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三：处女身份的禁忌（1918）

之三：处女身份的禁忌（1918）[1]

［161］原始民族性生活的少数细节对我们而言是如此地奇怪，例如其对于处女身份——女人未被触碰的状态——的评价。在我们看来，追求者对于处女身份的重视是如此地根深蒂固和不言而喻，以至于当需要为这种判断说明理由时，我们几乎就陷入了困境。女孩不该把与某个男人性关系的回忆带到与另一个男人的婚姻中，这种要求不外乎对一个女人专属占有权顺理成章的延续，它构成了单偶制的本质，把这种垄断延伸到了过去。

不难发现，起初作为预感出现的东西，其正当性将从我们关于女性爱情生活的观点中得到说明。少女对爱情的渴望历经艰难险阻，谁首先满足了这种渴望，并且克服了在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在她心中形成的障碍，谁就会被她带入到一种长期关系中，而这种关系不可能再向其他人开放。以这种经历为基础，女人身上就建立起了一种依附状态，它确保了［某个男人］对她长期稳定的占有，并使她能够抵制新的印象和陌生人的诱惑。

［162］冯·克拉夫特-埃宾（v.Krafft-Ebing）[2]选择用“性依附”（geschlechtliche Hörigkeit）这一表述来说明以下事实：一个人有可能对性关系中的另一方产生非常高的依恋性和依赖性。这种依附有可能达到很深的地步，直到丧失自身的意志，甚至容忍对自身利益最大程度的牺牲。不过，作者没有遗漏下面这一点：一定程度的这种依赖“完全有必要，只要这种结合想要长期保持下去的话”。一定程度的这种性依附实际上对于文明婚姻的维系以及对于威胁它的多偶制倾向的遏制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在我们的社会共同体中，这一因素通常都会被考虑在内。

一方是“极度迷恋且性格软弱”，另一方则是无限的自我中心主义（Egoismus），冯·克拉夫特-埃宾从二者的这种结合推导出了性依附的起源。［精神］分析的经验却让我们无法对这种简单的尝试性解释感到满意。人们可能更愿意承认，被克服的性阻抗（Sexualwiderstandes）的程度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此外再加上克服过程的集中性和独一无二。与之相应，依附（Hörigkeit）在女性那里要比在男性那里常见得多，而在男性那里，在我们的时代毕竟要比在古代更为常见。在我们可以对男人的性依附进行研究的地方，这种依附就会证明自己凭借某个特定的女人成功克服了一种心理性无能，而当事人从此就与这个女人绑定在了一起。很多引人注目的婚姻以及某些甚至带有［163］深远影响的悲剧性命运，似乎都可以在这一过程中找到解释。

人们如果声称原始民族没有赋予处女身份任何价值，并且以它们让少女在婚姻之外和首次性交之前破处（Defloration）作为例证，那么人们就没有正确描述原始民族的上述表现。相反，即便对于它们而言，破处看起来依然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行为，不过它却成了一种禁忌（Tabu）的对象，成了一种可以说是宗教性的禁忌的对象。它没有被保留给女孩的未婚夫和日后的丈夫，习俗（Sitte）要求后者回避这项任务。[3]

我无意于完整收集这种习俗禁忌存在的文献依据，追踪其地理传播，罗列其所有的表现形式。我只是想要证实，这种在日后的婚姻之外所发生的破处行为，它在如今尚存的原始民族中仍然广为流传。克劳利（Crawlcy）就表示：“这种婚姻仪式就在于让丈夫之外的某个被指定的人选来穿破处女膜，这种仪式在最低级的文明中最为流行，尤其是在澳大利亚。”

当破处不该通过婚内交合来完成的时候，它就必然要通过某种方式并且要由某一方来提前完成。我将援引上面提到的克劳利书中的几处，它们在这点上给出了答案，不过也赋予了我们进行一些批判性考察的权力。

［164］第191页：“在（澳大利亚的）蒂里（Dieri）和某些邻近部落，在女孩达到青春期时破坏处女膜是普遍风俗。在波特兰（Portland）和格莱内尔格（Glenelg）部落，这一风俗被交由一位老妇人来完成，有时候也有白人会为此受邀来让女孩破贞（entjungfern）。”[4]

