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术将为天下裂”——纪念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出版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纪要
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 供稿
2023年11月17日，“‘道术将为天下裂’——纪念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出版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校区国际教育中心举行，会议由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共同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十多位学者汇聚一堂，共同纪念北京大学原历史学系教授、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并在“中国式现代化”新的语境之中继承和发扬罗先生的思想与学术遗产。会议论文将在不久之后结集出版，在此我们将各位学者的会议发言以纪要的形式发布，以飨同仁。
上午，首先由美国罗文大学杰出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兼职教授王晴佳做主题演讲，题目是《罗荣渠先生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元”叙述》。王晴佳教授从西方哲学思想的源流入手，尤其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展示了中国与西方历史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形而上学的历史由来已久，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体现。西方的历史哲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神学，第二个是形而上学，第三个是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从形而上学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代表人物是黑格尔，他认为理性和精神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马克思将其颠倒过来，认为物质是历史发展真正的动力，是对形而上学思维的批判。兰克史学也是形而上学的典型，兰克对一致性的追求，还有对人类能否真正理解上帝意图的质疑构成了与黑格尔的对反。形而上学在后世也遇到了一些挑战，比如福柯反对形而上学，开启了后人类的构想。相比之下，中国古代历史学中形而上学的思维少一些，是佛教的传入才让中国史学有了革新，这也是为什么陈寅恪认为佛教有功于中国文化甚大。宋代对正统论的丰富讨论，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结果，也是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的一个高峰，由此形而上学规律的思考占了上风。进入近代，康有为、梁启超贡献了儒家历史哲学，推动历史学的革新。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社会史论战既有历史哲学的意义，也开启了对东亚现代化的讨论。罗荣渠先生提出的走向工业化，亦即一元多线中的一元，是一种“元叙述”，把现代化作为一种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他对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把现代化理论提升到中国人构建的历史哲学高度。一元多线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和修正，蕴含着三种重估，即传统与当下的关系，儒家文化的价值、西方的现代性，从这里衍生出的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与文化的互动这些议题的思考。从这个方面，罗先生所做的工作有独特的价值。王晴佳教授借陈寅恪的话作结语：中华文化信奉“道”，通常不做形而上学的思考；与外界的激烈碰撞让中国传统史学有了新的范式，只有与外界交流才能有所进步。
会议部分首先发言的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昝涛教授。昝教授发言的题目是《罗荣渠先生的“一元多线”历史观与复数的现代性》，从罗荣渠老先生是“被遗忘的人”这个话题谈起，对先生的生平背景做了详细的分析：出生于民国，中学和西学、旧式教育和新式教育在先生身上交织，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读，构成了先生多元的思想资源和学术传统。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出国访学时，已经具备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成熟的思想基础，具备自主意识和理论自觉，能够对西方的所谓经典现代化理论进行消化、吸收以及批判与改造。他提出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针对的是过去那种僵化的单线历史叙事。他认为，人类历史的经验表明，人类社会不是直线进步的。“相应的生产力水平有相应的生产关系，形成相应的社会经济结构，但是由于每一种新形态的生产力都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发展弹性和适应性，同一性质与水平的生产力可能与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同一种生产力、同一种生产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适应几种不同的社会结构。”