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条件下，一国经济政策的目标不仅是维持内部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而且要尽可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然而，内部均衡和外部平衡之间存在着冲突的可能。1951年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在其 《国际收支》^[3]一书中对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 “米德冲突”，他认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由于政府不能运用汇率政策，在依靠单一的支出增减政策 （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 寻求实现内外均衡的过程中，会出现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发生冲突而难以兼顾。比如：在国内经济通货膨胀、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形下，政府为了解决国内通胀经济过热问题，必然会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紧缩的财政政策会使得国内需求减少，对进口商品的需求随之减少，利率的上升会使得国际资本进一步流入，这两方面都会加剧国际收支顺差。同样，在国内经济衰退失业增加、国际收支逆差的情形下，固定汇率时也会发生内外目标冲突的问题。

1.丁伯根法则

为解决内外均衡的冲突问题，经济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荷兰经济学家简·丁伯根^[4]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其理论精髓被总结在 “丁伯根法则” 中。丁伯根法则的基本内容是，一种工具，实现一种政策目标最有效率，而如果试图用一种工具实现一种以上的政策目标时，便会因目标之间的冲突而降低效率，甚至会背离目标而出现更加失衡的状态，即一种政策工具只能解决一个问题。为达到几个目标，政府至少要运用几个独立、有效的经济政策。依据丁伯根法则解决 “米德冲突” 的方法是：“米德冲突” 最有可能发生在经常项目顺差与国内通货膨胀并存，或经常项目逆差与国内失业并存的情况下。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可解决 “米德冲突”。由于财政政策通常对国内经济的作用较大，而货币政策则对国际收支的作用较大，因此，应该分配给财政政策以稳定国内经济的任务，分配给货币政策以稳定国际收支的任务，或者根据国内经济与国际收支的不同情况，将二者适当搭配，以同时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收支的均衡。

丁伯根在其著作 《经济政策理论和设计 （Economic Policy：Theory and Design）》 中，他应用系统工程的分析理念，建立了一个描述全部经济变量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一般结构模型。丁伯根的一般分析方法将米德的内外均衡冲突细化为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数量匹配冲突：只要政府可以操纵的政策工具，或者说，政府能够施加作用的外部变量，在数量上少于政策调控意图达到的目标种类，那么全部目标的同时实现就不可能发生，“米德冲突” 将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表现形式频繁出现。丁伯根建立的一般模型可以用来描述层次不同的经济系统，比如一个工厂、一个行业、一个市场以及一国经济，但在政策搭配理论应用中主要是用于对一国经济变量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此结构模型可以被表述为以下一般模式：

在式 （2-6） 中，x₁，x₂，……，x_n 表示的是经济系统中的内生经济变量，a₁ ，a₂ ，……，a_m 表示的是自然外生经济变量、滞后性变量、政策可控变量比如汇率、税率、基础货币、贸易壁垒、计划指数等的一个组合。后一组变量是外生性的，不会受到模型构造的影响，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与普通市场参与者的区别在于他们可以通过政策工具对其中一部分外生性的经济变量施加政策影响，这些变量就是政策可控变量。在丁伯根政策模型里，政策目标可能由政府、投票人、监管者、经济学家等市场参与者在不同影响之下共同决定，表示为两种模式：一是使得内生变量x₁ ，x₂ ，……，x_n中的一个、几个或是全部趋近于潜在固定目标值；二是使得目标偏好函数 T（x₁ ，x₂ ，……，x_n） 最大化或者最小化，具体视目标偏好函数的性质。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则通过对可控外生变量a′₁，a′₂，……，a′_p（p≤m） 施加政策影响来谋求政策目标的实现。在政策目标明确的前提下，这个简单的一般模型能够得到两个广为人知的 “经验法则”：一是政策目标全部实现的必要条件是政策目标数目不大于政策工具数目，这也就是所谓的 “丁伯根法则”；二是每一个政策工具不一定必然指向一个特定经济目标，但政策间的协调配合是必要的。

丁伯根用数理分析方法将 “米德冲突” 更为具体地表述为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数量匹配上的冲突，由于开放经济中内外均衡所包含的政策目标更加复杂和多样，所以单一、较少的政策调控难以保障目标的同时实现，这时候广泛、大量的政策搭配成为维持经济稳健发展的一种客观要求。总之，丁伯根的贡献在于给政策搭配提供了一个可扩充性较强的模型工具，并通过对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相互关系的研究凸显了政策搭配的数量匹配必要性，正是出于保证多样性政策目标同时有效实现的目的，政策搭配才成为政策制定者寻求内外均衡的必然之选。丁伯根虽然在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之间进行了数量上的横向比较，但并没有对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之间进行效力上的纵向比较，这种对政策搭配效力匹配必要性的研究由蒙代尔继续完成。

2.“蒙代尔指派法则”

就算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之间满足了 “丁伯根法则”，也并不必然会解决内外均衡的 “米德冲突”，因为 “丁伯根法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满足了数量匹配性之后，政策搭配必要性的讨论焦点自然从政策目标的多样性转移到了政策工具的多样性。政策效力的不同使得不同政策对同一目标的影响排序不同，同一政策对不同目标的影响排序也不同。只有充分考虑到政策搭配的效力匹配必要性，才能避免政策调控尴尬地成为经济周期中的 “新扰动因素”。