第307页：“故意弄破处女膜有时是在童年时期进行的，但通常是在青春期进行的。它通常与仪式性的交合行为连在一起，就像在澳大利亚那样。”[5]

第348页：（据斯宾塞［Spencer］与吉伦［Gillen］的说法，在存在著名的外婚制限制的澳洲部落）“处女膜被人为地破坏，在场参与这项操作的人们接着按照规定的次序与女孩进行交合（请注意：是仪式性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有两个行为：破坏处女膜和在此基础上的性交。”[6]

第349页：“在马萨伊（Masai）（赤道非洲），这项操作的实施是婚姻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在萨凯斯（Sakais）（马来族）、巴塔斯（Battas）（苏门答腊）和西里伯斯岛的阿富尔斯人（Alfocrs）那里，新娘由父亲来破处。在菲律宾存在这样一些人，他们以给新娘破处为职业，这适用于处女膜在童年时期未被受此委任的老妇人破坏的情况。在某些爱斯基摩部落，［165］新娘的破贞被交给了巫医（Angekok）或者祭司［来完成］。”[7]

我之前所预告的［批判性］考察和下面这两点有关。第一点是令人遗憾的：在这些陈述当中，纯粹只破坏处女膜而不交合和以这种破坏为目的的交合，这两者并没得到仔细的区分。我们只在一处明确听到，过程分为破处和紧随其后的性交这两部分。就我们的目的而论，巴尔特斯和普罗斯极其丰富的材料几乎派不上用场，因为在［他们的］这种描述中，相比于破处行为在解剖学层面［所产生］的后果，它在心理学层面的重要性可以忽略不计。第二，人们也许希望被告知，在这种场合下“仪式性的”（纯形式性的、隆重的、官方的）交合何以与正式的性交相区分。我所接触到的作者，要么羞于在这点上表态，要么再次低估了性方面的这种细节的心理学意谓。我们可以寄希望于旅行者和信使们原本的报道更为详尽并且更少有模棱两可的地方，但由于这些外国的文献如今大都难以寻得，我在这方面也难有更确切的说法。此外，人们可以出于以下考虑而不必理会对于上述第二点的质疑：仪式性的假装交合只不过展示了对于较早时期彻底完成的交合行为的替代，并且很可能是对它的接替。[8]

［166］为了解释这种处女身份的禁忌，人们可以把我在临时的表述中想要加以评估的各种因素都考虑进来。在女孩破处时，通常会见血。第一种尝试性的解释，于是也就以原始人对血的恐惧为依据，而原始人把血当作生命之所在。与性毫不相干的多种规定证实了这种血禁忌（Bluttabu）的存在，它显然和不可杀戮的禁忌有关，并且对于原始的对血的渴望、对于原始人关于血的快感形成了一种防御。在这种观点看来，处女身份的禁忌是与几乎无一例外得到遵守的月经禁忌（Tabu der Menstruation）联系在一起的。原始人没办法把每个月流血的神秘现象和施虐的想象（sadistischen Vorstellungen）分离开来。他将月经、尤其是第一次月经解释为一种灵性动物的咬伤［所致］，也可能会将其解释为与这个灵魂性交的迹象。有时会有将这个灵魂视为一位祖先的灵魂的说法，于是我们借助另一些洞见[9]就理解了：作为这位祖先灵魂的所有物，月经期的女孩是被禁忌的。

然而，我们也从其他方面被告诫不要高估了像血禁忌这样一种因素的影响。血禁忌还是没能遏制在同样的民族中针对男孩的以及更为残忍的针对女孩的割礼风俗（割除阴蒂和小阴唇），也没能废除会见血的其他仪式的适用性。这样一来，如果它在有利于丈夫的第一次同房时被克服，那也就不足为怪了。

