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笔者常有这样的疑惑，即西汉时期《管子》轻重理论的提出为何显得突兀？经过对《商君书》经济思想方法论的分析，问题可以得到解答了。一般认为，《商君书》和《管子》都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著作，韩非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43]即可佐证。也因此，研究者常常把两本书加以比较，如唐庆增、胡寄窗等，但是他们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需要具备一个前提，即这两本书都是战国时期所作。《商君书》作于战国是没有问题的，至于《管子》的成书年代，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

关于《商君书》和《管子》经济思想的异同，除了前述唐庆增已指出的，还可以列举几点。共同之处是：都主张由国家控制获利之源，《商君书》认为：“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44]《管子》也断言：“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敌不诎（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隘其利途”^[45]《商君书》强调国家要掌握民众的贫富决定权，《管子》也主张：“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使“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如父母。”^[46]

差异之处则更多。例如，在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有学者指出：“在肯定人的好利上，《管子》和商鞅相似，但商鞅否定道德的作用，而《管子》则相反。《管子》将礼、义、廉、耻四种道德观念定为国家的四维，即将它们比喻为四根拉住国家使其免于倾覆的绳索”，“把道德观念的能否确立提到了关系国家存亡的高度。”^[47]在阐述农业的重要性时，《管子》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48]的名言，表明它对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有全面和辩证的理解。又如，在税收问题上，《管子》主张“府不积货，藏于民也”，告诫统治者不要放肆掠夺百姓，“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49]。它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50]这种财政理念与《商君书》的重税、贫民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再如，在工商业政策方面，与《商君书》把农业和商业极端对立起来的态度不同，《管子》对奢侈品以外的手工业和商业持肯定看法，它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51]对市场上的商品交换，《管子》的认识比较全面，如说：“聚有市，无市则民乏”，“市者，货之准也”，“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52]，等等。对可能出现的“野与市争民”（农业与商业争夺劳动力）和“金与粟争贵”（黄金价格超过粮食价格）等问题^[53]，《管子》的对策主张体现了“工商业与农业相比不能不占次要的地位”^[54]的认识水平。

相比之下，从政府干预以鼓励农业生产为主到以控制商业流通为主的转变，是《商君书》和《管子》经济思想的最大差异，这也促使人们去探讨《管子》的经济思想是否只有一个理论体系的问题。一方面，《管子》也重视农业生产，但它对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对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对土地在农业经济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大多侧重于理论原则上的阐述，其重农政策建议不如《商君书》那样具有排他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关于工商业和市场流通，《管子》没有像《商君书》这般在抑制和打击上多做文章，而是把重点放在国家怎样控制价格波动和经营工商业上。潜心研究《管子》轻重篇的马非百曾指出：《管子》轻重理论总的精神，“只是说封建国家应通过应用‘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的供求规律，实行‘敛轻散重’的物价政策，以达到‘无籍而赡国’即‘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财政目的。换言之，就是要封建国家自己经营商业，采用商人所进行的不等价买卖的榨取的方式作为充裕国家财政收入的基本手段”^[55]，“作者所以这样主张，有两个目的：即一方面在这种买进和抛出的过程中，政府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君有什倍之利’，而另一方面可以使货物价格接近于适当的水平而不致过高或过低，‘财之櫎可得而平’。当然，要实现这一总的方针，不能为无米之炊，而是必须有雄厚的平准基金即‘财准平’，才可以‘长袖善舞’的。这样，《国蓄篇》下文所谓‘万钟、千钟之藏’，‘藏繦千万、百万’，便成为必不可少之举了。”^[56]在他看来，“《管子·轻重》十九篇，亡失了三篇，现存十六篇。它和《管子》其他各篇不是一个思想体系。它是一部专门讨论财政经济问题的书。其中有许多问题，是西汉一代和王莽时代所特有的，与普通的财政经济的性质迥然不同。”^[57]

关于《管子》经济思想的方法论特点，近代以来的学者常有论及。梁启超指出：“经济学之成为专门科学，自近代始也。前此非独吾国无之，即泰西亦无之。（虽稍有一二，不成为科学）自百余年前，英人有亚丹斯密者起，天下始翕然知此之为重。然斯密之言经济也，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故其学说之益于人国者虽不少，而弊亦随之。晚近数十年来，始有起而纠其偏匡其缺者，谓人类之欲望，嬗进无已时；而一人之身，匪克备百工；非群萃州处通功易事，不足以互相给；故言经济者不能举个人而遗群，而群之进化，由家族而宗法而部落以达于今日之国家。国家者群体之最尊者也，是故善言经济者，必合全国民而盈虚消长之，此国民经济学所为可贵也。此义也，直至最近二三十年间，始大昌于天下。然吾国有人焉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者，则管子也。”^[58]甘乃光也说：“《管子》的经济学说，近于国家社会主义，略带些保育政策的色彩，和《孟子》大略相同。”^[59]但《管子》与儒家又有区别，如它对人性自利的肯定“可谓鞭辟入里”，“欧洲经典派得到这个议论，就主张放任主义……但《管子》时个人主义尚未出世，故不能提出这样主义而走入国家干预主义，一部分与道家反抗，一部分仍本着法家的精神”^[60]。在这里，国民经济学和国家干预主义作为与个人主义相对的一个概念，显然都是指方法论整体主义。