西方的多元现代性论述也强调，各个非西方社会在和西方传播的现代性进行“化合”的过程中，会形成自己特色的文明形态，这种论述和罗先生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对近现代社会的分析具有相似性。所不同者，是多元现代性论述更多的是探讨传统文明、文化认同这些层面，忽视了对政治-经济结构的分析，而罗先生对这些问题是同时关注的，且更重视政治—经济结构分析。30年前，罗先生的很多基于学理的分析和预判，对今天仍然有重要的意义。面对今日世界之诸多不确定性，我们似面临一个“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罗先生基于中国历史和实践进行的自觉的理论创造，其中所蕴含的知识生产的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更应被继承和发扬。
随后发言的是复旦大学的殷之光教授。殷教授发言的题目是《通向一个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殷教授认为，1988年罗荣渠先生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探索的时候，清楚地意识到了现代化的两种思想传统与实践道路。一种是资本主义式的，另一种是社会主义式的。但是，他并未将两者决然地对立起来，而是希望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接续社会主义的脉络，并对当代西方的全球化、现代化做出回应。因此，可以认为，罗先生提出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一方面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回应，另一方面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对自身的思考。此外，罗先生在现代化理论探索中，也有意识地对中国1840年进入现代之前的文化脉络进行整合。罗荣渠先生在1988年这样一个时间点开始对现代化问题进行的讨论极具重要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苏联的衰落与西方希望走出经济危机的需求，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在大力推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推动以去国家化为底色的南北合作。在这种政治与经济变动的大浪潮下，诸如保罗·肯尼迪、福山、罗斯托、亨廷顿和艾森施塔特对现代化、国际秩序也展开了大讨论。这样的讨论在西方可以分成两派，一种是一元现代性，比如福山“历史的终结”；另一种就是亨廷顿、艾森施塔特对多元的发现。所有这些讨论都是基于一种政治想象，即所有世界、所有人迈向现代和工业文明的步骤必然会遵循一个统一的、由西方谱写的逻辑。因为西方已经给出了一个人类发展的基本的走向，这是来自胜利主义的情绪的发展和繁荣。但事实上，西方所提供的发展和现代化模式并不是唯一的模式，因为有苏联的存在，给其他国家提供了另一种模式。那些没有随着殖民主义成长起来，但在殖民世界体系边缘和半边缘的国家，被称作不发展的国家。他们通过哪一种形式来进行发展？曾经苏联给出的模式是由国家推动的集体经济计划经济的发展。由苏联推动的社会主义全球化在冷战头20年中也具有较大影响力。对原本在世界殖民体系当中，处于半边缘和边缘，希望取得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政治独立比较容易，但经济和文化独立就非常困难。而在冷战头20年的全球政治格局中，第三世界国家的确存在着多元选择的可能。对它们而言有三种可能的选择，第一种是继续与旧的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合作，第二种是与美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合作，第三种是加入苏联阵营。同时，在当时的多元格局下，在苏联所引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阵营中，又有一支新兴的力量，那就是中国。中国在万隆会议结束之后，开始大规模积极参与第三世界全球化运动；与苏联模式不一样的是，中国更加注重人民外交和社会主义以货易货的贸易。因此，中国参与其中的第三世界团结运动，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则可以被看作全球化的第四种可能性。可是随着苏联解体，随之而来的就是资本主义世界胜利主义高歌猛进、罗斯托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成为主流，这样的可能性就消失了。为了寻求多元现代性，尤其是那种更加公平、正义的现代化，需要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国际格局，亦即有多种道路，大家有选择。而今天“全球南方”的重新崛起，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崛起，恰恰为世界提供了多元的一种可能性。中国走的新路跟老路不一样，是自主、不以剥削他人为积累方式的现代化，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实。罗荣渠先生在1988年提出的现代化论述，在这个历史意义上，恰是对社会主义政治传统、中国与第三世界实践的接续，也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高歌猛进之初，对这一全球化现象的回应。因此，罗先生的现代化论述，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意义。殷之光教授指出，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以及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共同兴起，本质上又一次创造了多元国际格局的可能，也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完成了对罗荣渠先生的纪念。
