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

研究发现

通过个案解读、总结要素的循环分析后，我们得以对前述思考框架进行细化和补充，最终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家庭内数字反哺分析框架。在框架指引下，逐一分析本次行动研究的最初问题（适用性、难点、解决方案），我们得到了可能的解答。

一、研究框架

研究小组根据四个案例的原貌，在此前分析所运用的大致框架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总结出了一个含有具体要素的家庭内微信反哺推演框架（见下图）。该框架尽可能包含了从这四个案例之中折射出来的，对家庭内微信反哺有所影响的要素，从抽象的角度整体阐释了反哺行为的发生过程。

●反哺者属性：首先，对家庭内微信反哺至关重要的是反哺者这个角色。一个反哺者，能否在微信反哺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与其自身的诸多特征有关。

反哺意愿是反哺者主观能动性的来源，将很大程度导向反哺行为，从而影响最终效果；对反哺的重要性认识较深者，则可能有更强的反哺意愿，如果对此缺乏深入的认识，反哺常会被作为十分随意、无足轻重之举，这样的反哺较难持续。除此之外，性格和基本人口属性也是重要变量，主要作用于反哺技能，例如更有耐心、受教育程度较高、甚至理解表达能力更强者，往往具有更优的反哺技能，从而带来更好的反哺效果。

●被反哺者属性：反哺者的另一端，自然就是被反哺者。他们作为反哺效果的体现方，其特征对结果自然也有重大影响。这些属性包括：被反哺者的人口属性、他/她对微信的需求、对微信的认知态度、目前掌握的技能、自我效能、家庭角色以及社交情况等。

人口特征发挥着最基本的影响，尤其年龄、文化水平等决定了老年人的认知学习能力；对微信的需求是其学习的内在动力，而对微信的认知态度又影响着其对需求的判断；部分老年人并非初次接触微信，过往经验和现有使用技能也会对后续学习产生影响，并影响到老年人使用微信的自我效能。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自我效能感又将给老年人带来更强的信心、更积极开放的态度，从而提升反哺效果。

家庭外的社交关系也在其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同龄人的使用往往会增加老年人的信赖，同辈压力也能激发更强的学习意愿。此外，我们观察到一种特殊的家庭角色影响：有些老年人在家中担当了照顾孩子、家务做饭这类主要劳务承担者，客观上十分忙碌，加上亲人在身边，并无太多微信通讯的刚性需求，从而学习意愿和时间不足，反哺效果不佳。

●双方互动关系：微信反哺是一个双方高度互动的行为，我们还需关注反哺双方的互动过程，以及反哺者和被反哺者之间的原有关系。

反哺互动过程，我们主要关注：反哺者的教授技能，例如反哺者能否很好地理解长辈的接受程度、能否很好地解释和表达、是否具有耐心，采用了鼓励、重复等技巧；被反哺者的学习技能，包括被反哺者的理解力、记忆力、主动性、提问等技巧。

在我们的观察中，双方的关系至少可从亲密关系和权威关系两个视角理解。亲密关系是指，反哺者和被反哺者的情感亲密度、关系融洽度，以及交流沟通紧密度。一般来说，双方关系越亲密，反哺意愿就越强烈，在此后的反哺过程中，更能良性地推动两人的沟通，促进反哺进行。

权威关系则是指两人相对的权力地位，是民主平等，还是存在权力距离。在民主平等的关系中，反哺者和被反哺者能实现更多更好的互相交流，有利于被反哺者表达实际需求和疑问，从而提高反哺效果。如果权威不对等，在中国传统语境下，长者往往更具权威，这反倒会阻碍他们的“不耻下问”；如若老年人处于低权威角色，又往往不能充分低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都会阻碍反哺发生。

●家庭属性：除了个体与双方，家庭属性也对反哺效果有着各种影响。毕竟反哺行为是发生在家庭这一场域下，受到家庭整体属性和其他成员的制约。

在本次研究中，家庭因素首先体现在家庭居住结构。核心家庭相较于联合家庭，更能激发老年人使用微信的意愿。因为异地而居带来了亲人联络的刚性需求；在同住一个屋檐下时，微信则更多被用来满足获取信息资讯、娱乐等其他需求。此外，家庭权威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民主家庭会比权威家庭更具有微信反哺的基础氛围，原因与反哺双方的权威关系类似。

本研究观察的是三代同堂家庭的反哺，还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因素：即家庭内部对孙辈使用手机的正当性是否达成共识。这可能发生在反哺者年龄尚小的家庭之中。家长往往对孩子的手机接触较为敏感，担心过度使用对学习和身心健康造成影响，但进行反哺、鼓励老年人使用，却为孩子提供了一个使用手机的正当性和更多的接触机会。出于对未成年孩子的保护，家长可能反而加以限制，使反哺难以进行。这其实折射出了一个家庭对待新科技的态度：是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还是一种因人而异的工具。这种态度会蔓延到老年人的心中，从而影响他们对新科技的接受度。

