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福建诸港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福建诸港

一　福州港⁽¹⁶³⁾

（一）福州港的重要地位

许多港市的发展与国家权力中心有着密切的关系。大的港市一般是州、郡的治所，有的甚至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这种港市的发展特征与国家政策的效能有着相当大的关联。朝廷的政策在空间上往往有差异，或专门涉及某些区域。在任何情况下，政策的实施都因区域而异，而且，在某一区域内，政策的效能也从核心区到边缘地带而渐次减弱。因而，作为政治中心的港市，其受政策倾向性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一般而言，政治中心型港市随着国家对待海洋经济、海洋社会以及海外政治关系的政策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兴衰变化。在这方面，福州港作为福建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它在传统国家中的官方海洋事业上始终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使得福州港市与国家政治经济政策运作发生着过于密切的联系，福州港市的功能运作与国家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相关性。

福州为闽海最早开发之所，自汉以来一直为全区政治中心所在，具有相应的文化及经济水平，加上沿闽江北上入浙或入赣的水陆交通线，至唐代已大体完成，沿线城市日增，因而最早发展成为闽东南最为重要的港市。在唐代即成为中国四大贸易港市之一。

我们发现，在闽东南诸港市之中，福州港的政治属性向来十分突出，其历史之悠久，其余诸港无出其右者。《后汉书》卷三三《郑弘》传云：

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险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¹⁶⁴⁾

当时闽江口附近之东冶（即今福州），为海上交通中心，旧交趾七郡的贡献，概由此地转运。

唐代，福州仍是各国来朝入贡之市。《文苑英华》有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该诗所描写的是8世纪福州的景况。诗云：

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

云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

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

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¹⁶⁵⁾

海外蕃夷以珠玉为朝贡的贡品入朝，是盛唐时常见的现象，外使入贡常在福州登岸。

明成化前后，福州成为琉球入明贡易的港口，特别是福建市舶司从泉州移置福州后，更使福州与琉球的贸易往来出现了新的高潮。自明成化元年至嘉靖末年（1465—1566年）这100年中，琉球入明朝贡抵福州港就达78次，仅此数目就足使福州港跃居各港之首，成为这一时期最有活力的港口。⁽¹⁶⁶⁾中琉贸易提高了福州港在明清时期闽东南港市活动中的地位，无疑也促进了福州港的繁荣。⁽¹⁶⁷⁾

入清，福州港市在清廷开放海禁和厦门设关开埠之后，主要是与国内沿海各港之间互通往来，而与国外直接的航海贸易则较少。唯清廷指定厦门为通洋正口时，福州对琉球国的通商，仍沿袭明代“朝贡贸易”制度，准许一年一贡，贡船直接进出福州港。清廷还使用明代在福州河口地方所设的“柔远驿”，作为接待琉球贡使及贸易之所，福州民间称之为“琉球馆”。《闽县乡土志》载：“柔远驿即琉球馆，在太保境（今南台水部）后街，前有十间排，李姓四户，郑、宋、丁、卞、吴、赵各一户，即代售琉球之货。”⁽¹⁶⁸⁾

清中叶，福州与国内南北各港的贸易输出仍以茶、笋、菰为大宗；输入则有东北土豆及江浙棉花、绸布等。此外，福杉也由福州港运往山东，建纸则由此销往东北。在外运商品中，以茶叶销路最广，由国内运达关东（即辽东半岛）。江南一带茶馆视建片（茶）为妙品。“商旅辐辏，货物流通，福州港的沿海航运相当活跃，建茶销往国外则由厦门或广州出口，转销于南洋及西方各埠。”⁽¹⁶⁹⁾

明清时期，福州港是闽东、闽北以及闽南部分地区的商品集散中心。“八闽物产以茶木纸为大宗，皆非产自福州也。然巨商大贾其营运所集必以福州为目的。”⁽¹⁷⁰⁾据《福州府志》记载，明万历年间，福州共有市9个，其中城内6个，城厢3个。⁽¹⁷¹⁾较为主要的有上述南台与洪塘。明人王世懋曾形容过热闹的南台街市，其曰：“十里而遥，民居不断。”而万历时期的林燫在他的《洪山桥记》中，对洪塘闹市作了如下的描述：“商舶北自江至者，南自海至者，咸聚于斯，盖数千家。”⁽¹⁷²⁾清代孟超然咏洪山桥，亦有“桥下千帆落影齐”的诗句。⁽¹⁷³⁾随着福州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到了清代，福州的城市经济较前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清乾隆时人潘思榘《江南桥记》云：“南台为福之贾区，鱼盐百货之辏，万室若栉，人烟浩稂，赤马艅艎，估艑商舶，鱼疍之艇，交维于其下；而别部司马之治，榷吏之廨，舌人象胥蕃客之馆在焉，日往来二桥者，大波汪然，馆谷其口，肩摩趾错，利涉并赖。”⁽¹⁷⁴⁾到了清代中后期，武夷茶出口中心由广州转到福州，每年流进的白银从几百万到上千万元不等，这对福州市的繁荣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如福州南台商业最盛即和茶叶有关。“闽省城南隅十里许曰南台，烟户繁盛，茶行鳞次，洋粤人集贾于此，街道错综，有上杭街、下杭街、后洋街、田中街之名，皆崇闳，熙攘接踵。”⁽¹⁷⁵⁾

（二）福州港的内港与外港

明清时期，福州港区随着中琉朝贡贸易兴盛及城池的拓建，在继续向南推移的同时，亦开始向东向近海方向拓展，并进而形成外港、内港之分。

1．外港的分布

（1）太平港

太平港又名吴航头，在长乐县西隅，面临台湾海峡，周围山峰环抱，是一个良好的避风港。明朝“永乐中遣内臣郑和使西洋，海舟皆泊于此，因改名”⁽¹⁷⁶⁾。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年）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出使西洋，泛海至福建，然后自五虎门（在闽江口）扬帆，其间曾累次在太平港驻泊一段时间，以补充给养，装载货物，修造船舶，征招水手、杂役人等，然后祭祀海神，伺风开洋。郑和驻军的“十洋街”“人物辏集如市”⁽¹⁷⁷⁾，可见此港当年盛况。

（2）梅花

梅花在长乐县东北10余里，与连江小埕为犄角，“舟上通江浙，下通广东，古琉球入贡由梅江入口，虽上邑之边疆，实闽省之咽喉”⁽¹⁷⁸⁾。梅花建梅花千户所，“明洪武十年（1377年）江夏侯周德兴奉命造之，委福州右卫指挥李荣督造”⁽¹⁷⁹⁾。明清两代册封使均在此祭海神，登册封舟，赴琉球行册封之事。明万历年间的谢杰有《奉使册封梅花开洋》诗一首：

仙岐渡日水飞楼，十丈春蓬太乙舟。

凤笛数声江阁暮，梅花五月海门秋。

天高北极星辰转，地折南漠日夜浮。

此去若过鸟鹊诸，好转消息向牵牛。

梅花有蔡夫人墓、庙。“相传蔡夫人为琉球国人……明万历间因织龙袍入贡，册封精巧妙明懿德夫人。召夫人，舟次梅花，遇风登岸，寓宋直家，适朝命免进京，旋病卒，宋直葬之于马鞍山。”⁽¹⁸⁰⁾

梅花西南为滋涣江，分东西南北四涣以停舟焉，中有天后宫，“东通大海，西通福清县城，广浙往来客船皆泊此”⁽¹⁸¹⁾，“长乐二十都曰御国山，山插海，高出云汉，有捍卫中国之势，夷船入贡者视此准”⁽¹⁸²⁾。连江有玉楼山，“商船在海中，望此山以入港”⁽¹⁸³⁾。

（3）邢港

邢港位于闽江口北岸闽安镇，古称回港。闽安镇“距省城八十里，有两口，一东出双龟门，外绕壶江、五虎，一南出粮岐门，外绕广石、梅花，为江海之锁匙、会城之门户”。

五虎门和闽安镇设有巡检司。两巡检司扼福州进出大门。古时进出闽江的海船均在此停泊，“客旅、鱼贩、广浙往夫必经”⁽¹⁸⁴⁾。明清两代，琉球贡船到达福州，按规定必须在闽安镇靠泊，由闽安镇巡检司申报各衙门，经过检查，验明批照，封钉船舱，然后在军船护卫下才能进入直渎港。

2．内港的分布

（1）洪塘

洪塘地处福州西郊，是福州城外围重要集镇，宋代曾在此设怀安县治。闽江中、上游各郡县粮食、木材、山区土特产品均运到这里，再分销沿海各县。福州及沿海各县的盐、鱼货也经过这里运往上游各郡县。因此，洪塘市“民居鳞次，舟航上下云集”⁽¹⁸⁵⁾。清代中叶，台江港迅速发展，各地货船直接靠泊，洪塘港则日趋冷落，不如往昔。

