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变:全球史视野下的俄罗斯帝国史新范式——评《俄罗斯草原征服史:从奥伦堡到塔什干》

古今之变:全球史视野下的俄罗斯帝国史新范式——评《俄罗斯草原征服史:从奥伦堡到塔什干》

李 静

引 言

1993年,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市中心的广场上竖立起了帖木儿的雕像。这座广场见证了百余年历史的风云变迁,最初屹立于此的是康·彼·考夫曼(К.П. фон Кауфман,下文简称考夫曼)将军的雕像。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崩塌,他的雕像也被推倒。与席卷全俄的革命一起来到中亚的还有列宁的半身像,之后,斯大林的雕像取代了列宁,再之后,斯大林又被马克思代替。直至苏联解体,独立的民族国家开始寻找自己的民族符号象征,帖木儿的雕像终于得以在此地安家落户,成为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国家的新标志。 (1)  从考夫曼到列宁、斯大林、马克思,再到帖木儿,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中亚经历了被俄罗斯帝国“发现”、内化并改造的过程,如今也都处于苏联解体后寻找自我的新阶段。《俄罗斯草原征服史:从奥伦堡到塔什干》一书,堪称探究中亚地区被俄罗斯帝国征服与改造历程的杰出之作。从外边疆到内边疆,从帝国之外的东方异国人到帝国之内的属民(поданные),学者施越不仅关注到了帝俄对中亚草原的征服与统治,还将中亚草原被纳入到帝国统治乃至现代世界秩序的过程展示出来。本书巧妙地将俄罗斯帝国的草原征服史嵌入帝国史、国族史、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框架中,不仅拓宽了对帝俄草原征服史的学术视野,更深化了与帝国构建、民族形成及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的理论对话。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式,对于推动俄国史领域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关照。

一、 本书结构与内容

《俄罗斯草原征服史:从奥伦堡到塔什干》一书所涉及的“草原”即中亚草原,主要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其地理范围从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流域向西一直延伸到黑海西岸。相较地处“英俄大博弈”前线的中亚南部绿洲地区,该区域较少为中文学界所关注。 (2)  本书在构建其历史叙述框架时,巧妙地采纳了传统中亚史的分期方式,选择以1731年哈萨克小玉兹阿布勒海尔汗臣属俄国作为开端,以1917年十月革命作为下限。

18—20世纪对中亚及俄国而言,皆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俄国利用各种政治势力间的斗争,逐渐完成将中亚草原从“外边疆”转化为“内边疆”,从“内边疆”进化为行省的进程。该进程对今日的哈萨克斯坦意义深远,使其文化中带有了苏俄文化的色彩。同样,该进程也为观测俄国如何处理央地问题、边疆问题提供了重要案例。

本书主要聚焦于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阿布勒海尔汗遣使俄国为开端,俄国借机介入中亚草原事务。18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为俄国征服草原地区的“停滞时期”。受地理和环境影响,历史上中亚草原民族长期以游牧为其生产生活的主要方式。在游牧社会中,血缘关系作为维系社会结构的基础,由此形成了不同层次的社会集团。在中亚草原上,这些集团表现为不同规模和影响力的政治集团。自头克汗去世后,哈萨克大、中、小三玉兹互不统属,相对独立,各玉兹中又存在着多位汗王统治。受中亚草原地区政治影响力最大的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自外的挤压与北部的俄国影响,中亚草原政治态势不断变化。在此情况下,哈萨克小玉兹阿布勒海尔汗遣使俄国,寻求沙皇调和与俄国属民巴什基尔、乌拉尔哥萨克间的矛盾。俄方将此举认同为臣属请求,与阿布勒海尔汗达成了相互利用的关系,借机扩大俄国在中亚草原的影响力。通过修筑要塞、打造要塞线体系等方式,俄国逐步建立起中亚草原与乌拉尔—西伯利亚地区的“边界”。俄国在构建了防御体系之外,还同时施遏制草原各游牧部落再次联合形成能与之抗衡的军事联盟。