●反哺效果：最后，所有的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便共同作用导致了家庭内微信反哺的效果。本次研究中考察了效果的三个层面：短期效果（工作坊结束后，即时查验老年人的微信功能习得情况）、长期效果（工作坊结束一个月后回访，查验老年人的微信功能持续使用情况、及反哺行为持续情况）、微信反哺对家庭关系的影响（通过微信反哺，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关系是否发生改变）。

二、微信反哺的适用性

本项研究提出的第一个研究问题是：家庭内微信反哺的适用性——即家庭内微信反哺适用于什么样的老年人和家庭。从整个工作坊的分析来看，我们认为，影响适用性的最核心因素应该回到被反哺者（即老年人）对微信等新科技产品的自身需求之上。

需求是激发个体动机、行为等后续反应的根源。就当前社会环境下，微信等新科技产品对许多老年人依然是一个可选项，而非必需品。本次工作坊中，个别反哺效果不佳的老年人，究其原因，在于对微信的需求并不强烈或缺乏使用场景，而是受到满足儿孙心愿、体验新事物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由于缺乏内在需求，在工作坊干预停止后，新习得的技能和反哺行为逐渐消失了。

需求主要分为客观需求和主观需求两个维度，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B6：被反哺者的微信使用需求

在进行微信反哺，或其他类型数字反哺之前，我们应该首先厘清被反哺者是否具有这两个维度的需求。倘若老年人具有相关需求，则属于家庭内数字反哺的适用人群。

总的来说，对于没有技术使用需求的老年人，我们无需强求，应最大程度地尊重老年人的意愿，而不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强制的学习不能带来任何积极的反馈。但我们也应更辩证地看待，对于未使用过科技产品的人，自然不知道科技产品能为生活带来怎样的便利，主观上认为自己没有需求。因而，我们不止要关注老年人主观表达的需求，还应回到其实际生活环境中，去思考某类需求是否切实。例如，其家人等重要联系人是否在身边，是否具有通信需求；生活是否过于忙碌、或存在不识字等问题，导致其缺乏使用条件。口头说的，还往往夹杂了外部影响，比如对儿孙、对研究者的善意配合。这在老年人中尤为明显。

另一点，需求会随着外在技术环境的变化而转变。例如，如果线上支付的普及完全替代了现金支付、网络约车完全替代了路边招车，科技产品的使用就相应变成一种必要的能力。因而，除了当前需求外，也应该更建设性地看待老年人长远的需求。

需求之外，对反哺适用性的讨论还应结合另一点，即老年人既有使用技能和学习能力。部分老年人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自我能动性，即便不借助外力，也可以自学不少新科技产品。对于这部分老年人，我们应该更多地在心理上给予鼓励，在策略上给予建议，促进老年人更好地自我推进，感受到自我赋能的成就感，成为同辈的标杆。

三、反哺难点和解决方案

本项研究的第二个主要问题，就是探索家庭内微信反哺可能存在的难点，并为其提出对应的解决方案。基于对观察到的现象和对材料的分析，后期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反思，最终跳出本次工作坊的设计和操作上的局限，归纳出了家庭内微信反哺的三大难点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难点一：被反哺者效能——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本次工作坊中，显现了一个尤为突出的问题：一些能力不足、缺乏使用经验的被反哺老年人，在学习微信使用的过程中，表现出态度犹豫、学习信心不足、对自我能力评价很低的状况。并非所有老年人都表现如此，部分老年人亦表现出了十足信心、既往也经常自学新事物。在对新科技的态度、使用意愿和能力上，老年人之间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

这就带来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后果：现有使用技能越强、经验越丰富者，自我效能感越高，对后续掌握新技能的态度更乐观、动力十足，进一步带来好的影响；而缺乏相关能力者，更容易自我效能感不足，引起恶性循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一效应与传统数字鸿沟扩大的原理是类似的。

而且，这种自我效能感亦受到社会对“老”的认知的进一步加剧。

“老年”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传统中国文化语境中，被赋予了许多既定态度与观念。衰老，首先是一种客观的生理状态。老年人由于年龄的增长，记忆力衰退，学习能力下降，客观上影响了他们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但问题的关键更在于心理：老年人对“变老”的心理暗示，同辈互相影响、子女对老年人的特殊关照，全方面地围剿了老年人，让他们觉得衰老无可避免，且来势汹汹。同时，中国社会对于老年一代的普遍态度是：“老了就该颐养天年”，并不鼓励老年人的持续学习和发展；“身体好则万事好”，仅仅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却忽略了更深层次的需求。