（2）南台

南台港崛起于明代，港区中心曾在水部门河口尾一带。洪武四年（1371年），福州扩建城垣，开7个城门，辟水关4座，以沟通城内外河道。福建市舶司迁到福州后，促进了南台港航运、贸易的发展。先前江海潮入福州是由闽安镇历经闽县鼓山、归善、崇贤、高惠四里，计有36湾，周流湾洄抵河口水部门，再散入城中诸河。弘治十一年（1498年），督舶邓内监开浚直渎新港，“径趋大江，便夷船往来，士人因而为市”⁽¹⁸⁶⁾。此后福州港便日趋繁荣，河道、码头、仓库、接待站的建设也应运而兴。

柔远驿又称琉球馆，地址在今水部门外琯后街十号福州市第二开关厂内，为琉球贡使、通事船员等下榻的馆舍，也是中琉通商贸易的交易所。

进贡厂址在柔远驿北，为接收、贮存贡物的转运站。弘治十八年（1505年）督舶太监刘广曾重加修饰，添建厅堂。正德七年（1512年）督舶太监尚春见木桥板桥绝朽，致有琉球贡使坠溺水中，因造石桥，称“尚公桥”。进贡厂有锡贡堂3间，供会盘方物；承恩堂3间，供察院3司会宴；控海楼1座、厨房1所、尚公桥1座以及仓库、祠庙等建筑。

明代成化、弘治年间，直渎新港繁荣殷盛曾为全城之冠。自嘉靖年间后，随着中琉贸易的衰落及倭寇侵扰，时填时浚，不如昔日景象。但鸦片战争前，河口一带仍是商业贸易区。

清中叶以后，台江港的中心逐渐移至上下杭等滨江一带。这里客商云集，会馆林立，为“海口之大镇，百货会集之所”⁽¹⁸⁷⁾。沿海各地的货物都集中在这里，以待分配闽江中、上游各县；上游各县的木材、粮食也集中在这里，然后再分销沿海各地。

二　泉州港⁽¹⁸⁸⁾

明代的泉州承宋元之余绪，在朝廷眼中依然不失为全国的一个重要港市，自明初洪武三年（1370年）就复设市舶司，永乐三年（1405年）置来远驿。但泉州市舶司之职责是“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且限定只“通琉球”⁽¹⁸⁹⁾，成了海禁工具，无论其管辖范围还是交通辐射面均不能与宋元鼎盛时相比，泉州官方航海贸易因而很不景气。洪武七年（1374年）泉州市舶司一度被废，永乐元年（1403年）复置，由于贡舟抵泉者渐少，而抵榕者渐多，于是成化年间泉州市舶司正式移迁福州，这标志着福建官方贸易的北移，泉州港进入私人民间贸易的时代。泉州湾后渚港一蹶不振，成为地方性港口。

明代泉州官方航海衰落，但其民间商人走私贸易兴盛，港市的中心由后渚转向安海，并呈现出更加分散的状况。围头湾内诸港因私商航海兴盛而迅速崛起，以安海港最为突出。安海（即安平）港距郡之统制偏远，官府控制力相对薄弱，“况县治去远，刁豪便于为奸。政教末流，愚民易于梗化”⁽¹⁹⁰⁾。另外，其离“番人之巢穴”的浯屿很近，便于私商与外商贸贩，乃与月港同为17世纪闽商“泛海通番”活动的中心基地、姊妹港。时人称：“泉州之安海、漳州之月港，乃闽南之大镇也，人货萃集，出入难辨，且有强宗世豪窝家之利。”⁽¹⁹¹⁾到明后期，其户数有十余万，其商人势力足与徽商相匹敌。⁽¹⁹²⁾

安海商人能商善贾，且地“濒于海上”，扬帆经东石、石井海门便可出外海，有利于私人海上贸易往来。除郑氏集团外，安平港海商多以独立经营的“散商”为主。他们以地方豪右为后盾，以宗族为基础，拉帮结伙，“或出本贩番，或造船下海，或勾引贼党，或接济夷船”。当地商舶到东西洋、日本等地，外国船舶也到附近海面停泊游弋，贩卖货物，所谓“围头峻上乃番船停留避风之门户也”。

明代泉州私人海上贸易的主要对象是日本和吕宋。日本的石见、佐渡、秋田等矿山产银甚多，故白银成为日本的主要硬通货。在万历年间，泉州商人把生丝、丝绸、瓷器等商品运往日本长崎港，换回日本的白银。当时日本所需的各种中国货物，大部分都是用白银来计算价值的，如丝“每百斤值银五六百两”，丝绵“每百斤值银至二百两”，红线“每一斤价银七十两”，水银“每百斤卖银三百两”，针“每一针价银十分”，铁锅“每锅价银一两”，川芎“一百斤价银六七十两”⁽¹⁹³⁾。

在大帆船贸易时期，美洲的白银大量运到吕宋，以购买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商品，安平“散商”多到东西洋航海贸易，其中以通吕宋为主。万历年间，泉州晋江人李廷机说，在海禁森严时，为了谋生，只好冒禁阴通，而所通“乃吕宋诸番，每以贱恶什物，贸其银钱，满载而归，往往致富”⁽¹⁹⁴⁾。

郑芝龙是安平海上走私商人的代表，以他为首的郑氏集团以石井澳为据点，拥有雄厚的家族资本、近千艘海舶而纵横海上。万历年间，郑氏海商驰骋海上，“置苏杭细软、两京大内宝玩，兴贩琉球、朝鲜、真腊、占城、三佛齐等国，兼掠犯东粤、潮惠、广肇、福游、汀闽、台绍等处”⁽¹⁹⁵⁾。“岁入千万计”，“以此居奇为大贾”⁽¹⁹⁶⁾。启祯之交，“海寇蜂起，洋船非郑氏令不行。上自吴淞、下至闽广，富民报水如故，岁入例金千万，自筑安平寨，拥重兵专制海滨”⁽¹⁹⁷⁾。在安平镇筑城开府，征收饷税以养兵，“凡海船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以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¹⁹⁸⁾。不少安平商人借其庇护畅行海上。安平私人贸易刚开始时，海上走私船不过数十艘，随后不断扩增，至天启六年（1626年）已增至120艘，次年更增为700艘，而到崇祯年间，猛增至千艘。⁽¹⁹⁹⁾

郑芝龙为了进一步在安平港发展海外贸易，开辟了一条由安平港直通日本长崎港的航线，把中国的丝绸、蔗糖、瓷器等商品由安平港直接运往日本长崎港，“自是往返于日本、漳泉之间之货船，月不停泊”⁽²⁰⁰⁾。1641年郑芝龙派6艘船到日本贸易，所载运的货物中仅生丝一项就有30720斤，丝织品90920匹，相当于当年到达日本的其他中国船载运的生丝总量的1／3，丝织品总量的2／3。⁽²⁰¹⁾如1641年6月26日傍晚，郑芝龙的一艘帆船到达长崎港，运载的货物有白生丝5700斤，黄生丝1050斤，燃丝50斤，白纱绫15000匹，红纱绫400匹，白绉绸7000匹，花绸子80匹，麻布7700匹，以及天鹅绒等。7月1日，郑芝龙的第二艘帆船从安海港抵长崎，又运来了白生丝6000斤，黄生丝1000斤，白绸16700匹，纱绫800匹，纶子4500匹，麻布3300匹，天鹅绒625匹。7月4日，郑芝龙的第三艘船从安平港抵长崎，运来白生丝14000斤，黄生丝13500斤，红绸10000匹，白麻布2000匹，白绸4300匹，缎子2700匹，生麻布1500匹，天鹅绒475匹，白纱绫21300匹，绢丝250斤，索绸40匹。⁽²⁰²⁾7月，郑芝龙再派12艘糖船前往长崎，运去大量的白砂糖、黑砂糖、冰糖，以及各种纺织品和药品。1642年8月，有3艘中国商船抵长崎，其中2艘来自泉州，运去大量生丝、绢织物、粗杂货和药材，而最大的一艘是郑芝龙的船。1643年8月11日和12日，分别有郑芝龙的4艘和3艘船抵达长崎，运去生丝和绢织物。可见，崇祯年间郑氏海商集团到日本贸易相当频繁，当时安海港输往日本的丝和纺织品数量相当多。

当时，从泉州安平输往日本的瓷器也相当多。

据《皇明象胥录》记载，当时日本“互市华人的货物有金银、琥珀、水晶、硫磺、水银、铜表、白珠、青玉、苏木、胡椒、细绢、花布、螺钿、金漆器、扇、刀剑等”⁽²⁰³⁾。其中以各种金属数量最大。郑芝龙控制了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贸易，成为荷兰殖民者最大的商品供应者，也控制了葡萄牙殖民者与日本的贸易。