［167］第二种解释同样也撇开了性生活，不过却远具有一般性。它提出，原始人是一种长期潜伏的焦虑预防工作（Angstbcreitschaft）的牺牲品，完全就像我们在精神分析关于焦虑性神经症患者（Angstncurotiker）的神经症学说中所断言的那样。在一切偏离习惯的场合，一切会带来新事物、出乎意料的事物、不可理解的事物、诡异事物的场合，焦虑的预防工作都会达到最高强度。由此就产生了广泛延伸到后来宗教中的仪式，这种仪式和每项新举措的开始有关，和每个新时期的开端有关，和人、动物以及果实的新生有关。被认为对处在焦虑中的人们具有威胁的那些危险，它们的强度在危险情形开始的时候总是会超出人们的预期，因此只有针对它们做好防护才行。婚姻中的首次性交由于其重要性当然有权要求启用这种防护措施。两种尝试性的解释，一种从对血的恐惧出发，一种从新生焦虑（Erstlingsangst）出发，二者并非相互矛盾，而更多是彼此增进。初次性交当然是令人忧虑的行为，而由于在此过程中必然要流血，因此它就更加令人忧虑了。

第三种解释——它是克劳利所偏爱的——使得下面这一点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处女身份的禁忌属于一种更广泛的、囊括了整个性生活的关系。不仅与女人的首次交合是被禁忌的，而且性交整个都是被禁忌的，人们几乎可以说女人整个都是被禁忌的。女人不仅在其性生活方面依次发生的月经、怀孕、分娩和生育这些特殊情况下是被禁忌的，而且除此之外，与女人交合同样也受到非常严格且非常多样的限制，以至于我们有理由怀疑所谓［168］“野蛮人的性自由”。原始人的性欲在特定情况下超出了一切抑制，此言不假，然而它所受到的来自禁忌的压制，却通常显得比在更高级的文明阶段还要强。一旦男人要从事某件不寻常的事情（一场远征、一场狩猎、一场战争），他就必须远离女人，尤其必须远离和女人性交，否则这样就会麻痹他的力量并且给他带来厄运。同样，在日常生活的习俗中，也不可否认［存在］一种对性别加以区隔的努力。女人和女人生活在一起，男人和男人生活在一起，我们意义上的家庭生活在许多原始部落几乎不存在。两性之间的区隔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某个性别的人都不可以说出异性的人名，以至于女性用特殊的词汇发展出了一套语言。性方面的需要可以一再打破这种区隔限制，不过在很多部落，即便是夫妻之间幽会也得在室外，并且得是秘密进行。

原始人在哪里定下一种禁忌，他就在哪里回避一种危险，并且不可否认的是，在所有这些回避措施中，原则上都表现出了一种对于女人的恐惧。这种恐惧很可能源于下面这一点：女人不同于男人，她永远显得不可理解、充满神秘、“非我族类”（fremdartig）因而怀有敌意。男人害怕因女人而变得虚弱，害怕被她的女性气质所传染，并且害怕之后表现得无能。交合［所产生的］令人精疲力尽、释放应激张力的效果也许是这种担心的原型，而对于女人通过性交战胜男人这一效果的觉察，对于她由此而变得强大的顾虑，也许为这种焦虑的蔓延提供了解释。所有这些［心态］，其中没有任何一部分是过时的，没有任何一部分不是继续活跃在我们当中。

［169］许多对现存的原始人进行观察的人士都得出了这样一种判断：这些原始人对于爱情的追求相对较弱，并且从未达到我们在文明人那里习惯发现的那种强度。另一些人则反对这种评判。不过无论如何，通过将女人视为异己的（fremd）和怀有敌意的而加以拒斥，上述禁忌习俗证明了一种与爱相互矛盾的力量的存在。

通过采用与精神分析惯用的术语相差甚微的说法，克劳利表示：每个个体通过一种“个人隔离的禁忌”（taboo of personal isolation）而与其他人区别开来，而正是这种除此之外都颇为相似［之人身上］的差别，奠定了他们之间的异己性（Fremdheit）和敌意性。遵从这种观点并且从“细微差别的自恋”（Narzißmus der kleinen Unterschiede）推导出敌意性——我们看到它在一切人际关系中都成功地斗过了归属感，并且胜过了普世性的爱人如己的诫命——这种做法是诱人的。通过参照阉割情结（Kastrationskomplex）及其在评价女性方面所具有的影响，精神分析相信自己猜中了［男人］自恋地、满怀鄙视地拒斥女人的一部分主要原因。