这些传统对“老”的观念，让他们在面对新科技、新事物、新挑战时，容易天然选择退缩，缺乏正向的尝试与经验，自我效能感从而降低。

解决方案：“赋能”先于“授技”，重定义“老”内涵

让弱者向强者靠拢，而非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我们需要对相对较弱者予以更多的关注。并且这种关注应当在于“赋能”层面，而非“授技”层面。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从微观层面，面对自我效能低的老年人，反哺者应当充分理解他们的心理特征，以劝导、鼓励、包容的态度，使其逐渐重拾拥抱新科技、新事物的信心和兴趣；在技巧上，需要简化难度、设计明确易达到的目标，步步累积老年人的信心。重点激活老年人的优势效能感，强调他们学会的内容，而不是还未学会的部分。一开始也许是最艰难的，但一旦走上了正向的循环，效能与行为会不断相互加强。

另一关键在于社会观念的逐渐转变——更新对“老”的观念认知，回应“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在当下数字信息时代，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应该用更开放的眼光看待“老”，不囿于传统观念的定义，探索数字时代老年人新的生活方式。

虽然年龄的增长会在生理上带来不可抗的衰变，但在心理上，却未必需要以弱自居，消极待老。须知这一状况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建构出、又通过老年人自身的强化造成的。年轻人过度保护老，老年人就甘于被保护。同时也应避免将老年人与年轻人二元对立的心理窠臼。于老年人，不仅老有所乐，仍能够老有所学，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时代的变迁。于年轻人，要认清年老和年少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差别，避免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激发老年人的能动性，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难点二：反哺者意识——家庭内反哺的原生动力

除了老年人自身的一大特殊难点之外，本次研究认为，家庭内微信反哺机制的难点主要体现在反哺者一侧。其中，反哺者的意识是促使反哺发生的原生动力；在此之上，才是更多技能层面的问题。

大多反哺者均有愿意教授其长辈使用微信，生活中的我们也或多或少有相关经历。但对待老年人日常的学习需求，反哺者的回应往往较为随意、不够重视。究其根源，如果问及微信反哺对老年人有何作用，其中的重大性，大多数人是缺乏感知的。只将其作为一种可为可不为的随意行为。

在工作坊中，大多的反哺者对于微信反哺这件事未能体现出足够的重视，只是带着好奇心，怀着完成任务的心态，去进行对老年人的反哺。

具体而言，未成年的孙辈反哺者，虽然在数字技能方面相对纯熟，但其心智没有完全成熟，无法深刻地理解数字反哺对于老年人的重要性。因而，工作坊进行中，有老年人提出了想通过手机观看白字戏的需求，被孙辈拒绝；也有孙辈因为奶奶将手机给自己不喜欢的弟弟玩，而强行没收奶奶的手机。

相较而言，中年一代在微信反哺中的角色是更为缺位的。最初的工作坊设计，是想通过孙辈切入，带动其父母和祖辈参与到微信反哺中。实际执行过程中，四个家庭的父母一辈也确实都有参加。但是，父母更多的是扮演协助者、观察者的角色，自己往往置身事外；在工作坊后对父母一辈的回访中，我们也发现，他们所提到的都是关于孩子或者老年人的收获，很少提到自己，也很少注意到自己在工作坊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都体现出了中年一代在微信反哺中的“在场缺席”——虽然他们在场，但他们仍然是缺席的。

部分原因可能来自工作坊设计，中年人通过收敛自己，而尽可能鼓励孩子的参与。但跳出工作坊来看，这个问题在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同样存在。

一方面，中年一代，上有老下有小，早出晚归，披星戴月，拼搏在工作的最前线，为整个家庭的生计忙碌。他们就算心有余，也往往力不足。生活的重担让他们难以抽身，去在微信反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更为特殊的，在中国很多地区，例如工作坊开展的汕尾地区，留守家庭不在少数。中年一代往往外出务工，留下尚不懂事的孩子和年事已高的老年人。家庭的距离遥远，交流稀少，往往造成家中“隔代亲”和“中年缺席”。

另一方面，在有限的条件下，中年人予以子女的回应也胜于对老辈关注。在很多方面均有体现。经过反思，我们认为本次工作坊，大多数父母参与的初衷更多是为了培养孩子，而不是反哺老年人。还出现了一个极端的案例：当父辈认为工作坊让孩子增多了接触手机的机会，可能影响学业表现时，对反哺工作坊即变得较为消极和抵抗，对孩子的保护行为在此压倒了对老辈的关怀行为。

解决方案：唤醒能动性——小小一举，事关重大

反哺对于年轻人可能仅是一件随意而为的事，但对于老年人而言，可能是影响巨大的。反哺者只有充分认识到这点，并将之内化成一种持久的动力，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去不断实践。作为数字原生代的孩子和数字移民的成人，我们应该认识到它落在每一个人肩上的分量。

