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设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中亚草原近代史研究与反思
施 越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当前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而作为2022年增设的新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自然需要在这一方针之下开展自身的知识生产和理论构建活动。在本文中，笔者从近年来从事外国语言文学（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建设以及中亚近代史研究的经历出发，呈现对新时代建设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些思考。本文主要探讨如下三方面问题：第一，在新兴学术领域和交叉学科建设自主知识体系应如何理解“学科理论”的价值，如何评价知识生产的价值？第二，从新的视角来看，如何界定区域国别学，并推动具有自主知识体系价值的工作？第三，如何从构建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的角度开展中亚近代史研究？
一、 建设自主知识体系：从反思“学科理论中心主义”出发
要探讨如何建设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首先需要回顾“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科学”的概念以及科学发现产生的规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22年4月。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着重强调：“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其具体要求则是“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由此可见，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任务，而其核心关切是回答前文提到的“两个大局”和“两个问题”。
目前，我国高校建设区域国别学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在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世界历史三个一级学科之下设立国别和区域研究或类似名称的二级学科。目前已有数十所高校采取这一路径，而其中大部分是外国语言文学类的高校。另一条路径是增设交叉学科门类下的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名单》，截至2023年6月30日，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6所大学以此种路径增设学科。
自区域国别学相关的讨论开始之初，争议焦点之一就是区域国别学应定位为“领域”还是“学科”。而支持后者的学人往往强调区域国别学需要建设自身的学科理论体系。实际上，这一论断涉及我们如何理解推动科学进步的因素、学科理论与科学进步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参照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来建设。
首先，从《新华词典》和《韦氏词典》中的“科学”一词释义出发，我们大致可以如此总结科学的概念：科学是一种分门别类的专业化人类理性活动，其产物是对客观世界各个方面的系统性解释和由此形成的世界图像。这种理性活动未必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而是在不断地修正和探索中发展。科学研究的推进离不开利用工具对自然现象进行观察、测量和实验。与此相应，“学科”则是一种为更有效探索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的知识分类和资源组织方式。
其次，需要探讨的是学科理论与科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自然科学各个门类中，近代最早出现突破的是物理学，其标志是牛顿三大定律的创立。在物理学的影响下，一种刻板印象逐渐形成，即学科需要自己独立的学科理论体系才能独立存在。然而实际上，化学、生物学和医学并不存在类似牛顿力学这样一个能统摄整个学科的公理体系。这一点的启发意义在于，即便在社会科学所尝试模仿的自然科学中，也并非所有学科门类都存在公理体系，而且并不是所有学科都必然要追求建立覆盖整个学科知识的公理体系。但这一论断并非意在否定理论工作的价值。从近代以来的科学史来看，总结理论体系的主要意义在于记录、整理、交流和传播科学成果。
那么到底推动科学发展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往往不是覆盖整个学科的公理体系，而主要是以下三个层次的因素。 (1)
第一个层次是重大政治经济问题的紧迫性。近代以来，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往往与大国博弈有关。为获得政治和军事层面的优势，大国往往能够集中资源，吸引顶尖研究人才推动某一领域的知识生产和转化。牛顿和伽利略推动物理学革命的重要历史背景是16—17世纪欧洲列强对提升火炮射击效率的需求。而物理学的直接应用场景就是计算火炮的弹道轨迹。18世纪化学革命的标志性事件是法国科学家拉瓦锡（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1743—1794）提出“氧化学说”。除了科学家的身份之外，拉瓦锡实际上还是法国兵工厂厂长、法国火药局局长、法国国家实验室主任。其重要工作是研究火药燃烧爆炸的机制，优化火药配方，以提升法军的作战效能。因此，他开展了大量与燃烧相关的化学材料实验。与此类似，当下我国推动区域国别学建设的重要因素同样是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需求。