这时候我们却发现，我们已经随着最后这些思考超出了我们的主题。关于女性的普遍禁忌并未给针对年轻女性个体首次性行为的特殊规范提供任何线索。我们在此仍依赖于对血的恐惧以及对新生事物的恐惧这两种最初的解释，而即便对于它们，我们也必须说它们并没有切中上述禁忌法则的要害。这种禁忌法则背后的用意，显然是让日后的丈夫［170］错过或避免某样东西，而这样东西又无法与首次性行为分离开来——尽管按照我们一开始的观点，从这种［难分难解的］关系必然会推导出女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和这个男人绑定在了一起。

探讨禁忌规则的起源和终极意谓并不是我们这次的任务。我在我的《图腾与禁忌》这本书中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作为禁忌的前提条件，一种原始的矛盾心理（Ambivalenz）在那里得到了强调，而禁忌的起源也从奠定人类家庭基础的史前过程方面得到了说明。从现今观察到的原始人的禁忌习俗中，无法再看出这样一种征兆。面对这种挑战，我们太容易忘记：即便是最原始的民族也生活在一种远离远古时代的文明当中，这种文明和我们的文明一样古老，并且无论如何都对应于一个尽管类型不同但同样较为晚近的发展阶段。

我们如今发现禁忌在原始人那里已经被编织成了一种高度艺术性的体系，正如我们的神经症患者在其恐惧症（Phobien）中所发展出来的那样，而且旧的动机被与之和谐共处的新动机所取代。不理会那些发生学问题的我们，为此追溯到了这样一种洞见：原始人在哪里搬出一个禁忌，他就在哪里回避一种危险。一般而言，这种危险是一种心理上的危险，因为原始人并没有被迫做出在我们看来天经地义的这种二分。他并不区分物理上的危险和心理上的危险、现实的危险和想象的危险。在其贯彻到底的有灵论的（animistischen）世界观中，每种危险都源自和他一样有灵魂的存在者的敌意，这既适用于受到一种自然力量威胁的危险，也适用于来自他人或动物的危险。另一方面，他习惯于把他自己内心带有敌意性的活动［171］投射（projizieren）到外部世界中去，由此把这些活动归于他觉得不讨人爱的甚至仅仅只是异己的对象身上。女人现在也被视为这种危险的来源，而与女人的首次性行为［则更是］突显为具有一种特别高的危险性。

我现在相信，倘若我们更加细致地研究生活在我们文明现阶段的女性在相同情境下的表现，那么我们就会在这种加剧的危险是哪一种以及为何它恰恰威胁到日后的丈夫这些方面得到一致的解释。我提前透露一下这项研究的结果：这种危险确实存在，因此原始人才用处女身份的禁忌来抵御一种正确预感到的、尽管是心理层面的危险。

女人在交合过后由于高度满意而紧紧抱住压着她的男人，我们将此视为一种正常反应，我们在其中看到了她感激的表达和长期依附的承诺。不过我们知道，从原则上来说，第一次交合绝对不会有这样的结果。对于依旧保持冷淡和不满的女人而言，它往往意味着一次失望，并且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频繁地重复性行为，才能够让女人也在其中获得满足。从这种纯粹是起始性的并且且是过渡性的性冷淡（Frigidität），到一种长期持续的性冷淡——它无法通过男人的任何温情努力被克服——令人不快的后果，二者之间有一个连续不断的系列。我相信，女人的后一种性冷淡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而除了必须归咎于丈夫性能力不足的情况之外，它或许可以通过与之近似的现象得到解释。

我在此不打算尝试用逃避首次性交［来作为解释］，这一类的尝试太常见了，［而我不打算这么做是］因为［172］这些尝试有多重含义，并且即便不完全是但也首先是因为它们会被理解为女性普遍的自卫倾向的表现。相反，我相信某些病理性的情况会为女性性冷淡之谜提供线索，而女性在这些情况下会在第一次以及每次最近的交合之后通过指责、举手抗议或者大打出手来公开表达她对男人的敌意。在我得以深入分析的这样一例突出情况中，就发生了这种事情，尽管妻子很爱丈夫，习惯主动提出交欢，并且在他身上找到了不容否认的高度满足。我认为，这种奇特的矛盾反应是她习惯上只能作为性冷淡体现出来的［心理］活动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些［心理］活动能够阻挠温情的反应，同时其自身并不产生效果。在远为常见的性冷淡那里结合在一起联手发挥抑制作用的东西，在病理性的情况下可以说分裂成了它的两个组成部分，这和我们长久以来在强迫性神经症那里见识到的所谓“双相”（zweizeitigen）症状如出一辙。让女人破处行为的危险在于引发了女人的敌意，而日后的丈夫恰恰完全有理由避免这种敌意。