清廷为了隔断沿海人民与郑氏集团的联系，施行海禁与迁界政策。民众为逃脱困境，往往贿赂沿海守界官兵，或“武装走私”，或“有鱼则渔，无鱼则为盗”，进行海上走私贸易。郑成功率部入海后，为增加财政收入，继续和日本进行贸易。郑氏的商船队经常出入日本长崎港，运去大批的货物。郑成功还设立山海路五大商直接经营与大陆的秘密贸易。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被清朝查获的屯贮在衙行潘一使家的“旭远号”赃物就有胡椒60袋（每袋重50斤）、牛角15捆（每捆重50斤）、降香8捆（每捆重50斤）、金钱27袋（每袋重50斤）、檀香10捆（每捆重50斤）、黄蜡7包（连包每包重50斤）、良姜136包（每包重50斤）、大枫子11袋（每袋重50斤）。⁽²⁰⁴⁾虽然“清朝严禁通洋”，但海商们“厚赂守口官兵”，仍然可以出海贸易。“往来南洋既禁，商船之往东洋者，每于途中私往南洋。”⁽²⁰⁵⁾到雍正、乾隆之际，贩私的规模更大，从事贩私的“无赖之徒”已有数万人。⁽²⁰⁶⁾

明天启、崇祯和清顺治年间（1621—1655年），泉州安海港在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经营下，成为中国东南海外交通贸易的中心港市（其全盛时代为1628—1655年）。其中，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受明朝招抚后，拥兵安海，并将其作为独占的军事据点和对外贸易的海上基地。安海港的郑氏船队常年穿航日本、巴达维亚和东南亚各地，或以台湾、澳门为中转港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商人交易，其中以对日贸易为主。航海、商贸的发达，促进了安平镇的繁盛。“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²⁰⁷⁾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明郑与清廷谈判破裂后，郑成功“将安平家资尽移过金门安顿，毁其居第，堕其城镇”⁽²⁰⁸⁾。次年，清兵突入安平，把市区及其附廓村舍烧为灰烬，夷为废墟。1661年又“迁界”，废弃了安海。后航道淤塞，港埭溃决，泊岸塌陷，码头圮废。安海闭绝将近30年，直到1684年“甲子复界”，海禁既开，又经一番疏浚整治，才逐渐恢复过来。泉州海商航海活动转入正常，成为“合法”的贸易，唯出洋船须向厦门海关挂验而已。海舶多属泉、漳商贸。这些船载瓷、丝绸、纸张、糖、靛等，运销于国内各地。泉州港海上航运又见兴盛。

三　厦门港⁽²⁰⁹⁾

（一）厦门：银城鹭岛的崛起

厦门港位于闽南九龙江入海处的海岛上，港区水深达20米，为天然良港。高居堂奥，雄视漳泉。早在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即于此设立“嘉禾千户所”，为东南沿海重要之军港。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为中左千户所⁽²¹⁰⁾，月港出海商舶由此挂帆开驾：“中左所，一名厦门……从前贾舶盘验于此，验毕移驻曾家澳，候风开驾。”⁽²¹¹⁾随着月港海外贸易的日益兴盛，厦门港也日渐得到发展。

正德十一年（1516年），葡萄牙商船首次来到厦门，泊于浯屿，并在厦门设立公行。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西班牙商船也来到厦门。他们与菲律宾政府保持密切交往，每年都有三四十艘帆船运载大批物资去马尼拉，其中大部分被转运去墨西哥，并且开辟了台湾海峡和琉球岛去日本的航线，后发展为厦门至长崎的直达航线。1575年，曾到过厦门港的西班牙传教士述其见闻说：“那个港口的人口是壮观的，因为除了大到能够容纳大量的船只外，它很安全、清洁，而且水深。它从入口处分为三股海湾，每股海湾中都有很多船扬帆游弋，看来令人惊叹，因为船只多到数不胜数。”⁽²¹²⁾

明末清初，郑成功以厦门为抗清基地，采取“通洋裕国、以商养兵”的政策，大力招集各国海商来厦门贸易；同时派出大型船队前往东南亚地区的暹罗、柬埔寨、北大年、柔佛、马尼拉、咬吧（今雅加达）及日本等国，开辟厦门——东南亚——日本——厦门的三角航线。在郑氏集团的经营下，厦门港的海外贸易获得迅速发展，厦门不仅成为国内外航运贸易的中转港，而且成为东南沿海的贸易中心，其海洋经济的发展，声震寰宇。

郑氏集团抗清失败之后，厦门之“城池宫室，兵戈焚毁”，其海洋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自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廷收复厦门、金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取消“海禁”并在厦门设立闽海关正口以后，厦门“如花之着地，逢春得雨，甲折勾萌，无不各畅其生机”。厦门港得到空前的发展，港口出现“番船往来，商贾翔集，物产糜至”的繁荣景象。其与东南亚各国及日本都有海上贸易往来。但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又重申“海禁”，规定“凡商船照旧令往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喇巴（即爪哇）等处，不许前往贸易”，而“外国夹板船，照旧准来贸易”，各地商船前往安南，“不在禁例”。⁽²¹³⁾重申海禁，使“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致远之无方”⁽²¹⁴⁾。此次海禁施行时间不长，雍正五年（1727年）解禁，第二年复定厦门港为福建出洋正口，这样，厦门港便成为福建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此后厦门港进出口船只不断增多，以至“贸易聚集，关课充盈”⁽²¹⁵⁾。雍正十一年（1733年）厦门港每年出洋商船有28—30艘，到乾隆十九年（1754年），已增至70艘，次年又增至75艘。⁽²¹⁶⁾当时沿海各省出洋海商，以“闽省最多，广省次之”⁽²¹⁷⁾。直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厦门“港中舳舻罗列，多至万计”⁽²¹⁸⁾。商船辐辏，百货汇聚，盛况空前。周凯《厦门志》说：“厦门人民商贾，番船辏集，等诸郡县。”⁽²¹⁹⁾

随着海洋贸易的发展，港口空间格局也不断变化。北宋，厦门属同安绥德乡嘉禾里，于东渡设“官渡”。为使厦门与泉州直接交通，位于“城西北三十里，通同安驿站大路之正渡”的高崎，逐渐取代筼筜港而兴起，成为厦门的通商港口。同时，位于厦门北侧水道东北方的刘五店港是同安县汀溪瓷窑青瓷器（珠光瓷）的输出港口。元朝，刘五店及与其相对之五通成为泉州与厦门的“官渡”。明代允许私商在水仙港盘验后移至曾厝垵出航。位于厦门岛东南部的水仙港又取代高崎港而兴起。明末清初，仍沿用水仙港，并增设沿厦门岛东南的集美、港仔口、新港头、磁街等十多个渡头。

（二）国家社会互动与厦门的兴衰

“鹭岛为全省诸水道之要冲，四面环海，群峰拱护，可为舟楫聚处”⁽²²⁰⁾，为华南海疆之要地。优越的地理条件为清以后厦门港的崛起设定了区位优势。

入清以前，厦门地方社会与文化已获相当之发展。距今3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有闽越人在厦门岛上生活。公元8世纪唐代中叶，汉族人进入岛上。“自唐薛君珍、陈希儒以儒术倡起，历宋迄明人文辈出。”⁽²²¹⁾“师友渊源，绳绳继继，斯文迭起，名士振兴，如林少卿以诗文行世，杨仁甫以廉洁擅名，傅国鼎以经济著声，林负苍以清高见重，祀之乡贤，列之县志，推许当时，流传奕世，庶几不愧海滨邹鲁之邦。”⁽²²²⁾“夫嘉禾一岛，大不过三十里，在唐则为陈薛衣冠之地，宋则为文公过化之区，而元而明，人文辈出。”⁽²²³⁾发展到清代，有了修志的需要。

随着厦门地方社会的发展，国家政治力量也随之渗入。唐朝大中年间（847—859年），这里出现地名“嘉禾”。嘉祐三年（1058年），宋朝政权在岛上设防驻兵，厦门岛在军事海防上的重要地位受到重视。宋代岛上设了五通、东渡两处“官渡”，即五通与同安刘五店对渡，东渡与嵩屿对渡。“明江夏侯周德兴相阴阳，观流泉，度地居民，建城其中。”⁽²²⁴⁾“鹭岛者……四面环海，纵横三十里许，名山秀水，自为结构。唐宋以来，并为村墟，明洪武时建所城，领以千户，而市镇之设自此始矣。”⁽²²⁵⁾“厦门，旧名中左所，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徙永宁卫中左所官军守御于此。江夏侯周德兴筑城，周四百二十五丈九尺，高连女墙一丈九尺，阔八尺五寸，窝铺二十二，垛子四百九十六，门四：南曰洽德，北曰潢枢，东曰启明，西曰怀音，上各建楼。永乐十五年（1417年），谷祥增高三尺，四门增砌月城。正统八年（1443年），刘亮督同千户韩添筑四门敌楼台。万历三十年（1602年），掌印千户黄銮倡率官军，各捐俸粮重新所署。”⁽²²⁶⁾明中左所厦门城的建立，标志着明清王朝政治力量在厦门岛的扩张。

清初“海氛四起”，郑成功踞其地40余年，“万中庵疏复两岛，施靖海继莅斯邦，十年生聚，十年教诲，市井乡都，诗书振响，少习长成，甲科辈出”⁽²²⁷⁾。特设提军镇守，更移兴泉永道驻扎⁽²²⁸⁾，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部议以厦门重地，令施琅挂侯印领水师驻扎于此。琅遂表奏，重葺城窝，大建行署，通商训农，民得安堵，今驻厦门水师提督一员，中营参将一员。旧将军时，用副将，今改前、后、左、右营，各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兵各一千名。除分拨应调，见在五营食粮共四千八百五十名。战船七十只，箭道二，一在北门内，一在外清。大较场一，演武亭一座，在南普陀前”⁽²²⁹⁾。

