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恋引论（1914）[1]

Ⅰ

［138］“自恋”这个术语源于临床上的描述，并且在1899年被保罗·奈克（P.Näcke）选中，用来命名这样一种表现：个体以类似于通常对待一个性对象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身体，因此是带着性快感来检视它、触摸它、爱抚它，直到他通过这种举动达到了充分的满足。发展到这种程度，自恋就有了一种性倒错（Perversion）的意味，它占据了当事人的整个性生活，并因此与我们在关于一切性倒错的研究中都预期会遇见的［那些特征］相符。

接下来引起精神分析观察注意的是，可以在许多受到其他紊乱困扰的人身上——例如根据萨德格尔的说法，在同性恋者身上——发现自恋表现的某些特征，并且最终人们很容易猜测，一种被称为“自恋”的力比多分配可以在一个更广的范围内得到考察，并且可以在人类常规的性欲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2]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开展精神分析工作的困难，从这种困难出发得出了相同的猜测，因为神经症患者自恋的表现仿佛给精神分析工作的疗效设置了一道界限。自恋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性倒错，而是［139］对于自保冲动的自我中心主义（Egoismus des Selbsterhaltungstriebes）的力比多补充，而任何生命体都有权被赋予一部分自保冲动。

致力于对一种原初的且正常的自恋进行设想的强烈动机，于是就作为在力比多理论的预设之下来理解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克雷丕林［Kraepelin］）或精神分裂（Schizophrenie，布洛伊勒［Bleuler］）的尝试出现了。我建议将其命名为“妄想痴呆患者”（Paraphreniker）的这类病人，他们展现出了两个基本特征：自大妄想（Größenwahn）以及对于外部世界（人和物）不感兴趣。由于后面这一种变化，他们让精神分析失去了效果，成了我们的努力所无法医治的［病人］。不过，妄想痴呆患者对于外部世界的回避需要一种更精确的说明。癔症患者（Hysteriker）和强迫性神经症患者（Zwangsneurotiker），他们一旦发病也会放弃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精神］分析却表示，当事人绝对没有取消与人和物的爱欲关系。他依然将这种关系牢牢保留在幻想中，也就是说他一方面用他记忆中想象的（imaginäre）对象替代了现实的（realen）对象，或者将它们混为一谈；另一方面他又放弃采取行动来在这些［现实的］对象身上实现其目的。只有针对这种情况，人们用荣格未做区分就加以使用的“内倾”（Introversion）这个表达才合适。妄想痴呆患者则是另一种情况。这类患者似乎真正从外界的人和物上撤回了他的力比多，而没有用他幻想中的其他东西来替代外界的这些东西。如果哪里有这种［进行替代的］情况发生，那么［这种替代］似乎就是继发的（sekundär），并且属于一种治疗的尝试，这种尝试想要把力比多带回到对象上去。[3]

［140］这样就有了一个问题：在精神分裂的情况下，从对象上撤回的力比多的命运如何？这种状态下的自大妄想在此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它肯定是以牺牲对象力比多（Objektlibido）为代价而产生的。从外界撤回的力比多被提供给了自我，于是就产生了我们可称之为“自恋”的一种表现。不过，自大妄想本身并非是新的创造，而是对先前已经存在过的一种状态的夸大和彰显，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由此就让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通过吸纳对象投注（Objektbestzungen）而产生的自恋，它要被理解为继发的，它建立在一种原初的（primären）、由于种种影响而变得晦暗不明的自恋之上。

我要再次申明，我在此无意对精神分裂的问题进行解释或深化，而是要把在别处已经说过的内容汇集起来，以便解释为何要引入“自恋”。

对力比多理论进行这种在我看来是合法的拓展，第三条渠道就是我们对于儿童以及原始民族心理生活的观察和理解。我们在原始民族那里发现了这样一些特征，它们要是单独来看的话可以被算作自大妄想：对于其愿望及其精神活动的一种过度拔高，“思维的全能性”（Allmacht der Gedanken）；对于词语魔力的一种信仰；针对外界的一种技艺即“巫术”（Magie），它似乎是这些热衷于夸大的预设顺理成章的应用。[4]我们预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儿童那里［可以发现］一整套类似的态度，它们的发展在我们看来要模糊得多。[5]我们［141］于是就设想了一种对于自我的原始力比多投注，这种投注后来被转交给了对象，不过总体而言依然保留［在自我中］，而它与对象力比多的关系就好比一个原生动物的（Protoplasmatierchens）身体与其伸出去的伪足（Pseudopodien）之间的关系。在我们从神经症症状出发所做的研究当中，这部分力比多分配最初一定保持隐蔽。只有力比多的这种流出、只有划拨出去并且可以再次回收的对象投注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也大致看到了自我力比多（Ichlibido）与对象力比多之间的一种对立。哪一方消耗得越多，另一方也就越贫瘠。等到对象力比多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在我们看来就是迷恋的状态，我们可以说这是为了对象投注而放弃其自身的人格，而它的对立面则是妄想狂（Paranoiker）关于世界末日的幻想（或自我感知）。[6]最终，我们在精神能量（psychischen Energien）的区分方面得出了以下结论：它们起初在自恋状态中都在一起，并且我们的粗略分析无法将它们区分开来，而直到随着对象投注［的发生］，一种性能量（Sexualenergie）即力比多才得以与自我冲动的一种能量区分开来。

在我更进一步之前，我必须触及两个问题，它们直捣这一主题的要害。其一，我们现在所探讨的自恋，它和我们曾将其描绘为力比多的一种早先状态的自淫（Autoerotismus）之间是什么关系？其二，我们如果将一种原初的力比多投注判给自我，那么到底是否还有必要区分一种性欲力比多和自我冲动的一种非性欲的能量？若是以一种单一的精神能量为基础，不就可以［142］避免区分自我冲动能量与自我力比多、自我力比多与对象力比多的一切困难了吗？对于第一个问题，我要说明的是：有必要假设，像自我这样一个统一体，并非一开始就存在于个体那里。自我必须是发展出来的，自淫的冲动却是原始的。为了形成自恋，必须有某样东西、有一种新的精神活动加诸自淫之上。

