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研究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转移——从1986—1987年中美南亚研究代表团互访说起
张忞煜
引言：跨太平洋而来的“南亚来客”
1986年1月，一个由九位美国南亚研究学者组成的代表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的邀请下抵达了北京。这次由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和福特基金会组织的访问团在“中美蜜月期” (1) 的友好氛围中停留了20天，走访了北京、西安、成都、昆明、上海等地南亚研究的院所机构。 (2) 美国南亚研究访华代表团成员、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迈伦·韦纳（Myron Weiner）在中国南亚学会会刊《南亚研究》上发表了改革开放后率先介绍美国跨学科地区研究的文章《美国研究南亚问题的一些情况》。 (3) 一年后的1987年4月，中国方面又组织了来自北京、云南7名学者组成的南亚研究代表团回访美国。今天在中国学界探讨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的浪潮中不乏介绍美国学科史之作，但这次已经被淡忘的南亚研究学者代表团互访提醒我们彼时的中美两国亦拥有可以互相对话的综合性南亚研究学科体系。
中美两国南亚研究的人文学科基石，即对南亚语言文学的研究都得曾益于近代欧洲的印度学（Indology）。 (4) 但是至少不晚于20世纪40年代，中美国两国都在太平洋战争的硝烟中开始建立综合性的南亚研究，并在冷战中从各自对人类命运的不同理解赋予了南亚研究新的内涵，促使两国的南亚研究走向了与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传统印度学强国并不一样的道路。因此，在已充分回顾从欧洲到中国或从欧洲到美国的“印度学—南亚研究”学科发展史 (5) 的基础上，本文将以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美两国互有交集亦互相竞争的“印度—南亚研究”为缘起，挖掘那些已经被后冷战主流话语所掩盖的历史记忆，为思考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内涵和外延相关的话题提供一个新的个案视角。
一、 中美南亚研究的“红色因缘”与“分道扬镳”
在美国人类学家杜宁凯（Nicholas Dirks）于21世纪初应邀撰写的美国南亚研究学科史中简略地提到了一条常被忽略的线索，即以经济学家丹尼尔·索纳（Daniel Thorner）为代表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贡献。 (6) 若进一步以跨国史的视角跳出当下以民族国家和学术语言为边界的学术史框架，就会发现，中国、美国、印度等许多国家都曾身处全球左翼学术网络，而这一传统对中美两国的南亚研究从欧洲式的语文学研究发展为综合性的人文社科研究至关重要。
（一） 陈翰笙与丹尼尔·索纳
印度的命运曾倍受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 (7) 印度更以其相对健全且有社会影响力的共产党组织在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格外亮眼。因此，印度—南亚既是各国左翼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也相应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学术持续发展的重要场域。
1944—1946年间，两位农村问题和经济学专家——来自中国的陈翰笙和来自美国的丹尼尔·索纳便在印度相识。索纳非常认可陈翰笙对印度农村经济的研究，并帮助陈翰笙于1948—1949年申请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资助开展研究。陈翰笙于1951年回国前，亦将自己的英文专著手稿交由索纳保管。
但是，随着中美两国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矛盾扩大，两国的南亚研究在五六十年代走向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索纳和多名宾大的南亚研究专家都曾在二战期间在华盛顿的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工作。然而，这段为国服务的经历并没有让索纳免于麦卡锡主义者的迫害。一种说法认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强令索纳提供左翼学者名单，但是索纳没有屈从，并因此失去了宾大的教职。在1952年，也就是陈翰笙离开美国一年后，索纳也被迫离开美国，前往印度。然而，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后，印度国内同样出现了与麦卡锡主义相似的、以“通中”罪名搜捕和打击左翼人士的浪潮。虽然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成功地通过与尼赫鲁家族的合作为马克思主义学术赢得了生存的空间，但也因此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我设限的发展困境中。 (8)
