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后期与近现代印度史编纂
熊 艺 张忞煜
摘要：本文梳理了编纂中世纪后期与近现代印度史的代表性派别，包括与殖民统治相辅相成的殖民主义史学、被西方理性思维浸润但具备反殖民理想的民族主义史学、与政治缠结并挑战现代史学边界的宗教社群主义史学、追问社会结构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揭露印度民族主义和英帝国主义同谋关系的剑桥学派、连结人类学和历史学并反思殖民知识的芝加哥学派，以及书写底层历史的庶民学派。本文还分析了不同派别之间的对话与交锋，它们在印度国内外学界的交流中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深入探研等基本问题，不断更新理论方法，开拓研究领域。
关键词：印度史学 印度史 南亚地区研究
引 言
观览印度史研究这一不断发展的庞杂体系，可以通过时段、人物、语言、派别等分类标准渐次切入。 (1) 本文拟以派别为线索，简要梳理从殖民时代以来不同派别的研究者对中世纪后期与近现代印度史的编纂。当然，各派别绝非相互独立、泾渭分明，本文的择取编排也难免挂一漏万。行文开始前，需要对“中世纪后期与近现代”的分期问题作出说明。19世纪初，殖民者根据印度统治者宗教信仰的差别，移植欧洲的史学经验，提出印度教徒—穆斯林—英国人的三段论划分，这种分期方法和它的变体（古代—中世纪—近现代）长期主导了印度史编纂。不过，在当前的印度史研究学界，“中世纪”已经得到了反思和挑战，一些秉承马克思主义分析法的学者将中世纪的起点提前，于是中世纪有前期和后期之分，穆斯林王朝属于中世纪后期； (2) 还有研究者将17至18世纪看作“早期现代”，以凸显该时段世界各地相似的发展趋势。 (3)
一、 殖民主义史学的话语和民族主义史学的成长
随着在印度势力的增长，英国殖民者掌握了书写印度史的话语权，他们编纂的印度史与军事征服、土地税收和统治秩序密不可分。他们往往渴望确证在印度统治的合法性，而且制造了许多深入人心的偏见。当然，时代不同、身份各异的殖民者并非铁板一块，行政官员、东方学家、传教士、功利主义者对印度产生了分殊的体认，从中可以大致归纳出两种看待印度文明的立场，一种是贬斥和鄙夷，另一种是同情和赞许。
苏格兰功利主义者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1773—1836，亦译作詹姆斯·穆勒）是前一种立场的代表。密尔从未亲赴印度，他依靠东方学家和旅行者生产的知识，在伦敦撰写了三卷本《英印史》（History of British India，1817—1818）。密尔的史著通常被视为现代印度史学的开端， (4) 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人普遍缺乏史学观念，而是说西方的现代历史思维取代了往世书式的记录和穆斯林王朝的编年史。 (5) 《英印史》的主角不是印度人，而是英国殖民者，因为全书多数章节都聚焦英国人在印度建立统治的过程。密尔武断地将印度历史分为印度教徒统治、穆斯林统治和英国人统治三个时期，在他看来，穆斯林对印度的征服和统治具有必要性，因为比起穆斯林文明，印度教文明在社会结构、法律、经济、哲学等方面都表现得更为野蛮、落后、停滞和非理性。 (6) 在比较穆斯林和英国人时，密尔自然地沿袭了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的观点，主张英国人比残暴的穆斯林更优越，更能增进大众福祉。 (7) 在英国工业革命持续进行和英国相对于法国占上风的年代，密尔将功利主义思想应用于殖民地的历史，阐释东印度公司接管印度的合理性。《英印史》成为东印度公司职员的培训读本，因此几经再版，获得了权威地位。
很多东方学家对印度文明表达了理解和同情，比如被《英印史》批判的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和修订《英印史》的H.H.威尔逊（H.H.Wilson，1786—1860）。 (8) 另外，芒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通（Mountstuart Elphinstone，1779—1859）的两卷本《印度史》（History of India，1841）采取了沉静的笔调，不像密尔的《英印史》那样充满激情和偏见。埃尔芬斯通批评伊斯兰教的狂热，赞许阿克巴等穆斯林统治者对印度教社会做出的贡献。 (9) 19世纪下半叶，埃尔芬斯通的《印度史》被用作印度各大学的教科书，接替了《英印史》的权威。埃尔芬斯通长年在印度各地就职，他周围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历史编纂氛围，他的下属威廉·厄斯金（William Erskine，1773—1852）翻译了《巴布尔回忆录》 (10) ，詹姆斯·托德（James Tod，1782—1835）撰写了《拉贾斯坦年鉴和古物》（Annals and Antiquities of Rajast'han，1829—1832）。 (11)
文森特·史密斯（Vincent Smith，1843—1920）的《牛津印度史：从远古时代到1911年底》（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End of 1911，1919）是继埃尔芬斯通的《印度史》之后的权威教科书。此书向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插图、年表和参考文献，力图“实现准确的陈述和公正的判断”。 (12) 《牛津印度史》的叙述方式有些类似于当今流行的印度通史，它在开篇勾勒了印度的地理空间，全书强调印度虽然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但印度教凝聚了“根本的统一性”。 (13) 史密斯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较为乐观，他对英国统治时期的叙述以历任总督的统治为线索，没有对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予以相当关注。 (14)
