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宏观框架

前面第一至第八章都是基于微观层面对项目进行的分析，要判断一个项目是否值得投资，关键的考察指标有三个：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我们经过较细致深入的分析后能大致判断项目的情况。

如果我们想要更快捷地判断一个项目是否值得投资，还有没有更简洁和宏观的筛选方法呢？有！

宏观层面主要看这几项因素：人、行业、经济周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一、人

公司的启动是从第一笔资金的运作开始的，之后的所有回报都是基于对之前投入的转化。因此，资金是项目实现的驱动因素之一。《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这样写道：“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因此，生产资料也是项目实现的驱动因素之一。其实实物生产资料也是可以用资金来买的，也相当于资金。

但上述分析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隐藏因素，那就是人。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同样的企业由不同的人经营，效果是会有差异的。对资金的利用效果其实最终是由人决定的，是人决定了把资金用在什么地方、怎么用，人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决策，甚至同一个人或者同一群人在不同的情况下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决策。

按这个方向去分析，被投资企业的价值由被投资企业团队决定，而团队的表现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把企业经营好的欲望（我们用“想不想”来表示）；二是把企业经营好的能力（我们用“行不行”来表示）。

1. 想不想

所谓方法、技能等这些看起来必须要具备才能经营好企业的因素，在真正的欲望面前都不值得一提。因为足够强烈的欲望可以驱使人去学习和总结，去想各种办法实现自己的欲望。

正如水往低处流，水本身不具有思想，它受重力影响，唯一不变的就是要往更低的地方流淌。如果把“水往低处流”这种自然规律比喻成水的欲望，那这种欲望就使得水克服了所有困难实现了自己的欲望。我们把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价值最大化作为被投资企业员工团队的欲望，如果这种欲望能够像“水往低处流”时时刻刻贯穿到水的生命中一样贯穿在整个员工团队工作中的每一秒（哪怕是大部分时间），永远坚持，那这个企业的发展一定是令人吃惊的。

现实生活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华为。华为招聘员工要招“苦大仇深”类型的，这类员工的典型画像是：农村出身，家庭贫穷，上学要走很远的路且每天如此，靠自己顽强的意志和持续的拼搏考上大学，其间从未因任何成就而停止努力。这类员工在残酷的原生家庭负担下早早就明白了持续奋斗的道理，正是这样的人往往最渴望改变命运，也正是这样的人，往往最能改变社会。

笔者统计了2019年A股所有上市公司中近10年ROE连续超过10%且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的公司共有61家，在对这61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出身和奋斗经历进行研究统计后我们发现，早年家境贫苦的有18家（占比约30%），家庭出身中等的有1家（占比约2%），家境较好的有5家（占比约8%），家境不详的有37家（占比约61%）。若家境不详的样本不纳入统计，我们会发现早年家境贫苦的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占比最高。根据媒体对这些人的采访报道，我们经常可以看出其对改变贫穷生活的深切渴望，正是这些动力和压力促使他们不断求变，并能够直面各种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本就来自苦海，何惧前路艰辛！

除了艰苦的生活能让人坚韧不拔之外，传统名门望族或有优良传统的特定人群也存在着较强的追求成功的动机，这些群体有着守业的责任与压力，有着对家族荣誉和地位传承发扬的内在需求，而且由于具有家族或圈子资源的支持，往往也容易获得成功。

2. 行不行

正如上文所述，强烈的欲望是攻克一切困难的秘籍。只要保持初心，所有企业管理的目标都会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说欲望是保持企业良性经营的持续性保障。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快实现企业管理目标呢？这就要看企业全员的能力如何了，而企业全员的能力往往可以在企业一把手身上体现出来。科学的方法和具体的行动是业绩的最有效保障，也是具体的能力表现。

科学的方法最容易被两类人掌握：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二是有过丰富经验的人。

上文提到的61家公司，对其实际控制人受教育程度进行研究统计后我们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等良好教育的有30家（占比约49%），教育背景不详的有19家（占比约31%），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有12家（占比约20%，这12家中实控人早年有过多行业从业经历、多次创业经历、行业内丰富从业经验的有10家，占比约83%）。从这个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受过高等教育的数量占有明显的优势，没有受过系统性高等教育的实际控制人中绝大部分都是在残酷的市场中搏杀出来的精英，具有丰富的实操经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教育的缺失。