第二个层次是研究技术的进展。这里的技术包括实验工具的发明和技术应用方法的革新。同样以18世纪的化学革命为例，拉瓦锡能够完全颠覆此前流行的“四素说”（一切物质由土、气、水、火四种要素组合而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能够通过科学实验，以控制变量的方法精准地观察和测量燃烧反应变化的过程，而观察和测量的实现则有赖于玻璃制造技术的发展以及精准天平的出现。所以，科学的发现和科学假说的证实很大程度上依赖特定关键技术的突破。
第三个层次是人类的智力活动，包括新的问题意识和提问方式、新的概念工具、在概念基础上对现象的描述（观察、测量和计算）、新的现象分类方式、实验设计方式，以及对现象的归纳和知识系统的更新迭代。伽利略、牛顿和拉瓦锡等科学家的重要性体现在他们对传统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和提问方式。
概言之，从科学史的角度上讲，上述三个层次共同推动了科学进步。但今天我们在探讨学科建设的时候，往往强调第三层次的智力活动，而相对较少探讨第二层次研究技术的进展。总结归纳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将其提炼成为精练的理论表达有其意义，但同样存在弊端。过度强调对学科理论的追求（可暂且称为“学科理论中心主义”）至少有两点潜在的负面作用。其一，实质上排斥了大量学术工作的科学价值，包括前述观察测量工具的改进、研究材料的整理和分类。对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而言，研究语言的学习、文献群知识的积累掌握、研究资料的准确翻译，以及国内外研究综述等工作在学科理论中心主义的视角下都很容易被忽视。其二，学科理论中心主义倾向于将学术研究的实践简化为套用某种理论解读个案。这种理解方式容易导致研究者将大量的精力耗费在所谓的理论消化和应用上，而较少重视知识的准确性和可溯源性。对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而言，更重要的后果是不重视对古今中西知识的涉猎和积累。尤其是当下，以期刊论文发表数量为重要指标的评价体系之中，积累广博的学识反而会成为效费比相对较低的劳动。因此，学科理论尽管值得追求，但是不宜过度强调学科理论在推动科学研究上的意义，更不应以此为理由决定某一学科的存废。
二、 区域国别学的定义和潜在的工作方面
反思“学科理论中心主义”的意义在于建构符合国家战略需求和高校定位的区域国别学定义。此处首先需要回到当前我国建设区域国别学的目的，以及高校在建设这一学科上的定位。在笔者看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国家推动区域国别学建设的目的主要可从两个层次来把握。其一是为了更准确把握外国，尤其是亚非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态势，支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其二是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和阐释亚非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当下，支持建构自主知识体系。
上述任务显然并非高校的区域国别学机构所能完全承担，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和消费存在全社会多个部门合作的“产业链”。 在这个产业链上至少可以分成基础研究部门、应用研究部门和知识消费部门三个环节。其中，基础研究部门的从业人员可以分为文献研究者和实地研究者两类，前者一般要求在语言文字或数据处理技能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目前我国高校的区域国别学课程设置主要针对的是此类人才的培养；而后者则更强调长期实地调研积累对象国基层生活经验和发展出的社会网络。这两类专业人员主要负责基础性数据资料和文献的收集整理，并生产最接近一手文献的基础知识。应用研究部门（以各类智库机构为代表）主要负责整合汇总区域国别相关信息，向决策和执行部门提供政策建议。因此，应用研究部门人才的专精领域主要在对区域国别问题重要性的识别能力和政策建议的起草能力。而知识消费部门指的是政府机关、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需要应用区域国别知识准确把握政策落实、开展业务的部门。学界一般探讨的是产业链最上游的基础研究知识生产环节，而较少探讨这个产业链的中下游。高校的职能并非仅有基础研究一项，立德树人和人才培养是高校同样重要的职能。我们在思考区域国别学建设定位时，需要考虑到知识产业链的整体格局，照顾不同部门的人才需求，以更好服务于国家战略的目标。
在此基础之上，笔者尝试对所在单位隶属的外国语言文学（国别和区域研究）作如下定义：外国语言文学（国别和区域研究）旨在以第一手原文资料和国际前沿学术成果为基础，通过系统地收集特定区域（尤其是亚非拉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地理等领域的信息，从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思想文化、历史源流和文明传统等角度研究对象国别和区域的政治态势。这一定义的核心在于以“政治态势”将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引导到对问题的聚焦上。“态”侧重于短时段的动态，“势”侧重于中长时段的格局和结构。以政治为核心，我们可以从各学科汲取资源去回答当下的问题。其要点在于兼顾学科的核心议题和边界的相对开放性，以平衡学科地位的独立性和学科知识方法的交叉性。而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学”则可以将视域扩大到理工农医各学科，根据国家战略需要，通过设置议题和研究议程来引导更大范围的学科交叉知识生产。
从上述对科学进步的因素和区域国别学定义的讨论出发，结合此前在美国留学和回国工作的经历，笔者尝试提出如下三个建设区域国别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工作方面。
（1） 自主问题意识以及相应的工具方法训练。本学期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所组织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区域国别学新视野”研讨系列正是这一方面的重要工作。如前所述，在国家的政治经济需求和技术条件给定的前提下，人类的智力活动对于学术研究进步而言起着重要作用。自主问题意识的培养主要通过议程设置和学术交流活动不断推进。本学期围绕批判帝国研究或殖民主义研究、产业研究、概念史研究展开的研讨有助于相关领域的学者共同思考既有研究在问题意识、概念界定、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等层面的不足，进而催生新的范式。