殖民主义的一些基本预设不仅在殖民者自身的历史书写中得以存续，还作为遗产不断影响印度后世。首先，他们强调在历史上印度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印度人缺乏民族团结的意识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如果没有外来者的统治，那么印度就会陷入无政府的混乱局面。按照这种逻辑，英国人的到来拯救了印度，英国人统治虽然是专制的，但比穆斯林的专制更加公正仁慈。 (15) 其次，他们加深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疏离，无论是按照统治者的信仰对历史进行分期，还是突出历史上两个宗教社群的矛盾，都为后来的印穆冲突埋下了伏笔。再次，殖民者书写的印度史，本质上是对印度的去历史化。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印度等东方国家被不断再现为停滞、静止的社会。 (16) 杜宁凯（Nicholas Dirks）提出，1857年后，伴随着统治策略的转变，人类学取代历史学，成为殖民知识的主要构成。 (17) 另外，从历史思维的角度看，殖民者认为，印度教徒缺乏历史传统，这自不在话下；后来进驻印度的穆斯林王朝的编年史也无法与西方史学媲美，八卷本《印度史家笔下的印度史》（The History of India as Told by its Own Historians，1867—1877）的编者H.M.埃利奥特（H M. Elliot，1808—1853）指出，这些编年史不过是枯燥的事件记录，只包含阴谋、叛乱和谋杀，未能追问事件的原因和结果。 (18)
殖民政府通过推行英语教育，培植印度本土的精英，向他们灌输西方的理性和科学观念。因此，当印度知识分子尝试打破殖民者书写历史的垄断时，过去本土文人学者书写的历史不再是具有参考意义的范本。 (19) 也就是说，这些印度知识分子虽然通过重建辉煌的过去来应对殖民者的偏见，但史学思维没有挣脱西方的理性框架。比如，用孟加拉语书写的散文体史著《孟加拉史》（Bangalar Itihas，1848）和《印度史》（Bharatbarsher Itihas，1859）沿用了密尔的分期，同时拒绝把印度社会描绘为文明的黑暗时期。 (20)
一方面，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大学教育的推广和一系列历史期刊的创办，印度史学逐渐走向专业化，这使得更多的印度本土知识分子参与印度史编纂。 (21) 由英国人主持的多卷本《剑桥印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1922—1937）编纂工程就有印度学者的参与，比如，贾杜纳特·萨卡尔（Jadunath Sarkar，1870—1958）负责第四卷中奥朗则布等莫卧儿帝国后期君主和海得拉巴土邦的相关内容。 (22) 萨卡尔尤擅研究莫卧儿时期的统治者，倡导实证的方法，被誉为印度的兰克。 (23) 迪佩什·查克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考察了萨卡尔和同行学者的信件交流，信中，萨卡尔坚决反对特定身份政治对历史材料处理过程的干预，这说明当时的印度史学出现了客观的研究准则。 (24) 萨卡尔不吝称赞英国统治的益处，同意英国统治的必要性。 (25) 另一方面，独立运动的进行和反英呼声的高涨，也滋养了一批反思殖民统治的史学作品。两卷本《印度经济史》（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1902—1904）剖析了英国统治对印度经济造成的损害； (26) 《今日印度》（India Today，1940）将印度的贫困归因于欧洲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此书被视为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现代印度的开端之作。 (27)
二、 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宗教社群主义史学的对抗
印度独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其国内的印度史编纂出现了三种取向，其一是国家资助的、倡导世俗主义的官方史学，其二是宗教色彩浓厚的宗教社群主义（communalism） (28) 史学，其三是基于社会形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29) 国家力量推进了一系列大型编史工程，包括自由斗争史、印度通史，以及甘地、帕特尔、安倍德卡尔等领导人物的传记。 (30)
宗教社群主义史学也有庞大的修史工程，比如R.C.马宗达（R. C. Majumdar，1888—1980）参与编写的《印度人民的历史和文化》（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1951—1977），这套丛书反对尼赫鲁提倡的印度复合文化，致力于推广印度教文化和价值观，具有宗教社群主义属性。 (31) 因为世俗主义思想一度盛行，宗教社群主义史学在印度独立前未能形成体系化的史学，但也依靠报纸、手册、虚构作品、集会和演讲等方式不断传播，占据了大众的记忆。 (32) 印度教徒生产的宗教社群主义历史致力于塑造古代理想的印度教社会，并把印度的各种弊病归咎于穆斯林的到来；穆斯林生产的宗教社群主义历史则试图在中世纪寻找分离主义的根源。 (33) 两种宗教社群主义史学都主张印穆的对立和分裂，承袭了殖民史学中已经存在的宗教社群隔阂，并服务于现代宗教社群主义政治。
印度教的宗教社群主义史学把中世纪视为印穆冲突的历史，突出穆斯林外来者的身份，强调穆斯林统治者对印度教臣民的迫害，因此中世纪被描绘为漫长的黑暗时代。比起抨击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史学，印度教的宗教社群主义史学更关注宗教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以宗教社群主义史学的重要知识来源——《拉贾斯坦年鉴和古物》为例，殖民官员托德曾用浪漫主义的笔法描述了拉其普特人对莫卧儿帝国的反抗，这在反殖民运动时期被类比为印度人对英国统治者的反抗，表达民族解放的愿景； (34) 但宗教社群主义史学选择突出阿克巴的外来者身份，宣扬以拉其普特人为代表的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英勇反抗。近年来，印度人民党宣称，历史记载了好色的阿克巴骚扰拉其普特公主基兰·德维（Kiran Devi）但被其制伏的故事，这种历史知识已在互联网实现广泛流传，正在替代印度公众对阿克巴的正面认知。 (35) 事实上，荒淫的阿克巴和忠贞的拉其普特公主的故事的文本形态最早见于《拉贾斯坦年鉴和古物》。 (36) 宗教社群主义史学从殖民时代的遗产挖掘资源，构想当下的他者，从而制造出极具煽动力的历史。
