时代里“跟得上”,在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家庭里,依旧可以付出、享受充分的爱与被爱。

家庭中老年人与其家庭成员的数字互动是怎样的?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微信反哺”有何特点?年轻人应该如何帮助有需求的老年人改善数字生活的状况?这是本章节想要阐述的核心内容。


一、冲突:悄然发生的数字家庭变革

当微信进入家庭生活,不少老年人感受到了家庭关系与交往的变化。

或许有不少老年人有过这样的经历,老年人会给子女的朋友圈在第一时间送上点赞、附上评论,但子女却不积极给父母的朋友圈点赞、评论,有部分老年人会认为这是一种“不对等的爱”,子女对自己的关心不够。

本研究调查(1)发现:在朋友圈点赞和评论的对象上,老年人会将家人排在朋友之前(2);而青年人则正好相反,他们会将朋友放在第一的位置上,这一点在朋友圈评论上体现得更加明显——优先级依次为亲密好友>普通朋友>家人(3)

一方面,对于老年人来说,家人和亲朋好友的在生活中属于“第一优先级”,朋友圈的点赞和评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好的体现亲情,建立情感联系的方式。而点赞和评论的意义对于青年人来说,则可能完全不同。另一方面,如今的年轻人大多相对独立,家庭并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相比家庭这个封闭的小圈子,朋友这个大圈子对青年人来说更为重要。对大多年轻人来说,良好的社会关系一方面可以带来成就感,也可以为将来的发展提供潜在的机会。所以青年人在朋友圈的点赞和评论上,亲朋好友甚至普通朋友的优先级都高于家人。

感受到数字家庭内冲突的另一侧是年轻人。

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成员分开居住,年轻人在城市工作求学,留守“空巢”的父母或祖父母只能通过朋友圈来了解晚辈的生活,表达自己的关心。但很多年轻人则厌倦了长辈对自己生活的无微不至的“窥视”,甚至采用分组等方式屏蔽他们。本研究调查发现,青年人中有46.9%的人会选择分组,有25.8%的人在发朋友圈时会屏蔽家人。而老年人则很少使用分组和屏蔽功能,85.4%的老年人未设置分组,只有2.7%的老年人会选择屏蔽家人。


两代人在数字时代的分歧不可避免,但是倘若我们把这种冲突带入一个个具体的家庭,一个个退休在家的老年人,一个个独自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关注这些分歧与冲突就实有必要,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从家庭视角出发观察社会变迁的切口,展示了中国家庭正在经历的数字变革的真实状况。


二、忽视:缺乏深度与内容的“数字反哺”

小时候,父母是孩子的眼中的英雄,他们似乎什么都会,但是随着年龄渐长,他们却成为了互联网的“新手”。在本研究所调研的694名使用微信的老年人中,有50.3%的老年人表示他们是由儿女或孙辈教导,由此可见,晚辈的“数字反哺”是老年人走进互联网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渠道。本研究以微信为例,调查了晚辈在微信使用上反哺长辈的功能点,调查发现子辈平均教授过父辈6.97个微信功能的使用,孙辈平均教授过祖辈3.22个微信功能的使用,排名靠前的是发红包,发语音,视频聊天,语音聊天等社交功能。

然而微信反哺是不是只要教会父母会用、能用就足够了呢?技能上的“反哺”是否是家庭数字变革之中解决冲突的唯一重要的途径?本研究进一步将老年人自学的微信功能与由晚辈反哺教授的微信功能进行对比,绘制二维象限图,如图A4.


图A4 老年人自学的微信功能与晚辈反哺的微信功能

注:1)该数据来源于使用微信的老年人的数据。图中的横坐标为老年人自学该功能比例,纵坐标为由晚辈教导该功能的比例,其中原点为两者的均值(39.67%,50.35%)。2)自学(晚辈教导)微信功能的占比=自学(晚辈教导)该功能的人数/掌握该功能的老年人数量。