具体的行动体现在企业的执行力上，在上述两类人中往往是没受过系统性高等教育的实控人的执行力更强，而受过高等教育的执行力略微偏弱。这也许是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实控人所属行业多是一些利润率较高的行业，有一定的技术或行业壁垒，可以允许一定时间内的执行力偏弱成本。而没受过系统性高等教育的实控人往往只能在一些相对低利润率的行业中靠各类竞争搏杀，这些行业没有强势的执行力是万万不行的。

所以，商场上的佼佼者大多不是单单凭借一腔热情就可以存活的，都各有各的求生法则。

二、行业

假如三百六十行都安排人去经营，则一定有一个或一些行业是会高成长或者会获得高收益的，这是历史的必然。这些行业的从业者碰巧进入这些行业并获得超额收益，这是历史的偶然。对人的选择只是为了寻找行业中的佼佼者，而对行业的选择才是投资成功更重要的保障。

正如前文第三章关于行业的介绍，行业成长早期是进入的最优选择，此时其有足够的成长潜力。

三、经济周期

有一首歌曲《爱拼才会赢》曾经火遍大江南北，这首歌传递了积极向上、努力拼搏的正能量，其中有一句歌词“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深刻地阐释了内部自身努力的决定性因素和外部宏观与不可控因素的影响。本书不是专门讲述经济周期的专著，在此仅简要介绍目前被广泛运用的经济周期。

在宏观经济周期发展的不同阶段，顺势而为是极其重要的选择，逆势而为也许在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后会有所成就，但投入产出比远远小于顺势而为的情况。对项目所在经济体的经济周期的研究和判断，是从事项目投资的前提和基础，是决定项目进入、退出时点的极其重要的构成内容，必须在项目开始之前完成。在经济衰退期退出项目并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此时价格往往处于低位；在经济周期的波峰上进行投资也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随后很快就将面临巨额的减值。

在近现代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按支出法计算的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存货增加）+（货物和服务出口-货物和服务进口），由于并没有发现宏观消费支出有显著的周期性，净出口占整体经济的比重又较少，因此人们更多的是对资本形成总额的周期性进行了研究，细化到具体构成（包括住宅、厂房机器设备及存货等）则发现了四种主要的经济周期。

这四种主要的经济周期按长度区分为基钦周期（3年左右）、朱格拉周期（10年左右）、库兹涅茨周期（20年左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年左右）。随着未来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不排除还会出现新的经济周期种类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经济周期是人们在统计历史数据的过程中发现的规律，但具体的周期长度并不是精确和固定的，受多因素影响而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因此上述各类经济周期的长度并不代表未来在各个经济体中仍适用，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可能存在不同的特征。随着人们对经济周期影响因素的研究越来越清晰准确，也不排除可以通过人为干预的方式及时化解经济衰退的隐患，从而获得更长的经济增长期和经济周期。对经济周期感兴趣且想进一步详细了解的读者朋友可参阅《逃不开的经济周期》（拉斯·特维德著）一书。

1. 基钦周期

基钦周期又叫存货周期，是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根据美国、英国从1890年到1922年的利率、物价、生产和就业等统计资料分析后于1923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每隔约40个月（约3.3年）就会出现一次有规律的上下波动。该理论从厂商生产过多产品时会形成存货，其后厂商会减少生产的经济现象出发来观察，把这种2—4年的周期性称为存货周期。

应该说存货周期的存在是“竞争性生产”和“时滞效应”现象的一种客观合理的表现。竞争性生产指的是当市场存在需求时，大部分的厂商都会尽自己所能赶在别的厂商之前生产出产品来抢先销售，由此导致的实际产量最终会成倍大于需求量的行为。时滞效应则是从市场需求产生到产品生产供给市场之间存在时间延迟的现象。

基钦周期（存货周期）广泛存在于各国经济体中，我国经济中也发现了该周期的身影且与世界各国呈现的特征一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资本形成总额存货增加”科目统计数据来测量的中国大陆整体存货周期表现，可以发现，从2000年开始至今，中国大陆整体宏观经济也表现出了多次较强的存货周期特征，截至2019年，已经表现出了5个完整的存货周期，平均存货周期长度为3.2年。（见图9-1）