此时的索纳也已经离开印度来到了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任职。相比二战后越来越强调学科细分的美国社会科学（索纳所从事的经济学领域尤其如此），法国学界自20世纪初以来形成的对人文社科的总体性关怀给了索纳更大的发展空间。可能由于通信断绝，索纳误以为陈翰笙已不再从事印度研究。于是在1965年，索纳决定将陈翰笙的手稿整理出版。 (9) 但是，索纳不知道的是回国后的陈翰笙已经在1959年出版了中文版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并主持创立了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设计了印度史方向。
（二） “亚非革命”与“民主化—现代化”
索纳与陈翰笙的故事仿佛就是中美南亚研究的缩影。背井离乡的索纳象征美国南亚研究在冷战中迅速褪去了其红色底色，陈翰笙和他在中国、印度两国的同行们在60年代则续写了这段全球左翼学术网络的故事。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同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决定建立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所，其中便包括日后在南亚政治研究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后并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四川大学南亚研究室（今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的前身）。
与新中国南亚研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麦卡锡主义的冲击扭转了美国南亚研究的发展轨迹。很快，新一代美国学者开始填补被迫出走的左翼学者留下的空间。1957年，当时才26岁的迈伦·韦纳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印度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s in India）。该书深受阿尔蒙德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范式影响，并将访谈法、问卷调查等社会学研究方法引入印度政党研究。 (10) 韦纳以及他的许多学生的研究日后开辟了一条建设美国自主的印度政治研究知识体系的道路。韦纳的印度政治研究吸纳彼时正在帮助美国知识界摆脱对欧洲社会科学依赖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成果，既不同于英国式政治史研究，更倾向于以共时而非历史主义的路径来研究印度政治，也不同于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左翼学术研究路径，更突出多党制下的投票行为的研究主体地位。
美国政界对以自己为模板推进第三世界“民主化”和“现代化”的战略为印度政治经济研究摆脱麦卡锡主义的阴影提供了新的框架。独立后印度相对稳定的议会选举使研究者可以更加方便地将基于美国政治的研究得出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印度研究，而印度复杂多样的政治文化生态又为丰富和发展美国的政治学理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田野素材和实证案例。如果将政治学研究也视为一种特殊的知识商品生产，那么作为理论生产者的美国和作为素材提供者的印度，便形成了一条对美国知识界来说堪称完美的产业链。
尽管还有很多史料缺环，但从现有的碎片化信息中也已经可以看出，左翼知识分子的全球网络在塑造一个共同的、综合性的印度研究问题意识上其实同时影响了美国和中国。而这段被遗忘的历史也提醒我们，现实战略对地区研究赢得必不可少的人力物力支持来说不可或缺，但是在现实战略需求和具体研究产出之间，依然需要能够有效连通从基础语言文化到政治经济各研究领域宏观理论的“黏合剂”，方可有效构筑系统性的知识结构。
二、 美国印度研究的“知识去依附”之路
如前所述，一年后的1987年4月，中国代表团回访美国。中国代表团拜访的重点是美国研究印度政治经济的机构和学者。根据中国学者的记载，“美国对南亚国家进行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即所谓‘地区研究’约始于40年代中期”。 (11) 中国学者的这段表述很大程度上重复了迈伦·韦纳在访华时向中国同行明确表达的“印度学—南亚研究”两分法， (12) 即南亚研究是有别于印度学的独立学科领域。鉴于耶鲁大学早在1841年便已经开始教授梵语，这一学科史的描述跳过了约100多年美国印度学史的学科史。这也表明，至迟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印度研究已经基本摆脱了对“欧式印度学”的范式依赖，可以用独立的“地区研究”学术共同体面貌迎接来自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客人。下文将探讨美国如何逆转了人员流动和学科话语权格局，进而从欧洲印度学的外围，发展成为现代南亚研究的中心。
（一） 美—欧印度研究人员流动逆转