第三位发言的是北京大学长聘副教授章永乐。章永乐教授发言的题目是《革命与现代化：对若干思想范式的反思》，区分了三个思想范式。第一个是“告别革命”的思想范式，将“革命”与“现代化”对立起来。冷战终结后，“告别革命”的呼声甚嚣尘上，所谓“要改良，不要革命”。“告别革命”论者将改良界定为阶级调和、协商，互相进行合作，而将革命界定为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并认为革命导致了中国现代化的滞后。这种叙事会把英美和法国对立起来。然而，晚近的历史研究证明英国光荣革命同样充满了暴力和血腥的成分，并且英国率先进入工业化是诸多原因竞合的结果，海外殖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国内的阶级调和，是以殖民主义的巨大收益作为前提的。第二个思想范式就是罗先生《现代化新论》提出的思想范式，将革命视为现代化的开路环节。罗先生写作本书时处在“告别革命”呼声甚嚣尘上的年代，但他始终坚持革命的正当性。他区分出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四个环节：衰败，半边缘化，半殖民地化，最后是革命化。这四个阶段构成了现代化过程，罗先生将革命视为抵抗内部衰败和阻止半边缘化的关键性因素。革命扫清了阻碍现代化的诸多因素，起到为现代化开路的作用。罗先生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背景之下，提出和坚持这些主张，是非常了不起的。第三个思想范式，是将“革命”与中国文明的“创新性”关联起来，而“现代化”则是中国文明史上无数“创新”之一。在“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的今天，“现代化之后怎么样”的问题意识已经出现，因此，对“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又可以有新的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性质中包含了“创新性”，而“创新性”恰恰是中国文明保持“连续性”的关键。换句话说，就是通过不断的自我革新保持活力。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就隐含着这样的问题意识。罗先生的思考尚未推进到这一思想范式，但为这一思想范式的生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四位发言的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助理研究员傅正博士，发言题目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视野下重读〈现代化新论〉》。傅正首先谈起了自己在读研究生时，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新论》是其必读书。今天罗先生的名著很少被学术界提起，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史学研究越来越细碎化，罗先生的书在当前学界看来无疑是宏大叙事；第二，今天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与罗先生当年已经非常不同了。罗先生撰写《现代化新论》时，苏联解体不久，美英的新自由主义道路几乎成为现代化的唯一模板。罗先生当时的任务是吸收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国情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相结合，使之为我所用。然而在今天，新自由主义神话已经破产，美国霸权逐渐衰落，中国则成长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如果罗先生复生，也将对新形势做出新思考。随后，傅正以俄乌冲突对于美西方霸权的挑战和逆全球化的推动作用为例进行了说明。我们不妨设想，让罗先生来评价俄乌冲突以及其他逆全球化事件，他会怎么说。这将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https://www.daowen.com)
上午最后一位发言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的王献华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长征：文明史视野中的中国式现代化》。罗荣渠先生指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革命化不仅仅是中国巨变的四大趋向之一，而且是中国现代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只是未及从这个角度深入阐发。王教授提出，或者可以从所谓历史学的“空间转向”和社会网络研究获得启发，尝试将这个论题转换为文明史层次上的一个社会科学问题。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观察到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现象让我们可以对中华文明有一种更符合长时段历史真相的理解，那就是将“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看作中华文明的主动脉，将传播带两翼广阔的平原和高地一起看作历史上中华文明的“力量场”。毛主席说，“江山如此多娇”。一个正常的文明乃至国家一定会有江有山、有高地有平原，人为地将人群割裂为低地人群和高地人群不但不科学而且有害，斯科特的做法就是这样。这样理解中华文明的话，长征便有了非凡的意义。南岭的问题可以暂时不论，红军长征的主要路线就是沿着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展开的。