（2） 建设更具包容性的知识生产体系。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要开展深入的研究，同样需要设计和推进大量研究工具开发和方法训练的工作。这一方面的工作对应前述科学进步的第二个层次因素，即研究技术的进展。实际上，人文学科在这一方面有相对发达的传统可为区域国别学借鉴，包括专题实地调研报告、专题综述（如文献综述、机构信息综述、档案查阅指南）、书评、工具书、重要史料和工具性文献的译介等形式的创作和发表。这里提到的每一类知识生产成果都包含生产者经验的总结，也都包含相应的使用方法。例如，从事近代以降历史研究的学者往往需要利用官方档案管理机构所保存的历史档案。但档案研究涉及大量以经验为基础的工作知识和技巧。由有档案工作经验的学者撰写的档案查阅指南无疑有助于后来者少走弯路，提升研究效率。此外，当下学界日益重视实地调研对于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重要性。而专题实地调研报告是锻炼青年学者构思规划调研、整理素材和呈现成果的重要形式。在重要史料翻译方面，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的捷连季耶夫三卷本《征服中亚史》。这本著作是沙俄时期俄国官方修纂的征服中亚战记，也是后世学人研究19世纪中亚史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当时，武汉大学外文系、西北师范大学外语系和新疆大学外语系动员几乎所有俄语专业师生，各完成其中一卷的汉译工作。这一工程的价值对于今天我国建立世界史、俄罗斯史和中亚研究等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而言是极为宝贵的。概言之，当下需要的是建设包容性更强的知识生产和学术评价环境，让从业者也能从上述基础研究工具和方法的开发上获得认可。
（3） 知识体系的更新迭代。在上述两个层次的工作基础上，应鼓励学者通过课程大纲、研讨会综述、研究综述等形式不定期总结某一学术细分领域的进展，将一段时间内新生产的知识成果整合入既有知识谱系，并通过各类教学活动向后来者传授。可能是出于引用率的考虑，目前主流期刊不太倾向于刊发上述类型的作品。作为替代渠道，机构网站和自媒体可作为课程大纲、会议综述等类型创作的发表平台。
三、 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角度思考中亚研究
中亚研究是笔者从事的主要研究领域。结合系列研讨的主题，本节将阐述中亚研究对于建构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角度推进中亚研究。中亚研究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第一，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毗邻我国西部边疆，对于我国边疆安全、西向陆上交通和能矿产品进口多元化均有重要意义。第二，中亚研究，尤其是从知识生产的意义上来看，兼具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双重面向。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中亚研究内在包含对中国与中亚历史联系和当下关系性质的叙述。而区域研究的主要传统，即欧洲东方学、俄苏民族学和历史学，以及欧美区域研究对于中亚的认知在不同程度上包含对中国与中亚历史关系的成见。换言之，当下中国所要建设的中亚研究必然包含重构概念和知识体系的目标。
然而，当前在我国的学科体系中，中亚研究相关的学者和作品分散在一系列学科中，尚缺乏整合。例如，国际关系学包含部分对中亚政治、外交和能源问题的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秦汉、隋唐、元和清四个领域有部分学者会关心中原王朝与中亚的交往以及对应时期的中亚历史。世界历史下的欧美史包含俄罗斯史部分，而俄罗斯史部分的学者会涉及中亚近代以降的历史问题。考古学，尤其是秦汉考古领域有部分学者已经开展了中亚地区的考古。最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俄语和波斯语专业有一些学者关注中亚地区的文学、语言政策和其他当代问题。
当前，我国中亚研究存在当代问题研究和文史研究之间的鸿沟。两个学术领域之间使用的研究资料、选择的议题和研究范式均存在较大差异，以至于两者相互沟通程度较低。当代问题研究是当前我国中亚研究的主体，从业人员规模相对较大。其起源是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问题研究。在1991年中亚五国独立后，北京、上海、西安、兰州和乌鲁木齐等地相继组建中亚研究的专业机构，由专职研究人员开展对中亚各国政治、外交、经贸、民族宗教以及生态环境等议题的研究。这一领域与我国的外交和外事工作关系密切，因此整体上以应用型的智库研究为主。但受限于我国学界在海外的影响力，这一领域长期存在信源和范式上依赖俄文或英文文献的困境。
文史研究主要依托古代中国文献、古代穆斯林文献、古代希腊—拉丁文文献以及包括俄文在内的近代欧洲文献，以之为基础侧重中外交流和史地考证研究。这一领域自清末民初开始关注中亚，其背景是清末边疆危机和欧洲东方学（尤其是蒙元史研究作品）传入中国。这一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得到高度重视。但在中亚国家独立之后，其重视程度反而所有下降。中亚的文史研究存在较为显著的碎片化现象。在当下我国与中亚国家关系不断升温的背景下，探索表述中国与中亚古今关系的话语体系成为日益迫切的问题，其理论关怀是需要寻找超越苏联民族观和西方文化多元主义的共同体观。
当下探讨建构具有自主特征的中亚研究，一项重要的工作正是梳理我国这一学术领域的发展脉络，重述其奠基者所留下的精神遗产。笔者认为，中亚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王治来先生主编的四卷本的《中亚通史》功不可没。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独立编写的中亚通史作品。前三卷均为王治来先生独著，第四卷由王先生的同事丁笃本先生编写。从学术史角度来看，王先生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最早对中亚历史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学者之一。因此，追述王先生的学术轨迹对于理解我国中亚研究的学脉有着重要意义。