欧洲式印度学，尤其是古典学是美国印度研究最早的基石之一。曾任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会长的印度学家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便曾赴德国学习梵语。在学习欧洲东方学，尤其是在德国以梵语为中心的古典印度学的过程中，美国也建立起了与欧洲大陆相似的东方学学科体系。
美国传教士，尤其是新教传教士，是最早开始赴印度开展实地研究的一批美国学者。例如美国的浸礼宗传教士塞缪尔·亨利·凯洛格（Samuel Henry Kellogg）便曾以其对印地语语法的深入研究而获聘英国在印度开设的文官学校威廉堡学院授课。从凯洛格的例子可以看出，此时美国印度学，很大程度上只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印度学知识体系的边缘成员。当时的美国本土不仅无法吸引欧洲学者，反而在为英国提供人力资源。
真正促使美国印度研究做大做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退出南亚以及之后的美苏冷战和亚非国家解放运动。为美国开辟了“印度研究新赛道”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南亚系创立于1948年，也就是印度独立后的一年，并得到了卡耐基、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三大基金会的支持。1954—1957年，位于西海岸，历史上便不乏印度裔移民定居的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由政治学家理查德·帕克（Richard Park）创立了现代印度研究计划。此后，帕克又赴密歇根大学任教，并建立南亚研究中心。1961年，宾大南亚系的创始人布朗和帕克等成立了美国印度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Indian Studies）。
由更关注政治问题的学者创设的新的南亚研究地区项目，并不意味着与美国的欧式印度学传统一刀两断。相反，美国充分利用了二战后欧洲国家国力衰落、高校资助力度下降的有利条件，开始吸收欧洲学者和青年学生来美国从事南亚研究。例如，1963年春季，法国学者夏洛特·沃德维尔（Charlotte Vaudeville）便应邀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曾在印度生活的沃德维尔是当时极少数熟稔早期现代印地语的白人学者，而她之所以能深入北印度研读印地语文献，又和法国知识界与北印度知识界的互动有关。 (13) 沃德维尔在芝加哥的讲学为美国知识界播下了研究早期现代印地语经典文献的种子。在沃德维尔之后，不乏成名的欧洲学者和优秀的青年学生赴美发展。如帮助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建立“印地语—乌尔都语旗舰项目”的鲁伯特·斯内尔（Rupert Snell）原本任教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现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亚洲系的海迪·保韦尔斯（Heidi Pauwels）则是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念完了本科和硕士之后，在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14)
从凯洛格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学校服务，到越来越多的欧洲学者和青年学生转投美国高校的南亚研究系科。这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美国开始有能力吸纳欧洲国家与印度之间的文化纽带产出的人才和学术成果。即便在基础的印度语文研究领域，二战后的美国都开始从知识生产的边缘跻身中心地位。
（二） 美—欧印度研究的话语权逆转
美国对地区研究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无疑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印度研究发展的基础，但美国印度研究从边缘走向中心亦非“人傻钱多速来”就能成就的，北美后殖民主义学术对欧洲学术权威的系统性批判和解构加速了“美升欧降”。
作为一个批判性的后殖民主义学术概念，东方主义（Orientalism）源于萨义德（Edward Said）首版于1978年的专著《东方学》。在这部著作中，萨义德系统地批判了英法殖民学术体系如何建构了东方。萨义德的批判很快得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印度学研究者罗纳德·因登（Ronald Inden）的回应。因登在《印度的东方主义建构》一文中便将萨义德式的后殖民主义批判应用于印度研究。 (15) 然而，在学习后殖民主义对东方主义建构的批判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带有“反殖民性”的后殖民主义对东方学的批判的实际效用，即解构了英国、法国、德国等“上一代南亚研究知识中心”的知识权威。而美国知识界从七八十年代以来对欧洲印度学的系统性解构，与欧洲印度研究的人力资源流失，以及美国逐渐成为更有影响力的印度研究中心，相辅相成。