第二阶段即19世纪20—60年代俄国征服中亚草原的阶段。帝国通过设立官僚体系、颁布管理条例、设置现代财政与教育制度、鼓励移民等方式,逐步将中亚草原由“外边疆”转变为“内边疆”。“欧亚革命”后,俄国开始深入草原腹地,帝俄的亚洲扩张与英国在南亚与东亚的扩张相遇,由此产生“英俄大博弈”的格局。1822年,俄国颁布了《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该条例所规划的统治体制不再局限于此前俄国对草原东路所采取的传统政治框架,此举是将临近要塞的牧区纳入俄国当局的行政管理之下的重要尝试。至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军政力量在中亚草原东路实施了有效的控制,从而稳固了当地的政治秩序。1865年俄军成功攻占塔什干,对这一重要战略节点的夺取标志着草原东路与西路要塞线的合拢。随着这一军事行动的完成,帝俄开始重新构建中亚区域的统治体制。俄国陆军大臣米留金(D. A. Miliutin)领导的跨部门机构“草原委员会”,试图以欧洲的政治观念和框架改造已转化为俄国“内边疆”的中亚草原,并制定了1868年《草原地区临时管理条例》。帝国重新构建了中亚草原地区的统治体制,这一新体制在多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强化了军政统治,还刺激了商业发展,促进了阶层流动,更为19世纪末大量俄国移民来到中亚埋下了制度伏笔。

自俄国完成中亚征服直至十月革命,这一阶段可视作俄国在中亚扩张历程的第三阶段。在这一时期,俄国不仅成功巩固了对中亚草原的统治,更实现了中亚草原与内地区域的接轨。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在俄国的扩散发展,草原统治体制也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现代交通、通信技术更新了草原的经济体系,铁路的开通使得河中三省的棉花种植业得以与全球市场连接,而草原诸省则形成了与之配合的粮食供应体系。19世纪末期,俄国移民大量涌入中亚草原地区,带来了人口和资本的显著增加,深刻改变了游牧社会的传统格局。大规模移民与一系列改革举措在中亚草原地区引发了深远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变革,草原诸省的人口规模、族裔结构、游牧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游牧社会内部的社会关系都经历了巨大变革。就此,中亚草原实现了从“危险的边疆”到欧俄粮仓的蜕变,完成了从内边疆到与内地接轨的重要转变。

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深刻改造,中亚草原地区已确立现代边界和行政管理体系,实现了游牧社会的定居化转型。这一进程不仅促进了地区稳定与发展,也为现代政治社会观念的广泛传播铺平了道路,标志着中亚草原地区从传统向现代的深刻转变。本书通过相对微观的治理技术考察,以丰富的俄语史料和扎实的研究,将俄罗斯帝国的草原征服史置于帝国史、国族史、区域和国别研究之间,展示了近代俄国对中亚草原的“破坏”与重塑,及草原游牧社会的变迁与转型。

二、 中、俄、欧美学界的对话:帝国史的不同范式

19世纪中期起,俄国学界便以“内部殖民论”与“欧亚融合论”为理论支撑,为俄国的扩张行为提供学术辩护。这种“文明帝国论”在苏联时期遭到了强烈的抨击。20世纪30年代,苏联史学界对俄国对中亚的征服与统治持批判态度,将其视为“绝对灾祸”。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史学界中又兴盛起中亚“自愿归并”俄国的“绝对美德论”。 (3)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均面临着亟待重构自身民族叙事的迫切需求。在冷战及后冷战阶段,俄罗斯与欧美学界被天然地视作学术和思想上的相反两端。如美国学者埃娃·汤普逊在内的部分学者,受后殖民主义学说影响,从殖民主义语境来重新解读俄罗斯帝国,带有先入的价值判定取向认定俄罗斯帝国剧烈转变为苏联模糊了“俄国是一个殖民大国”的本质,引申至当今的俄罗斯联邦也“包含有寻求主权和身份的不同的边缘”。 (4)  此类研究往往被当今俄罗斯学界解读为“西方恐俄症”的表征,将此引申为西方普遍的反俄情绪。对抗性质的学术争辩难免回归到“俄罗斯属于西方还是东方”的争论中,最终也不免落入“俄国生活的斯芬克斯之谜”(Неразгаданный сфинус русской жизни) (5) 的窠臼。