与强调宗教冲突的宗教社群主义史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将研究视野从征服和王朝的历史转向了社会和经济史，倡导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看待社会变迁，深入探讨印度封建主义 (37) 、殖民主义对印度经济的影响和印度民族运动等话题。不过，在如何看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学院派的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左翼政治文化运动之间亦有差别。比如，《今日印度》曾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看作资产阶级主导的运动，但尼赫鲁大学的比潘·钱德拉（Bipan Chandra）在考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印度爱国知识分子的经济主张时，指出不能机械地分析这一群体的阶级属性，而应看到他们复兴印度工业的理想超越了城市中产阶级的利益诉求。 (38) 不过总体而言，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更注重探究社会的结构与体系，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分析，于是宗教社群主义史学强调的话题便显得不甚重要。 (39) 例如，阿里格尔学派以使用波斯语史料研究印度中世纪著称，其代表人物伊尔凡·哈比卜（Irfan Habib）认为，莫卧儿时期的统治贵族极力压榨农民的剩余价值，过高的税收压力引发了农业危机，随之而来的农民起义通常由地主领导或披着宗教外衣。 (40)
尼赫鲁去世后，受印巴战争和印度国内政局动荡的影响，世俗主义面临挫折，印度教宗教社群主义顺势抬头。 (41) 1969年，罗米拉·塔帕尔（Romila Thapar）、哈尔班斯·穆基亚（Harbans Mukhia）和比潘·钱德拉出版面向公众的《宗教社群主义和印度史的书写》（Communalism and the Writing of Indian History），试图揭露和驳斥宗教社群主义对印度史学造成的阻碍。 (42) 1977年，此书遭到刚上台执政的人民党政府的不满，《自由斗争》（Freedom Struggle，1972）以及《中世纪印度》（Medieval India，1970）和《现代印度》（Modern India，1967）两部教科书也在人民党的名单中，因为这四部具有左翼色彩的史学作品没有充分批判中世纪的穆斯林统治，也没有充分肯定提拉克（Tilak）和奥罗宾多·高士（Aurobindo Ghose）等民族主义者的贡献。 (43) 教科书之争愈演愈烈之时，尼赫鲁大学的拉姆·沙兰·夏尔马（Ram Sharan Sharma）出版教科书《古印度》（Ancient India，1977），此书随即被撤出课纲。 (44) 夏尔马撰写小册子《捍卫“古印度”》（In Defence of “Ancient India”，1978）予以回击。
除多次重演的教科书之争外， (45)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积极介入阿约提亚寺庙之争，1989年10月，尼赫鲁大学历史研究中心25位学者联名发表宣言《政治对历史的滥用：巴布里清真寺—罗摩出生地之争》（The Political Abuse of History： Babri Masjid⁃Rama Janmabhumi Dispute），试图厘清罗摩出生地故事的建构方式，澄明这类民众耳熟能详的故事的实质，最后建议将阿约提亚的争议区收归国有。 (46) 1990年，夏尔马出版了《宗教社群主义历史和罗摩的阿约提亚》（Communal History and Rama's Ayodhya），这本小册子考察了宗教社群主义史学对印穆关系的认知，并列举证据，指出罗摩出生地故事的纰漏。1991年5月，夏尔马联合另外两位历史学家和一位考古学家撰写《巴布里清真寺还是罗摩出生地：历史学家向全国的报告》（Babri Mosque or Rama's Birth Place？ Historians' Report to the Indian Nation），重申对罗摩出生地故事的反驳。当然，也并非所有学院派史学家都支持投身与宗教社群主义者的公共辩论。当尼赫鲁大学历史研究者们联名反对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大肆宣传的罗摩出生地故事时，同校的马吉德·H.西迪奇（Majid H. Siddiqi）没有参与其中。他指出，专业的历史学家与社会上的非专业人士展开辩论，意味着让渡出自身的空间，成为道德人物或政治人物。 (47) 2019年，印度最高法院对阿约提亚争议土地作出最终裁决，判决书引用了1991年夏尔马等学者提交的报告，但他们的意见未被采纳。 (48)
宗教社群主义史学的崛起及其与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长期对抗，已然超越了纯粹的学术范畴，挑战了现代史学独立、客观的追求。宗教社群主义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认为，“历史”概念被滥用并引发各方争夺。 (49) 虽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试图阻止非历史知识的散布，但成果相对有限。印度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开办的中小学使用宗教民族主义色彩浓重的历史教材，在校园之外，非英语小册子广泛流通，而专业的历史学家的历史知识普及与之相比缺乏竞争力。因此，印度大众选择接受与笃信的历史知识，完全不同于精英的、专业的历史研究机构及其与国际学者交流的领域。 (50)
三、 国际與论场上的剑桥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庶民研究
20世纪下半叶，在印度国土之外，英国的剑桥学派、美国的芝加哥学派以及海外印度裔学者主导的庶民研究，各自为印度史研究贡献了新的取径，它们展开辩论和争鸣，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力。
印度史编纂领域的剑桥学派诞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剑桥大学一些青年学者对印度民族运动的反思。 (51) 印度独立后的20年，一方面，历史研究者难以接触与民族运动直接相关的官方档案和私人文件；另一方面，在新兴民族国家建设的氛围中，激情澎湃的反殖民斗争史占据主导。印度档案馆访问权限的扩大与私人文件的公布，向印度民族运动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剑桥学派应运而生，为歌功颂德的标准民族主义叙事带来一种替代性方案。 (52)