第二象限(左上角)的微信功能多为晚辈教导,较少由老年人自己学会,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象限中的微信功能多属于支付与通讯等工具性等功能。第四象限(右下角)的微信功能多为依靠老年人自学,其中包含了发布、点赞评论朋友圈,阅读、转发公众号,搜索信息等偏重于内容性功能。第四象限的功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它们不是纯工具性的,关涉到老年人在信息内容层面的需求、偏好和素养——而这一部分的微信使用主要依靠老年人自学。尽管本研究没有数据表明年轻人是否通过其他方式帮助老年人获取和甄别他们想要的信息,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上述数据大致推测,年轻人对父辈在数字内容上的反哺可能是不充分的。

与获取与甄别内容相比,教会父母发红包、视频聊天并不是一件难事,这些较为表层的技能性教授,对于老年人来讲或许是不够的。在Part I中的表A2可以看到,老年人对“与生活相关的信息需求”要显著大于其他人群,这样的需求与渴望是很难通过简单的技能性反哺获得,往往需要更加深度的基于数字内容的反哺,如跟长辈一起探讨哪些公众号有价值、有营养,在朋友圈中发布个人信息需要注意些什么等等。

晚辈教老人学会发红包,但没有教他们如何选择公众号。当年轻人看到数字时代老年人的种种“不适应”,如轻信网络谣言、易上当受骗等,或许可以暂且将轻蔑、抱怨放一放,回到家庭本身中多一些反思——对于人生中拥有第一部智能手机的父母,年轻人是否足够理解他们融入数字时代的需求?是否充分满足他们真正需要的反哺内容?


三、缺位:中年男的失语与补位之道

尽管数字反哺不是帮助有需求的老年人享受数字生活的唯一方式,但这可能是一种有效且容易操作的一种方式。本研究发现,在家庭内部数字反哺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有些家庭成员中有相对充分的数字反哺,而另一些则比较匮乏。

进一步调查那些数字反哺情况较好的家庭与相对较弱的家庭之间的差别,调查发现:(1)女性晚辈比男性晚辈更多地对长辈进行数字反哺;(2)年龄越小,学历越高,就越多地反哺长辈;(3)与父母住得越近,就越有可能教会父母使用更多的微信功能(4)

如果单看数据结果,似乎矛头直指与父母异地分居的中年男们,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真实处境,可能又会多出一层理解与共鸣。在一二线城市打拼的“儿子们”承载了家庭的希望,也肩负家庭的重担,奋斗中的中年男们则可能对祖、父辈缺乏关注。

本研究还发现,即便是与祖、父辈同城而居的年轻人,其反哺行为也千差万别。其中比较有借鉴意义的发现是,“高质量、高互动”的陪伴或许与数字反哺行为相关。本研究发现,与老年人一起吃饭、看电视的频率与数字反哺行为无关(5),但是与老年人一同外出锻炼、购物的频率与反哺长辈的微信功能数成正相关(6)。这一数据对比或许可以带来一些启示——与长辈一同进行有深度互动的活动,或许能让两代人在互动中加深对彼此的理解,在更多元的场景(如支付、购票)下进行更充分的数字反哺。





(1)本研究采用李克特量表测量受众的点赞评论频率,经常点赞(评论)计5分,有时点赞(评论)计4分,不一定计3分,偶尔点赞(评论)计2分,从不点赞(评论)计1分。

(2)本研究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探究老年人点赞(评论)对象差异,结论“老年人给家人和亲密好友在朋友圈点赞和评论的频率高于普通好友”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sig<.001)。

(3)本研究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探究青年人点赞(评论)对象差异,两条结论“青年人给亲密好友在朋友圈点赞频率显著高于家人”与“青年人朋友圈评论亲密好友的频率显著高于普通朋友,进而高于家人”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sig<.001)。

(4)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探究各影响因素对晚辈是否反哺的影响,采用一般线性回归探究各影响因素对晚辈反哺长辈功能数量的影响,该部分结论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sig<.001)

(5)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探究各影响因素对晚辈是否反哺的影响,采用一般线性回归探究各影响因素对晚辈反哺长辈功能数量的影响,其中,与老年人一起吃饭看电视的频率对于是否反哺与反哺功能数量无显著影响(sig>.05)

(6)本研究采用采用一般线性回归探究各影响因素对晚辈反哺长辈功能数量的影响,结论“与老年人一起锻炼购物的次数越多,反哺功能数量越多”通过了显著性检验(sig<.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