备注：参考《逃不过的经济周期》（拉斯·特维德著，董裕平译）

2000—2002年第一次显著的存货周期为期2年，2002—2005年第二次显著的存货周期为期3年，2005—2009年第三次显著的存货周期为期4年，2009—2012年第四次显著的存货周期为期3年，2012—2016年第五次显著的存货周期为期4年。5次存货周期的平均长度为3.2年，与基钦周期的40个月（约3.3年）的周期长度较为接近。

若按整体平均周期长度3.2年的数据来估算，第6个存货周期将于2020年2月中旬结束；若按此前5个存货周期中最长的一个周期4年来估算，第6个存货周期将于2020年12月末结束。换句话说，就是自2019年至第6个存货周期结束前都将是下降阶段。当然，如果出现像1997年全球经济危机等更大范围经济周期的影响，不排除第6个存货周期的下行时间会显著拉长，存货周期将持续长期下降。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从上图可以看到，在2008年存货增加额进一步下行，使得第三次存货周期长度从上一次的3年延长为4年。

2000年以前，中国大陆在1982—2000年整18年间有4次较为显著的存货周期，平均长度为4.5年，其间最长的一次为7年（1993—2000年），其间发生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从图9-2可以看到，在1997年存货增加额发生了显著加速下滑并在1998年和1999年进一步恶化。

2000年之后存货周期明显缩短，几乎接近基钦周期的3.3年。这有可能是因为在1982—2000年间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整个经济体仍处于极度短缺的经济状态，各经济参与主体（厂商）对于市场需求变化的调节反射弧还比较长。在2000年之后短缺的情况逐渐得到改善，中国步入相对短缺经济状态，各经济参与主体对市场需求变化的调节变得更为敏感高效。未来随着电商的发展和产业链的缩短，生产商对市场需求的敏感度可能会加强，从而做到更精准的生产，所以不排除未来中国基钦周期也可能出现缩短的情况。

存货周期虽然规模不大（2018年中国存货增加形成资本总额约1.6万亿元，同期GDP约88万亿元），且其具体驱动因素和变化原因仍是众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研究的课题，但不管怎么说，存货周期的客观存在确是显而易见的。

投资人对项目所在经济体存货周期的分析也是一个快速判断整体宏观经济环境的良好办法，如果拟投资项目正好处于消费品行业，那么对存货周期的研究就对项目的投资和退出显得更为重要。

2. 朱格拉周期

1862年法国人克里门特·朱格拉发表了其关于经济波动进程的研究成果——《论德、英、美三国经济危机及发生周期》。朱格拉认为经常性的经济危机并不是一些简单的相互独立的事件，而是经济组织内在不稳定性、周期性重复发作的体现。朱格拉通过研究大量统计数据后认为经济存在着9—10年的周期波动。这种中等长度的经济周期后来被称为“朱格拉周期”（又称“资本性支出周期”）。经济学家们对朱格拉周期背后的驱动因素和成因进行了广泛研究，认为其主要的驱动因素是设备投资、设备更新等资本投资，并因此形成了实质上的资本性支出周期。

朱格拉周期的度量一般采用设备投资占GDP的比例指标，而企业投资收益的走势是决定资本投资与否的核心影响因素，因此企业预期投资收益是设备投资占GDP的比例指标的领先观测指标。这背后的逻辑是企业预期未来需求还会持续走强，投资收益会持续增加，因此通过扩大市场占有率和销售额、更新设备、提高产能等方式提升收益是明智的选择，由此形成了大多数企业和宏观经济整体的资本投资的周期性表现。

朱格拉周期通常用设备投资占GDP的比重来度量，但其实这并不客观反映经济增长与否。如果设备投资和GDP同比例增长或减小，则设备投资占GDP的比重指标看起来就是恒定的，但实际上GDP确实增加或减少了。设备投资占GDP比重指标其实更真实地反映设备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程度，朱格拉周期则可看成是设备投资对GDP贡献度的周期性变化，因此也被看成是资本性支出的周期性变化。

备注：参考《逃不过的经济周期》（拉斯·特维德著，董裕平译）

当然，如果为了度量经济的增长变化，用设备投资增长率指标来判断是一个合理的指标，因为设备投资是GDP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度量设备投资增长率的周期性变化本身就构成了GDP周期性变化的一部分。

我们统计美国设备投资总额的增长率指标可以发现（见图9-3），自1932年至2016年间，美国设备投资增长共经历了9个周期，平均长度为9.33年，最短的6年，最长的约13年。1932—1938年期间和1938—1946年期间波动极其剧烈，1946—1958年期间较为剧烈，其余周期内波动相对比较平稳。