“俄国是帝国吗?”曾被俄罗斯学界视作政治问题的投射。2011年,随着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ИРИ РАН)主编的《俄罗斯帝国:从起源到19世纪初》 (6)  一书的出版,俄罗斯国内开始关注“俄罗斯帝国”史学研究。这一重要著作的出版,不仅为俄罗斯学者提供了重新审视帝国历史的契机,也促使他们摒弃过去讳莫如深的态度,对俄国的帝国身份进行深入探究。随着这一热潮的兴起,俄罗斯学者开始将“帝国研究”这一新视角引入帝俄史、苏联史的研究中,以更全面地揭示俄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打破原有俄国史研究中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或神话“帝俄”的论调。此书对帝国的定义为“常为中央集权的大国,其特点为多民族、宗教信仰多样,它将以前独立的国家实体纳入领土范围并积极奉行帝国政策,而领土内各部的社会经济发展却不平衡。” (7) 俄罗斯帝国的“欧亚特性”被反复强调,“既是欧亚之间的屏障(‘盾牌’),又是欧亚之间的桥梁,将东西方元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8) 在苏联史学界提出的“欧亚融合论”基础上,俄罗斯学界进一步深化了对俄罗斯帝国特性的认识。他们认为,俄罗斯帝国具有民族、宗教多元性的特点。如俄罗斯当代东方学学者罗·尤·波切卡耶夫(Р.Ю. Почекаев,下文简称波切卡耶夫)将18—20世纪初俄国对中亚的统治称作“欧亚大陆一体化”(интеграция на евразий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阶段,认为这种一体化在当今仍有现实意义。波切卡耶夫强调,俄国对中亚的统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部分实现了其边疆现代化和将中亚纳入帝国政治、法律和经济空间的目标。 (9)  同样是将俄国视作帝国史研究的对象,俄罗斯当代学者对“俄罗斯帝国”的研究在“欧亚融合论”的基础上与欧美学者的“多元帝国论”进行了对话,并形成了有益的互动,共同推动了对“帝国”如何统治多元族群、广土众民的研究。长期以来,欧美史学家更为关注如何定义1917年革命及如何评判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合法性。近些年来,随着“帝国史”研究热潮的兴起,欧美史学界将目光投向俄罗斯帝国研究。俄罗斯帝国疆域辽阔,民族多样,其政府看似软弱无能且秩序混乱。尽管如此,帝俄仍能够长期存在并保持相对稳定,这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10)

脱胎于“多元帝国论”的俄罗斯帝国史研究范式往往容易陷入将“帝国”本质化的倾向,而《俄罗斯草原征服史:从奥伦堡到塔什干》一书有效地规避了这种倾向,同时注意到了俄国学界对“俄帝国史”研究潮流的变革。该书通过深入剖析俄国对中亚的征服与统治这一具体案例,为俄国史学界提供了重新思考俄罗斯帝国史研究范式的契机。从古今之变视角的帝国理论出发,作者认为俄国自身经历了从“古典帝国”到“帝国—国家”的急剧转变,在发生这种转变的同时,俄罗斯帝国基于地缘政治与资本政治两重视角界定了中亚草原在帝国中的位置,以现代的器物、技术和文化改造着新纳入的边疆地区以及中心与边缘的关系。 (11) 在深入探究俄罗斯帝国史与边疆史的过程中,俄国自身及其边疆统治性质的巨大转变值得重视,这一新颖视角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俄国在中亚地区统治机制的理解,还为研究俄国对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统治提供宝贵的启示,最终对全面揭示俄罗斯帝国的历史演变及其边疆治理的复杂性具有重要意义。如1822年《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是此年异族管理条例的一部分,在帝国统治体系中不仅包含了来自中亚草原的哈萨克人,还有鞑靼人、布里亚特人、通古斯人、雅库特人等其他帝国属民。从古今之变的视角出发,可以深入剖析西伯利亚、远东各民族与帝国的互动关系,及俄罗斯帝国治理边疆的策略,也有助于理解中俄关系史的动态变化。