基于更长时段的考察，马寅初认为：“中国自古，闭关自守，固无国际贸易之可言，故学者之思想，集中于农本主义，而国家之政策，亦以农本主义为对象。其思想，其政策，无一不有全体主义之色彩，视整个中国为一单位。政府不但干涉私人之事业，其直接有关于国家经济之事业，且由政府经营之。例如采矿一事，历代以来，均归国家经营，至明代犹然。他如盐铁等业，亦为国家所专营。可知历代之经济政策，均以整个国家之利益为前提，讵非全体主义之表现哉？”^[61]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发展路径，即国家对经济的掌控是从农业逐步扩展到商业的。而这正是《商君书》和《管子》经济思想相异同的关键所在。

李大钊在分析中国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思想的差异时写道：一个社会的经济思想形成，是和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关的，“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62]。具体而言，不同的经济环境可以作为我们考察不同经济思想产生及其特点的切入点，例如，“南道（东洋）的民族，因为太阳的恩惠厚，自然的供给丰，故以农业为本位，而为定住的；北道（西洋）的民族，因为太阳的恩惠薄，自然的供给啬，故以工商为本位，而为移住的。农业本位的民族，因为常定住于一处，所以家族繁衍，而成大家族制度——家族主义；工商本位的民族，因为常转徙于各地，所以家族简单，而成小家族主义——个人主义……前者因为富于自然，所以与自然调和，与同类调和；后者因为乏于自然，所以与自然竞争，与同类竞争。简单一句话，东洋文明是静的文明，而西洋文明是动的文明。”^[63]这就意味着，农耕经济培育了农本思想，而农本思想又天然地催生并需要家族主义的核心理念——整体主义。于是，《商君书》经济思想的方法论整体主义也就具备了它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形成还需要它的充分条件。这个任务是由先秦时期的法家来完成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表达了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一个猜想：“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也许在马哥孛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64]在他看来，“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65]。亚当·斯密所说的限制中国古代社会财富增长的法律制度，确切地讲就是基于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法家治国方略。这种治国方略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依靠严酷的法律惩戒，通过官府对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控制干预，实现对具有自利人本性的经济主体的利益诱导和行为约束，强化国家的权威，巩固其对内的专制统治，实施对外的武力扩张。在这方面，《商君书》提供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制度文本，它告诉人们，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方法论整体主义本质上是先秦时期农耕经济的观念产物，而法家的学派特点又使得经济思想的方法论整体主义所必然采用的政府干预成为可能。

动态地看，法家经济思想的方法论整体主义是有发展的，从《商君书》的农战体制到《管子》的轻重理论，反映了这一点。在商鞅变法那个时代，农业是国家富强的经济基础，到了《管子》轻重理论得到运用的西汉武帝时，更好的财政来源是市场利润，如当时主持盐铁官营、其经济理念与《管子》轻重理论高度一致的桑弘羊所说：“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66]在他看来，要稳定社会经济，要满足财政需要，市场介入是有效的途径，“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67]；“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民”^[68]。由此可见，从重农抑商到盐铁官营，并不是桑弘羊对商鞅的否定，而是秦汉时期法家经济思想的演进，因为在大一统的秦汉专制集权王朝建立以后，特别是经历了西汉初期的无为而治，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繁荣，人们对市场机制的认识、对商业流通财富效应的发现，都会传递到国家的经济决策层，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从农业生产延伸到商业经营，就不足为奇了。这一延伸，也确保了法家经济思想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西汉以后继续维持着它的生命力。