除了帝国政治机构的下渗设置之外，明清帝国还加强了对厦门地方社会的政治监控，推行“保甲”制。清代通厦烟户，市镇设福山、和凤、怀德、附寨四社，乡村设廿一都、廿二都、廿三都、廿四都。⁽²³⁰⁾

编保甲的意图为“令各保长督同甲头，互相稽查奸宄，各造烟户缴查，计共烟户一万六千一百余户”。另设澳甲以稽查船户，有“神前澳、长塔澳、涵前澳、高崎澳、鼓浪屿澳”⁽²³¹⁾。

对于厦门港市而言，最重要的国家机构的设置，也许是海关的设立，它标志着厦门港市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取消“海禁”，并在厦门设立闽海关正口：

闽海关旧为户部所管。每三年，部中选一员抵厦专理其事（员外、郎中不等），住户部衙（在养元宫边）。分四处稽查，岁解征税七万三千有奇。今为将军兼管，委官一员，在厦总理，有事则禀明将军，饷银作四季解京。大馆在岛美路头，凡洋商南北等船出入，皆到馆请验，惟米粟免饷，余俱有例。其自外来者，洋船则官亲登其上封仓，命内丁日夜看守，防其偷漏捩处，验明征饷。商船则遣人持丈尺，量测深浅计算所载多寡，分别征饷。自本地出者，则挑赴大馆报税，给单出水。小馆则随潮时，命巡丁遍查渡船，验其有无偷漏，其或隐匿不报，察出则执解大馆，以凭送究。⁽²³²⁾

另外，因为“台湾既入版图，则内地一大仓储也”。为解决福建沿海人民产粮不足而造成的军粮供给困难，清廷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放厦门港与台湾鹿耳门港对渡航运。⁽²³³⁾厦门自此成为对台运输（简称“台运”）的专门口岸。“台运”自康熙二十四年始，盛于乾隆、嘉庆年间，终止于道光七年（1827年），历时142年。⁽²³⁴⁾清廷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将原驻扎在泉州的泉州海防同知移驻厦门，专门管理台运。《厦门志》说：“厦门为通台贩洋、南北贸易商船正口，海防同知为司口专员。”⁽²³⁵⁾台湾也设立了专门衙门。此外，两地港口及通航要道上还设立了文、武汛口。其中，厦门文汛口在城南玉沙坡，负责渡台出入口船只申报检验，盘收台运米谷，传递往来文书；武汛口由水师提标中营参将司理，设有五营汛地和大担、炮台两汛口，专管船舶进出盘验挂牌和巡逻等事务。“厦门商船对渡台湾鹿耳门，向来千余号。”⁽²³⁶⁾由于投入船舶多，运量大，因此台运成为厦台地方官员的一项要政。

明清帝国政治力量的渗入与制度化，对于地方社会人文的发展，其影响是双重的。这种作用和影响，不仅依帝国政治的性质而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地方社会人文传统的制约和影响。就厦门地方社会而言，据《鹭江志》云：

鹭门田少海多，居民以海为田，恭逢通洋弛禁，夷夏梯航，云屯雾集。鱼盐蜃蛤之利，上供国课，下裕民生。⁽²³⁷⁾

居民“以海为田”，追逐的是鱼盐之利和通洋之利。鱼盐之利是传统海洋经济的主要内容。乾隆时期，厦门之渔业，专业渔民并不多，据《鹭江志》载：

东澳　渔户十七；

塔头澳　渔户七；

高崎、石湖、钟宅澳　渔户二十。⁽²³⁸⁾

《厦门志》卷一五《风俗记》亦载：“厦岛田不足于耕，近山者率种番薯，近海者耕而兼渔，统计渔倍于农。海港腥鲜，贫民日渔其利，蚝埕、鱼簖、蚶田、蛏溆，濒海之乡划海为界，非其界者不可过而问焉。越澳以渔，争竞立起，虽死不恤。身家之计在，故也。”⁽²³⁹⁾

当时的筼筜港，“长可十五六之里，阔四里许，自竹树渡头至江头社，一弯如带”，是内海捕捞的好去处，“海利所出，日可得数十金，鱼虾之属此为最美”。黄日纪《前题》诗曰：“筼筜支海集渔家，入夜灯光起小槎，远近星星数不尽，还余几点在芦花。”渔业是港市社会一部分人的重要生计。还有少数人从事盐业生产，如下尾烧灰澳“有盐埕，今在此晒盐”。

通洋之利在于海洋运输和海洋贸易，包括短程的沿海陆岛和岛际交通贸易。海洋贸易作为生计传统，对于厦门地方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明代中后期厦门作为月港的外港，海洋贸易已具备相当的规模。17世纪初地方海商郑芝龙以厦门等口岸为基地进行航海贸易，拥有众多的帆船，成为东南沿海的“海上霸王”。清初，厦门成为郑成功政权的贸易基地，开设了“五大商行”专门从事海外贸易，开辟直达航线来往于日本、东南亚各国。在郑氏集团的经营下厦门海洋经济持续发展。但是，在明末清初的争战中，厦门地方社会经济受到沉重的打击。

“国初海氛四起，郑成功踞其地四十余年，其间城池宫室，兵戈焚毁，而鹭江遂成战场，亦一时之厄也。”⁽²⁴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统一后，取消“海禁”，并于1684年在厦门设立了闽海关正口。于是厦门传统的海洋贸易经济获得新的发展机遇，进入一个更加兴盛的时期。特别是雍正至乾隆的70年间，厦门海洋贸易盛极一时，以贸易总值而言，乾隆十六年（1751年）达1821万银两。在1750年前后，每年均在千万银两以上。可见贸易规模之宏大。⁽²⁴¹⁾货物进出的“路头”津澳排列在鹭江沿岸等处，“舟子喧闹争渡客，马头络绎趁墟人”。

连接“路头”之处和周围地方形成港市，带来了街市的繁荣。在空间上而言，厦门街市大致不出福山、怀德、和凤、附寨并厦门港四里之范围，“市所以通天下之货也”。陈迈伦诗曰：“近城烟雨千家市，绕岸风樯百货居。”在这些街市上从事经营的商人、店户须向官府纳税，以获得营业执照。

海关的设置以及关赋市税的征收，自然意味着国家对于海市的开放以及民间社会商业活动的合法化。这无疑促进了厦门港海洋贸易的发展和厦门港街市的繁荣。厦门港有理由“以僻陋海隅而富甲天下”⁽²⁴²⁾。

海洋贸易的发展，使厦门成为东南重要的贸易港口，而港口的发展，也促成了港市的发展，出现了杨国春《鹭江山水形势记》所云“虽其岛纵横三十里许，而山峰拱护，海潮回环，市肆繁华，乡村绣错，不减通都大邑之风”的气象。⁽²⁴³⁾

厦门传统港市的发展在乾隆时代达到鼎盛。当时厦门已成为联系闽南内地市场的中心，是漳、泉一带农产品、手工业品的转口港和消费品集散地。直至嘉庆元年（1796年），厦门一直是“远近贸易之都会”。在清康熙年间至鸦片战争前这100多年中，厦门“人民蕃广，土地开辟，市裹殷阜，四方货物辐辏”⁽²⁴⁴⁾，成为闽南政治、经济的中心都市和新兴的港口城市。“由于港口优良，厦门早就成为中华帝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又是亚洲最大的市场之一。……许多商店摆满生活的必需品与奢侈品，……在这个港内总计大约有一百五十只沙船，其中很多艘正在很宽敞的船坞里修理，如果加上每日从台湾开来的米船，那数目就更多了。”⁽²⁴⁵⁾

厦门在南宋时，岛上已有居民千余户，约6000人。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厦门土著居民已达144893人，其中男83229人，女61664人。⁽²⁴⁶⁾这些居民大都从事航运、贸易和海洋捕捞以及港口航运贸易服务等经济活动。

传统的帝国政治对于地方社会的社会经济控制与染指，无疑也会成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障碍。吏治腐败对于清代厦门经济的危害是极为明显的，其弊不仅在委员、吏卒、长随、保家等项人役，而且也“在官”。官吏之害对于港市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摧残。

在厦门港市社会的努力经营下，港市经济呈现繁荣之象。为了适应港市经济的发展，清代康熙年间厦门出现了洋行和商行。这是一种贸易的代理中介机构。他们包揽贸易，代理业务，在商人中选出8—10人，经海关监督的允许，独揽港口的进出口货物贸易。厦门洋行真正设立应在雍正五年（1727年）后，商民整发往夷贸易，设立洋行经理，其有外省洋行船舶进口，亦归洋行保结。⁽²⁴⁷⁾洋船由厦门洋行保结出洋，海关征税，厦防同知、文武汛口查验放行。⁽²⁴⁸⁾洋行是专门经理洋船出口和外国商人与本国商人经营国际贸易的中介机构，而商行则负责国内南北航线和近海船舶贸易的保结。厦门洋行在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较为兴盛，又以乾隆一朝最为繁盛。康熙朝的洋行有Limla，Angua，Klmco，Shabang，Chauqua等5家；雍正朝有Sugua、Cowlo、许藏兴等数家；乾隆朝有林广和、郑德林等数家。⁽²⁴⁹⁾至嘉庆元年（1796年）尚有洋行8家，大小商行30家。⁽²⁵⁰⁾