但是，尽管同样被归入后殖民主义的大范畴内，印度研究领域可能比萨义德所属的中东研究领域更加复杂，或者至少说，不能简单将后殖民主义印度研究视为后殖民主义中东研究的派生物。杜宁凯认为研究印度乡村社会的人类学家科恩（Bernard Cohn）早在1970年便已开始批判殖民知识体系对印度乡村的想象，可见印度研究的后殖民主义转向并非完全受萨义德影响。 (16)
就这样，印度农村研究在前面提到的索纳和陈翰笙离开美国之后，再一次回到了我们探讨美国学术界的舞台中央。麦卡锡主义的迫害破坏了美国左翼学者建立的、对印度农村经济和社会的研究。但是，麦卡锡主义者并不能解决美国政府面临的现实挑战——如果印度无法有效实现农业现代化，无法有效缓解农村的阶级矛盾，印度发生类似中国的红色革命并非完全不可能。而这一诉求与同样不愿意被革命浪潮淹没的印度国大党人和温和派的学院知识分子一致。事实上，在此之前的1961年和1963年，也就是索纳和陈翰笙离开美国大约10年后，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印度人类学家斯里尼瓦斯（M.N. Srinivas），便应邀赴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刚刚成立不久的现代印度项目讲学。斯里尼瓦斯以对印度农村和种姓制度的研究著称。相比同样活跃的印度（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评 (17) ，从英国学成回国的斯里尼瓦斯的学术理念更接近结构功能主义。斯里尼瓦斯并不认为印度乡村是一种完全静止、僵化的社会，甚至印度教种姓制度下也可以存在一种被称为“梵化”的社会流动现象。他的研究积极回应了美国知识界关于现代化的讨论，并热忱地希望从美国社会学中汲取可供印度社会学界参考的理论和工具。 (18) 而他对这种渐进变化的倾向、英国殖民与种姓制度的关系的关注，很有可能也影响了当时芝加哥、伯克利一批学者和青年学生。 (19) 就这样，美国学术界在麦卡锡主义对左翼学者的迫害和结构功能主义社会研究对冲突论社会研究的替代，完成了对左翼学术的“先破后立”。
三、 美国印度研究的“解构之矛”与“建构之盾”
但仅仅如此，还不足以完全解释日后美国后殖民主义印度研究格外蓬勃的发展态势，以及为何美国能成为当代印度—南亚研究的中心。纵使面临资金不足、人力流失的问题，欧洲依然有值得称道的印度语文学和帝国史研究积淀，独立后的印度共和国更是不乏出色的学者和更加直接的研究渠道。
（一） 左翼学术的跨国传播与畸变
虽然萨义德的中东研究便热衷于讨论殖民话语，但后殖民主义印度研究对文化和话语的关注则有另一个重要源头，即英语知识界左翼学者的文化转向。例如，在英国左派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1983年主编的《传统的发明》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科恩对英印时期德里杜尔巴（Delhi Durbar）仪式带有后殖民主义色彩的文化批评。 (20) 然而，白人学者对后殖民主义印度研究的贡献很快被一个更具活力的群体取代，那便是由曾经的印度共产党人、历史学家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和他的印度友人及学生们发起的“庶民研究小组”（subaltern studies group）。就如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后殖民主义印度研究视为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中东研究的衍生品一样，庶民研究同样既不是因登的萨义德式印度研究，也不是科恩和霍布斯鲍姆带有后殖民主义色彩的农村研究的衍生品。相反，如果要理解庶民研究的起源，我们需要再次回到现代印度研究的主场——独立后的印度。
独立后的印度国情特殊。一方面，印度是极少数允许共产党合法参政的西方式议会制国家。在独立后的第一次大选中，虽然无法与国大党相比，但印度共产党确确实实是议会第二大党。但是另一方面，继承了英印国家机器的国大党强势主导印度政局又使得印度共产党人面临与苏联、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国情。虽然分裂后的印度各共产党在今天依然能在个别邦执政，但如果从国际共运的传统视角来看，印度的共运谈不上成功。因此，对相当一部分印度马克思主义学者，尤其是相对远离社会运动的历史学家来说，可以提供制度性保障的，不是印共，而是国大党政府。
对尼赫鲁家族主导的国大党中央来说，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从英国学成归来，学术训练扎实，可以为国大党中央政治集团提供一项非常重要的知识产品。此前为了对抗英国以“现代、理性、文明”论述自身殖民印度合法性的殖民主义史学和政治叙事，印度许多政治立场各异的民族主义者都曾用宗教作为论述自身文明独特性和追求政治独立合法性的工具。 (21) 但是，这种宗教化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也导致了印度教徒—穆斯林隔阂加剧，直至国家最终滑向分裂。因此，独立之初的印度中央政府重用信奉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他们能消除印度历史教育中强调宗教隔阂，甚至煽动宗教仇恨的内容。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其他秉承专业主义的研究者也确实为历史学家们从专业的角度全面、深入挖掘各种不同类型的史料打开了窗口。因此，印度出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由温和的西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与中央政府合作共建的“自由左派民族主义”。