阿尼尔·西尔（Anil Seal）的《印度民族主义的形成：19世纪后期的竞争与合作》（The Emergence of Indian Nationalism：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the Later Nineteenth Century，1968）研究了三大管区印度民族主义政治组织的形成。此书认为，帝国主义推行的英语教育培养了一批印度本土精英，面对不平衡的社会变革，不同地区、种姓和社群的本土精英角逐利益和权力；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并非全然对立，帝国向本土精英分享部分权力以维系自身统治，二者共同促成了民族主义动员的发生。 (53) 1973年，他在论文集《地方、省份和国家：1870—1940年印度政治文集》（Locality， Province and Nation： Essays on Indian Politics 1870 to 1940）进一步阐释了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系，不过此书关注的动因不是英语教育，而是殖民政府的集权行为和代议制的发展。西尔认为，为了从印度榨取更多资源，殖民当局增强对印度的控制，巩固中央集权，发展代议制，向地方配置一定权力，为垂直而非水平的政治联系提供了条件。 (54) 他指出：“帝国主义建立了对地方、省份和国家连环统治的体系；民族主义作为与之匹配的政治结构而产生。” (55) 剑桥学派的成员大多曾经是西尔早年在剑桥大学指导的研究生，此外，和西尔同样毕业于牛津大学、执教于剑桥大学的C.A.贝利（C. A. Bayly）也属于剑桥学派。 (56) 他们不强调民族运动参与者们的崇高动机，而是探讨何种因素促成了地方、省份和国家的联系，从较为理性的角度揭示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存在的合作关系。他们避免戏剧性或笼统的叙述，偏好使用社会科学的模型和数据分析。 (57) 剑桥学派倾向于把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理解为“动物政治”或权力游戏，突出政治人物争权夺利、机会主义的一面，淡化了他们的理想和无奈。 (58)
1981年，剑桥学派出版了第二部论文集《权力、利润和政治：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20世纪印度的变化论文集》（Power， Profit and Politics： Essays on Imperialism， Nationalism and Change in Twentieth⁃Century India），此后，剑桥学派的成员们各自探索不同的方向，不再集中探讨印度民族运动。比如，以研究阿拉哈巴德政治活动起家的贝利将视野投向殖民时代早期，探究印度的城镇社会、信息网络和全球史等丰富的话题；擅长研究南印度的D.A.沃什布鲁克（D. A. Washbrook）广泛考察了从早期现代至今南印度的经济和文化。
芝加哥大学是美国南亚研究的一大重镇，它的印度史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芝加哥学派一方面继承了结合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与兴起的后殖民主义和文化转向相呼应，深刻反思了殖民主义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二战后，受美国新扩张主义的驱动，区域研究得到了政府和基金会的支持。20世纪50年代，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比较文明项目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它用比较的宏大视野广泛关注世界各种文明，但后来主要关注印度的农业社会，项目的成果集结于《乡村印度：对小社区的研究》（Village India： Studies in the Little Community，1955） (59) ，学者们试图通过对乡村这一小社区的田野调查，理解乡村所属的更大的文明。 (60) 《乡村印度》的两位参编者——麦金·马里奥特（McKim Marriott）和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在他们后来的学术生涯中都促进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70年代，马里奥特和研究孟加拉亲属制度的罗纳德·因登（Ronald Inden）围绕种姓这一人类学研究的热点，提出“印度民族社会学”（Indian Ethnosociology）的构想， (61) 此后不断完善理论框架，主张挖掘利用印度本土范畴的资源进行研究，且强调与法国人类学家杜蒙的二元对立阐释路径不同的非二元论。 (62) 人类学家科恩不仅身处民族社会学盛行的氛围，还具有在历史学界的工作经历， (63) 他呼吁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互鉴和结合。科恩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68）撰写的“民族史学”（ethnohistory）词条指出，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是相互需要的关系。历史学家必须处理过程和结构的概念，导致他们从其他学科吸纳方法，文化人类学对历史学家的吸引力尤甚。 (64) 师从科恩的杜宁凯践行了“民族史学”，他的首部专著《空王冠：一个印度王国的民族史》（The Hollow Crown： Ethnohistory of an Indian kingdom，1987）既包含在南印度一个土邦的田野调查，又包括在英国和伦敦的档案馆、图书馆的史料研读。 (65)
科恩之所以大力提倡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是因为他本人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却非常关注殖民主义，特别是殖民主义的文化方面，比如语言、权威仪式、人口普查等。在科恩笔下，殖民主义不再是历史的侵蚀物，不再需要被剥落以接触人类学的真正主题，研究陷于世界殖民统治体系的所有社会的转型，必须聚焦于殖民主义。 (66) 杜宁凯在完成《空王冠》后，直接转向对殖民历史的系统研究，深入探讨了殖民历史对印度种姓制度的塑造。 (67) 他比科恩还要强调殖民主义知识的力量：“殖民主义知识既使征服成为可能，又由征服产生；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就是殖民主义的全部。” (68) 曾经提倡印度民族社会学的因登后期也转而大举反思殖民主义在文化方面的深远影响，他的《想象印度》（Imagining India，1990）一书尝试解构种姓、印度教、村庄、王权等根深蒂固的观念，批判印度学对印度的本质化。 (69)
一批接受人类学专业训练的研究者将人类学历史化，并推动了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是芝加哥学派的显著特征，这使得美国的南亚研究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交汇中前进。芝加哥学派后期对殖民主义力量的强调，与福柯、萨义德具有某种一致性，而与剑桥学派呈现出较大不同。笼统而言，科恩、因登和杜宁凯等学者主张殖民主义造成的断裂，贝利等学者更注重展现被殖民者的能动性。 (70)