洋行与商行，作为对外贸易的中介机构，对当时发展经济和推动贸易有重要作用。但厦门港至嘉庆十八年（1813年），洋行只剩一家。及至道光元年（1821年）这最后一家也被迫关闭。而且商行虽在18世纪后期开始发展，向历史悠久且特许经营海外贸易的洋行进行挑战并最终取而代之，但亦因种种原因而逐渐凋败，至道光十二三年，仅存五六家。⁽²⁵¹⁾

洋行的没落，商行的凋零，除因港市海洋贸易衰退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清朝官吏的敲诈和勒索，直接压制洋行，摧残远洋运输。如厦门的洋行，每年须义务承办督抚春贡燕菜70斤，将军秋贡燕菜90斤；岁购黑铅额耗40321斤，每百斤仅由藩库发给价银3两；又有津贴泉州船厂洋规5成4000元，充为海洋缉捕经费银2万两。⁽²⁵²⁾公开勒索如此，不见史载者尤甚。“福建之厦门码头，本为内地贩洋商船聚泊之所，后因陋费繁重，屡次禁茶，及愈禁则愈甚，遂使洋行歇业，洋贩不通。”⁽²⁵³⁾如此，港市商人经济活动多受地方官府政治集团的权力掣肘而无法独立灵活地发展，商业经济活动也就不能顺利进行。

四　漳州港⁽²⁵⁴⁾

漳州地处闽南九龙江畔园山麓，是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其南濒台湾海峡，北倚博平岭山脉，属闽东南沿海的丘陵平原区。陆路方面，漳州地区为闽粤的交通枢纽，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网为发展对外贸易提供了众多的运输渠道和广阔的腹地。水路方面，漳州地区境内有福建省第二大河流九龙江，发源于闽中大山带南段，正源称北溪，主要支流有西溪和南溪，它们携带的泥沙在下游淤积，形成福建省最大的海积冲积平原——漳州平原。这些溪流在漳州平原东部的龙海县境内相汇入海，其入海口即明代著名的私人海外贸易港——海澄月港。此外，漳州地区其他较长的河流，也在各自的入海口形成优良的港湾，为漳州地区的水上交通提供了方便。海运方面，漳州地区隔台湾海峡与台湾、琉球对峙，隔南海与东南亚相望，附近的海域在历史上就是我国江、浙、闽地区与东南亚、印度各国进行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必经之地。其沿海一带，北起九龙江口附近的厦门港，南至毗连广东的诏安湾，港汊众多，岛屿星罗棋布，海岸线漫长，在明代海禁期间，是有名的走私贸易活动地点。

（一）海澄设县

月港的走私贸易，早在明初就甚盛行，据《海澄县志》记述，其“风回帆转，宝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骛争驰”，在成化、弘治之际，就已享有“出苏杭”之称。至正德年间，当地豪民又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于是，诱引了不少海寇商人在此纷争不休，月港遂成为中外走私贸易的汇集之地。

月港猖獗的走私活动很快引起了明朝政府的注意，他们开始在这偏僻的海隅设立海防机构，以镇压走私活动。明朝政府在郡县设有分司弹压，称为“分守”或“分巡”，其在滨海地方则又设有巡海。漳州在明初原属福宁道，至成化六年（1470年），因汀、漳、潮、赣诸处盗贼出没，故开始设分守漳南道驻于上杭，管辖漳、汀二郡，遥制江西之赣州，而巡海道就驻在会城。嘉靖九年（1530年），福建巡抚都御史胡琏提议因漳州海寇纵横，巡海使者远在数百里之外，缓急非宜，疏请把巡海道移驻漳州以弹压之，在海沧设置安边馆，每年由各府派通判一员，半年一轮换。这就是月港海防机构的首次设置。但是，它并不能改变当地民众出海谋生的习俗，走私活动依然如故。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纨为福建巡抚时，则立保甲，严接济，并上《曾设县治以安地方疏》，拟在月港设县。设县建议虽得到巡按御史金城的支持，被转行覆议，但当时的走私活动已较收敛，地方亦较宁息，故知府卢璧又建议暂停设县之议。嘉靖三十年（1551年），走私活动再度猖獗，明朝政府只好于月港建靖海馆，由通判往来巡缉。至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海寇许老、谢策等突然袭击月港，登岸焚烧千余家，杀掳千余人，巡抚都御史阮鹗告谕居民筑土堡防御自卫，但无济于事。加之倭寇骚扰，当地海寇商人头目乘机作乱，号称“二十四将”，结巢盘踞，使月港如同化外之地。明朝政府为了加强对月港的管理，不能不考虑扩大行政建制，于是海澄设县之议又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知府唐九德建议割龙溪县一都至九都及二十八都五图，并漳浦县二十三都之九图，凑立一县。由军门汪道昆与巡按御史王宗载奏请朝廷批准，赐名为“海澄县”。是时百事草创，县治就设在月港桥头，以原八都防御寇乱筑起的土堡修葺之。至隆庆元年（1567年），县治修成后，乃以八都、九都为附郭，内立五图为三坊，余者为乡落，立四十二图为五里。

隆庆五年（1571年），县城重新建造，扩建原城堡为土城，联结九都城，三座石城构成宏伟的海澄县城。城周围环以城池，宽二三丈。新县城周长522丈，高2．1丈，有城门四个：东曰清波、西曰环桥、南曰扬威、北曰拱极，有垛口2045个。县城内设官署、哨官兵房、军械局、仓库、学宫、街坊店肆，规模恢宏。城外又增筑大泥、溪尾、腰城、天妃宫4个铳城，皆用石灰石砌成，连成一气，每一二丈设炮口一个，安放大出铳炮数百门。又在县城东北角海滩要处建晏海楼，楼高4层，约20米，楼底有地道直通县城内的官署。在船只必经之地的海滩，沉石垒址，高筑炮台，东西长120余米，炮口13个，可击寇船于数十里之外。炮台上建有瞭望楼，取名“镇远”，与晏海楼互为犄角，威镇九龙江。

关于晏海楼，有人认为是建于万历十年（1582年），其位置“东望汪洋，西揖岞崿，南瞰演武，北俯飞航，实为城隅巨观”。晏海楼后来多次毁于火灾，一再复修，最后一次复修是在民国初年。该楼为四层建筑，高约20米，对角宽度约为8米，下有地下雨道。整座楼为砖木结构，呈八角形，故当地人称之为“八卦楼”。登上晏海楼可以鸟瞰海澄、石码、漳州一带，天气晴朗时，还可远眺漳浦、长泰，可见此楼对当年瞭望海上情况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漳州名士、《东西洋考》作者张燮曾赋《登晏海楼》一诗，盛赞当年的动人景色：

飞盖移樽逐胜游，凉生衣带已深秋。

月明倒映江如月，楼尽遥连蜃作楼。

埤堄风前横短笛，烟波天外有归舟。

凭栏转觉机心息，安稳平沙卧白鸥。

（二）月港开禁

海澄设县后的第二年，即隆庆元年（1567年），经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奏请，明朝政府同意在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出海贸易。这次开禁之所以称为“部分”，是因为对日本的贸易仍属严禁之列，且只准中国商船到海外贸易，而不准海外诸国商船来华贸易。

明政府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开放海禁，其目的首先是缓解因海禁而造成的统治危机。众所周知，福建的地理特点是多山少田，“民本艰食，自非肩挑步担，逾山度岭，则虽斗石之储亦不可得。福兴漳泉四郡皆滨于海，海船运米可以仰给，在南则资于广，而惠潮之米为多，在北则资于浙，而温州之米为多”⁽²⁵⁵⁾。在正常情况下，由广东、浙江达到“有禁然不绝其贸易之路者，要以弭其穷蹙易乱之心”的目的。

明朝政府开放海禁的另一目的是征收饷税，借以维持沿海设防的军费开支。明朝政府为抵御沿海倭患的军事耗费异常浩大，计山东、浙、直、闽、广备倭兵饷，每年不下200万。这样的军费开支，对于当时财政已处于崩溃边缘的明朝政府来说，的确难以负担，于是，有的官员就提出开放海禁，得海上之税以济海上年例之用，这样一举两得，战守有赖，公私不困；有的则建议以广东市舶司对外国船实行抽分为例，开放海禁征收饷税，年可得银数万两，以充军国之用。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统治者只好同意在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每年征收舶饷2万多两，以充闽中兵饷。