三、 从中亚、俄国到全球:全球史视野的启示

诚如本书作者所言,本书所探讨的议题在哈萨克斯坦国别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在俄罗斯当代主流通史作品中却鲜有详尽论述,往往仅以寥寥数语带过。波切卡耶夫等俄罗斯、中亚国家学者常用帝国与被保护国(протекторат)的关系来界定俄国与中亚之间的复杂联系。 (12) 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作为独立国家面临着重塑国族历史的重任。在哈萨克斯坦国别史的书写过程中,除了对殖民主义进行批判外,也肯定了随着俄国统治带来的近代化进程。欧美学界在审视这种围绕国族构建展开的历史叙事时,往往将其界定为保守主义或民族主义。而如何“穿越”不同话语体系的历史叙事与国族观念构建,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该历史语境下的区域史,本书提供了绝佳的案例。本书深入剖析不同话语体系下的历史叙事与国族观念构建,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探讨相应历史语境下的区域史书写。在传统的国别史书写之外,当代学者亦需要重视将俄罗斯对中亚草原的征服与统治置于当时的全球语境中进行考察。

尽管本书不直接以“东亚”这一地理范围为探讨对象,但其深入剖析的俄国对中亚的征服与统治,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国族观念构建和历史叙事,实际上是理解18—20世纪东亚历史的宝贵视角。以全球史视野出发,清朝对西北边疆统治与治理的强化同样也是“中亚草原被纳入现代世界秩序的过程”的重要外部动因。将传统的国别史置于区域、全球的情景中,将有助于理解近邻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的历史及中外关系史。

此外,俄国征服中亚草原在其整体地缘战略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8世纪30年代的奥伦堡远征是俄国中亚战略的重要节点,领导此次远征的俄国地图学之父基里洛夫(I. K. Kirilov)在给安娜女皇的报告中,深刻阐述了远征的战略意义。他明确指出,奥伦堡不仅是“通往东方的大门”,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作为商贸节点的地位,能够联络延伸至南亚和东亚的广阔市场,更在于它是俄国与卫拉特蒙古、波斯以及荷兰等势力争夺的焦点。奥伦堡的征服可以为俄国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其战略地位甚至可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占领美洲相提并论。这一战略视角不仅彰显了俄国对中亚地区的重视,也揭示了中亚在地缘政治中的深远影响。 (13) 俄国东征不仅在其本土及邻近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更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连锁反应。俄国东拓所带来的地缘冲击直接推动了日本对虾夷地区的开拓进程,显示了远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复杂性和互动性。此外,此次俄国东征也为后来19世纪“英俄大博弈”的爆发埋下了伏笔,使得东亚地缘政治格局更加错综复杂。(https://www.daowen.com)

“英俄大博弈”作为19世纪东亚地缘政治的重要事件,其影响深远,至今犹存。英俄两国为争夺在亚洲的势力范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不仅改变了亚洲地区的历史走向,也对全球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英俄大博弈”带来的地缘政治博弈也影响了俄国的边疆治理和央地关系的处理,全球化的影响也深入至俄国边疆,使得俄国的边疆政策不仅仅是帝国内政的一部分,也面临着帝国竞争、列强博弈的压力。因此,可以说俄国东征是引发这一系列连锁反应的重要起点,它推动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基调。本书深入探讨了俄国东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亚草原的征服,这一历史事件对研究东亚史、亚洲史乃至全球史的学者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反对过去以民族国家为叙述单位的历史叙事不是全球史研究的全部,全球史不仅仅停留在打破原有国族疆界的层面,而是可以指向国族重塑的历程。 (14) 《俄罗斯草原征服史:从奥伦堡到塔什干》一书正是极佳的例子,将中亚草原与俄国的关系置于全球史视野中,打破了原有欧洲中心论的视角,展示出了中亚草原在帝国统治下现代化的过程,有助于理解现代作为民族国家的哈萨克斯坦文化的“苏俄因素”。