要以斩钉截铁的方式来回答第二个问题，这个要求想必在每一位精神分析师那里都会引发明显的不适。只要人们反对为了无谓的理论争执而放弃观察，那么就依然可以尝试给出一番解释。关于一种自我力比多、自我冲动能量等等的设想，肯定既不特别明确，也算不上内容丰富；涉及到相关关系的一套思辨理论首先应当以一个明确界定的概念为基础。但我认为，这才是一套思辨理论与一套建立在经验解释基础上的科学之间的差异。后者并不否认思辨有特权进行一种直截了当的、逻辑上无懈可击的奠基工作，然而思辨却可能满足于那些消失在迷雾中的、几乎难以设想的基本观念（Grundgedanken）。这种科学则希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更加明确地理解这些观念，有时候甚至准备好用其他观念来替代它们。这些观念并非科学的一切所依赖的基础，而观察才是这样的基础。这些观念不是整个结构的最下层，而是最上层，并且可以在［保持整个结构］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替换或者打破它们。我们在我们今天的物理学上再次经历了类似的情况，它关于物质、重心、引力以及类似东西的基本直觉并不比精神分析中相应的东西更少引发人们的疑虑。

［143］自我力比多、对象力比多，这些概念的价值在于它们源自对神经症以及精神病进程内部特征的研究。将力比多划分为一种专属于自我的和一种依附于对象的，这是对于区分性冲动与自我冲动这种最初设想的必然延续。至少对于纯粹的转移神经症（Übertragungsneurosen）（癔症与强迫症）的分析使得这种区分成为必要，并且我只知道，用其他方式来对此进行解释的一切尝试根本上都宣告失败。

考虑到［目前］完全缺少一套具有导向作用的冲动学说，我们就获准或者更确切地说就不得不首先将某种假设贯彻到底，以便对其进行检验，直到它宣告失败或经受住了考验。除了［精神］分析所适用的转移神经症之外，现在还有许多理由支持区分性冲动与自我冲动。我承认这些元素单独来看并非无可置疑，因为可能涉及到尚未分化的精神能量，而这种能量直至凭借对象投注的行动才得以变成力比多。不过，这种概念上的区分首先符合民间非常流行的饥饿与爱的区别。其次，生物学方面的考察也支持做出这一区分。个体实际上承载着一种双重的存在，既作为其自身的目的，也作为链条中的一环——尽管它不愿如此，或者至少是不自觉地如此。它为了自身的目的而掌控着性欲，而另一种观察却表明，它只不过是其种质（Keimplasmä）的附庸，为了一份快乐的报酬而为其效力；它只不过是一种也许是不死物质（unsterblichen Substanz）的有死载体（sterbliche Träger），就像长子只不过是比他更“长寿”的一份遗产暂时的继承人。性冲动与自我冲动的区分只是为了反映出个体的这种双重功能。其三，人们必须［144］回想起来，我们在心理学上的一切权宜之计，有朝一日都应该以器质性的载体为依据。于是有可能是特定的物质或化学过程产生了性欲的效果，并且作为中介让个体生命在族类生命中延续下去。通过以特定的精神力量来替换特定的化学物质，我们将这种可能性纳入到了考虑当中。

尽管我通常致力于让包括生物学在内的所有其他［领域］的思想都与心理学保持距离，但我在这里明确承认，关于得到区分的自我冲动与性冲动的假设，进而至少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我的这套］力比多理论，根本上都得到了生物学方面的支持。如果从精神分析的工作本身当中得出了另一种更好的、有价值的关于冲动的预设，那么我放弃这种假设倒也合情合理。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于是可能［有人会认为］性能量、力比多说到底只是通常在精神中起作用的能量的一种分化产物。不过这种主张无关紧要。它涉及到的东西已经远离了我们所观察的问题，并且我们对其所知甚少，以至于驳斥它和利用它一样都是无谓的。与此相似，这种原始同一性（Uridentität）与我们［精神］分析的关切没什么相干，正如人类的原始血缘关系和遗产机构所要求的继承人资质证明没什么相干一样。我们通过这些思辨得不到任何东西。由于我们无法等到另一门科学来为我们裁定冲动学说，因此尝试［探究］通过对心理现象进行一种整合［145］可以为生物学上的那个根本谜团提供哪种线索，［这种做法］就更为可取。让我们相信自己有犯错的可能，但也别妨碍自己将之前提到的关于自我冲动与性冲动这样一个对子的假设贯彻到底，无论它是否可以不带矛盾且富有成效地展开，也无论它是否可以运用到例如精神分裂症这样的其他疾病上。