庶民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由印度裔学者主导的后殖民史学思潮，旨在批判印度史学中的精英主义。1982年，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刚从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教，他召集起一批在英美高校获得学位的青年研究者组成“庶民研究小组”，出版了第一辑《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庶民”一词借用自葛兰西，原先是一个表示意大利南方农民集团的隐语，《庶民研究》将它用来指在南亚社会的阶级、种姓、年龄、性别、职业等方面处于从属地位的下层，与“人民”（people）一词可以替换使用。 (71) 第一辑《庶民研究》开篇的《论殖民时期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On Some Aspects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lonial India）提纲挈领地表述了庶民研究的基本主张。古哈认为，殖民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精英主义长期主导了印度民族主义的史学，遗漏了人民大众的政治这一和精英政治并行的自治领域，庶民研究旨在超越精英主义的历史书写，研究农民起义等庶民历史。 (72) 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共通之处，但它具备的后殖民特征使之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 (73)
从1982年到2005年，庶民研究小组共推出了12辑《庶民研究》和2部文集选编。前期的庶民研究主要探讨农民、工人、部落民等群体的活动，重建他们的主体性。随着后殖民主义影响的加深，庶民研究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第六辑开始，古哈不再担任主编，《庶民研究》逐渐放弃了对政治史、经济史和历史研究中阶级方法的侧重，专注于话语分析，讨论认同政治、文化多元主义等在西方学界更盛行的碎片化问题。 (74) 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的介入是庶民研究发生转变的写照，她向庶民研究提出了“庶民能发声吗”的尖锐问题，质疑庶民的本质意涵，并赋予妇女问题结构性的意义。 (75) 庶民研究小组的前成员苏米特·萨卡尔（Sumit Sarkar）秉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社会史，批评后期的庶民研究背离初衷，认为庶民研究从社会史转向了文化史，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 (76)
结 语
本文依次介绍了编纂中世纪和近现代印度史的殖民主义史学、民族主义史学、宗教社群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剑桥学派、芝加哥学派以及庶民学派。从殖民时代到21世纪初，这些史学派别层层类聚，在不断反思和修正中前行，构成了印度史学蔚为大观的图景。尤其是对于深受后殖民主义影响的派别，批判和解构前人研究具有立身之本的意义。本文对各史学派别的划分是出于叙述之便，并不意在对研究者及其论著进行严格的区分和归纳，因为各学派之间不是新旧交替、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互相汲养渗透。比如，芝加哥大学的科恩曾在《庶民研究》撰文， (77) 沃什布鲁克等剑桥学派的历史学家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强调阶级分析的重要性。 (78) 本文回顾的史学派别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等主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如今它们正逐渐远去。当前印度史学既有宏大的整体维度，又有细微的视角：全球史和海洋史正在开阔印度史学的跨区域视野，生态、科学、女性、部落民、达利特和流散群体等正在寻找印度史的多元解释空间。
（熊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硕士研究生；
张忞煜，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印度政教关系史视野下的《治世之道》研究”（批准号：23YJCZH297）、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学术基金招标项目“境外南亚地区研究学术史研究”研究成果。
(1) 比如C. H. Philips，ed.，Historian of India，Pakistan and Ceyl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S. P. Sen，Historians and Historiography in Modern India（Calcutta：Institute of Historical Studies，1973）；Dipesh Chakrabarty，“The Birth of Academic Historical Writing in India，”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ume 4：1800-1945，eds. Stuart Macintyre，Juan Maiguashca and Attila Po'k（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520-536；Supriya Mukherjee，“Indian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1947，”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ume 5：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1945，eds. Axel Schneider and Daniel Woolf（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515-538；Binod Biharsi Satpathy，Indian Historiography，Course Materials for M. A. History，Utkal University，https：//ddceutkal.ac.in/Syllabus/MA_history/Paper_07_N.pdf；王晴佳、李隆国：《外国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89—294，368—379页；〔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0—48，101—123，239—263，302—308页。