那么，当时为什么要在月港开禁而不在其他地方呢？其实，月港本身的港口优势很微弱，它既无直接的出海口，又非深水良港，海外贸易船由此出海需数条出船牵引始能行，一潮至圭屿，一潮半至厦门。这样一个次等港口，在唐宋时仅是海滨一大聚落，至明代后期能崛起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大抵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月港一带猖獗的走私活动使其然。月港因“僻处海隅，俗如化外”，统治者鞭长莫及，早在成、弘之际就成为海外走私贸易商麇集的地方，至正德年间，虽说在广州准许非朝贡的外国商船入口贸易，但有些外商“欲避抽税，省陆运”，又纷纷由福建人导引来月港进行走私贸易，于是月港遂发展成为中外走私贸易的汇集地，而从事走私贸易的闽人，也一般是从月港出洋。故至明朝政府决定部分开放海禁时，只能因势利导，沿袭闽人到海外贸易皆由此出洋的习惯，以免再受其扰，可保持“境内永清”。

二是月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然。月港为一内河港口，其出海口在厦门，一般海外贸易船从月港出航，需沿南港顺流往东，经过海门岛，航至九龙江口的圭屿，然后再经厦门岛出外海。因此，月港的管理官员仅需在厦门设立验船处，则可对进出口商船实行监督，以免出现隐匿宝货、偷漏饷税等现象。且当厦门出现倭患或海寇掠夺的警报时，停泊在月港的商船可来得及转移或采取防范措施。这在当时走私严重、倭患猖獗的形势下，是作为私人海外贸易港必备的重要条件。另外，月港地处海隅，距离省城甚远，非市舶司所在地，海外贡舶一般不由此入口，不至于发生扰乱事件。

由此可见，月港被作为开禁地点而一跃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依靠的不是港口自身的优势，而是当地猖獗的走私活动，以及僻处海隅的特殊地理条件。简言之，是16世纪中国海外贸易的特殊形势，使之崛起成著名的私人海外贸易港。

（三）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

月港部分开禁后，私人海外贸易即迅速地发展起来。当时由月港出洋的商船，据推官萧基所述：“大者，广可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出者，广二丈，长约七八丈”，“多以百计，少亦不下六七十只，列艘云集，且高且深”。这些海外贸易船不仅载运大量货物，而且还搭乘不少客商，即所谓“每舶舶主为政，诸商人附之，如蚁封卫长，合并徙巢”。当时搭乘这些海外贸易船出洋经商的人数增长很快，据崇祯朝兵部尚书梁廷栋等人上书陈述，每年春夏东南风作，那些“怀资贩洋”的海商以及充当“篙师、长年”的入海求衣食者，数以十余万计。

海澄未设县之前，海外贸易船一般是从诏安四都的梅岭出航，后来因此地屡遭倭寇的骚扰，故船移至海澄出航。在月港开禁后不久，由这里出航的海外贸易船仅限船数而未定其航行地点。到万历十七年（1589年），始由福建巡抚周寀定为每年限船88艘，东西洋各限44艘，东洋吕宋一国因水路较近，定为16艘，其余各国限船2—3艘；后来因申请给引的引数有限，而愿贩者多，故又增至110艘，加之鸡笼、淡水、占城、交趾州等处共117艘。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再增加20艘，共达137艘。然而，当时到西洋各地的航程遥远，商船去者很少。即使领的是到西洋的文引，有的贪图路近利多，也暗中驶向吕宋贸易；有的是在出海时，先向西洋航行，待走远后又折回入东洋。于是，从表面看来，每年虽然也按限数给引，但实际到达西洋的商船均不如额。这些商船出洋的航线大抵分为内港水程、西洋针路、东洋针路和台湾水路四程。

关于进出口商品，明代后期从月港进口的商品种类，据“陆饷货物抽税则例”所载，万历三年（1575年）仅55种，万历十七年（1589年）增加至83种，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再增加至115种。这些商品除少量的暹罗红纱、番被、竹布、嘉文席、交趾绢、西洋布等手工业品，以及番米、虾米、绿豆、黍仔等日常食品外，绝大多数是胡椒、苏木、象牙、檀香、犀角、沉香之类的香料或奢侈品。在进口商品中还有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货币支付的白银。明代后期，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使用已相当普遍，出现了银价不断上涨的趋势。与同时期的外国银价相比，显然高出相当多，就以1560年来说，欧洲的金银比价是1∶11，墨西哥是1∶13，而中国仅为1∶4。这就是说，把当时的墨西哥银元运到中国来，马上可提价3倍。故私人海外贸易商为墨西哥银元所诱，迫不及待地涌向马尼拉。当时到吕宋贸易的海外贸易商就是利用两地间的白银差价来赚取利润，即使他们载运出去的货物卖得相当便宜，换回来的银元仍然是有利可图．

当时从月港出口的商品，除了生丝、丝织品和瓷器外，还包含有各种各样的食品、日常用具、家禽和家畜等。漳州一带自古以来就是“善蚕之乡”，岁五蚕，吴越不能及。后来虽因“民生渐繁，谷土日多，桑土日稀，而蚕功遂废”，但在明代时漳州的丝织业尤为发达，当时从吴中引进先进技术，并加以改进发展而生产出的优质丝绸，为当时的私人海外贸易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出口商品。这些生丝和丝织品大量被载运到马尼拉，然后经西班牙大帆船转运到南美各地，直接冲击着西班牙的丝织业生产。从月港出航的海外贸易船也把生丝和丝织品载运到巴达维亚或台湾等地，然后经荷兰殖民者转运到欧洲。

明代后期，中国瓷器在欧洲已很受重视，然而，此时在中国，以盛产瓷器著称的景德镇却出现了原料危机，致使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几乎陷于停顿。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满足欧洲对中国瓷器的大量需求，以从中攫取高额利润，不择手段地到处寻找制作景德镇瓷器替代品的基地。漳州一带的瓷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当时漳州一带生产瓷器的民窑，集中分布在平和、华安、南靖、诏安等地，在云霄、漳浦等地亦有发现。这些民窑烧造的瓷器以青花瓷为大宗，还有青瓷、白瓷、色釉瓷（如蓝釉、酱釉、黄釉等）、彩绘瓷（又称五彩或红绿彩）等。这些瓷器制作的工艺水平一般都比较粗率和草就，而其造型、图案却与明末景德镇民窑生产的青花瓷器的艺术风格相似，显然是模仿景德镇的产品。它们是一种急功近利的产业，生产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利润，投向海外的瓷器数量特别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内地名窑商品瓷供应的不足，填补了海外对中、下档粗瓷的需求。这些瓷器中所谓的珠光瓷、仿龙泉青瓷、仿景德镇青白瓷、仿景德镇青花瓷等等，几乎可以乱真，致使人们误将它们认为是景德镇或龙泉的产品。

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是在中国商船经常去的几个地方，如印尼的巴达维亚、泰国的北大年和越南的会安等地，购买由中国商船载运出去的中国瓷器，但这些数量毕竟有限，远远满足不了欧洲市场的需求。于是，他们就直接派船到漳州一带从事走私贸易，或者伺机进行掠夺。当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载运到欧洲各地的中国瓷器数量异常之大，据统计，在1602—1657年的半个世纪里，荷兰东印度公司载运到欧洲的中国瓷器达300万件，此外，还有数万件是从巴达维亚贩运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和波斯等地出售的。

（四）漳州与菲律宾贸易的发展

月港开禁后，经月港申请文引出海贸易的商船多数是到马尼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长约翰·萨雷斯说：“开往马尼拉的帆船成群地从漳州出发，有时是四艘、五艘、十艘或更多在一起航行，好像是事先约好似的。”⁽²⁵⁶⁾每年从漳州到达马尼拉的商船数波动较大，据威廉·舒尔茨在《马尼拉大帆船》一书中的估计，从20艘到60艘不等。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舒尔茨认为：“每年到达船数的多少是取决于马尼拉赢利买卖的机会、航程的安危，以及中国当地的情况。每当中国人了解到马尼拉缺乏银元时，这一年来的船只就会减少；在航程中有海盗的消息时，船可能不出港而误过季风期，特别是印度支那沿海长期有海盗的抢劫，倭寇出没于北吕宋，以台湾为巢穴的海盗的进攻等等。有时候来自葡萄牙或荷兰殖民者的威胁也很严重，当时他们均集中全力以削弱西班牙人在马尼拉的贸易；最后是中国内部的纷争或者沿海各省地方的动乱，也可能暂时中断到菲律宾的帆船贸易。”⁽²⁵⁷⁾从漳州到马尼拉贸易的商船一般比较大，其载重量从100吨到300吨不等。为了提高船舶的装载率，船商们总是把载运的商品包装得非常仔细，把丝绸捆压得相当结实，以便最大限度地把有限的装载空间填满，因此，每艘商船装运的商品价值量就比较大。

对于漳州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西班牙殖民者开始时持欢迎态度，积极鼓励中国商船到马尼拉贸易。因为福建商船不仅给他们提供了各种生活必需品，而且使他们增加了不少税收。每当中国商船出现在马尼拉湾外时，驻扎在马里韦莱斯的观察员即上船布置警卫，且放火把船的到来通知马尼拉当局，在船进入马尼拉湾并在城市前面抛锚后，西班牙皇家财政官员即上船检查，把船上的货物一一进行登记，按马尼拉市价规定船货的价值，然后征收3%的货物进口税和每船500比索的停泊税。大量的关税收入，有助于西班牙殖民者维持其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因此，西班牙殖民者对与漳州的贸易发展与否甚为关注。

