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自恋”这个术语源于临床上的描述,并且在1899年被保罗·奈克(P.Näcke)选中,用来命名这样一种表现:个体以类似于通常对待一个性对象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身体,因此是带着性快感来检视它、触摸它、爱抚它,直到他通过这种举动达到了充分的满足。发展到这种程度,自恋就有了一种性倒错(Perversion)的意味,它占据了当事人的整个性生活,并因此与我们在关于一切性倒错的研究中都预期会遇见的[那些特征]相符。

接下来引起精神分析观察注意的是,可以在许多受到其他紊乱困扰的人身上——例如根据萨德格尔的说法,在同性恋者身上——发现自恋表现的某些特征,并且最终人们很容易猜测,一种被称为“自恋”的力比多分配可以在一个更广的范围内得到考察,并且可以在人类常规的性欲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2]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开展精神分析工作的困难,从这种困难出发得出了相同的猜测,因为神经症患者自恋的表现仿佛给精神分析工作的疗效设置了一道界限。自恋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性倒错,而是[139]对于自保冲动的自我中心主义(Egoismus des Selbsterhaltungstriebes)的力比多补充,而任何生命体都有权被赋予一部分自保冲动。

致力于对一种原初的且正常的自恋进行设想的强烈动机,于是就作为在力比多理论的预设之下来理解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克雷丕林[Kraepelin])或精神分裂(Schizophrenie,布洛伊勒[Bleuler])的尝试出现了。我建议将其命名为“妄想痴呆患者”(Paraphreniker)的这类病人,他们展现出了两个基本特征:自大妄想(Größenwahn)以及对于外部世界(人和物)不感兴趣。由于后面这一种变化,他们让精神分析失去了效果,成了我们的努力所无法医治的[病人]。不过,妄想痴呆患者对于外部世界的回避需要一种更精确的说明。癔症患者(Hysteriker)和强迫性神经症患者(Zwangsneurotiker),他们一旦发病也会放弃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精神]分析却表示,当事人绝对没有取消与人和物的爱欲关系。他依然将这种关系牢牢保留在幻想中,也就是说他一方面用他记忆中想象的(imaginäre)对象替代了现实的(realen)对象,或者将它们混为一谈;另一方面他又放弃采取行动来在这些[现实的]对象身上实现其目的。只有针对这种情况,人们用荣格未做区分就加以使用的“内倾”(Introversion)这个表达才合适。妄想痴呆患者则是另一种情况。这类患者似乎真正从外界的人和物上撤回了他的力比多,而没有用他幻想中的其他东西来替代外界的这些东西。如果哪里有这种[进行替代的]情况发生,那么[这种替代]似乎就是继发的(sekundär),并且属于一种治疗的尝试,这种尝试想要把力比多带回到对象上去。[3]

[140]这样就有了一个问题:在精神分裂的情况下,从对象上撤回的力比多的命运如何?这种状态下的自大妄想在此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它肯定是以牺牲对象力比多(Objektlibido)为代价而产生的。从外界撤回的力比多被提供给了自我,于是就产生了我们可称之为“自恋”的一种表现。不过,自大妄想本身并非是新的创造,而是对先前已经存在过的一种状态的夸大和彰显,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由此就让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通过吸纳对象投注(Objektbestzungen)而产生的自恋,它要被理解为继发的,它建立在一种原初的(primären)、由于种种影响而变得晦暗不明的自恋之上。

我要再次申明,我在此无意对精神分裂的问题进行解释或深化,而是要把在别处已经说过的内容汇集起来,以便解释为何要引入“自恋”。

对力比多理论进行这种在我看来是合法的拓展,第三条渠道就是我们对于儿童以及原始民族心理生活的观察和理解。我们在原始民族那里发现了这样一些特征,它们要是单独来看的话可以被算作自大妄想:对于其愿望及其精神活动的一种过度拔高,“思维的全能性”(Allmacht der Gedanken);对于词语魔力的一种信仰;针对外界的一种技艺即“巫术”(Magie),它似乎是这些热衷于夸大的预设顺理成章的应用。[4]我们预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儿童那里[可以发现]一整套类似的态度,它们的发展在我们看来要模糊得多。[5]我们[141]于是就设想了一种对于自我的原始力比多投注,这种投注后来被转交给了对象,不过总体而言依然保留[在自我中],而它与对象力比多的关系就好比一个原生动物的(Protoplasmatierchens)身体与其伸出去的伪足(Pseudopodien)之间的关系。在我们从神经症症状出发所做的研究当中,这部分力比多分配最初一定保持隐蔽。只有力比多的这种流出、只有划拨出去并且可以再次回收的对象投注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也大致看到了自我力比多(Ichlibido)与对象力比多之间的一种对立。哪一方消耗得越多,另一方也就越贫瘠。等到对象力比多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在我们看来就是迷恋的状态,我们可以说这是为了对象投注而放弃其自身的人格,而它的对立面则是妄想狂(Paranoiker)关于世界末日的幻想(或自我感知)。[6]最终,我们在精神能量(psychischen Energien)的区分方面得出了以下结论:它们起初在自恋状态中都在一起,并且我们的粗略分析无法将它们区分开来,而直到随着对象投注[的发生],一种性能量(Sexualenergie)即力比多才得以与自我冲动的一种能量区分开来。