假如有证据表明力比多理论在解释上述最后一种疾病方面失败了，那么情况自然另当别论。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就提出了这种主张[7]，并且让我由此不得不摊出底牌，而我本来想要避免这样。我本来倾向于把分析施瑞伯（Schreber）个案的路子走到底，并且不去谈论它的预设。荣格的主张至少属于一种“早熟”，他的理据薄弱。他首先引用我本人的证词，亦即我在面对分析施瑞伯的困难时，发现不得不拓宽“力比多”这个概念，也就是放弃其性的内容，让力比多与精神兴趣（psychischem Interesse）完全重合。费伦奇（Ferenczi）已经在对荣格工作的一次彻底批判中对这种错误解释进行了纠正。[8]我只能同意这位批判者并且重复［他的观点］，即我并未许诺过要这样放弃力比多理论。荣格的另一个观点［也］是不可接受的，即正常的现实功能的丧失有可能仅仅只是力比多撤回所导致的。这不是一个论证，而是一种独断，它把结论先搬了出来而回避了讨论，因为恰恰［146］应当对此是否可能且何以可能加以探讨。在他接下来的一部大作[9]中，荣格对我长期向他暗示的解决方案只是一笔带过：“不过下面这点现在还需要加以考虑——此外弗洛伊德在他关于施瑞伯个案的工作中提到过这一点——即性欲力比多的内倾导致了对‘自我’的一种投注，现实［功能］丧失的效果也是通过类似的方式产生的。以这种方式来解释现实［功能］丧失的心理学，这实际上是一种具有诱惑的可能性”。不过荣格并没有在这种可能性方面走太远。没过多久之后他就抛弃了它，并且表示这种条件“或许可以导致一位苦行隐士的心理，但不会导致一种早发性痴呆”。无论这种不当的类比［对于促成我们］做出决断［的可能性］有多么微乎其微，它都要告诉［人们］：这样一位隐士“努力根除性欲（不过是在‘性欲’一词的大众意义上）方面兴趣的一切痕迹”，甚至可以从来都不用展现出一种致病性的力比多分配。他想要把他性欲方面的兴趣彻底从人类身上转移开来，却依然可以把它升华成为对于神、自然、动物的更高级的兴趣，而不用让他的力比多向内倾注到他的幻想中或者回流到他的自我那里。这种类比一开始就忽视了源于爱欲的兴趣和其他兴趣的区分。让我们进一步回想一下，尽管瑞士学派（Schweizer Schule）的研究自有其值得称道的地方，不过它只对早发性痴呆情形中的两点给出了解释：因健康之人以及神经症患者而被熟知的情结（Komplexe）的存在，以及幻想的形成与民间［147］神话之间的相似性。不过这两点在患病机制方面却没有提供任何线索，因此我们可以拒斥荣格的主张，即力比多理论在［解释］早发性痴呆的形成问题上是失败的，并由此在解释其他神经症方面也走投无路。

Ⅱ

［148］在我看来，某些特定的困难妨碍了对自恋进行一种直接的研究。我们通往自恋的主要渠道仍旧是对于妄想痴呆的分析。正如转移神经症让我们得以追踪力比多的冲动活动，早发性痴呆与妄想狂也让我们在自我心理学（Ichpsychologie）方面有所洞见。我们必须再次从病理性的扭曲和粗糙化（Vergröberungen）出发来猜测看似简单的正常情况。毕竟我们还有其他一些途径可以认识自恋，我现在把它们按顺序罗列出来：对于器质性疾病的观察，疑病症（Hypochondrie）以及两性的爱情生活。

我关于器质性疾病对力比多分布影响的考察，受到了桑多尔·费伦奇的一次口头上的启发。众所周知并且在我们看来不言而喻的是，受到器质性的痛苦以及不适感折磨的人放弃了对于外界事物的兴趣，而这些事物总体上与他的病痛并不相干。更加细致的观察告诉我们，他也从他爱的对象那里撤回了他的力比多兴趣。只要他还承受着痛苦，他就停止爱它。这一事实的平庸无奇却不妨碍我们用力比多理论的表达方式来转述它。于是我们会说：病人将其力比多投注收回到了他的自我那里，以便在康复之后再次向外投注。［149］饱受牙痛之苦的诗人威廉·布施（W.Busch）说：“灵魂只停留在牙齿的窄缝里”。力比多与自我兴趣在这方面有着相同的命运，它们再次难分彼此。病人出了名的自我中心主义（Egoismus）涵盖了二者。我们发现这种自我中心主义是如此地不言而喻，因为我们确信自己在同样的情况下也会这么做。由于身体方面的紊乱而受到惊吓的人突然用彻底的冷漠取代了爱的决心，喜剧中对此有相应的演绎。

与疾病相似，睡眠状态也意味着力比多的定位自恋性地撤回到了当事人自己那里，更准确地说是撤回到了要睡觉的愿望上。梦的自我中心主义很符合这种关系。即便不计其余，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也都看到了力比多的分布由于自我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例子。

与器质性疾病一样，疑病症也表现出了痛苦和疼痛的身体感受，并且在对力比多分布的影响方面也与前者一致。疑病症患者将兴趣以及力比多——尤其是后者——从外界的对象那里收回，并且将二者都集中在他所关心的器官上。疑病症与器质性疾病的一大不同现在就凸显了出来：在后者那里，痛苦的感受是以可被证实的变化为基础的，在前者那里则不然。不过，如果我们决定说疑病症必然有它的道理，它并不缺少器官的变化，那么这也完全符合我们理解神经症过程的一般性框架。这种变化存在于哪个方面？

我们在此要让自己听从下面这种经验：与疑病症患者那里相似的不快乐的身体感受，这些感受在其他神经症那里也不少见。我［150］曾经一度公开表达过这样一种倾向，即要将疑病症列为神经衰弱（Neurasthenie）以及焦虑性神经症（Angstneurose）之外的第三种现实神经症（Aktualneurose）。如果人们说在其他神经症那里一般同时也会形成一部分疑病症，那么这个说法也不算离谱。这点在焦虑性神经症以及在其之上建立起来的癔症那里看得最清楚。现在，任何发生了改变却又在通常意义上并未患病的器官，这种器官的模型就是处于兴奋状态的生殖器。于是它是充血的、肿胀的、湿润的，并且是多种感觉的所在之处。我们把一个身体部位将性兴奋的刺激注入心理生活的能力称为其“爱欲引发性”（Erogeneität），而考虑到关于性欲理论的思考长期以来已经让我们习惯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某些其他的身体部位——爱欲引发区（erogenen Zonen）[10]—可以代表生殖器并且像它那样运作，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要再敢于向前迈出一步就够了。我们可以确定爱欲引发性是在所有器官上都可以看到的普遍属性，于是就可以谈论它在某一特定身体部位的增强或减弱。器官爱欲引发性的每一种变化，都可以引发自我当中力比多投注的相应变化。在这些元素当中，我们要去寻找疑病症的基础，以及在力比多的分布方面是什么可以具有器官的物理病症［所产生］的那种效果。