1932年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中最黑暗的时刻，也是第一个周期的最低点，其间罗斯福上台后实行新政刺激经济。1936年经济形势显著好转后，政府收紧信贷、削减开支以平衡预算。1937年秋末又现凶猛的经济危机，罗斯福政府不得已于1938年初夏重新放松信贷和扩大联邦政府开支。1938年秋末起，经济又开始回升。由此可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周期的强烈影响。

到1939年，国际局势紧张，国家重点转向扩军备战。罗斯福注意力日益集中于国际事务，新政告一段落。1941年美国对德日宣战，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1946年美国经济开始反弹。

从美国的统计情况和当时的历史情况我们可以发现，战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因素都可以显著影响朱格拉周期的波动幅度。

那中国经济是否也存在朱格拉周期呢？

我们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设备及工器具购置同比增长率数据进行研究，可以发现自1982年至2017年间，有4.5个周期波动，平均长度为7.8年。1982—1989年为半个周期，1989—1995年为一个周期，1995—2002年为一个周期，2002—2011年为一个周期，2011—2017年为一个周期。从图9-4中可以看出，资本性支出在2016年后就只有极小增长。

如果按设备投资占GDP的比重指标来分析，我们得到图9-5，会发现设备投资占GDP的比重指标滞后于设备投资增长率指标，因此设备投资增长率指标是一个领先观测指标。

从图9-5可以看出使用设备投资占GDP的比重指标得出的周期数量是3个完整周期和一个不完整周期，完整周期的平均长度是10年。第一个完整周期是1981年至1990年（9年），第二个完整周期是1990年至1996年（6年），第三个完整周期是1996年至2011年（15年，其间由于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实施了4万亿元的基建刺激计划，因此可以看到在2009—2010年设备投资占GDP的比重出现了显著上升的情况，可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巨大影响）。2011年至2017年是一个不完整周期，如果按平均10年的周期长度来预测，第四个周期将在2021年结束；如果按最短的6年来预测，第四个周期在2017年已经结束；如果按最长的15年来预测，第四个周期将在2026年才会结束。

资本性支出对应的是生产产能的规模，当资本性支出达到顶点时，说明经济供给侧产能也达到顶点。按照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产量滞后于需求，产能滞后于产量的时滞现象，中国后续有可能存在整体经济供给面临产能过剩的情况，步入资本性支出周期下行的阶段。国家提出来的供给侧改革和产能过剩调整正是针对上述情况而进行的主动应对，如果被动等待泡沫的破裂，对经济的影响将更为恶劣。

朱格拉周期对经济的影响比存货周期要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其规模更大。2017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设备及工器具购置总额约11.56万亿元，同期GDP约81.53万亿元。

投资人在分析项目所在经济体的经济周期环境时，对经济周期所处位置的掌握有助于判断资产或产品价格后续的走势。经济周期是一个最高效的分析工具，更是把握投资切入时点和退出时点的参考。一个朱格拉周期9—10年的时间往往也是一个项目从导入到成熟所需要的时间长度，如果在经济周期的波峰退出，往往可以获得更好的资产价格，如果在波谷退出，则难逃亏损的命运。

3. 库兹涅茨周期

1930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平均长度大约为20年的经济周期，这是根据对美、英、法、德、比利时等国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60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生产量和35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的时间数列资料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有意思的是库兹涅茨在其著作中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房地产，其观测的指标并不是房地产相关的指标，但由于库兹涅茨周期主要是由房地产驱动形成的，因此库兹涅茨周期反而被用来命名房地产周期。

第一位研究房地产周期的人是芝加哥房地产经纪与顾问霍默·霍伊特，他在1933年出版了《百年来芝加哥地区的土地价值》一书，该书对从1830年至1933年这103年间的房地产交易统计数据以及相关的所有商业、政治及人口统计数据进行了研究，并披露了众多循环出现的经济现象。按芝加哥土地价格达到顶峰的时间间隔，可以计算出其平均周期长度是18年。

在霍伊特的著作出版之后，更多人加入到房地产周期的研究上来。普林斯顿大学的克拉伦斯发表了《建筑业中的长周期》（1939年）和《建筑周期与投资理论》（1940年），克拉伦斯经过研究发现在1868年至1935年间美国存在着周期长度为18年的城市建筑周期。另一位美国房地产经纪商罗伊·温茨利克在1974年做了一项研究发现，1795年至1973年这178年间，美国全国的房地产周期平均长度为18.33年。