但是，在印度左翼知识分子内部，更多人很早就意识到国大党政府从本质上来说是英印殖民统治秩序的继承者。所谓的独立不过是“虚假的独立”（jhoothi azadi）。 (22) 60年代印度共产党分裂后，留在印共党内的温和派选择与国大党合作。而脱离印共的激进派又分为：不与国大党合作但参与议会政治的印共马和拒绝参与议会政治的印共马列。一部分进步的印共党人认为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都需要批判。但是，这里的民族主义特指国大党人主导的民族独立运动和相应的政治宣传。左翼知识分子应当挖掘那些“被代表”的底层，尤其是农民的声音，揭露国大党人的虚伪。
早期的庶民研究依然带有比较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他们不仅沿用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所提出的“庶民/属下”（subaltern）概念作为自身标签，其早期研究成果也多聚焦农民、工人等被以往关注社会精英的史学研究所忽视的弱势群体，甚至相比留在印度的温和派左翼史学家更加接近印共激进派的政治立场。但是，受古哈影响的下一代印度史学家帕尔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贾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和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orty）在美国知识界立足后，逐渐褪去了古哈身上残存的政治激进主义色彩，而是成功地以自己相比白人学者更加深入的印度案例研究，以及更有冲击力的理论表达，融入了后殖民主义的浪潮中。(https://www.daowen.com)
在积极融入北美后殖民主义学术潮流的过程中，特指的国大党民族主义逐渐被泛指的民族主义取代，对“国大党人主导的民族独立运动是一种虚假的独立，只不过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延续”被泛化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普遍是“应当被批判、结构的殖民遗产”。这也就日益偏离为第三世界和底层民众发声的初心。如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的代表人物阿齐兹·艾哈迈德（Aijaz Ahmad）所说，“随着支配性的理论框架由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曾经的‘第三世界文学’也重新命名为‘后殖民文学’”，并批评了斯皮瓦克后殖民主张的基本命题。 (23) 庶民研究的发起人之一苏米特·萨卡尔（Sumit Sarkar）也在艾哈迈德等学者的启发下批评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庶民研究已背离初衷，矛头直指后期庶民研究的代表人物查特吉。 (24) 换言之，今天的后殖民主义印度研究的理论已经近乎完全脱离印度本土，成为一种“后印度”研究。
而如果说对英法“殖民主义知识体系”的批判解构了“上一代南亚研究知识中心”，那么对民族主义的“泛化批判”则解构了原本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代南亚研究知识中心之一的印度的话语权。 (25)
（二） 印度研究与学科化的人文社科
真正承担起建构起美国对南亚地区，乃至全世界的解释权的则是被巧妙地排除在地区研究学科史书写之外的美国人文社科研究，以及被地区研究学者排除在外，但却依然在不断前进的语文学和史料学研究。
在语文学和史料学方面，欧式东方学和现代语言文学教学依然是美国从事印度研究的学生的基础训练。美国印度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Indian Studies）可以支持美国学生前往南亚国家学习16门南亚语言，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26) 传承了欧洲学术遗风的美国东方学依然是包括古典印度学家在内的欧式东方学家们最重要的学术平台，2024年，学会还将在芝加哥举办其第234届年会。因此，并不能因为后殖民主义是当代美国南亚研究领域的一大主题而忽视了欧式东方学在美国的深厚积淀和持续影响。当代中国更不应以对美国南亚地区研究的片面理解自废武功，否定深化古典印度学和现代南亚语言文学的必要性。
在学科化的人文社科各领域，经历二战后建构学科理论和科学研究方法的浪潮后，美国已经成功地取代欧洲成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世界文学等诸多非地区研究学科的理论创新和成果产出中心。从其自身定位而言，美国的学科研究倾向于否定地区知识的特殊性。 (27) 其持续发展得益于一个与“中心—边缘”相似的“理论—个案阶序”，即作为最有活力的学术生产中心的美国高校院所承担起了理论创新和学术对话的职能，而其他各国学者和美国从事地区个案研究的学者则承担了以个案特例论证、充实或者有限地修改、完善中心地带产生的理论。例如，一位印度学者对当下印度某村庄的种姓问题的研究，可以毫不在意如何将学术研究转化为实际行动进而推动印度农村治理的改善，而只是为了对话美国某常春藤高校德高望重的学者在装修精致的图书馆中形成的、对于社会不平等的理论思考，甚至可以为了发表论文或获取教职不惜人为调整参数、扭曲社会事实。但这种已经偏离了早年美国地区研究的综合性、跨学科，且富有现实关怀的印度研究，也在以另一种方式走向与后殖民主义印度研究相似的“后印度”路径。