［精神］分析现在让我们毫无困难地猜到女人的哪些活动参与促成了那种矛盾表现，而我期待在这种矛盾表现中找到对性冷淡的解释。首次交合把一系列与女性应有的态度不符的活动调动了起来，其中有一些活动在日后的交合中不必重复出现。人们在此首先会想到年轻女性在破处时所遭受的痛苦，很可能会倾向于把这个因素［173］视为决定性的，而放弃寻找其他因素。然而，人们很难赋予痛苦这样一种重要性，毋宁说必须用对自恋的伤害来取代痛苦，而这种对自恋的伤害源于对一个器官的破坏，并且它甚至还在知识领域被合理表达为破处后性价值（sexuellen Wertes）的贬损。不过原始人的结婚习俗却包含着对这种高估的警示。我们听说，在很多情况下仪式分为两个阶段，在（用手或工具）完成对处女膜的破坏之后，接着还有与丈夫的代理人仪式性的交合或假装交合。这就告诉我们，回避解剖学上的破处，这一点并未穷尽禁忌规则的含义，丈夫还应避免妻子对于痛苦创伤的反应之外的其他东西。

我们发现下面这点是首次交合所导致的失望更进一步的根源：至少在有教养的女人那里，期待和满足不可能一致。性交在此之前一直都和禁忌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合法的并且被允许的性交因此并没有如其所是地被感受到。在实际上并无必要也未预见到任何抗议的情况下，很多新娘都会以一种近乎喜剧的方式在所有陌生人甚至父母面前隐瞒新的爱情关系，这就表明上述这层联结到底可能有多么紧密。女孩通常会说，如果她的爱情被别人知道了，那么它对她而言就失去了价值。有时候这种动机会变得占有压倒性，并且会使得爱的能力在婚姻关系中的发展彻底受阻。妻子只有在一种不被允许的、需要保密的关系中才能重新找回她的温情感受，她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更确切地了解自己没有受到影响的意志。

［174］然而，这种动机依然不够深入。此外，由于和文明这个条件绑在一起，它与原始人的状态之间缺失了很重要的一层关系。下面这个因素远比它重要，这个因素是以力比多发展历史为基础的。力比多最早的分配是多么有规律又多么强有力，这点是通过［精神］分析的发现而为人所知的。这里涉及到的是童年期所坚持的性愿望（Sexualwünsche），在女性那里多半涉及到的是对父亲或者对替代父亲的兄弟的力比多固着。这些愿望所指向的往往是交合之外的其他东西，或者仅仅是把交合作为没有得到确认的目的包括进来。丈夫可以说永远只是一个替代者，从来都不是正宗人选，女性爱情力量的第一乐章献给了另一个人（典型情况下是父亲），丈夫最多只能享有第二乐章。替代者是否会作为无法令人满意的［人选］而遭到拒斥，这点现在取决于这种固着有多么强大以及它有多么胶着。性冷淡于是跻身于神经症发生学条件的行列当中。在妻子的性生活方面，精神性的因素越强大，她的力比多分配就越会表现出对首次性行为所带来的冲击的抗拒，她对身体的控制也就越难以发挥压倒性的作用。性冷淡在这之后可以作为神经症性的抑制（ncurotische Hemmung）固定下来，或者可以为发展出其他神经症提供土壤，甚至男性能力哪怕只要有中等程度的衰弱也会大大促成这种后果。

原始人把破处［这项任务］交给长者、祭司、圣人，也就是父亲的替代者（见上文），这种习俗似乎把早先的性愿望这一动机考虑了进来。在我们看来，由此就可以一路通往中世纪领主广受争议的“初夜权”（lus primae noctis）。A.J.斯托佛（Storfer）[10]［175］支持这一观点，此外还把广为流行的“多俾亚婚礼”（Tobiaseh）制度（新婚头三天节欲的习俗）解释为对父权制特权的一种承认，正如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G.Jung）在他之前就已经提出的那样。因此，如果我们在被委以破处重任的父亲替代者当中同样发现了神的形象，那么这完全是我们预料当中的。在印度的很多地方，必须用木质的林伽（Lingam）来牺牲新娘的处女膜，而根据圣奥古斯丁的说法，在罗马人的结婚仪式中（是否在他那个时代？）存在经过淡化处理的这种仪式，年轻的妻子只要在男性生殖神（Priapus）硕大的石祖（Steinphallus）上坐一下就行了。[11]