我们注意到，如果我们继续推进这一思路，我们就不仅会遇到疑病症的问题，而且会遇到其他现实神经症——神经衰弱与焦虑性神经症——的问题。因此我们想在这个地方停下。大举侵入生理学研究的领域并非一项纯粹心理学研究的意图所在。只提示一点：［151］从这里可以推断疑病症与妄想痴呆的关系类似于其他现实神经症与癔症以及强迫性神经症的关系，前两者依赖于自我力比多，正如其他几项依赖于对象力比多一样。出于自我力比多的疑病症焦虑可谓神经症焦虑的对应项。更进一步：如果我们已经熟练地将转移神经症的发病机制与症状形成机制——从内倾发展至倒退（Regression）——和对象力比多的一种滞留（Stauung）联系在了一起，那么我们也会倾向于设想自我力比多的一种滞留，并将其与疑病症以及妄想痴呆的现象联系起来。

我们的求知欲自然会在这里提出问题：自我当中的这样一种力比多滞留为什么必然会被感受为令人不快的？我将满足于给出下面这种回答：不快根本上是高度张力的表达，因此是物理事件的一种量（Quantität），它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都在精神当中转化成了不快乐的量。［尽管如此，］对于不快乐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毕竟不是物理进程的绝对数量级，而更多是这种绝对数量级的某种特定功能。人们在这里甚至可以大胆质问：心理生活超出自恋的界限而将力比多投注给对象的必要性究竟何在？顺着我们的思路给出的回答将会再次表示：这种必要性就出现在力比多对自我的投注超出一定限度的时候。一种较强的自我中心主义可以保护自己免于患病，但人们最终为了不生病必须开始去爱。人们若是由于受挫而［152］无法去爱，那么就必定会生病。这似乎符合海因里希·海涅为创世的精神起源所设想的原型：

整个创造的动力，

疾病无疑是它最后的原因，

通过创造我可以痊愈，

通过创造我会变得健康。

我们在心理装置（seelischen Apparat）当中首先见识了一种掌控兴奋的方式，否则这些兴奋就会被感受为令人痛苦的，或者会变成实际上具有致病性的。精神加工大大促进了下面这类兴奋的内部传导，对于这些兴奋无法直接进行外部的卸载（Abfuhr），或者这种卸载目前并不可取。至于这样一种内部加工是要落实到现实的对象上还是想象的对象上，［心理装置］起初却漠不关心。只是到后来才显示出了差异，转向不现实对象（内倾）的力比多导致了一种力比多滞留。对于撤回到自我当中的力比多进行一种类似的内部加工，就使得妄想痴呆那里的自大妄想成为可能。有可能只是在受挫之后，自我当中的力比多滞留才成了致病性的，并且开启了给我们造成患病印象的［自发］治疗进程。

在这个地方，我想试着在妄想痴呆的机制方面更进一步，并且把在我看来如今已相当可观的见解都罗列出来。我认为这种疾病与转移神经症的区别就在于下面这种情况，即由于受挫而变得自由的力比多并没有留在幻想中的对象上，而是撤回到了自我。自大妄想于是就相当于对这部分力比多的精神解决（psychischen Bewältigung），因此就相当于转移神经症向内倾注于形成幻想［的过程］。与这种精神机能的失灵相对应的是妄想痴呆的疑病症，它［153］与转移神经症的焦虑是对等的。我们知道，这种焦虑通过进一步的精神加工——也就是通过（躯体性）转换（Konversion）、形成反作用（Reaktionsbildung）、形成保护（Schutzbildung）（恐惧症）——是可以解决的。在妄想痴呆那里采取的是尝试性的修复（Restitutionsversuch）这种处理，对此我们要感谢那些引人注目的“患病现象”。由于妄想痴呆往往——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只会造成力比多与对象的部分脱离，因此在其形态方面就要区分三组现象：1）遗留下来的常态现象或神经症现象（剩余现象）；2）疾病进程（力比多与对象脱离，进而是自大妄想，疑病症，情绪紊乱，种种倒退）的现象；3）修复现象，而这种修复按照一种癔症的模式（［其结果是］早发性痴呆，真正的妄想痴呆）或一种强迫性神经症的模式（［其结果是］妄想狂）把力比多和对象重新连在了一起。这种新的力比多投注发生的水平和条件都不同于初始投注。在这种新的投注下创造出来的转移神经症，它们与正常自我的相应形成物之间的差异可以促使我们在心理装置的结构方面得出最深入的洞见。

人类的爱情生活在男人和女人那里的各种差异，让我们有了研究自恋的第三条途径。正如对象力比多起初遮蔽了我们对于自我力比多的观察那样，与此类似，在儿童（以及青少年）的对象选择方面，我们首先也注意到儿童的性对象源于其满足的经历。最初自淫式的性满足与生命所必须的、服务于自我保存的功能有关。性冲动起初以自我冲动的满足为依托，只是到了后来才独立于后者。不过，这种依托（Anlehnung）还体现在喂养、［154］照顾和保护孩子的人变成了最初的性对象，一开始也就是母亲及其替代者。除了人们可称之为“依恋型”（Anlehnungstypus）的这种对象选择的类型和来源之外，［精神］分析研究还见识了第二种类型，这是我们所始料未及的。我们发现有些人不是以母亲而是以自己为原型来选择其后来爱的对象，这在其力比多发展经历过一种紊乱的人——例如性倒错者和同性恋者——那里尤为明显。他们显然把自己作为爱的对象来寻找，展示了要被称为“自恋式的”对象选择类型。在这种观察中可以发现我们必须设想自恋［存在］的最强烈的动机。