(2) Mohammad Habib，“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Medieval India（A.D. 1000-1400），”in K. A. Nizami，ed.，Politics and Society during the Early Medieval Period：Collected Works of Mohammad Habib，vol.1（New Delhi：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74），pp.3-32；Brajadulal Chattopadhyaya，The Making of Early Medieval India（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Romila Thapar，Talking History（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126-127.
(3) John F. Richards，“Early Modern India and World History，”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8，no.2（1997），pp.197-209；Sanjay Subrahmanyam，“Connected Histories：Towards a Reconfigur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asia，”Modern Asian Studies，vol.31，no.3（1997），pp.735-762.
(4) Romila Thapar，Talking History，p.126.
(5) 关于印度传统的历史观念，见兰坚·高什：《印度、itihasa与跨史学话语》，张旭鹏译，《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3期，第143—149页。关于早期现代印度史学被忽视的现代转型，见〔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第46—47页。
(6) James Mill，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vol.1（London：Baldwin，Cradock and Joy，1817），pp.625-648.
(7) Amalendu Misra，Identity and Religion：Foundations of Anti⁃Islamism in India（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2004），p.196.
(8) C. H. Philips，ed.，Historian of India，Pakistan and Ceylon，pp.221，224.
(9) Amalendu Misra，Identity and Religion：Foundations of Anti⁃Islamism in India，pp.204-205.
(10) Zehir⁃ed⁃din Muhammed Baber，Memoirs of Zehir⁃ed⁃Din Muhammed Baber，Emperor of Hindustan，trans. John Leyden and William Erskine（London：Longman，Rees，Orme，Brown，and Green，1826）.
(11) James Tod，Annals and Antiquities of Rajast'han，vol.1（London：Smith Elder，1829）；James Tod，Annals and Antiquities of Rajast'han，vol.2（London：Smith Elder，1832）.
(12) Vincent Smith，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End of 1911（Oxford：Clarendon Press，1919），preface.
(13) Ibid.，pp.i⁃x.
(14) 殖民统治后期，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作家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和英国工党成员G.T.加勒特（G. T. Garratt）合著的《英国在印度统治的兴起和实现》（Rise and Fulfilment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1934）表达了对印度的民族主义者的愿望的同情，这意味着一种逐渐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心态。
(15) Binod Biharsi Satpathy，Indian Historiography，pp.182-183.
(16) Michael Gottlob，ed.，Historical Thinking in South Asia：A Handbook of Source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3-8.
(17) Nicholas B. Dirks，Castes of Mind：Colon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150.
(18) H. M. Elliot and John Dowson，The History of India as Told by Its Own Historians：The Muhammadan Period，vol. 1（London：Trübner and Co.，1867），p.xix.