按前面第三章关于房地产周期的分析，房地产周期是基于人口这个最根本需求而出现的。温茨利克发现的房地产周期平均长度为18.33年也符合之前关于人口生育年龄的假设猜想，且可以从侧面说明美国在这178年中关于生育的年龄整体没有太大变化。

如果说在1973年之前对美国房地产周期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人口，那么从1971年之后影响因素就有了新的变化，因为自此以后货币政策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统计自1947年至2017年间美国房地产投资数据后发现，在1970年之前整个房地产投资规模和之后处于不同的数量级，从1970年开始至2006年美国房地产投资规模开启了疯狂发展的模式，直到2006年次贷危机开始显现，2008年次贷危机席卷全球。

备注：参考《逃不过的经济周期》（拉斯·特维德著，董裕平译）

为何是从1971年开始呢？因为在1971年发生了一个影响全球经济金融格局的事件——美国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自此，美元的发行再也不需要以黄金为储备，可以凭借国家信用进行发行。为此，1974年，美国与世界主要产油国沙特签署的“石油美元”协议规定，沙特将以美元计价出售其石油。由于石油是所有国家和经济体主要能源之一，是必需品，因此只要有石油需求，就必须持有美元。自此，美元找到了替代黄金背书的新工具，那就是石油。只要石油还在，只要大家还需要石油，只要石油贸易还用美元结算，那美元就永远有价值，就是硬通货。自此以后美国开启了货币扩张的道路，美元通过各种途径从美国本土流向海外，为全世界各国持有。随着美元供给的不断扩大，资产价格和对经济的刺激效应也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在统计中才会看到在1975年美国房地产投资略微下滑后迅速反弹，并从此一路走高。

自1970年至2010年整整40年间，美国房地产投资经历了4次起落，平均周期只有10年，这看起来已经突破了之前178年间一直保持的18.33年的规律，是美国人的生育年龄提前到10岁了吗？显然不是。

《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一书大致提供了核心的解释，那就是美国政府采取了错误的住房激励政策，让中低收入美国居民能够拥有自己的住房。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国会在1977年通过了《社区再投资法案》督促银行等金融机构向经济能力较差、风险较高的私人或是商业机构发放房地产抵押贷款。这无疑极大地催生了新的需求，而这类需求在之前的178年间是不能转化成实际需求的。美国政府通过上述逼迫银行提供贷款的方式增加了货币，而美国银行为了规避这些低收入群体坏账风险又将这类住房抵押贷款包装成资产证券化产品后在全球销售，这样即便是坏账，受损失的也是全球投资者，美国人却由此享受了长达几十年的住房改善和经济增长。图9-7是美国货币供给和房地产投资的走势图，从中可以发现货币政策对房地产投资的显著和一致影响。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美国为了提振经济继续保持了货币宽松政策，其房地产投资也因此被强力拉回增长通道。

在货币政策这个工具被发明之后，房地产周期已经由原来单一的18—20年的普通规律变得极其复杂，需要更多地关注货币政策等需求刺激政策的情况才能预测。

那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周期是怎样的呢？中国自1984年进行住房商品化改革开始，房地产投资开发额随之不断增长，自1986年至2018年整整32年间一直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并没有表现出18—20年的库兹涅茨周期。（见图9-8）

借鉴美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历史，我们分析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

一是中国在1984年之前一直没有实行住房商品化，在改革开放之后原来冻结的住房购买需求在几十年间逐渐释放，因此这个需求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住房商品化改革的这几十年还处在第一次需求满足阶段。在初始需求得到完全满足之后，后续才会根据人口结构产生稳定的房地产周期。

二是中国借鉴了西方国家发展经验，少走了弯路。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和满足了住房消费需求，同时也提振了经济。从上图中可以看到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和商品房销售额的走势都和货币供给基本一致。因此，得益于需求本身和货币政策，中国房地产产业获得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且一直没有走向衰退。但正如前文所述，任何行业的发展都不可能永远一路向上，总有达到顶峰的一天，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一样。中国也不可能永远依靠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构成，因此国家才会在近些年不断强调和落实对技术创新的支持，以期通过技术进步获得新的经济增长。