王治来先生走上中亚研究的道路，既与同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历史进程有关，又与他自身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他出生于1930年，2019年去世，享年89岁，是湖南衡山县人。王治来童年家境平凡，但爱好阅读，获得了相对较好的就学条件。1944年，也就是在他14岁那年，日军在豫湘桂战役期间占领衡山县。他被迫逃入山区避难，但县城的宅邸被毁。后来，王治来成绩优异，考入湖南国立师范学院附中文科班。在抗战刚结束的背景下，当时的附中“名流荟萃”。一大批知识精英在该校担任教师。中学期间，他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功底。而当时学校的世界史课程以英文教材教授，因此在中学阶段，他便具备了阅读英文文献的能力。
如前文所述，中亚文史研究主要以古代中国文献、古代穆斯林文献、古代希腊—拉丁文文献以及包括俄文在内的近代欧洲文献为基础。这就意味着专业的中亚历史研究需要研究者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在语言文字技能和文献知识的掌握上。王治来中学阶段的学习实际上成为其后来治学的重要基础。1949—1950年，他就读于湖南大学中文系。1950年5月，他毅然响应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征召入伍，被分配到东北军区参加理论学习，后历任东北军区政治文化干部学校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和理论教员、见习助理员。在此期间，王治来系统掌握了马列主义学说。
1954年秋，他通过考学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之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文科师资大多调入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师资队伍堪称群星璀璨，学校图书资料的收藏规模和阅读服务水平全国领先。1954—1957年间，王治来系统夯实了中国古代典籍阅读的基础，同时修习了俄语作为第二外语。而这一外语学习的选择无意中为他打开了中亚研究的大门。
1958年，在王治来就读大四的时候，全国人大组织高校师生参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他最初被分配到甘肃组下属的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调查组，后被调动到新疆组，赴伊宁参加哈萨克组工作，成为《哈萨克族简史简志》一书的主要执笔人。 (2) 他在回忆录中陈述，“这对我的历史专业学习过程和人生的经历，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使我以后竟终身从事了中亚的研究。”当时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以牧民为主，县城除县府办公机关、宿舍和一栋百货楼以外几乎没有建筑物。调研期间王治来时常在牧民家的毡房过夜，因此熟悉了游牧生产和生活方式，也掌握了马术。1958年12月调入新疆调查组后，王治来接触到冯家升、张锡彤等知名史学家，侯方若、罗致平等民族研究领域专家，以及倪华德、达坎等哈萨克族学者。同事中还有文物鉴定家史树青、音乐学家简其华，以及后来成为蒙元史大家的陈高华等良师益友。
受20世纪上半叶我国新疆与苏联的特殊关系影响，伊宁市有大量掌握俄语的各阶层人士，且便于获得俄文书籍报刊。因此更重要的是，在参与新疆组工作期间，尤其是在伊宁工作期间，王治来接触到一些重要的中亚史研究书籍，包括俄文的《哈萨克共和国通史》、《瓦里汗诺夫著作选集》、别克马汉诺夫的著作以及调查记录等。此外，他在这一时期已经注意到了《拉失德史》（Tarikh⁃i⁃Rashidi）的英译本 (3) ，并高度重视其对于研究中亚史和新疆史的史料价值。1962年，王治来终于从北京图书馆借得此书，并花费极大的时间精力逐字抄录这本厚达535页的原书。这为他在60—70年代校注此书奠定了基础。(https://www.daowen.com)
这一时期，王治来以及其他前辈学人从事研究的环境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在一篇访谈录中，采访晚年王治来的学者写道：“1962年，王治来和同事们一道深入阿勒泰地区，坐敞篷卡车，在寒风大雪里四处辗转，晚上睡在牧民家里，仿佛睡在冰层中，四处透风，进行调查取证。冬季气温零下30—40度。” (4) 在新疆工作期间，出于种种原因，他长期与母亲、妻子三地分居。相比之下，当前我辈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物质条件堪称奢侈。
1962年，王治来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历史研究室工作。此前，先有1959年开始印度屡次在中印边界挑衅，后有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决定废除科技合作项目，撤走所有在华专家，带走全部图纸、设计资料。1962年4—5月，新疆北部中苏边境发生“伊塔事件”，苏联持续向新疆开展反华宣传。1962年10月，印度对中印边界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对印自卫反击战打响。在上述历史背景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决定由民族研究所编写《新疆简史》，王治来负责执笔唐末至明清一段。1975—1978年，新疆民族研究所重新编写《新疆简史》，王治来负责元代至清代一段，较多采用了《拉失德史》和《巴布尔回忆录》等文献。