从个体出发，我们能做的其实有很多很多。作为从技术受益更多的一代，反哺者们要敏感地认识到数字反哺的重要性，积极地激发能动性，主动从家庭内部做起，主动帮助老年人认识到融入数字生活的可能性。父辈可在其中发挥更为积极的引导作用，引导孙辈进行反哺，而不止是扮演一个保护者的角色，忽视了老年人的需求。

另外，在反哺的过程中，反哺者不仅应该重视技术的教授，更应该重视亲子间、祖孙间的互动。要在互动中教会老年人技术，教会之后更要充分地通过技术与其互动，毕竟，这才是老年人情感需求的内核。

在更大范围内，还要有赖于社会文化倡导与社会行动发生。外力也可以参与一定程度的干预。例如，在大学、中小学设置数字素养的相关课程，启发学生在反哺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并设置一定的家庭反哺任务，让学生与老年人互动完成。这类机制或可激发千万家庭参与到数字反哺的实践中。

难点三：反哺技能三大忌——挑战权威、武断、失去耐心

即便反哺者有足够的意识，反哺方式和技能的欠缺也很可能损害反哺的发生。在本研究中，技能层面存在三个最典型的问题。

首先，在中国高权利距离的文化语境下，年长者享有更高的权威。这在反哺过程中却成为了一个阻碍因素。部分家庭的老年人不愿放低自己的心理地位，向子孙辈请教，因此放弃了参与工作坊的机会——小安爷爷就是如此。这类老年人选择在自己的保护伞下坚守暂时的权威；而很多晚辈也未能体察其中的真意，选择默守这一权威关系，未能做出帮助老年人走出舒适圈的尝试。一方固执，一方退让，反哺则无法发生。

其次，反哺者缺乏对老年人切身需求的理解。我们往往从自身感受、或是所谓社会大众的选择出发，去为老年人选择学习的内容和教学方式。但这往往是盲目的，无法满足老年人独特又多样化的需求，也忽略了老年人的实际接受能力。比如对于汕尾许多老年人，能够在手机上随时观看白字戏，也许胜过加好友、微信支付等我们认为基础和重要的功能；我们也常一口气教授了太多，长辈不仅吸收不了，还倍增心理压力。

最后，由于老年人学习效果较慢，反哺者在反哺过程中往往感到逐渐失去耐心。对于很多反哺者来说，反哺老年人不似哺育后代，无法从中获得双向的成就感和愉悦感。在反哺过程中，许多人往往一开始动力十足，没过多久就表现出极大落差、厌烦甚至暴躁的状态。这种态度不仅增加了老年人的学习压力，也会影响反哺效率，甚至激化家庭沟通中的矛盾。

解决方案：反哺方式与技能——尊老、务实、同理心

对于上述“三大难”，我们尝试提出“尊老、务实、同理心”的解决方案。

首先，对于长辈维持权威感的问题，我们认为，老年人和年轻人都应该做出一定的妥协和改变。作为年老的被反哺者一方，应该以变化的眼光去看待世界。长者权威依然体现在其阅历、经验等诸多方面；而对于新世界的种种改变，以积极的态度去迎接，走出舒适圈，勇于尝试，向包含年轻人在内的所有人学习，这种态度和学到的新技能，将会为他们在未来赢得更大的尊敬。

而更重要的改变依然在年轻一代。我们首先应该理解传统、予以老年人足够的尊重。在反哺中，应敏锐地感知到老年人的文化心理，尽可能避免以挑战长辈权威的话语进行沟通，而应充分理解、尊重其心理，首先以他们所能接受的方式去进行反哺。在老年人体会到被反哺的愉悦与安全之后，这种高高在上的权威心理或许也能逐渐消融。

其次，针对武断判断的问题，反哺者首先能做的便是换位思考。尝试从他们的角度，思考他们的所需所求；也可留心关注老年人偶尔表达的诉求。老年人不见得会对年轻人要求太多，一件对他们十分重要的事也可能被叙述得轻描淡写；作为年轻一辈，还可以从老年人的实际环境、处境中，去发掘更多他们所未能意识到的重要需求。这些都能成为我们高质量反哺的源泉。

最后，针对大多年轻人最为棘手的失去耐心问题，也许同理心是一条开解之道。依然通过换位思考，多看到他们由于生理、认知衰退带来的种种限制，和由此产生的对新事物的不自信与退缩。我们也许能从原本的“笨”“健忘”中读出他们的“坚持”和“勇气”。这样或能唤起我们内心的理解和尊敬，让我们更平和、耐心地去对待反哺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包容并与老年人共同进步、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