对于投资人来说，对房地产周期的研究是必须要做的，因为房地产投资规模占经济总体规模较大。对于经济结构还处于初级阶段、技术创新等对经济的贡献尚不显著、更多的还要靠房地产周期来驱动的新兴市场主体更是如此。

4.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又称长周期或长波，是20世纪20年代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一种长度为50年左右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周期。长波指的是经济成长过程中上升与衰退交替出现的一种周期性波动，由于该周期比当时人们发现的另外两种经济波动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基钦周期）明显更长，因此被叫作长周期或者长波。康德拉季耶夫的贡献在于用大量经验统计数据检验了长周期的设想，从而使之成为一种比较系统的周期理论，随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一术语在世界经济学界被广泛使用。

众多的研究认为技术创新和变革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核心驱动力。第一次周期大约从1783年到1842年（59年），正是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这期间主要由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引发的工业化驱动，工业制造取代人工制造，对经济的影响是大量资本家投资新设备进行工业化生产，从而极大地刺激了产出，获得了丰厚的利润。第二次周期大约从1842年到1897年（55年），这期间主要由铁路技术等驱动，如美国在此期间进行了横贯东西的铁路建设，因此大幅缩短了物流时间、减少了交通成本，并带动了沿途的各项产业和投资。第三次周期在1897年以后，由所谓的电气化、汽车技术等驱动。其后由于战争、技术进步频率加快等各种因素影响，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长度变得更具不确定性，甚至出现了可以通过加快技术创新改变既有周期的情况。

5. 经济周期小结

其实我们从存货周期、资本性支出周期、房地产周期等可以看出，存货、固定资产、房地产等都是构成GDP的重要元素，而研究这些构成要素的周期性规律，自然有助于了解整体经济的周期性规律，而这些构成要素的周期性规律都逃不开行业生命周期的规律。因此投资人有必要针对GDP构成中具体的消费支出也进行相关的周期性研究，在影响周期的根本因素上下功夫，可以获得更好的经济表现。

我国对于经济的宏观管控有着独特之处，善于进行逆周期调节，通过提前或过程中的政策选择进行引导，因此我国的经济周期与其说是自然形成的，不如说是宏观设计而成的，研究宏观政策在中国是一个必须要会的投资技能。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项目的成功更多的是在宏观的经济周期下做出的正确决策，之后才是在项目层面选择了成功概率更大的团队。

四、财政政策

宏观的经济周期因各种原因不断地波动着，有时候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干预，财政政策正是政府惯用的政策工具。1938年美国政府重新扩大联邦政府开支、2009年中国政府启动4万亿元基建投资计划都是典型的例子。

因此对于政府财政政策的时刻关注，更是项目投资的决策前提。

五、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长期来说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深远，短期来说对利率的影响是深刻的。这既影响估值，也影响企业权益乘数的决策。

和关注财政政策一样，关注货币政策也是项目投资决策的前提。在一个正准备开启货币紧缩的时点和一个开启货币宽松的时点，毫无疑问是后者更具被投资价值。

六、庄稼理论

上面就项目分析提出的宏观框架也许会让读者觉得人、行业、经济周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这几者之间的逻辑松散且难以记忆，此时也许可以用到一个老庄稼汉曾经给我讲过的关于怎样从土地获得尽可能大的回报的方法（后文简称“庄稼理论”）：

①要找最好的庄稼汉。

②要找最肥沃的土地。

③要根据时节来耕作（春耕秋收、一年多季）。

④如果不是最肥沃的土地，要在必要情况下适度施肥（弥补土地缺陷）。

⑤如果错过了时节，要采取措施适当补种补收（弥补时节缺陷）。

上述老农的朴素认知哲学让我们在学习了众多的经济金融和投资管理的专业知识后感觉是如此的熟悉，如果我们把庄稼汉看作是企业管理者、把土地看成是行业、把时节看作是宏观经济周期、把施肥决策看作是财政政策、把错过时节而采取的补救措施看作是货币政策，那老农的庄稼理论就变成了提高企业利润的如下逻辑：

①要找最好的管理团队。

②要找利润最高的行业（俗称风口）。

③要根据经济周期阶段来投资（导入期投入，成熟期或衰退早期退出）。

④要采纳合适的财政政策（刺激特定行业，弥补行业缺陷）。

⑤要采纳适宜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周期，弥补周期缺陷）。

现在再来看人、行业、经济周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间的逻辑，也许大家就觉得顺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