我们现在并没有下结论说人类视其对象选择是依恋型还是自恋型便分裂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群体，而是宁愿设想每个人都有两条途径来选择对象，其中一条或另一条更受到青睐。我们说人有两个原始的性对象——他自己以及照顾他的女人——并因此而预设了每个人的原初自恋（primären Narzißmus），而这种原初自恋有可能在他的对象选择方面表现出主导性的作用。

男人和女人在对象选择方面的比较体现出了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即便肯定不是成规律的，但也是基本的。整个依恋型的对象爱（Objektliebe）其实刻画了男人的特征。这种对象爱展现了对于性方面显著的过度拔高，这种过度拔高肯定源于童年期最初的自恋，并由此对应于从这种自恋到性对象的一种转移（Übertragung）。这种对性方面的过度拔高让迷恋的状态得以产生，而这种迷恋状态让人想到神经症式的强迫，后者要追溯到［155］自我为了对象而在力比多方面变得贫瘠。女人大多数的、或许是最纯粹也最真实的［对象选择］类型的发展轨迹则与此不同。在这方面，似乎随着青春期的发育，在此之前一直都处于潜伏状态的女性性器官发育成型，原始的自恋得以增强，而这不利于形成一种常规性的、对性方面过度拔高的对象爱。尤其是在往美的方向发展的情况下，女人产生了自我满足的心态，这就弥补了女人在自由选择对象方面所受到的社会限制。严格来说，这些女人只爱她们自己，而她们爱自己的强烈程度与男人爱她们的强烈程度相当。她们也不需要［主动］去爱，而是需要被爱，并且她们会让满足这一条件的男人称心如意。这种类型的女人对于人类爱情生活的重要性值得高度重视。这些女人向男人释放的极大魅力不仅源于审美方面——因为她们通常是最美的——而且源于有趣的心理情丛（psychologischcr Konstellationen）。显而易见的是，一个人的自恋对于彻底放弃其自恋并追求对象爱的其他人而言展现出了巨大的吸引力。儿童的魅力有一大部分就基于其自恋、其自我满足性及其封闭性，正如表现得对我们漠不关心的某些动物——例如猫和大型捕食动物——的魅力一样，甚至文学作品中的大罪犯和幽默家也凭借自恋式的坚持——他们知道带着这种坚持来拒斥一切有损于其自我的东西——而让我们不得不对其感兴趣。仿佛我们嫉妒他们能够保持一种幸福的精神状态，一种坚定不移的力比多立场（Libidoposition），而我们自己从某个时候开始就放弃了这些。女人自恋的巨大魅力却［156］不缺少反面：大部分被爱的男人的不满，对于女人的爱的怀疑，对于女人本性之谜的抱怨，都可以在对象选择类型之间的这种不一致上找到其根源。

在对女性的爱情生活进行描述的过程中，确定我们绝无诽谤女性的倾向，这一点也许并非多余。除此之外，我也知道我们绝无下面这类倾向，即［认为］按照不同方向［发展］的这些形态对应于处在一种高度复杂的生物学关系中的功能分化。我打算进一步承认，有好些女人——具体比例不确定——是按照男人的类型去爱的，并且也展现出了属于该类型的对性方面的过度拔高。

即便对于自恋的并且对男人表现冷漠的女人而言，也有另一条途径通往满满的对象爱。在她们所生育的孩子身上，她们遇见了作为一个异己对象的自身的一部分，她们现在可以从自恋出发而将所有的对象爱都给予孩子。还有另外一些女人，她们不需要等待孩子［到来］就能在发展过程中迈出从（继发）自恋［（sekundären）Narzißmus］到对象爱的那一步。她们在青春期之前曾经觉得自己是男性，并且［自身］有一部分得到了高度男性化的发展。在这种趋势被女性［生理］成熟的出现打断之后，她们依然有能力向往一种男性的理想，这其实是男孩气质（knabenhaften Wesens）的延续，而她们自己就曾一度是假小子。

这些勾勒式的评论最终可以得出关于对象选择途径的一个简要概览：

1）自恋型的人爱：

a）自己所是的［那种人］（他自己）

b）自己曾是的［那种人］

c）自己想是的［那种人］

d）曾是自身一部分的那种人

［157］

2）依恋型的人爱：

a）喂养他的女人

b）保护他的男人

以及从他们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替代者。

第一种类型中的c）情况只有通过后续说明才能得到合理解释。

自恋式对象选择对于同性恋的意谓则要留在其他关系中来考察。

我们关于孩子原初自恋的假设包含我们力比多理论的一条预设，而要证实这种假设，通过直接观察不如通过从其他地方倒推来得容易。只要将父母对于孩子的温情态度看在眼里，人们就必然会认为它是父母本人长期以来所放弃的自恋的复苏和复制。在对象选择方面，我们已将其作为自恋的痕迹而加以考察的“过度拔高”这一特征，众所周知是它主导着这种情感关系。于是就存在这样一种强迫，要把一切完美都归于孩子——冷静的考察却找不到任何这么做的理由——并且要掩饰并忘记他所有的缺陷，由此也要否认儿童性欲。可是还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在孩子面前，人们迫使其自恋去低头承认的所有习得的文化知识都要被束之高阁，并且要重新［向孩子］许诺人们自己长期以来所放弃的特权。孩子应该比他的父母过得更好，他应该不用服从主宰着生活的那些必然性。疾病、死亡、放弃享受、个人意志受到限制，这些都不适用于孩子，自然和社会的法则都在他面前止步，他应该重新成为创世的焦点与核心。“他的宝贝陛下”（His Majesty the Baby），正如人们［158］一度认为自己所是的那样。他应该实现父母未能实现的梦想—愿望，［男孩要］替父亲成为一位伟人和英雄，［女孩要］嫁给一位王子来为母亲做迟到的补偿。自恋系统最难对付的地方，［就在于］被现实强行压制的让自我不朽（Unsterblichkeit des Ichs）［愿望］，它在孩子的庇护下找到了安身之处。感人至深的、根本上［却］是如此幼稚的父母之爱无异于父母重生的自恋，它在转化为对象爱的过程中明白无误地展现了其从前的本质。