在我更进一步之前,我必须触及两个问题,它们直捣这一主题的要害。其一,我们现在所探讨的自恋,它和我们曾将其描绘为力比多的一种早先状态的自淫(Autoerotismus)之间是什么关系?其二,我们如果将一种原初的力比多投注判给自我,那么到底是否还有必要区分一种性欲力比多和自我冲动的一种非性欲的能量?若是以一种单一的精神能量为基础,不就可以[142]避免区分自我冲动能量与自我力比多、自我力比多与对象力比多的一切困难了吗?对于第一个问题,我要说明的是:有必要假设,像自我这样一个统一体,并非一开始就存在于个体那里。自我必须是发展出来的,自淫的冲动却是原始的。为了形成自恋,必须有某样东西、有一种新的精神活动加诸自淫之上。

要以斩钉截铁的方式来回答第二个问题,这个要求想必在每一位精神分析师那里都会引发明显的不适。只要人们反对为了无谓的理论争执而放弃观察,那么就依然可以尝试给出一番解释。关于一种自我力比多、自我冲动能量等等的设想,肯定既不特别明确,也算不上内容丰富;涉及到相关关系的一套思辨理论首先应当以一个明确界定的概念为基础。但我认为,这才是一套思辨理论与一套建立在经验解释基础上的科学之间的差异。后者并不否认思辨有特权进行一种直截了当的、逻辑上无懈可击的奠基工作,然而思辨却可能满足于那些消失在迷雾中的、几乎难以设想的基本观念(Grundgedanken)。这种科学则希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更加明确地理解这些观念,有时候甚至准备好用其他观念来替代它们。这些观念并非科学的一切所依赖的基础,而观察才是这样的基础。这些观念不是整个结构的最下层,而是最上层,并且可以在[保持整个结构]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替换或者打破它们。我们在我们今天的物理学上再次经历了类似的情况,它关于物质、重心、引力以及类似东西的基本直觉并不比精神分析中相应的东西更少引发人们的疑虑。

[143]自我力比多、对象力比多,这些概念的价值在于它们源自对神经症以及精神病进程内部特征的研究。将力比多划分为一种专属于自我的和一种依附于对象的,这是对于区分性冲动与自我冲动这种最初设想的必然延续。至少对于纯粹的转移神经症(Übertragungsneurosen)(癔症与强迫症)的分析使得这种区分成为必要,并且我只知道,用其他方式来对此进行解释的一切尝试根本上都宣告失败。

考虑到[目前]完全缺少一套具有导向作用的冲动学说,我们就获准或者更确切地说就不得不首先将某种假设贯彻到底,以便对其进行检验,直到它宣告失败或经受住了考验。除了[精神]分析所适用的转移神经症之外,现在还有许多理由支持区分性冲动与自我冲动。我承认这些元素单独来看并非无可置疑,因为可能涉及到尚未分化的精神能量,而这种能量直至凭借对象投注的行动才得以变成力比多。不过,这种概念上的区分首先符合民间非常流行的饥饿与爱的区别。其次,生物学方面的考察也支持做出这一区分。个体实际上承载着一种双重的存在,既作为其自身的目的,也作为链条中的一环——尽管它不愿如此,或者至少是不自觉地如此。它为了自身的目的而掌控着性欲,而另一种观察却表明,它只不过是其种质(Keimplasmä)的附庸,为了一份快乐的报酬而为其效力;它只不过是一种也许是不死物质(unsterblichen Substanz)的有死载体(sterbliche Träger),就像长子只不过是比他更“长寿”的一份遗产暂时的继承人。性冲动与自我冲动的区分只是为了反映出个体的这种双重功能。其三,人们必须[144]回想起来,我们在心理学上的一切权宜之计,有朝一日都应该以器质性的载体为依据。于是有可能是特定的物质或化学过程产生了性欲的效果,并且作为中介让个体生命在族类生命中延续下去。通过以特定的精神力量来替换特定的化学物质,我们将这种可能性纳入到了考虑当中。