另一层动机触及到了更深的层面，［人们］可以证明它在对于丈夫的矛盾反应方面负主要责任，而根据我的观点，它在妻子的性冷淡方面也发挥了作用。首次交合在女人身上激起了上述活动之外的其他旧有的活动，而这些活动与女性的功能与角色完全相悖。

通过对许多神经症女性的分析，我们得知她们经历了一个早期阶段，她们在这个阶段嫉妒兄弟男性的标志，并且因为自身的缺失（根本上是其男性标志的萎缩）而感觉受到歧视和冷落。我们把这种“阴茎嫉妒”（Penisneid）纳入到了“阉割情结”中。如果我们把“男性的”理解为在这背后有成为男性的愿望，那么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Adler）所打造的“男性抗议”（männlicher Protest）这个说法就适用于这种表现，而他打造这个说法是为了申明该因素要完全为神经症负责。在这一时期，女孩们毫不掩饰她们对于受到宠爱的兄弟的嫉妒以及由此而来的敌意：她们也试着［176］像兄弟一样站着撒尿，为的是维护其所谓的平等权利。在之前已经提到的例子——在交合之后对平时爱恋的丈夫大打出手——当中，我可以确定这个阶段位于对象选择之前。小女孩的力比多仅仅是后来才转向父亲，随后她又用对一个孩子的愿望取代了对阴茎的愿望。[12]

即便我发现在别的情况下这些活动的时间顺序是颠倒过来的，并且阉割情结的这一部分直到已完成的对象选择（Objektwahl）过后才发挥作用，我也不会感到惊讶。不过，女人的男性阶段——在此期间她嫉妒男孩的阴茎——无论如何都是发展史中的一个较早的阶段，并且更靠近原始自恋（ursprünglichen Narzißmus）而非对象选择。

前一段时间，我偶然有机会去了解一位新婚妇女的梦，这场梦可被认为是对于她破处的反应。它不自觉地吐露了女人阉割年轻的丈夫并把他的阴茎占为己有的愿望。当然，［对于这个梦］也有无伤大雅地加以诠释的余地，即她的愿望是延长和重复［性］行为。然而梦的很多细节都超出了这层含义，而且梦者的性格及其后来的举动都为前一种更加严谨的解释提供了证据。在这种阴茎嫉妒背后，女人对于男人满怀敌意的苦恨（Erbitterung）如今浮出了水面，这种苦恨在两性关系中从未被低估过，并且在对于“获得解放的女性”的渴望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作品中有着最明显的迹象。费伦奇（Ferenczi）——我不清楚他是否为［提出以下观点的］第一人——在一种古生物学的思辨中把女人的这种敌意性一直追溯到了两性分化的时期。［177］他认为，起初交配发生在两个彼此相当的个体之间，其中有一方［后来］发展得更强大，并且迫使较弱的一方忍受性的结合。这种低人一等的苦恨依然在女人如今的秉性中延续。我认为运用这些思辨无可指摘，只要人们避免过于高估它们就可以了。

女人对于破处的矛盾反应有迹可循地延续到了性冷淡当中，而在列举完这类矛盾反应的动机之后，人们可以概括起来说：女人不成熟的性欲被发泄到了让她初次体验性行为的那个男人身上。如此一来，处女身份的禁忌就意味深长，并且我们也就理解了这项规定，它正是为了让和妻子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丈夫避免这种危险。在较高级的文明阶段，对这种危险的重视让位给了依附的承诺以及其他的动机和诱惑，处女身份被视为男人不该放弃的一项财产（Gut）。然而，对于问题婚姻的分析却告诉我们，驱使女人对破处采取报复的动机即便在有教养的女人那里也仍未消失殆尽。我认为，女人在第一次婚姻中保持性冷淡并且感到不幸，而在结束这场婚姻之后却在第二位丈夫那里变成了一位温柔体贴而又令人幸福的妻子，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观察者们一定注意到了。旧时的反应可以说在第一个对象那里穷尽了。