(19) Partha Chatterjee，“History and the Nationalization of Hinduism，”Social Research，vol.59，no.1（1992），pp.130-131.
(20)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第107页。
(21) Michael Gottlob，ed.，Historical Thinking in South Asia：A Handbook of Source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pp.128-129.(https://www.daowen.com)
(22) Richard Burn，ed.，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Volume 4：The Mughul Perio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7），pp.xv-xix.
(23)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第245页。
(24) Dipesh Chakrabarty，“The Birth of Academic Historical Writing in India，”pp.531-534.
(25)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第245页。
(26) 王晴佳、李隆国：《外国史学史》，第293—294页。
(27) Irfan Habib，“Note Towards a Marxist Perception of Indian History，”The Marxist，vol.26，vol.4（2010），p.42.
(28) 宗教社群主义为南亚特有概念，指基于宗教、教派、种姓等社会身份的社会隔阂和冲突现象。学者批评这一现象本身便是殖民知识体系的产物。见Gyanendra Pandey，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alism in Colonial North India，（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1990）.
(29) Supriya Mukherjee，“Indian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1947，”p.516.
(30)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第251页。
(31) Supriya Mukherjee，“Indian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1947，”pp.516-517.
(32) Charu Gupta，Sexuality，Obscenity，Community：Women，Muslims，and the Hindu Public in Colonial India（New Delhi：Permanent Black，2001），pp.247-266.
(33) Romila Thapar，“Communalism and the Writing of Ancient Indian History，”in Communalism and the Writing of Indian History，Romila Thapar，Harbans Mukhia and Bipan Chandra（New Delhi：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69），p.1.
(34) Jason Freitag，Serving Empire，Serving Nation：James Tod and the Rajputs of Rajasthan（Leiden and Boston：Brill，2009），pp.171-198.
(35) Outlook Web Bureau，Akbar Used to Go to All⁃Women Meena Bazaars，Misbehaved with Bikaner Queen：Rajasthan BJP Chief，7 June 2019，https：//www.outlookindia.com/website/story/india⁃news⁃akbar⁃used⁃to⁃go⁃to⁃all⁃women⁃meena⁃bazaars⁃misbehaved⁃with⁃bikaner⁃queen⁃rajasthan⁃bjp⁃chief/331668.
(36) James Tod，Annals and Antiquities of Rajast'han，vol.1，pp.344-346.
(37) 关于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围绕印度封建主义展开的讨论，见Hermann Kulke，“The Early Textbook Controversy and R. S. Sharma's Concept of Indian Feudalism：Some Historiographic Reflections，”in HerStory. Historical Scholarship between South Asia and Europe：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Gita Dharampal⁃Frick，eds. Rafael Klöber and Manju Ludwig（Heidelberg：CrossAsia⁃eBooks，2018），pp.219-239。
(38) Bipan Chandra，The Rise and Growth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India：Economic Policies of Indian National Leadership，1880-1905（New Delhi：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66），pp.753-754.
(39) Sanjay Subrahmanyam，“The Mughal State—Structure or Process？Reflections on Recent Western Historiography，”The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vol.29，no.3（1992），pp.295，320；Supriya Mukherjee，“Indian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1947，”p.520.
(40) Irfan Habib，“Note Towards a Marxist Perception of Indian History，”p.44.
(41) Vinay Lal，The History of History：Politics and Scholarship in Modern India（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7.
(42) Romila Thapar，Harbans Mukhia and Bipan Chandra，Communalism and the Writing of Indian History.
(43) Lloyd I. Rudolph and Susanne Hoeber Rudolph，“Cultural Policy，the Textbook Controversy and Indian Identity，”in The States of South Asia：Problem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eds. A. Jeyaratnam Wilson and Dennis Dalton（Honolulu：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82），pp.139-143.
(44) Ibid.，p.145.
(45) 张忞煜：《印度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去莫卧儿”风波》，《世界知识》2023年第13期，第62—64页。
(46) Sarvepalli Gopal et al.，“The Political Abuse of History：Babri Masjid⁃Rama Janmabhumi Dispute，”Social Scientist，vol.18，no.1/2（1990），pp.76-81.
(47) Majid H. Siddiqi，“Ramjanmabhoomi⁃Babri Masjid Dispute：The Question of History，”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25，no.2（1990），pp.97-98.
(48) S. Padmavathi and D. G. Hari Prasath，Supreme Court Judgement on Ayodhya Issue：Ram Janmabhoomi⁃Babri Masjid Land Title Dispute，Part 2（Chennai：Notion Press，2019），N.14.
(49) Sarvepalli Gopal et al.，“The Political Abuse of History：Babri Masjid⁃Rama Janmabhumi Dispute，”p.81；P. N. Oak，Who Says Akbar was Great？（New Delhi：Hindi Sahitya Sadan，2000），pp.4-5.