四、 结 语

塔什干市中心广场内的雕像更迭现象并非孤例。在塔吉克斯坦的苦盏,伊斯梅尔·索莫尼的雕像取代了22米高的列宁雕像,这座雕像曾是苏联时期中亚最大的列宁像,也在苏联解体后与城市的中心匆匆作别、移居市郊。苏联解体后,中亚诸国踏上了寻找并构建本民族国家符号、象征和历史的道路。理解民族国家的国族观念构建,离不开对其历史语境的深入探寻,而《俄罗斯草原征服史:从奥伦堡到塔什干》一书则有助于理解当今中亚各国国族观念与苏俄文化复杂关系的历史根源。

综上所述,本书在理论框架的新意值得俄国史、帝国史、边疆史、东亚史、全球史、区域研究学者关注。此外,作者在史料文献搜集整理方面付出的努力也值得称道。作者不仅使用了藏于俄罗斯的帝俄中央政府档案,还采用了包括位于阿拉木图市的哈萨克斯坦中央国立档案馆(TsGA RK)、位于塔什干市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央国立档案馆(TsGA RUz),以及位于俄罗斯联邦鄂木斯克市的鄂木斯克州历史档案馆(IAOO)等地方政府档案,以央、地档案全面地展开了精彩论述。当然,作者尚未关注到近年来俄罗斯学者对中亚史的叙事,如波切卡耶夫、叶·伊·拉琳娜(Е.И. Ларина)、德·弗·奥夫相尼科夫(Д.В. Овсянников)等年轻一代学者并未延续苏联史学的传统观念,其论著有助于理解当今俄罗斯对多元主义下的欧美“俄帝国”历史叙事的回应。总而言之,该作品在理论框架构建和文献整理方面都展示了作者深厚的治史功力,是区域研究领域值得关注的佳作。

(李静,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1) 刘子超:《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上海:文汇出版社,2020年,第185—186页。

(2) 施越:《俄罗斯草原征服史:从奥伦堡到塔什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导言第3—4页。

(3) 施越:“俄帝国史与古今之变:以近代俄罗斯与中亚草原关系为中心的考察”,《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3期,第85—86页。

(4) 〔美〕埃娃·汤普逊:《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杨德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5) 即19世纪俄国思想家亚·伊·赫尔岑(А.И. Герцен)提出的问题:俄国向何处去,东方还是西方?因此称“赫尔岑命题”(проблема Герцена)。

(6)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 от истоков до начала XIX века:очерки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 под ред. Аксенов А. И.,Бекмаханова Н. Е.,Водарский Я. Е. и др.,Москва:Русская панорама,2011. 877 с.

(7)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 от истоков до начала XIX века:очерки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 под ред. Аксенов А. И.,Бекмаханова Н. Е.,Водарский Я. Е. и др.,Москва:Русская панорама,2011. С. 5.

(8)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 от истоков до начала XIX века:очерки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 под ред. Аксенов А. И.,Бекмаханова Н. Е.,Водарский Я. Е. и др.,Москва:Русская панорама,2011. С. 6.

(9) Почекаев,Р.Ю.Российский фактор право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1717-1917. Юрид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фронтирно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М.:Изд. Дом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экономики,2020. С. 290.

(10) Robert D. Crews,For prophet and tsar:Islam and empire in Russia and Central Asi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7.

(11) 施越:《俄罗斯草原征服史:从奥伦堡到塔什干》,第245页。

(12) Почекаев,Р.Ю.Российский фактор право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1717-1917. Юрид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фронтирно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М.:Изд. Дом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экономики,2020. С. 9.

(13) 施越:《俄罗斯草原征服史:从奥伦堡到塔什干》,第50页。

(14) 殷之光、李诚予、王献华等:《帝国、国际法与区域国别研究新视野》,《东方学刊》2023年第4期,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