毛主席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王教授认为，这样的论断同样适用于中国式现代化，长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因为可以说正是红军长征将现代的知识和思想带进了中华文明的大动脉，从而成功地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各个方向。发言的最后，王教授再次引用已故学者刘海波先生所说的“自成体系、自建光荣”，并提到刘海波先生另外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即“延安体系”。在文明史的视野中，红军长征无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节点，而且红军长征、人民解放战争、三线建设，直到“一带一路”倡议，完全可以连起来看作另一种长征，我们仍然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长征”的进程之中。
下午，研讨会继续举行。首先发言的是清华大学的宋念申教授，宋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我们是否现代过？——也谈第三世界与现代性》。宋教授认为，中国的现代必然是全球性的，因为16世纪以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脱离全球语境。那种指向工业化的现代化理论掩盖了它的全球性，好像它是源于欧洲然后逐渐蔓延投射至全球的过程，最后所有人群必然走上这样的道路。今天正是重新思考现代化发生条件的时刻。在这方面，贝克特的《棉花帝国》非常有启发性。棉花的种植生产、消费和贩卖都是在不同的地方，构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生态的链条。所谓英国掌握了最先进的棉花生产技术，引发了工业革命，几个以棉纺织为主要产业的工业城市有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兴起，等等，这些并不是事情的全貌。贝克特提醒我们，棉花帝国不仅仅是英国发生的事情，因为没有印度种植的棉花，没有美洲的畜牧和美国的贩卖，没有非洲奴隶到美洲种植园去种植，以及没有棉花由强大的海军组织冲毁第三世界国家国内原有的棉纺织市场——用实力加资本的方式强行打开——最后完成一个从生产到消费的链条，棉花帝国就不可能成立。英国的所谓现代化，绝不是纯技术、科学和管理方式的发展，而是离不开其他地区对英国的支撑。正如王献华教授指出的，没有山、没有河的国家不是个正常国家；英国恰恰就是一个国内物理条件、资源条件、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不足以完成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布局和消费布局的国家，佐证了全球资本主义在殖民地扩张的意义。西方的现代化并不仅仅指向工业化的发生，而是一种全球的历史，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三位一体。只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今天理解的现代或者现代化才可以发生。在此意义上，现代化对于第三世界首先意味着一种桎梏；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革命遗产，只有充分的主权才能实现政治上自主以外经济上的自主，才可以真正摆脱所谓现代性的束缚。对外去殖民化和对内革命是一体两面的。宋教授发出提问，“只有山，没有河”或“只有河，没有山”的国家不是完整的国家，不足以支撑一整套经济体制运动的生产部门，这带来了分工的必然性。即使中国可以引领新一轮全球化，不同国家究竟应该有怎样分工和合作的关系？为了超越剥削和压制的关系，需要强调的恰恰不是民族主义的原则，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国际主义，这对我们的现代知识又提出了新的想象。
随后发言的是北京大学的董雨研究员，发言题目是《一元多线现代化范式下的中亚现代化研究刍议》。首先，在沙俄时期，中亚本土民族就根据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等，在与沙俄的现代化进程接触时，已经出现由自发到自觉的探索，表现出了不同的接轨路径。因此，以生产力水平为基础的各族群多线历史发展观较之以沙俄现代化为准线的研究框架更能反映中亚的复杂历史。苏联对中亚的治理和现代化建设的评价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在这个问题上，罗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运动是落后国家采取非资本主义方式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特殊方式”。因此，以生产力发展、工业化程度为标准，苏联进行的大规模的严格计划经济，在联盟范围内不以加盟共和国边界为准的经济区划分，都大大推动了中亚的现代化，而这种人民自觉主动参与的现代化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恩赐式”现代化绝不可同日而语。苏联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内分工不能简单等同于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下的“边缘—中心”。其次，《现代化新论》刚出版时，曾引起“反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声。罗先生的预判其实已经回应了这种质疑：在统一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社会情况是多模式的，发展的道路也是多模式的，作为一种过程的、一元多线的现代化模式与更先进的生产关系有内在逻辑关系。也就是说，只要承认生产力仍然是生产方式决定的，仍然是现代化发展的主流，那么随着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一定会向社会主义靠拢。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下的现代化经验并不像西方现代化理论一样，以地区经验抽象出一个标准模板强行推而广之，而这正是罗先生《现代化新论》在反思西方现代化理论方面的深远意义。