Ⅲ

［159］哪些紊乱打断了儿童的原始自恋，他又是通过哪些反应来抵御这些紊乱的，还有他因此被迫走上了怎样的道路，我想把这些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的内容搁置起来，留待今后来完成。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人们将其作为“阉割情结”［男孩那里的阴茎焦虑（Penisangst），女孩那里的阴茎嫉妒］而予以强调，并且将其放在与早期性威胁（Sexualeinschüchterung）的关系中来处理。当力比多冲动脱离自我冲动并与之形成对立时，让我们得以追踪力比多冲动命运［轨迹］的精神分析研究，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一领域对一段时期和一种精神情境进行倒推。而在这一时期和和这一情境中，两种冲动还一同处在一种尚未分离的混合状态，作为自恋兴趣（narzißtische Interessen）而出现。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从这种关系出发创造出了他的“男性抗议”［概念］，并且他很快就将其提升为形成性格以及形成神经症唯一的冲动力量，同时他却并未将其建立在自恋性质的、因而始终还是力比多性质的趋势之上，而是将其建立在一种社会评价之上。从精神分析研究的立场出发，“男性抗议”的存在与意谓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承认，不过其自恋的性质以及源于阉割情结这一点，却对阿德勒提出了反对。它属于性格形成［的一个环节］，在性格的形成过程中与其他许多元素并肩而行，然而［160］却完全不适用于解释神经症问题。关于神经症问题，阿德勒除了注意到男性抗议是如何为自我兴趣服务的这一点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注意到。无论男人的阉割情结在抵制神经症治疗的因素当中表现得多么强而有力，我都认为以阉割情结这个狭隘的基础作为神经症的源头是完全不可行的。我最终还见识过这样一些神经症案例，“男性抗议”或者我们意义上的阉割情结在其中并未发挥任何致病性的作用，甚至根本没有显露出来。

对于正常成年人的观察显示：其过去的自大妄想受到削弱，我们借以重构其幼年自恋的精神特征也变得模糊。他的自我力比多变成了什么？我们是否应当假设它被全额用于对象投注了呢？这种可能性显然有悖于我们整个探讨的思路。不过我们倒是可以从压抑的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Verdrängung）那里获得回答另一个问题的线索。

我们了解到，当力比多冲动的活动与个体在文化以及伦理方面的观念（Vorstellungen）陷入冲突时，这些活动就会遭受到致病性压抑的命运。这绝不是说当事人对于这些观念的存在有一种完全是理智上的认识，而是说他始终承认它们对他而言具有规范作用，并且自己服从于出自这些观念的要求。我们说过，压抑出于自我。我们可以再加以明确：［压抑］出于自我的自尊（Selbstachtung）。同样的印象、经历、冲动（Impulse）、愿望活动，一个人可能会让自己沉湎于其中，或者至少对其进行有意识的处理，它们却会被其他人恼羞成怒地加以拒斥，甚至在被意识到之前就已经被扼杀了。二者之间的区别蕴含着压抑的条件，这种区别很容易用一种［161］可以通过力比多理论来加以把握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可以说，一方在自己［内心］当中树立起了一种理想（Ideal），用它来衡量他当前的自我，而另一方却没有这种理想。从自我这一边来看，形成理想（Idealbildung）是压抑的前提。

实际的自我（wirkliche Ich）在儿时所享受的自爱（Selbst Liebe），现在适用于这种理想自我（Idealich）。自恋似乎转移到了这个新的、理想的自我上，后者与幼年的自我一样拥有一切宝贵的完美。正如在力比多的领域每每发生的那样，人类无法证明自己想要放弃一度享受过的满足。他不想失去他儿时自恋的完美，而由于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告诫的影响并且唤醒了自己的判断，当他无法紧紧把握住这种完美时，他就试图以自我理想（Ichideal）这样一种新的形式来重新获得它。他作为理想投射到自己面前的，正是对其童年所失去的自恋的替代，而他在童年时期曾经就是他自己的理想。

可想而知，这种理想形成（Idealbildung）与升华（Sublimierung）之间的关系有待研究。升华是涉及对象力比多的一套程序，并且它就在于让冲动投入到其他的、远离性满足的目的中去，这里的重点就在于对于性（Sexuellen）的偏离。理想化（Idealisierung）是和对象有关的过程，对象借此而能够在不改变其性质的情况下，在精神上被放大和提升。理想化既可用于自我力比多的领域，也可用于对象力比多的领域。例如在性方面对于对象的过度拔高就是对于该对象的一种理想化。就升华所描述的东西与冲动有关而言，理想化则与对象有关，二者在概念上要加以区分。

自我理想的形成经常会与冲动的升华混为一谈，这妨害了我们的理解。［162］就算谁用他的自恋换来了对于一种崇高自我理想的敬仰，那他也不必非得为此成功地升华他的力比多冲动。自我理想尽管需要这种升华，它却无法强求。升华始终是一套特殊的程序，它可能由理想所推动，但其贯彻实施却始终完全独立于这种推动。人们恰恰在神经症患者那里发现，自我理想的形成与其原始力比多冲动升华的程度，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极具张力的差异性。并且，一般而言，说服理想主义者［改变］对其力比多的不当定位，要比说服一个简单的、在其诉求方面容易满足的人难得多。理想形成与升华在引发神经症方面的关系也是各种各样。正如我们所听说过的那样，形成理想强化了自我的要求，并且最有力地促成了压抑；升华所描绘的则是这样一条出路：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它可以不带压抑地进行。