王治来后半生从事《中亚通史》编写工作与70年代支持我国学界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项目编纂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苏联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合作推动一系列中亚古代史和中亚考古相关研究，引领其国际东方学研究的风潮。7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了中亚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并支持由苏联牵头成立的“中亚文明研究国际协会”，并酝酿编写包括蒙古国所在地域的《中亚文明史》。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中国参加中亚文明研究国际协会以及正在推进的中亚研究计划。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决定参加，因此组织学界力量研究参与的形式。
在史学家马雍先生的组织下，1979年“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在天津成立。该机构由陈翰笙先生出任理事长，季羡林、翁独健、韩儒林、夏鼐、朱杰勤等著名学者均出席成立大会。作为马雍先生的好友和当时国内为数不多接触过中古时期中亚历史文献的学者，王治来当选为常务理事。鉴于当时中苏关系尚未完全改善，中方学者担心苏联方面主导的《中亚文明史》编写提纲可能会存在与中国方面立场不同的情形。因此，在1980年，马雍召集包括王治来在内的一批学者商议拟定一部《中亚通史》提纲，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的替代方案。换言之，如果中方无法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的编写提纲，则中国学者就自行编写一部反映中国立场的中亚通史。1982年6月，王治来作为中方代表赴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中亚文明史》编辑工作会议，与苏联学者甘科夫斯基（Yu. V. Gankovsky）和蒙古国学者比拉（S. Bira）商讨起草《中亚文明史》（第六卷）提纲。第六卷覆盖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这一时期难免涉及如何叙述沙皇俄国与中亚各族的关系，以及俄国与清朝的关系。在实际开会讨论中，苏联学者主动让步，各方均接受最后的提纲。
在这一方面，王治来此前的积累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1977年，他已经在着手编写计划为三卷本的中亚史，到1978年底已经完成第一卷。1980年，《中亚史》（第一卷）就顺利出版。该书出版后，就被国内学界认为是“我国解放后有关这个地区的第一本专门著作”。王治来在回忆录中提到，早年参加新疆调查组工作时，冯家升先生曾提到，“中亚史苏联的地方，我们去写它的历史，苏联岂不是会有意见吗？”但正是在王治来的努力下，《中亚史》一书出版后，“中亚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逐渐为国内学界所接受。而中亚研究的大规模出现，则还需等到1991年中亚五国独立之后。
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王治来就已经充分认识到独立研究中亚史的重要性。
王治来曾于1981年在《新疆社会科学》期刊上发表《成吉思汗和中亚》一文，旨在反驳同时期苏联史学界对成吉思汗过度负面的评价。50年代之后苏联各中亚加盟共和国出版的史学著作普遍谴责成吉思汗晚年西征中亚，认为此期间蒙古军队对中亚各族进行了屠杀，破坏了中亚地区的城市，消灭了中亚地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实际上，在苏联初期，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等学者对成吉思汗的评价仍是相对积极的。但50年代之后，受各加盟共和国建构本土化历史叙事的影响，13世纪蒙古西征被视为导致近代以前中亚衰落的重要外来因素。王治来认为，“评价成吉思汗在中亚历史上的作用，仍应以他是一个中国的统治者作为大前提。”成吉思汗西征打击了从华北到中亚的地方割据势力，极大便利了中西交通，刺激了人员、器物和思想文化的交流。作为一个游牧部落的首领，他取得的成就值得载入史册，但对其在中亚进行的破坏和对各族人民带来的灾难，也不必讳言。可见，王治来在40余年以前已经充分认识到构建中亚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性。
1983年12月，出于照顾家人的原因，王治来调动到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在湖南师范大学，他主要负责世界中世纪史课程教学。其实自此之后，从机构职能角度来说，王治来并不需要继续从事中亚史研究。但他“没有忘记完成未竟的事业……履行对中亚学术界的承诺”，继续推进《中亚史》第二卷、第三卷，最终完成《中亚通史》的编纂。1986年，《中亚史》（第一卷）缩写之后更名为《中亚史纲》，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关注近代部分的第二卷于1987年完成，定名为《中亚近代史》于1989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为夯实15世纪以后中亚史研究的基础，王治来以1958年乌兹别克共和国科学院俄译本为基础，着手翻译《巴布尔回忆录》，所幸由商务印书馆于1997年出版。 (5) 1998年退休后，王治来利用相对充裕的时间最终于2003年完成《中亚通史》前三卷。第四卷（现代卷）由王治来的同事、同样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丁笃本完成。200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中亚通史》。这成为此后我国从事中亚研究领域人员入门的必读书目。
同样重要的是，王治来在后半生陆续翻译或校注《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二卷本，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1986年）、《巴布尔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97年）和《世界境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这三部著作是探究中亚地区中古时期历史的重要史料。王治来的译注工作极大降低了我国学者和普通读者接触、了解和研究中亚史和历史编纂传统的门槛。