然而，西班牙殖民者并不以此巨大税收为满足，反而巧立名目不时对华商进行种种敲诈。此外，西班牙殖民者为了控制中国商品的价格，于1589年正式采用一种批发的、以物易物的操纵法，即所谓的“整批交易法”，规定中国商船运来的货物必须交付“整批交易”委员会出售，企图以此来限制中国商品的输入数量，压低价格和减少白银的外流。

随着到马尼拉贸易的商船数的增多，那些因货物一时倾销不出而误了风汛，或为组织返航货源而留在那里“压冬”的华商人数也越来越多。据福建巡抚许孚远说：“东西二洋，商人有因风涛不齐，压冬未回者，其在吕宋尤多。漳人以彼为市，父兄久住，子弟往返，见留吕宋者盖不下数千人。”⁽²⁵⁸⁾相比之下，当时居留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却不多，在16世纪最后25年里，在马尼拉服务的强壮的西班牙人（包括墨西哥人、欧洲人和印第安混血儿）从未超过几百人。西班牙殖民者对这些人数比他们大得多的华人甚感恐惧，生怕一旦骚动，将危及他们的统治。于是，在1580年，龙奎洛总督把华人强迫集中在马尼拉以东的一个地区，称之为“八连”，其位置正坐落在政府安置的大炮射程之内。万历三十年（1602年），因明神宗误信阎应隆、张嶷的妄言，派海澄县令王时和与百户干一成往吕宋机易山“勘金”，更引起西班牙殖民者的恐惧，遂于第二年（1603年）对马尼拉华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据估计，有24000名华人遭杀害或被投入监狱。

1639年，西班牙殖民者再次对马尼拉华人实行大屠杀，原因是大量廉价的中国丝织品输入墨西哥，造成墨西哥本国的丝织业逐渐倒闭，而大量的银元又被走私到菲律宾。秘鲁的葡萄酒和银元流向墨西哥以购买中国的货物，于是造成两个总督辖区之间的贸易在1634年遭到禁止，结果墨西哥的经济走向萧条，马尼拉的财政逐渐枯竭，殖民者不得不大幅度地增加税收，从而导致了政治危机和对华人社区的大屠杀。如此灭绝人寰的大屠杀，当然使漳州与菲律宾之间的贸易大受影响。1604年仅有13艘载有食物和商品的中国商船到达马尼拉，这一年西班牙殖民者所征收的中国货物进口税骤然减少了4万比索，中国商品的贸易额亦从1603年的133万比索下降到1606年的53万比索。

（五）漳州与日本的海上贸易

月港开禁后，虽然准许私人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出海贸易，但对日本的贸易仍然是实行严禁，一切开往日本贸易的商船皆属犯禁的走私贸易。然而，当时从漳州出航到日本贸易的冒死犯禁者却为数不少。当时，把中国货物载运到日本销售，一般可获利2—3倍，再把日本白银运回中国，又可使其价值提高1—2倍，可见到日本从事走私贸易的利润额是异常之大。正是这种高额利润的引诱，遂使漳泉海商无视海禁王法，纷纷往日本从事走私贸易。

明朝政府对日本的海禁，其实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已名存实亡，自此之后到明亡的30多年里，往日本贸易的走私商船数量一般是直线上升。由于漳州商船到日本贸易的数量日渐增多，故他们的往返，甚至可左右当时日本市场的生丝价格，如1615年有4艘漳州船到达日本，售卖的广州生丝价每担仅165两，而到1616年3月这4艘船离开日本后，丝价即突然升高到每担230两，南京的高级丝每担高达300多两。

这段时间漳州与日本海上贸易的发展也与日本幕府对中日贸易的重视分不开。1603年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后，即极力想恢复对明贸易，他或者通过明朝商人，或者以琉球王、朝鲜为中介，频繁地对明朝进行活动。他们还大力招徕明朝商船，为他们提供种种方便。除此之外，明朝商人在日本也可受到特殊的待遇。他们到长崎贸易，可随便访问亲友，在亲友家里投宿，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交易，出本经营的肩负商人串巷叫卖，幕府也不加干涉。

日本幕府采取积极招引明朝商人的措施，以及日本人民对明朝商人的特殊照顾，当然会促使更多的漳泉海商到日本贸易。由于随同贸易船移居日本的明朝人数不断增多，日本幕府于1604年开始任命一些加入日本籍的明朝人及其子孙作为“唐通事”；1635年又任命住在长崎的明朝人为“唐年行司”，以掌管有关明朝人的公事及诉讼事宜。而漳州船的船主们亦申请创建了自己的寺院——福济寺（漳州寺）。此事起自于1623年，来到长崎贸易的南京船船主们彼此商议，为了使明朝商船进港时严禁天主教徒，并祈求海上往来平安，以供养死去的亡魂，则申请修建一所寺院。获得许可后，便邀请1620年以来住在长崎的明朝僧人真园为开山，在伊良林乡内领到寺地，创建一所寺院，这就是东明山的兴福寺，俗称南京寺。1628年，明朝僧人觉海率同了然、觉意两僧到日本，于是漳州船的船主们也申请以觉海为开山，按照兴福寺的先例，另创建一所寺院。获得批准后，便以入日本籍的明朝人陈冲一为施主首领，在岩原乡分紫山创建了福济寺，俗称漳州寺。后来福州船的船主们也援用此例，于1629年请准以明朝僧人超然为开山，由入日本籍的明朝人林楚玉为施主首领，在高野平乡创建了圣寿山崇福寺，俗称福州寺。这三个寺院就是所谓的“唐三寺”，寺内都设有船神妈祖堂，各商船带到日本的神佛像也全部送到寺内供奉。如今它们已成为当时漳州等地与日本海上贸易发展的见证。

（六）月港的衰落及其在海外贸易史上的地位

如前文所述，漳州月港的崛起，依靠的不是港口自身的优势，而是当地猖獗的走私活动，以及僻处海隅的特殊地理条件。简言之，是16世纪中国海外贸易的特殊形势使之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但也因此注定它只能是一个短期的过渡港口。至天启四年（1624年），因荷兰殖民者骚扰沿海而实行过一年海禁，第二年开禁后，舶饷已是越来越萧条，不能如额，主管舶饷的官员无可奈何。天启六年（1626年），又因海寇横行，洋船不能出海而饷额更加不足，只好于崇祯元年（1628年）停止发放商引。而至崇祯四年（1631年）再次开禁时，已几乎无商船出海，故海防同知仅委至崇祯五年（1632年），这说明漳州月港在这一年已基本处于关闭状态。

漳州月港自隆庆元年（1567年）开禁至崇祯五年（1632年）关闭，其间仅维持了65年。造成漳州月港衰落的主要原因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

1．荷兰殖民者的劫掠

荷兰殖民者东来之后，为了打开对华贸易的大门，以垄断丝织品与瓷器等中国商品的贸易，在漳州一带沿海不断进行骚扰，进犯厦门、海澄等港口，且非法占据了澎湖岛，把俘获的中国海外贸易商转运到巴达维亚等地充当奴隶。被驱逐出澎湖岛后，又占据中国的台湾岛南部，继续对中国沿海进行封锁，所有过往的商船，除了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护航下打算到巴达维亚的外，其余到马尼拉、澳门、印度支那以及整个东印度贸易的船只都会遭到掠夺。这种劫掠使到海外贸易的商船内不敢出，外不敢归，必然造成漳州月港的迅速衰落。

2．海禁过于频繁

明朝政府虽然准许私人海外贸易船由漳州月港出洋贸易，但一有风吹草动，仍随时实行海禁。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因日朝战争，传闻日本欲侵占鸡笼、淡水，而禁止海外贸易船出海贸易。明朝统治者为防止发生类似嘉靖倭患的骚乱，于一年之后即宣布开禁。而天启二年（1622年）因荷兰殖民者侵占澎湖岛，拦劫商船，杀人越货，又实行过一次海禁，直至天启四年（1624年）福建巡抚南居益打败荷兰殖民者，收复澎湖岛后才开禁，但出海商船已是寥寥无几，饷税征收越来越少。天启六年（1626年）之后，因海寇横行，商船出洋被阻，遂停止发放船引。崇祯元年（1628年），明朝政府又下令实行海禁，至崇祯四年（1631年）同意开禁时，已几乎无船申请出海，饷税无从收起，海防馆同知只好停止委派。如此频繁的海禁，使月港几乎成为死港，渐渐失去作为私人海外贸易港存在的条件，迅速地走向衰落。

3．明朝统治者横征暴敛

如前所述，由月港出洋的海外贸易商，除了交纳正常规定的引税、水饷、陆饷和加增饷外，还有所谓的果子银、头鬃费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种种横征暴敛已经超出了海外贸易商所能承受的范围，他们或者“委货于中流，以求脱免”，或者“非冤殒于刑逼，即自经于沟渎”⁽²⁵⁹⁾。海外贸易商的破产，必然使月港逐渐失去生机。