第三位发言的是首都师范大学的翟韬副教授，翟韬的发言题目是《〈现代化新论〉与“第二个结合”》。翟韬认为，可以粗略地认为有两种代表性发展理论，一种是罗斯托的，一种是罗荣渠的；一种是西方的发展理论，一种是非西方的发展理论。罗斯托的发展理论即所谓经典现代化理论，是反传统的，当然也是“非共产党宣言”（罗斯托著作副标题）。而罗荣渠先生正相反，能够看到传统的作用，尤其是东亚的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做了非常精深的研究。不仅如此，罗荣渠现代化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底色的。长远看来，以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作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理论的底色是非常符合后发国家或非西方国家历史境遇的。从这个意义上，“第二个结合”与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理论非常相近，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源头可能就是罗先生的《现代化新论》，两者至少也是暗合。翟韬认为罗先生的想法和“第二个结合”之所以一致，根源在于文化自觉，还有第三世界立场。从这个角度看，罗先生的现代化理论从来没有过时，因为他先知性地精准把握和回应了时代的律动。
第四位发言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程亚文教授，发言题目是《“近代化”为何失败？——比较视野下的晚清变革再回顾》。程教授以《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这几部书引入，指出关于全球化和国家发展的讨论有非常复杂的面向。历史上，许多国家能够发展并不是因为主动融入全球化；恰恰相反，在特定时期“脱钩”和采取保护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我们谈论现代化的时候，必须更加精细。即使是西方国家内部的现代化同样是一元多线的：在19世纪后期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现代化历程中，经济政策的制定都有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他们都遵循了先政治后经济，先脱钩再挂钩的原则，也构成了英国自由贸易学说的对反。程教授认为，如果基于这些探讨回顾晚清的洋务运动，就会发现洋务运动既不是先政治后经济，也不是先脱钩再挂钩。将晚清改革与美国南北战争后的经历、日本明治维新进行对比就能发现，当时美国、日本的现代化都以掌握发展主动权为前提，对冲了当时英国推动的全球化的负外部性，中国清朝的洋务运动没有实现自主，无法真正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它的失败在今天来看，命中注定。
第五位发言的是北京大学的张忞煜研究员，发言题目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视野下的印度早期现代化研究》。张老师首先回顾了历史学家对印度早期现代城市纺织业经济的研究：得益于发达的棉花种植和城市纺织业工场，印度在16—18世纪从全球贸易中获利，但是，这一发达的手工业经济体系在被殖民统治后遭到系统性破坏。然而，文化研究的缺失导致对现有研究的一种诠释，即文化现代性的缺乏导致印度即便拥有工场手工业经济也无法自主进入现代化，反而削弱了早期现代印度史研究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事实上，通过挖掘和剖析早期现代宗教和文学资料中的历史元素可以发现印度工商业资本主义的雏形及其文化生产机制。在当前后殖民主义批评日益滥用“传统的发明”概念并解构殖民地国家现代化研究的情况下，罗荣渠先生的一元多线现代化理论为学界一方面从一手史料出发继续深入讨论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国家的历史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为避免陷入一种新的话语陷阱——即以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名义将殖民地国家排除在现代化讨论之外，进而事实上消解殖民地的历史主体性，巩固西方中心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下午最后一位发言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喻显龙博士，发言题目是《朝鲜开化派的“现代化”尝试、迷思与挫折》。喻博士认为，开化派是朝鲜半岛最早探索现代化的政治势力，其形成虽有北学派传承的内部逻辑，但主要源于外部影响。19世纪中期，赴华使者、商人等意识到危机，形成早期开化派，开港是当时主要诉求。随着《江华条约》的签订，朝日积极来往。于是，朝鲜出现中、日两个路径选择，并于1881年同时派出领选使团赴华和绅士考察团赴日。然而，受日本影响较深的急进开化派将支持朝鲜“洋务”的清朝及稳健开化派视为主要矛盾，并策划甲申政变，造成内斗，并遭受挫折。并且，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等亦令开化派出现迷思。此后，亲美开化派、亲俄开化派出现，开化派逐渐沦为朝鲜与外国间的中介人，不少开化派亦将外国作为谋求利益的工具。尽管开化派在甲午后多次推动开化改革，但很明显受到权力与环境的强烈制约。最终，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开化派或亲日卖国，或消极躲避，或无奈接受，只有少数选择海外抗争。可以说，开化派既不能以内生势力广泛联合推动变革、迅速推动工业化生产，更无力面对外部强势侵略、实现救亡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