从王治来的学术生涯可以看出，第一，中国的中亚研究与近代以来中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中亚研究不可避免涉及论述历史上中国与亚欧大陆腹地人群的关系。在欧洲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的近代，这一议题与族群关系的认定和国家边界的划分有直接联系。因此中亚研究成为各方竞争知识—权力的重要场域。第二，得益于时代的特殊性，王治来掌握了深入研究中亚史所必需的汉文典籍阅读能力以及英文和俄文文献阅读能力，而且系统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和历史学科班训练，且在求学阶段便获得了深入牧区生活的实地调研经验。在学术研究专业化的今天，我辈学人反而不是那么容易完整具备上述研究技能和视角。第三，历史的进程固然为王治来走上中亚研究的道路提供了机遇，但其成就主要靠个人的勤奋和努力获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相对艰苦的物质条件下，他不辞辛劳地逐字抄录、校注重要典籍，以有限的文献获取条件系统性地梳理了中亚史的脉络。而在离开一线研究岗位乃至退休后，他利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完成了我国中亚研究的奠基之作。
上述启示对于我们今天我们建设中亚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同样有指导意义。首先，中亚研究的议程设置和议题选择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国际与地区问题密切相关。在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中亚研究的紧迫任务是维护边疆主权领土完整。而在中亚国家独立之后，中亚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当代各国的内政外交和对华关系，以大国博弈、地区安全、民族宗教、经贸合作、生态环境等为主要议题。其次，受中亚地区复杂的历史脉络影响，深入的中亚研究需要研究者掌握复合语种文献知识和丰富的实地调研经验，以及深刻的理论洞察力。再次，尽管今天我辈学人所具备的物质条件远非前辈学人能想象，但要取得新的突破的成就，仍需要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长期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一重要但相对冷门的研究领域。
四、 为中国的中亚研究夯实基础：笔者在中亚近代史领域的探索
笔者从事的正是中亚研究中相对冷门的中亚近代史。这一领域至少有三方面学术意义：第一，从本土视角来看，中亚近代是理解当代中亚五国秩序形成的关键时期，在历史时段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在古代，中亚是亚欧大陆各古典文明之间的枢纽，中古时期主要受来自西亚的阿拉伯—波斯文化传统影响。但在国际政治话语中，中亚五国至今仍被纳入“原苏联国家”“后苏联空间”“欧亚地区”等范畴之中。尽管外界能观察到中亚各国所谓“去俄化”现象，但是整个地区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主要是在沙俄和苏联时期完成的。因此，要充分理解今天的中亚五国，合适的历史起点是18世纪初，即沙俄开始经营与中亚草原地区游牧部落关系的时间点。这一时期的研究须兼顾中古时期的伊斯兰传统和裹挟现代性而来的俄欧传统，对于建立贯通的区域史视角有显著价值。第二，中亚近代史与中国西部边疆的形成有直接关系。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沙俄和苏联对于中亚以及我国的西部边疆政治形势长期施加影响。我国西北边疆的政治和人心秩序均与近代以来中亚地区的秩序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当下思考我国西北边疆的治理，也需要中亚近代史研究的支持。第三，在目前的知识生产格局下，中亚近代史主要是俄国史的分支领域。冷战结束后，英文学界产生了“俄帝国史”的学术潮流，主要关注沙俄和苏联的族裔、宗教和边疆等主题，探索俄国以及俄欧亚地区的历史连续性。 (6) 中亚近代史的研究对于印证、检验或者批判俄帝国史的诸多观点均有直接的参考价值，而此类宏观的历史社会学叙事也需要具体的区域个案来充分检验。
尽管中亚近代史的研究价值显著，但其学科地位与中亚研究一样处于边缘。在历史学的学科中，中亚近代史实际上属于“欧洲史”之下的俄罗斯史范畴，而非如其名称“中亚”所指示的“亚洲史”。然而，受种种原因影响，我国的俄罗斯史学界面临较多困难，中亚近代史就更无人问津了。中国史领域的北方民族史和中西交通史固然涉及中亚地区，但在时段上一般止步于1840年以前。这一时间点之后的中国近代史极少关注中亚。而当代中亚问题研究学界则往往以1991年为研究时段的起点，以时事热点为关注焦点。在这一格局下，中亚近代史尽管在时段上并不遥远，但实际上成为几乎无人问津的“冷门绝学”。
20世纪90年代前后，曾有若干位学者对中亚近代史进行了探索。早在20世纪80年代，新疆社会科学院的张保国研究员就长期关注苏联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其所作《苏联对中亚及哈萨克斯坦的开发》一书第二章“历史上对中亚及哈萨克斯坦的开发”对沙俄治下近代中亚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面而翔实的描述。 (7) 贵阳师范学院项英杰教授指导的学者吴筑星于1996年出版《沙俄征服中亚史考叙》 (8)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首部中亚近代史领域出版的学位论文著作。受业于南京大学魏良弢教授的孟楠教授于2000年出版专著《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研究》 (9) 。该作品奠定了我国学界对沙俄统治时期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基础。此外，厉声研究员的《哈萨克斯坦及其与中国新疆的关系》和《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均有部分内容涉及近代中亚与中国的关系。 (10) 整体而言，仅有少数几位前辈学者筚路蓝缕，开辟了国内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但受此前的研究条件所限，前人学者能接触到的一手文献相对较少，这一领域仍有广阔的开拓空间。