不过，处女身份的禁忌在我们的文明生活中也没有消失。民众的心里了解它，并且诗人们有时也会利用这些素材。安曾克鲁勃（Anzengruber）在一部喜剧中展现了一名单纯的乡村男青年是如何阻止自己与许配给他的新娘［178］成亲的，因为她“是一位会把她的第一个男人的生命耗尽的女孩”。他同意她嫁给另一个人，并且愿意迎娶后来成为寡妇的她，而那时候她就不危险了。《处女之毒》（Das Jungferngift）这个剧名让人想起弄蛇人会先让毒蛇咬一块手帕，这样一来就可以毫无危险地把玩它了。[13]

处女身份的禁忌以及对其动机的一部分说明在赫贝尔（Hebbel）的悲剧《朱迪特与霍洛费纳斯》（Judith und Holofernes）中的朱迪特这个著名戏剧人物身上得到了最有力的体现。朱迪特是一位处女身份受到禁忌保护的妻子。她的第一任丈夫在新婚之夜出于一种神秘的焦虑而不举，并且不打算再碰她。她说：“我的美是颠茄，享用它会带来疯狂和死亡”。当亚述将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她心生一计，想要用她的美貌引诱他并损耗他的精力，这样就以性为幌子掩饰了她爱国的动机。在被孔武有力、吹嘘自己的强大与放肆这个男人破处之后，她在愤恨之中找到了把他的头一刀砍下的力量，因此成了她人民的女性解放者。众所周知，斩首在我们看来是阉割的象征性替代，如此一来朱迪特就成了这样的女人，她阉割了让她破处的男人，就像我之前所说的一位新婚妇女的梦想要［表达］的那样。赫贝尔显然故意给出自《旧约·经外书》的这个爱国主义故事染上了性的色彩，［179］因为在那里，朱迪特在返回之后可以自诩未被玷污，《圣经》的经文中也缺少关于她离奇的新婚之夜的任何暗示。不过，赫贝尔很可能凭借其诗人的敏感老练觉察到了在这段有偏向性的叙事中已经绝迹的原始动机，而只不过是为材料复原了其早先的内容。

伊西多·萨德格尔（I.Sadger）在一篇杰出的分析中成功表明，赫贝尔在他的选材方面是如何被他自己的双亲情结所决定的，以及他在两性的斗争中何以通常会站在女性这一边，并对她们最隐蔽的内心活动心领神会。[14]他还援引诗人自己对于插入某些改动所给出的理由，并且发现这种理由经过了合理的人为加工，仿佛旨在为诗人自己无意识（Unbewußste）的某样东西进行仅仅是表面上的辩护，而根本上则是要掩盖它。按照圣经的叙述是丧偶的朱迪特为何会变成少女寡妇，对此我无意改动萨德格尔所做的解释。他暗示的是下面这种童年期幻想的意图，即否认父母性交并让母亲成为守身如玉的少女。不过我要继续说：在诗人确定了他女主人公的少女身份之后，他让人心领神会的幻想停留在了处女身份受到侵害所引发的敌对反应上。

我们于是可以下结论说：破处不仅具有把女人长久绑定在男人那里这种文化上的结果，它还激起了［女人］对于男人的一种旧时的敌对反应，这种反应有可能采取病理性的形式，而这些病理性的形式往往会通过夫妻爱情生活中的抑制现象表现出来，并且我们可以把二婚往往比一婚更好归结于这一点。令人诧异的处女身份的禁忌，［180］使得原始人当中的丈夫要避免［为妻子］破处的恐惧，就在这种敌对反应中找到了充分的合理解释。

现在有趣的是，身为［精神］分析师的人有可能遇到下面这种女人：依附和敌意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反应在她们身上都得到了体现，并且二者始终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存在这样的女人，她们看起来和丈夫彻底闹崩了，却只能为了摆脱他而做着徒劳的努力。她们常常试着把自己的爱转向其他男人，可她们已不再爱的第一个男人的形象却从中作梗。［精神］分析接着告诉我们，这些女人依然处在与第一任丈夫的依附关系中，尽管这并非出于温情眷恋。她们并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自由，因为她们并没有完成对他们的报复。在突出的情况下，寻仇的［心理］活动甚至没有进入到意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