确保从自我理想出发对自恋式的满足进行监视，而且为了这个目的不断对当前的自我进行观察并用理想来衡量它——如果我们发现了履行上述这项任务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机制，那么也不必惊讶。如果存在这样一种机制，那么我们肯定无法揭示它，我们只能辨认它，并且可以说我们称为“良知”（Gewissen）的东西符合这一特征。承认这种机制使我们得以理解所谓的“注意妄想”（Beachtungswahn），或更确切地说是“监视妄想”（Beobachtungswahn），它在妄想狂类疾病的症状学中非常清晰地凸显了出来，也有可能作为一种单独的疾病出现，或是散见于一种转移神经症中。病人们抱怨人们［163］知道他们所有的想法，他们的行为被监视和监控了，他们由于下面这些声音而了解到了这种机制的支配，这些声音的特征是以第三人称对他说：“他现在又在想那事儿；他现在走开了”。这种抱怨是有道理的，它描述了真相。监视着、感受着、批判着我们一切意图的这样一种力量确实存在，也就是说它存在于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中。监视妄想以一种倒退的形式展现了它，由此揭示了它的起源以及病人为何要反抗它的原因。

自我理想——良知被指定为它的守护者——的形成，其动因源于以声音为媒介的父母的批评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父母之后又加上了教育者、教师以及周围环境里的其他所有人（同胞，公众观点），而这个群体的数量难以估计。

有一大部分本质上是同性恋性质的力比多（homosexueller Libido）被吸引过来［用于］形成自恋性的自我理想，并且这些力比多在对这种自我理想的维系当中得到了疏导和满足。良知这个机构在根本上是一个化身，起初是来自父母的批判的化身，后来是来自社会的批判的化身；它是这样一种过程，它在压抑倾向的产生方面重复着一种最初是外来的禁令或阻碍。这类疾病让这些声音和［声音背后的］一群镇定自若的人呈现了出来，由此以倒退的方式重现了良知的发展史。对于审查机制（zensorische Instanz）的反抗，乃是由于符合这类疾病基本特征的人想要摆脱始于父母的所有这些影响，于是就将同性恋力比多从它们那里撤了回来。他的良知于是就以倒退的形式作为带有敌意的外部冲击与他迎面相撞。

［164］妄想狂的抱怨也显示，良知的自我批判在根本上与作为其基础的自我监视相一致。继承了良知功能的同一种精神活动，于是也服务于内心的探索，它为哲学的思维操作提供了材料。这与推动妄想狂形成思辨体系这一突出特征或许也不无关系。[11]

倘若我们还可以在其他领域认出这种批判性的监视机制的活动——它被升格为良知以及哲学内省——那么这对于我们而言显然就具有重大意义。我将赫伯特·西尔贝雷（H.Silberer）描述为“功能现象”（funktionclle Phänomen）的东西拿来作为［我］关于梦的学说的一点小小补充，而这套梦的学说的价值是无可否认的。众所周知，西尔贝雷表示人们在睡与醒之间可以直接观察到思维转换成视觉图像［的过程］，不过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显示出来的不是思维内容，而是与睡眠作斗争的人所处的状态（活跃、疲劳等等）。他同样表示，很多梦的结束以及梦境内容的中断都不外乎意味着［当事人］对于睡与醒的自我知觉。他于是证明了梦的形成过程当中有一部分自我监视——这是在妄想狂的监视妄想的意义上。这个部分较为不固定，我很可能因此而忽略了它，因为它在我本人的梦中并未扮演任何重要角色。也许他在富有哲学天赋的、习惯内省的人那里会表现得非常明显。

［165］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发现梦的形成处于一种审查（Zensur）的控制之下，这种审查迫使梦思（Traumgedanken）不得不扭曲变形。我们并未在“审查”这个表述之下预设任何特殊力量，却选择用它来描述起压抑作用的趋势——它对自我具有支配作用——对梦思感兴趣的那方面。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到自我的结构当中，那么在自我理想以及良知的动力性表达方面也会见识到对梦的审查。如果这种审查即便在睡眠期间也保持着少许警觉，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人们］设想这种审查所进行的活动——即自我监视与自我批判——何以凭借诸如“他现在太困了以至于无法思考”、“他现在醒着”这些内容而对梦的内容做出贡献。[12]

从这点出发，我们可以试着探讨正常人与神经症患者的自信（Selbstgefühl）。

自信在我们看来首先是自我大小（Ichgröße）的体现，而自我大小的合成法则（Zusammengesetztheit）并没有进一步地得到考察。人们所占有和得到的一切，任何得到经验证实的原始全能感的剩余，都有助于增强自信。

既然我们引入了性冲动与自我冲动的区分，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自信对自恋力比多（narzißtischen Libido）存在一种特别密切的依赖关系。在这点上，我们以下面这两条基本事实为依据：自信在妄想痴呆那里增强，在转移神经症那里减弱；在爱情生活中，没有成为被爱者的人自信受损，成为被爱者的人自信提升。我们已经说明，自恋式对象选择的目的和满足就在于成为被爱者。

［166］更容易观察到的是，对于对象的力比多投注并没有提升自信。对于所爱对象的依赖性会起消极的作用：坠入爱河的人是谦卑的。［主动］去爱的人失去了他的一部分所谓的自恋，并且只有通过成为被爱的人才能对此进行补偿。在所有这些关系当中，自信似乎始终都与爱情生活中自恋性的那部分有关。