尽管我通常致力于让包括生物学在内的所有其他[领域]的思想都与心理学保持距离,但我在这里明确承认,关于得到区分的自我冲动与性冲动的假设,进而至少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我的这套]力比多理论,根本上都得到了生物学方面的支持。如果从精神分析的工作本身当中得出了另一种更好的、有价值的关于冲动的预设,那么我放弃这种假设倒也合情合理。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于是可能[有人会认为]性能量、力比多说到底只是通常在精神中起作用的能量的一种分化产物。不过这种主张无关紧要。它涉及到的东西已经远离了我们所观察的问题,并且我们对其所知甚少,以至于驳斥它和利用它一样都是无谓的。与此相似,这种原始同一性(Uridentität)与我们[精神]分析的关切没什么相干,正如人类的原始血缘关系和遗产机构所要求的继承人资质证明没什么相干一样。我们通过这些思辨得不到任何东西。由于我们无法等到另一门科学来为我们裁定冲动学说,因此尝试[探究]通过对心理现象进行一种整合[145]可以为生物学上的那个根本谜团提供哪种线索,[这种做法]就更为可取。让我们相信自己有犯错的可能,但也别妨碍自己将之前提到的关于自我冲动与性冲动这样一个对子的假设贯彻到底,无论它是否可以不带矛盾且富有成效地展开,也无论它是否可以运用到例如精神分裂症这样的其他疾病上。

假如有证据表明力比多理论在解释上述最后一种疾病方面失败了,那么情况自然另当别论。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就提出了这种主张[7],并且让我由此不得不摊出底牌,而我本来想要避免这样。我本来倾向于把分析施瑞伯(Schreber)个案的路子走到底,并且不去谈论它的预设。荣格的主张至少属于一种“早熟”,他的理据薄弱。他首先引用我本人的证词,亦即我在面对分析施瑞伯的困难时,发现不得不拓宽“力比多”这个概念,也就是放弃其性的内容,让力比多与精神兴趣(psychischem Interesse)完全重合。费伦奇(Ferenczi)已经在对荣格工作的一次彻底批判中对这种错误解释进行了纠正。[8]我只能同意这位批判者并且重复[他的观点],即我并未许诺过要这样放弃力比多理论。荣格的另一个观点[也]是不可接受的,即正常的现实功能的丧失有可能仅仅只是力比多撤回所导致的。这不是一个论证,而是一种独断,它把结论先搬了出来而回避了讨论,因为恰恰[146]应当对此是否可能且何以可能加以探讨。在他接下来的一部大作[9]中,荣格对我长期向他暗示的解决方案只是一笔带过:“不过下面这点现在还需要加以考虑——此外弗洛伊德在他关于施瑞伯个案的工作中提到过这一点——即性欲力比多的内倾导致了对‘自我’的一种投注,现实[功能]丧失的效果也是通过类似的方式产生的。以这种方式来解释现实[功能]丧失的心理学,这实际上是一种具有诱惑的可能性”。不过荣格并没有在这种可能性方面走太远。没过多久之后他就抛弃了它,并且表示这种条件“或许可以导致一位苦行隐士的心理,但不会导致一种早发性痴呆”。无论这种不当的类比[对于促成我们]做出决断[的可能性]有多么微乎其微,它都要告诉[人们]:这样一位隐士“努力根除性欲(不过是在‘性欲’一词的大众意义上)方面兴趣的一切痕迹”,甚至可以从来都不用展现出一种致病性的力比多分配。他想要把他性欲方面的兴趣彻底从人类身上转移开来,却依然可以把它升华成为对于神、自然、动物的更高级的兴趣,而不用让他的力比多向内倾注到他的幻想中或者回流到他的自我那里。这种类比一开始就忽视了源于爱欲的兴趣和其他兴趣的区分。让我们进一步回想一下,尽管瑞士学派(Schweizer Schule)的研究自有其值得称道的地方,不过它只对早发性痴呆情形中的两点给出了解释:因健康之人以及神经症患者而被熟知的情结(Komplexe)的存在,以及幻想的形成与民间[147]神话之间的相似性。不过这两点在患病机制方面却没有提供任何线索,因此我们可以拒斥荣格的主张,即力比多理论在[解释]早发性痴呆的形成问题上是失败的,并由此在解释其他神经症方面也走投无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