结 语
以上我们通过一项宏大但依然粗略的学术史描摹，尝试呈现印度研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多中心”的复线。虽然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还有许多史料需要挖掘和求证。但是，仅仅从上面这项涉及印度、中国、美国、英国和欧陆几方的初步梳理已经可以看出，我们不能再用单一线性的“知识进化论”来理解印度研究。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跨国的、跨语种的、跨学科的、跨思潮的“网络状”的学术史。然而，这一要求本身对追求时间顺序的学术史写作就构成了挑战，更不用说如何去统筹这个庞大的基础资料库。
另一个重要的发现便是，我们以往的研究都忽略了全球左翼学术网络对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立综合性的、关于印度的知识体系的作用。美国学术界虽然依然在贡献着日新月异的印度研究成果，但我们也可以看到某种黏合剂的缺失，正在使美国的印度研究日益脱离美国国家对印度研究的现实需求，成为某种已经违背美国印度研究建立初衷的“后印度”研究。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出现了学术消费主义、沉浸于愈发自恋的话语建构却与对象国国情脱节等问题。
对印度裔学者的倚重在发展了研究能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印度国内的地域、宗教、语言、种姓、意识形态矛盾引入了美国知识界。日后美国的学院派印度文化、历史、政治研究在应对印度教民族主义崛起方面严重滞后，也是美国知识界在应对全球和美国国内极右复兴方面无力的一个缩影。在美国南亚地区研究蓬勃发展了半个多世纪后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界仍需要从被逐出美国的索纳日后生活的法国引进克里斯特夫·贾弗雷罗（Christophe Jaffrelot）这样的印度政治研究专家并非偶然。这些问题都值得当下正在开启新一轮自主的综合性外国研究，尤其是长期被忽视的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研究学科建设的中国知识界关注。
（张忞煜，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 *本文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学术基金招标项目“境外南亚地区研究学术史研究”的研究成果，基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陈翰笙世界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区域国别学新视野”系列研讨第九讲“东方主义、民族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印度研究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转移”进行整理。
(1) 在此前的1985年7月和10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和美国副总统老布什先后互访。
(2) 文水：《美国南亚研究考察团访华》，《南亚研究》1986年第1期。
(3) ［美］迈伦·韦纳：《美国研究南亚问题的一些情况》，刘学成译，杨瑞琳校，《南亚研究》1986年第2期。
(4) 例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南亚系创始系主任威廉·诺曼·布朗（William Norman Brown）和北京大学印度学学科的奠基人季羡林先生的学术之路都可以追溯到德国古典印度学。
(5) 例如王邦维：《北京大学的印度学研究：八十年的回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DUAN Qing，“What Does Indology Mean Specially for China，”in Indology：Past，Present and Future，ed. S. Bhate（New Delhi：Sahitya Academy，2002），pp.223-232；Zhang，Minyu，“Re⁃discovering Buddha's Land：The Transnational Formative Years of China's Indology，”Translocal Lives and Religion：Connections between Asia and Europe in the Late Modern World，Philippe Bornet，ed.（Sheffield：Equinox，2021），pp.149-168；Nicholas B. Dirks，“South Asian Studies：Futures Past，”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David Szanton ed.（San Diego：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3），pp.1-55.