(50) William Dalrymple，“India：The War Over History，”The New York Review，April 7，2005，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05/04/07/india⁃the⁃war⁃over⁃history/；Supriya Mukherjee，“Indian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1947，”p.534.
(51) 杜宁凯将剑桥学派的源流追溯到19世纪，他在批评剑桥学派时，指出剑桥大学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约翰·西利（John Seely，1834—1895）所说的英格兰心不在焉的征服和后来的剑桥学派有明显的连续性，见Nicholas B. Dirks，Castes of Mind：Colon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pp.305-306.这项稍显严苛的指控，反映了后殖民主义批评者和剑桥学派对殖民统治力量认知的差异。
(52) Sumit Sarkar，“Nationalisms in India，”in India and the British Empire，eds. Douglas M. Peers and Nandini Gooptu（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136-138.
(53) Anil Seal，The Emergence of Indian Nationalism：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the Later Nine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pp.342-343.
(54) Anil Seal，“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India，”in Locality，Province and Nation：Essays on Indian Politics，1870 to 1940，eds. John Gallagher，Gordon Johnson and Anil Sea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pp.1-27.
(55) Ibid.，p.27.
(56) 《地方、省份和国家》的作者多为刚完成或即将完成博士学业的青年学人，除在此书展示自身对殖民时代后期印度政治的研究外，他们还以专著的形式出版了博士学位论文，这组成了剑桥学派的研究成果，参见Gordon Johnson，Provincial Politics and Indian Nationalism：Bombay and 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1890 to 190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C. A. Bayly，The Local Roots of Indian Politics：Allahabad 1880-1920（Oxford：Clarendon Press，1975）；D. A. Washbrook，The Emergence of Provincial Politics：Madras Presidency 1870-192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Christopher John Baker，The Politics of South India 1920-193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Francis Robinson，Separatism among Indian Muslims：The Politics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Muslims，1860-192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
(57) Howard Spodek，“Pluralist Politics in British India：The Cambridge Cluster of Historians of Modern India，”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4，no.3（1979），pp.704-705.
(58) T. Raychaudhuri，“Indian Nationalism as Animal Politics，”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22，no.3（1979），pp.747-763.
(59) Richard H. Davis，South Asia at Chicago：A History（Chicago：Committee on Southern Asian Studies，1985），pp.29-40.
(60) McKim Marriott，ed.，Village India：Studies in the Little Commun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5），p.ix.
(61) McKim Marriott and Ronald Inden，“Toward an Ethnosociology of South Asian Caste Systems，”in The New Wind：Changing Identities in South Asia ed. Kennith David（The Hague：Mouton，1977），pp.227-238.
(62) Richard H. Davis，“Ethnosociology，”in Studying Hinduism：Key Concepts and Methods，eds. Sushil Mittal and Gene Thursby（New York：Routledge，2008），pp.125-138；吴晓黎：《印度社会学本土化实践中的理论化探索》，《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3期，第17—19页。
(63) Bernard S. Cohn，An Anthropologist among the Historians and Other Essays（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2.
(64) Bernard S. Cohn，“Ethnohistory，”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6，ed. David L. Sills（New York：Macmillan，1968），pp.445-446.
(65) Nicholas B. Dirks，The Hollow Crown：Ethnohistory of an Indian Kingdo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66) Nicholas B. Dirks，“Foreword，”in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The British in India，Bernard S. Coh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xvii.
(67) Nicholas B. Dirks，Castes of Mind：Colon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
(68) Nicholas B. Dirks，“Foreword，”in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The British in India，Bernard S. Cohn，p.ix.
(69) Ronald B. Inden，Imagining India（Cambridge，MA：Blackwell，1990）.
(70) Phillip B. Wagoner，“Precolonial Intellectuals and the Production of Colonial Knowledg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45，no.4（2003），pp.783-785.
(71) Ranajit Guha，ed.，Subaltern Studies I：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p.vii，8.
(72) Ranajit Guha，ed.，Subaltern Studies I：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pp.1-7.
(73) Dipesh Chakrabarty，“A Small History of Subaltern Studies，”in Habitations of Modernity：Essays in the Wake of Subaltern Studi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pp.7-8.
(74) 张旭鹏：《“庶民研究”：一种激进史学的兴衰》，《博览群书》2009年第7期，第48页。
(75)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Can the Subaltern Speak？”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eds.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London：Macmillan，1988），pp.271-313.
(76) Sumit Sarkar，“The Decline of the Subaltern in Subaltern Studies，”in Writing Social History（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82-108.
(77) Bernard S. Cohn，“The Command of Language and the Language of Command，”in Subaltern Studies IV：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ed. Ranajit Guha（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276-329.
(78) Rosalind O'Hanlon and David Washbrook，“After Orientalism：Culture，Criticism，and Politics in the Third World，”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34（January 1992），pp.141-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