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如果要建立中亚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那么中亚近代史是非常重要的切入点。而关键的基础性工作是系统梳理这一时期的一手研究文献，以及呈现后世二手研究文献的主要视角和观点，由此出发思考中国学者的立场和观点。笔者近期出版的专著《俄罗斯草原征服史：从奥伦堡到塔什干》 (11) 正是沿着王治来、丁笃本、张保国、吴筑星、孟楠等各位前辈学者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向前探索的作品。这本书聚焦的地理空间是中亚北部的草原地区，关注18世纪30年代开始沙皇俄国如何笼络、分化并征服各游牧部落，进而塑造中亚地区秩序，以及草原游牧社会在俄国统治之下经历的深刻社会经济变迁。选择俄国视角下中亚草原地区的近代史这一题目有如下两方面考虑：
第一，建构中亚近代史的自主知识体系，须从整理文献体系和既有史观入手。中亚地区的历史叙事主要有俄苏、当代中亚国家和当代西方三类，三类史观并非互斥，而是在不同时期相互交织影响。各类史观终归要从史料和史实出发构建历史叙事，因此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呈现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文献类型，勾勒政治史和制度史框架，以便为学界同仁提供进入这一领域、独立思考和评析二手文献观点的便利途径。
第二，建构中亚近代史的自主知识体系，还须根据内部次区域历史脉络的特点循序渐进。受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与周边区域交通条件等因素影响，中亚大致可分为北部的草原地区（主要对应今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北部）和南部的绿洲地区（今中亚南部四国）。就近代而言，俄文阅读技能基本可满足对政治史和制度史的深度研究。这是因为本土人群主要从事游牧生活，19世纪后半期之前较少留存书面材料。尽管如此，存在一定规模较少受到关注的穆斯林语文文献，其内容主要涉及部落首领与俄方的通信（往往附有俄译文），以及牧区边缘农耕聚落的基层生活等。中亚北部，尤其是西路的乌拉尔河流域与俄国史关系紧密。因此从俄国史的角度更容易深入理解中亚北部。相比之下，中亚南部绿洲地区有着更为悠久的文献传统。在俄文文献基础上，研究者须具备波斯文和察合台文阅读能力。中亚南部与伊朗高原、南亚次大陆以及清代中国的关系更紧密，仅从俄国史的知识背景出发并不容易全面把握其近代史脉络。因此，南北两区域对应的研究文献群和知识基础差异较大。
如果从俄国征服和统治的视角来考虑，时序上北部草原在先（18世纪30年代—19世纪中期），南部绿洲在后（19世纪60—90年代），北部草原的征服和统治实则为后续扩张奠定基础。此外，笔者此前的学术训练和文献知识积累主要在俄国史领域。因此，以北部草原地区的近代史切入，是符合治学逻辑的选择。笔者攻读博士期间，曾有幸获得赴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访学的机会，并利用访学时间收集了一部分档案文献，锻炼了阅读沙俄时期俄文档案和出版文献的技能，初步积累了相关议题的文献群知识。以此为基础，本书呈现了笔者在过去数年间探索的阶段性成果。
从构建自主知识的角度来看，本书在以下四方面对我国中亚近代史领域的建设作出了一定的尝试。第一，如前所述，本书系统呈现了中亚草原近代史的主要史料门类，梳理了从1730年阿布勒海尔遣使俄国开始的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脉络，尝试从制度史和地方史视角考察沙俄征服草原地区的进程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的同行都很熟悉版本目录学的重要性。世界史因研究领域相对分散，往往不易积累和传播某一细分领域的版目知识。但在实际的史学研究中，这一领域的知识是开展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
就中亚草原近代史而言，主要的一手文献包括俄哈两国档案管理机构收藏的沙俄时期的档案文献、苏联时期和当代哈萨克斯坦整理的档案汇编，以及沙俄时期的出版文献三类。就档案文献而言，我国学界的同仁已经比较熟悉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诸多档案馆。值得着重介绍的是位于哈萨克斯坦故都阿拉木图阿拜大街39号的哈萨克斯坦国立中央档案馆。该档案馆收藏18—20世纪档案。在苏联时期，哈萨克共和国全境官方档案机构的沙俄时期档案均集中到该档案馆保存。具体而言，该档案馆一些规模较大的卷宗对于研究沙俄时期的地方治理有重要参考价值，如第44号卷宗“七河省公署”（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е областное правление， 1868—1918）收录5万余件档案，第64号卷宗“草原总督办公厅”（Канцелярия степного 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а， 1882—1917）收录5000余件档案。该机构堪称研究中亚草原近代史最重要的档案管理机构。在档案汇编方面，最重要的有马谢维奇（M. G. Masevich）编纂的《哈萨克斯坦政治制度史资料集》《16—18世纪哈萨克—俄罗斯关系：文书与资料集》和《18—19世纪（1771—1867年）哈萨克—俄罗斯关系：文书与资料集》以及当代哈萨克斯坦编纂的10卷本《俄罗斯史料中的哈萨克斯坦历史》。 (12) 沙俄时期涉及中亚草原的出版文献类别众多，尤其到20世纪初，文字规模也较庞大。这一部分文献大致可分为五类：（1） 官方法令和法典汇编；（2） 官方机构统计数据和信息介绍；（3） 自然史、军事地理和经济开发考察报告；（4） 历史编纂、东方学、民族志著作；（5） 20世纪初相关省份的报刊。