(6) Nicholas B.Dirks，“South Asian Studies：Futures Past，”p.4.
(7) 印度共产党于1942年获准合法活动，此时的英国与苏联已经结成反轴心国同盟。
(8) 张忞煜：《独立后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与局限——一项以阿里格尔学派的穆斯林王朝史研究为核心的考察》，《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1期。
(9) Daniel Thorner，“Foreword”，Chen Han⁃Seng，Agrarian Regions of South Asia：A Benchmark Study of British India Centred on the 1930s，Daniel Thorner，ed.（New Delhi：Allied Publishers，1980），pp.v⁃vi.
(10) D. B. Forrester，“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Indian Politics，”Political Studies，vol. 16，no. 2（1968），pp.277-284.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陈金英教授就韦纳的研究及其学术贡献提供的帮助。
(11) 杨瑞琳：《中国南亚研究学者代表团访美报告》，《南亚研究》1987年第4期。
(12) 〔美〕迈伦·韦纳：《美国研究南亚问题的一些情况》。
(13) 沃德维尔与在印度北方的安拉阿巴德大学印地语系的学者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而安拉阿巴德大学印地语的创始系主任迪伦德拉·瓦尔马（Dhirendra Verma）正是在法国巴黎索邦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从事方言学研究。
(14) 保韦尔斯在鲁汶大学的老师维南德·卡莱瓦特（Winand Callewaert）曾受前面提到的法国学者沃德维尔的鼓励开展印地语文献研究，但在他退休后，鲁汶大学撤销了印度学的讲席。
(15) Ronald Inden，“Orientalist Constructions of India，”Modern Asian Studies，Vol. 20，No. 3，1986，pp.401-446.
(16) Nicholas B.Dirks，“South Asian Studies：Futures Past，”p.20.
(17) 例如〔巴基斯坦〕哈姆扎·阿拉维：《印度与殖民地生产方式》，张忞煜译，《亚非研究》2021年第1辑。
(18) M. N. Srinivas，“Sociological Studies in India，”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1，no. 3，1966，pp.119-120.
(19) 其中或许也包括日后以对种姓制度的后殖民主义批评而著称的杜宁凯。Nicholas B. Dirks，Castes of Mind：Colon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20) Bernard S. Cohn，“Representing Authority in Victorian India，”i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eds.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1983），pp.165-209.
(21) 自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Bankim Chandra Chattopadhyay）和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以来，宗教，尤其是印度教一直被许多思想家视为印度文明的核心，也是印度民族与其他文明的本质差异。见张忞煜：《泰戈尔〈格比尔百咏〉对印度神秘主义思想史的建构》，《国外文学》2018年第1期，第119—125页；〔印〕帕尔塔·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话语？》，范慕尤、杨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67—109页。
(22) 有关独立后印度左翼知识分子内部围绕民族独立定性的分歧，见张忞煜：《印度达利特文学与新“文学亚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2024年第1期。
(23) Aijaz Ahmad，“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Postcoloniality，”Race & Class，Vol. 36，No. 3，1995，pp.1-20.
(24) Sumit Sarkar，“The Decline of the Subaltern in Subaltern Studies，”in Reading Subaltern Studies：Critical History，Contested Meaning，and the Globalisation of South Asia，ed. David Ludden（New Delhi：Permanent Black，2001），pp.400-429.
(25) 并且，北美后殖民主义正在循着印度（裔）后殖民主义学者摸索出的、被艾哈迈德和萨卡尔批判的路径在“解构（被泛化的）民族主义”的大旗之下瓦解着所有以民族解放运动为立国根基的民族国家的学术话语权。
(26) 相较之下，中国高校现已建成南亚语种专业8个，虽然距美国在语种数量和田野学习机会方面仍有差距，但在语种数量和招生规模方面已经领先仍在不断缩减印度学教研的欧洲国家。
(27) 需要说明的是，近代欧洲人文社会科学并没有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那么强的“普遍主义”。美国社会科学的普遍主义与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政治层面被建构为某种“普遍历史的唯一范本”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