当然，漳州月港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三个主要原因外，还有如漳州本地因人口增多，田土多种谷物，而桑土日稀，加之出海经商者多，农耕渐弛，且多种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故养蚕业及丝织业逐渐凋零，使出口海外的丝织品逐渐减少，对漳州月港的衰落多少有些影响。其他如出海港口的增多，在月港刚开禁时，各地商船均汇集于此申请船引出海，而至崇祯末年，有些闽中的海商都转从闽县琅琦出洋；海寇商人头目郑芝龙自崇祯元年受抚后，也在泉州城南30里的安平港筑城开港，征收饷税以养兵。诸多港口并开，使月港失去了作为唯一私人海外贸易港的地位，必然暴露出其地理位置差、港口条件不好等弱点，从而在竞争中渐渐被淘汰。此外，海寇活动的猖獗，明末的政治动乱等因素，也对漳州月港的衰落有着一定的影响。

月港虽然衰落了，但它在我国海外贸易史上的地位却不容忽视。它结束了明代前期维持近200年的朝贡贸易，使明代后期的私人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它标志着我国历史上持续1000多年的以官方垄断为主的海外贸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我国海外贸易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然而，月港的崛起并不是顺应当时国内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迫切要求开拓海外市场的需要，而是明朝政府为缓解因海禁造成走私问题严重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因此，它虽然在短期内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对当时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对此不能给予太高的评价。不过，月港海外贸易的发展，对于促进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发展中外友好关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时随同海外贸易船出去的还有大量的手工业者和农民，他们多数移居到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为所在国的开发与繁荣作出了贡献。

五　福建诸港市社区的繁荣⁽²⁶⁰⁾

海洋贸易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港市社区的发展，带来了港市社区商业的繁荣。明清时期，人们谈及福建的繁荣时，主要指城市而不是乡村。正是都市的商业繁荣，如大量驶入厦门港和海澄的船只以及船上负载的成百上千的货物，吸引了时人的注意力，促使他们把泉、漳等沿海港市描述成福建最富裕的地区。

中琉贸易提高了福州港的地位，也促进了福州港的繁荣。明成化年以前，福州港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上没有什么显著的地位可言。成化年前后，福州港成为琉球入明贸易的港口，福建市舶司移置福州后，更使福州与琉球的贸易往来出现了新的高潮。明成化至嘉靖末年（1465—1566年）这100年间，琉球入明朝贡抵福州港就达78次，仅此数目就足使福州港跃居各港之首，成为这一时期最有活力的港口。⁽²⁶¹⁾所谓“民勤于治生，田则夫妇并作。居市廛者作器用精巧，鱼盐、果实、织纺之利颇饶，七郡辐辏，闽越一都会也”⁽²⁶²⁾。17世纪罗马尼亚旅行家尼·斯·米列斯库曾报道他所见福建港市的繁荣景象。他说：

本省第一大府城，也是本省省会，名福州府，以各种官用建筑之多、商人和学者之众而著称。……这里土地肥沃，海中渔产丰富，有一海湾一直延伸到城里，大海船可以一直驶入城里。在这个海湾上有一座十分壮观的石桥，把城市同近郊连接起来，桥身为汉白玉，桥下有一百多个桥孔。桥长800，宽8，两边都有栏杆，栏杆上雕有石狮子。在欧洲没有一座如此壮观的桥，……城市周围生长大量甘蔗……这里盛产荔枝……还有……龙眼，……中国人把荔枝和龙眼都晾成干果，大量出售。⁽²⁶³⁾

明清时期泉州港的海洋贸易地位虽大不如前，但民间海上走私贸易仍有较大发展，泉州港仍然呈现繁荣的景象。米列斯库在同一报道中称：

泉州府，商业繁荣，经济富裕，规模宏大，因而十分有名。这里的寺庙更为其增添光辉。这里的道路，两侧铺有石块，中央铺砖，清洁整齐别致，独具一格。……城市位于海滨，海湾伸入城内，因而大船能直接进入城市。海湾沿岸还有一些大镇，其富庶程度毫不逊色于府城。海湾里建有一座举世无双的、极其壮观的大桥。……像从前一样，今天在这个城市和所辖城镇，仍有大量居民漂泊海外经商。⁽²⁶⁴⁾

海澄月港在明初本是一个荒凉偏僻的海滨渔村，随着明中叶以后民间海洋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地提升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一度成为繁荣的港市。其码头星罗棋布，非常密集。单港口溪尾不够一里的江岸，就有码头7个，有饷馆码、路头尾、箍行码、容川码、店仔尾、阿哥伯、溪尾码头等，均以条石垒砌，十分坚固。城内人口杂处，百货交集，“贾肆星列，商舟云连”，市容极盛。明代文人火勃在《海澄书事寄曹能始》诗中作了极为生动的描绘。他写道：

海邑望茫茫，三隅筑女墙。

旧曾名月港，今已隶清漳。

东接诸倭国，南连百粤疆。

……　　　　　　　　　　

货物通行旅，赀财聚富商。

雕镂犀角巧，磨洗象牙光。

棕卖夷邦竹，檀烧异域香。

燕窝如雪白，蜂蜡胜花黄。

处处园栽橘，家家蔗煮糖。

利源归巨室，税务属权珰。⁽²⁶⁵⁾

郑怀魁的《海赋》也有类似的描述：

尔清漳之错壤兮，旁大海以为乡。……富商巨贾，捐亿万，驾艨艟，植参天之高桅，悬迷日之大篷。……夜睹指南之针，日唱量更之筹。外域既至，相埠弯舟。重译八国，金币通酋。期日互市。定侩交售。……持筹握算，其利十倍。出不盈箧，归必捆载。

明末清初，厦门成为对外贸易港市，商业渐臻繁荣。《闽海纪要》记述康熙十四年（1675年）的厦门云：“先是厦门为诸洋利薮，癸卯（1663年）破之，番船不至。至是英圭黎、万丹、暹罗、安南诸国，常以贡款求互市。许之。岛上人烟辐辏如前。”⁽²⁶⁶⁾随着海外贸易发展和人口的流动，厦门人口迅速增长，乾隆年间厦门人口只有1万余户，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则增为14万余人。⁽²⁶⁷⁾由于人口的增长，商业的发展，出现了街市拥挤的局面。许多生意人都试图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鹭江志》卷三《风俗》记载：

厦地店屋，向来高不过一二丈，偶尔失火，易于扑灭。今因地窄，竟事崇高，至五六丈余。妆饰楼阁、对街之店，栏槛相交，如同一室。故一经火灾，便延毁数十间或至百间，无可着力救止。其害甚不可言。然积重难返，谁为之剔其弊耶？⁽²⁶⁸⁾

厦门在清康熙年间至鸦片战争前这100多年间，“人民蕃庶，土地开辟，市廛殷阜，四方货物辐辏”⁽²⁶⁹⁾，成为闽南政治、经济的中心都市和新兴的港口城市。“由于港口优良，厦门早就成为中华帝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又是亚洲最大的市场之一。……许多商店摆满生活的必需品与奢侈品，……在这个港内总计大约有一百五十只沙船，其中许多艘正在很宽敞的船坞里修理，如果加上每日从台湾开来的米船，那数目就更多了。”⁽²⁷⁰⁾

由于对外贸易的发达，在厦门岛西南岸边形成了商业区，在商业区出现了一些与对外贸易有关的专业性街道。至迟到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间（1766—1769年），厦门城市已初具规模，厦门所城外街市密布，如：

桥亭街　在南门外。

关仔内街　在西门外。

火烧街　在凤仪宫前。

石埕街　在怀德宫前。

神前街　在外关帝庙前。

碗街　在外关帝庙右边。

磁街　在碗街中，直行向海。

竹仔街　在磁街中横列，与提督街连。

提督街　在磁街右边。

亭仔下街　在中街横头。

纸街　在外关帝庙左边。

中街　在纸街左边。

木屐街　在中街左边。

关帝庙后街　在庙后横列。

港仔口街　在亭仔下街横头隘门内。

岛美头街　与港仔口接。

五崎顶街　在走马路横头。

走马路街　在廿四崎上。

塔仔口街　在大使宫前。

局口街　在长寮河。

轿巷街　在轿埕。

新街仔　在塔仔后。

厦门港市仔　在防厅前，圆山宫下，共二条。

桥仔头街　在北门外。

菜妈街　在海岸隘门内。⁽²⁷¹⁾

在商业街区，主要是一些店铺。这些店铺一般为一两层楼，由于地价高，有些地方很拥挤。

随着商业资本的活跃，港市中出现了许多商行和牙行，由商人阶层经营。他们的商业活动不仅为满足本地的需要，而且是国内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一部分是为满足海外贸易的需要而进行的。经济的发展，使厦门成为高水平、高消费的繁荣城市。厦门港“梯航既通，南琛北赆。百货丛阗，不胫而走。地窄人稠，物价数倍”，“衣服华侈，迥于他处”。有诗曰：“锦绣烟花自一洲，无边风景似杭州。楼台半蘸晴江水，箫鼓时闻画舟。”⁽²⁷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