第二，本书尝试融合20世纪中期以降中亚草原近代史相关二手文献的视角和观点。在二手文献层面，这段历史的研究传统至少可以上溯到1943年首部哈萨克斯坦通史。当前影响力较大的史观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语学界的“俄帝国史”潮流。它不仅至今仍是英语俄罗斯史学界的主要流派之一，对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学界也有一定影响。这一潮流的出现一方面与冷战结束后欧亚地区各国一度向西方大规模开放历史档案有关，另一方面也受英语学界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影响。在“俄帝国史”的思潮下，英语学界产出了一系列涉及边疆、族群、宗教、性别的学术作品，且大多利用多语种档案文献，研究的颗粒度整体较高，因此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力。但这一文献群同样存在短板，其显著的弊端就是英语学界相对不重视版目知识的积累和传承，而仅强调议题和研究视角的创新。本书同样是在此类作品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探索。通过具体个案的研究，笔者尝试反思“帝国史”研究里面常见的以英帝国为主体的一系列二分法，如“非正式帝国”与“正式帝国”。
第三，本书尝试从主要制度条例出发提供一种理解中亚草原近代史的历史分期方式，并尝试整理术语译名体系。这里需要重点探讨术语译名问题。在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中，外语术语的翻译是最基础的工作。中亚地区历史文化源流庞杂，历史研究术语至少涉及穆斯林语文和俄语语文两个大传统。此外，术语的翻译还涉及如何在概念层面对接中国的政治和文史传统。例如，在法国和普鲁士影响下，沙皇俄国也发展出较为发达的官僚制及其术语体系。此前，我国学界对沙俄在中亚各省设立的军政负责人“военный губернатор”一词至少有“武官省长”“军事总督”“省督军”等译法，具体翻译方式取决于译者的习惯和考虑。笔者在参考吴筑星、孟楠等前辈学者译法的基础上，大致整理了一套相关术语译名体系，供学界同仁批评探讨，希冀在此基础上推动译名体系的完善。
最后，化用章永乐教授在《从萨义德到中国》一文中的结语，来总结笔者对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思考：“建设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意味着减少对他国区域研究的学习借鉴，更不意味着回到西方入侵之前的中国制度和文化中去，而是意味着从‘自我招致的不成熟’当中摆脱出来，相信自己是一个劳动和创造的主体，能够自主地运用理性思考自己所碰到的问题，制定和选择自己遵守的规则，而不是遇事先问西方或祖先的权威。西方哲人给这种新状态起的名字，人们耳熟能详：启蒙。” (13)
（施越，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1) 文一：《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第434—466页。
(2) 王治来：《史馀忆旧》，北京：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2009年，第72页。
(3) Dughlat，Muhammad Haidar，N. Elias ed.，E. Denison Ross trans.，The Tarikh⁃i⁃Rashidi：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London：S. Low，Marston and Co.，1895）.
(4) 谢志远：《一生求至爱，好笔写春秋——记中国中亚史研究专家王治来》，《湘潮》2006年第7期，第43页。
(5) Азимджанова С.А. ред. Бабур⁃наме（Записки Бабура）. Ташкент，1958.
(6) 马龙闪：《俄罗斯史学研究的“帝国热”和帝国史流派——近年俄罗斯史学转型的重大问题》，《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2期，第63—70页；施越：《俄帝国史与古今之变：以近代俄罗斯与中亚草原关系为中心的考察》，《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3期，第81—108页；〔俄〕奥丽加·芭丽莎卡娃著，李梦龙译：《当代俄罗斯史研究的帝国视角探析》，《史学集刊》2023年第4期，第19—34页。
(7) 张保国：《苏联对中亚及哈萨克斯坦的开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
(8) 吴筑星：《沙俄征服中亚史考叙》，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
(9) 孟楠：《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
(10) 厉声：《哈萨克斯坦及其与中国新疆的关系：15世纪—20世纪中期》，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 施越：《俄罗斯草原征服史：从奥伦堡到塔什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
(12) Масевич М.Г.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 Казахстана. Т. 1，Алма⁃Ата，1960；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КазССР. Казахско⁃Рус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ХVⅢ веках：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Алма⁃Ата，1961；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КазССР. Казахско⁃Рус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ХVⅢ⁃XIX веках：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Алма⁃Ата，1964；Койгелдиев М.К. ред.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русских источниках. Т. 1-10. Алматы，2005.
(13) 章永乐：《从萨义德到中国——〈法律东方主义〉的一种读法》，《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第173—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