觉察到自己由于心理或身体方面的紊乱所导致的“爱无能”（Unvermögens zu lieben），这一点会对自信产生高度的负面影响。照我的判断，转移神经症患者非常愿意公开承认的自卑感（Minderwertigkeitsgefühle），它的来源之一就要在这里寻找。不过，这种感觉的主要来源是自我枯竭，这是由于自我被剥夺了非常大量的力比多投注所致，也就是说不再服从管控的性趋势（Sexualstrebungen）导致自我受到了伤害。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认为对于自身器官的自卑感激励着［人们走向］一种有能力的心理生活，并且以过度补偿（Überkompensation）的方式实现了能力方面的提升，在这点上他是有道理的。不过，假如人们按照他的步骤，将一切优秀的技能都追溯到原始的器官自卑［感］这个前提上，那么就完全是在夸大其词。并非所有的画家都曾经蒙受过视觉方面的缺陷，并非所有的演说家最初都曾经是口吃的人。也有很多卓越的技能是以器官方面的优秀资质为基础的。对于神经症的病原学而言，器官方面的自卑和发育障碍只起到了一种很小的作用，正如当前的知觉材料之于梦的形成一样。和其他一切可用的元素一样，神经症［只是］将此作为借口。人们愿意让一位女性神经症患者相信：［167］她注定会患上［这种］疾病，因为她并不美丽、丑陋畸形、缺乏魅力，所以不会有人爱她。下一位神经症患者可能会教给人们更多东西：她持续处在神经症以及对性欲的拒斥当中，尽管她显得比一般的女性更值得欲望也［确实］更多地被欲望。大多数患有癔症的女性都属于有吸引力的女性，甚至是女性当中美貌的代表；另一方面，在我们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那里，丑陋、器官发育障碍以及身体缺陷的叠加效应也没有增加她们患上神经症的平均概率。

自信与爱欲（力比多性质的对象投注）之间的关系能够通过下面这种方式得到形式化的表述：人们要区分两种情况，爱的投注是符合自我的（ichgerecht），还是相反经历了一种压抑。在第一种情况下（力比多符合自我的运用），爱与自我的其他任何活动一样受到了评估。就其自身而言，爱作为渴望和缺乏有损于自信；成为被爱的、得到爱的回报、占有被爱的对象则重新建立起了自信。当力比多被压抑时，爱的投注会被感受为自我的极大萎缩，［此时］不可能有爱的满足，自我只有从对象那里撤回力比多才有可能再次充盈。对象力比多回流到自我，它转化为自恋，这似乎展示了一种幸福的爱；而另一方面，一种真正幸福的爱则对应于对象力比多与自我力比多尚未彼此区分的原始状态。

［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和不明晰性，现在可以允许我用其他一些排列较为松散的话来进行补充说明。

自我的发展在于远离原初的自恋，并且产生出［168］想要再度赢回这种自恋的强烈趋势。实现这种远离，凭借的是将力比多转移到外部所强加的一个自我理想之上，通过实现这种理想来获得满足。

与此同时，自我释放出力比多性质的对象投注。它为了这种投注也为了自我理想的投注而变得贫瘠，通过对象的满足以及理想的实现而再度充盈。

自信有一部分是原初的，是童年自恋的剩余，另一部分来自得到经验证实的全能感（实现自我理想），第三部分则来自对象力比多的满足。

通过其审查而拒绝在对象上满足一部分无法兼容的力比多，自我理想收紧了在对象上获得力比多满足的条件。在这样一种理想没有发展出来的地方，相关的性趋势就作为性倒错出现在了人格当中。在性趋势方面再度成为他自己的理想，就像在儿时那样，这就是人们想要获得的幸福。

迷恋［的本质］就在于自我力比多感染了对象。它有能力取消压抑并重建性倒错。它将性对象提升为性理想（Sexualideal）。由于它在对象类型或依恋类型方面以满足幼儿式的爱的条件为基础，因此人们可以说：什么满足了这种爱的条件，什么就会被理想化。

性理想与自我理想可以处在一种有趣的促进关系当中。在自恋的满足遇到现实阻碍的地方，性理想可被用作替代满足。按照自恋式对象选择的类型，人们爱的是自己曾经所是的和已经失去的［样子］，或者是拥有人们压根就从未拥有过的那些优点的［人］（请参照上述c情形）。与上一段［最后那句话］类似的表达式是：什么［169］拥有自我要成为理想所缺乏的优点，什么就会被爱。神经症患者因其自我当中泛滥着对象投注而枯竭，并且无法实现其自我理想，［因此］这种权宜之计对他而言意义非凡。通过按照自恋的类型选择一个性理想，于是他就试图从他在对象身上挥霍的力比多那里寻找返回自恋的道路。这就是通过爱来治疗，它通常优先于［精神］分析治疗。的确，他不相信其他治疗的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把同样的期待带到治疗当中，并且将其对准治疗他的医生本人。病人因其膨胀的压抑而产生的“爱无能”（Liebesun fähigkeit）当然会妨碍这种治疗计划。如果人们通过治疗帮助病人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人们往往就会经历下面这种并非［自己］有意安排的结局：病人现在为了进行一次爱的选择退出了进一步的治疗，而将进一步的建设留给了与所爱的人共同生活。人们可以满足于这样的结局，只要这不会带来对这位“救难者”（Nothelfer）产生任何具有压迫性的依赖的危险。

从自我理想出发，有一条重要途径通往对于群体心理学的理解。这种理想除了其个体性的部分之外，还有一个社会性的部分，它也是一个家族、一个阶层、一个民族的理想。除了自恋力比多之外，它还绑定了一个人的很大一部分同性恋力比多，后者通过这种方式返回到了自我当中。未能满足这种理想所产生的不满，使得同性恋力比多变得自由，它转化成了罪恶感（Schuldbewußtsein）（社会性焦虑［soziale Angst］）。罪恶感起初是对于来自父母的惩罚的焦虑，更确切地说，是对于失去他们的爱的焦虑。一群数量不确定的［170］同伴后来取代了父母。引发妄想狂的原因通常是［当事人的］自我患了病，是在自我理想的领域未能获得满足，这点于是就变得更容易理解。同样变得更容易理解的，还有在自我理想中形成理想与升华的同时发生，在妄想痴呆症那里升华的退化以及可能对理想进行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