何以如此？因为“独尊”以后儒术已不是原先的儒家了，它原先秉持的“道”尊于“势”的立场不复存在，经过《礼记》大同理想的构建，儒家在方法论上倾向于整体主义了。此外，为着“内圣外王”的需要，“独尊”的儒术并不排斥对法家思想的兼容，王莽新朝对盐铁官营的沿用，说明《商君书》和《管子》的经济思想方法论整体主义已经为受到专制集权者青睐的“儒术”所继承，与中国古代小农自然经济相匹配的强调政府干预的“外儒内法”经济思想体系最终形成，其历史影响可以从北宋王安石变法中得见一斑。王安石和西汉大儒董仲舒一样，把抑兼并作为解决社会经济困境的抓手，他推行的熙（宁）、（元）丰新政，国家干预的色彩较之桑弘羊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方法论上，王安石断言：“背私，则为公；尽制，则为王。公者，德也；王者，业也。以德，则隐而内；以业，则显而外。公与王，合内外之道也。”^[69]这种把国家利益和民营经济相对立的说法，与《商君书》的国强民弱论调如出一辙。他提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70]，表达了借助政治权力，实施政府干预的执着和自信，这一点也和商鞅很像。他认为理财不同于兴利，前者是为了“助民”，“抑兼并，振贫弱”，是“为天下理财”，后者是“笼天下货财以奉人主私欲，幸游郡国，赏赐至数百万，皆出均输”，是为了“佐私欲”^[71]。但这样的辩解是苍白无力的，因为任何经济上的政府干预都具有加剧财政搜括的性质，同时又必然地对市场运行机制形成伤害。正如苏轼当时所批评的，青苗法实际上是一种政府的高利贷，而均输法更是对市场的打压，对商人的剥夺：“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典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这样的做法使“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72]。南宋叶适说：“盖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刘晏之所不道”^[73]，政府干预之所以愈演愈烈，盖源于后世经济改制都以《商君书》的经济思想方法论整体主义为分析框架和价值取向。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无论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还是方法论整体主义，原本都是涉及多个学科的宽泛理论概念，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由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深化研究，它们才越来越多地是指经济学方法论。本文的探讨表明，在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产生之前，经济思想方法论整体主义已经形成于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中，其主要特点是把国家战略和个人利益设定为目标和手段的关系，强调后者对前者的绝对服从，政府对社会经济享有超经济的控制权。《商君书》从政治、经济和法律的角度奠定了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基础，《管子》轻重理论加以进一步的发展，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市场的操纵遂成为中国古代经济运行的常态，并强化为封建社会财政改制的路径依赖。经济思想产生于人们的社会经济实践，而一旦经济思想的方法论得以确立，其对此后经济理论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的运行，影响深刻而且长远。对此，《商君书》是一个颇有分析价值的案例。

（原载《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注释】

[1]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57页。

[2]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79页。

[3]高亨：《商鞅与商君书略论》，高亨注译：《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20页。

[4]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66页。

[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79页。

[6]同上。

[7]同上书，第258页。

[8]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61页。

[9]同上书，第262页。

[10]同上书，第263页。

[11]同上书，第264页。

[12]同上。

[13]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80页。

[14]《商君书·壹言第八》。

[1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61页。

[16]《商君书·农战第三》。

[17][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杨敬年译，朱泱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3页。

[18][英]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陈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4页。

[19]《商君书·弱民第二十》。

[20]《商君书·去强第四》。

[21]《商君书·垦令第二》。

[22]同上。

[23]同上。

[24]《商君书·垦令第二》。

[25]同上。

[26]《商君书·外内第二十二》。

[27]《商君书·垦令第二》。

[28]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29]《商君书·算地第六》。

[30]《商君书·赏刑第十七》。

[31]《商君书·算地第六》。(www.daowen.com)

[32]同上。

[33]《商君书·说民第五》。

[34]《商君书·算地第六》。

[35]《商君书·去强第四》。

[36]《商君书·说民第五》。

[37]《商君书·去强第四》。

[38]《商君书·说民第五》。

[39]《商君书·弱民第二十》。

[40]《商君书·画策第十八》。

[41]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42]《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

[43]《韩非子·五蠹》。

[44]《商君书·靳令第十三》。

[45]《管子·国蓄》。

[46]同上。

[47]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48]《管子·牧民》。

[49]《管子·权修》。

[50]《管子·治国》。

[51]《管子·小匡》。

[52]《管子·乘马》。

[53]《管子·权修》。

[54]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55]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4页。

[56]同上书，第55页。

[57]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页。

[5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7册，专集之二十八，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6页。

[59]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80页。

[60]同上书，第81—82页。

[61]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9页。

[62]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页。

[63]同上书，第177—178页。

[64][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5页。

[65]同上书，第87页。

[66]《盐铁论·力耕》。

[67]《盐铁论·本议》。

[68]《盐铁论·非鞅》。

[69]容肇祖：《王安石老子注辑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页。

[70]《温国文正司公文集》卷七二《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

[71]《宋会要·食货之二2》。

[72]苏轼：《苏轼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36页。

[73]叶适：《叶适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