政策搭配效力匹配必要性存在的根源在于政策工具的影响发散性，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不同政策在政策范围、政策传导、政策时滞上的差别使得整体效果的实现过程更为复杂。蒙代尔借用简单的两目标-两工具模型分析提出了 “绝对优势原则” 和 “比较优势原则”，构成了“蒙代尔指派法则” 的核心内容。蒙代尔的简单政策决策模型如下：

其中T为政策目标，I为政策工具，a、b为未知具体数值的相应结构系数。

为了达到政策目标T^∗，政策制定者必须具备将政策工具效力进行排序的能力，也就是能够对结构系数进行交叉比较。

如果系数的绝对值交叉大于对应方，即｜a₁｜ ＞ ｜a₂｜且｜b₁｜ ＜｜b₂｜，或者｜a₁｜ ＜｜a₂｜且｜b₁｜ ＞ ｜b₂｜，这就意味着不同工具对不同目标在效力上具有绝对优势，也就是说绝对优势是一一对应的，这时候可以将政策工具指派给其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这就是 “绝对优势原则”。

如果系数的绝对值同边大于对方，即｜a₁｜ ＞ ｜a₂｜且｜b₁｜ ＞ ｜b₂｜，或者｜a₁｜ ＜｜a₂｜且｜b₁｜ ＜ ｜b₂｜，这就意味着同一工具对不同目标在效力上都具有绝对优势，这时 “绝对优势原则” 无效，需要比较政策相对效力。如果｜a₁/a₂｜ ＞ ｜b₁/b₂｜则意味着工具I₁对目标T₁ 具有比较优势，工具I₂ 对目标T₂ 具有比较优势；如果｜a₁/a₂｜ ＜ ｜b₁/b₂｜则意味着工具I₁ 对目标T₂ 具有比较优势，工具I₂ 对目标T₁ 具有比较优势，这时候可以将政策工具指派给其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目标，这就是 “比较优势原则”。

（1） “蒙代尔指派法则” 的思想核心。在开放经济下，米德式的内外均衡冲突较为复杂，某一政策工具可能会同时对两个或多个政策目标产生影响，如果将每个政策工具都指派给其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政策目标，那么它对其他政策目标可能产生的 “非均衡影响” 可以被其他政策工具的更大的 “均衡影响” 所中和，而它所被指向的那个政策目标也会由于该政策工具相对较大的 “正面作用” 而获得状态改善，如此逻辑之下，整个经济体系于政策搭配调控下将获得 “帕累托改进”，因此“蒙代尔指派法则” 有能力促成实现均衡收敛的 “帕累托最优”。

（2） “蒙代尔指派法则” 的具体形式。

第一，固定汇率制之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政策指派法则。蒙代尔在系统论述开放经济下固定汇率制国家的政策搭配问题之前，首先定义了内外均衡的条件。内部均衡要求完全就业状态下国内产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等，如果这一条件没有满足，经济体系将存在潜在的通胀或紧缩压力，而这种压力直观反映在短时间内存货对于其均衡水平的上下波动调整。外部均衡要求贸易余额和净资本流出的相等，如果这一条件没有满足，中央银行将被迫调整外汇储备维持汇率固定。财政政策工具被定位于预算盈余，而货币政策工具被定位于利率，整个经济体系可以表示为如图2-16所示。

图2-16中，FF曲线是外部均衡曲线，其曲线斜率为负的原因在于利率上升将通过减少资本外流和降低国内支出而改善国际收支平衡，而预算支出下降将通过增加国内支出和进口而恶化国际收支平衡，因此，对于线上任何一点而言，利率上升带来的外部盈余只能在被预算支出下降带来的外部赤字所补偿后，外部均衡才能得以维持，因此，FF曲线向右下方倾斜，曲线上部所有点代表国际收支盈余，曲线下部所有点代表国际收支赤字。XX曲线是内部均衡曲线，由于利率上升带来的国内支出下降只有在被预算盈余减少带来的国内支出上升所补偿后，内部均衡才能得以维持，所以XX曲线的斜率也是负的，曲线上部所有点代表经济衰退，曲线下部所有点代表经济过热。在资本自由流动假设下，FF曲线斜率绝对值大于XX曲线斜率绝对值^[5]，两者差别的大小取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率敏感性和边际进口倾向。

图2-16 蒙代尔指派法则

由图2-16 可以看出，将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将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能够实现政策搭配目标，反之，则不然。比如在W点，内部均衡而外部不均衡，此时提高利率将缩小国际收支余额赤字，在到达新的外部均衡点B后，外部失衡消失，但内部失衡同时出现，但相比初始点W点，B点整体失衡程度有所改善，在B点减少预算盈余将刺激国内支出增加，进而化解内部失衡，并移动到新的内部均衡点C 点，此时相比B 点，整体失衡程度又都有所改善，而相比初始点W，内部均衡不变，外部失衡却在政策搭配作用下获得了明显改善，重复此步骤，最终经济体系将动态收敛于内外均衡点Q。相反，如果财政政策被指派给外部均衡，货币政策被指派给内部均衡，W点的政策搭配将沿着WV的方向趋向发散，政策搭配不仅无法促成内外均衡，甚至自身都变成了内外失衡的 “放大器”。如此，固定汇率制下的政策指派便完成了蒙代尔对 “比较优势” 指派思想的首次具体应用。

第二，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之下的政策指派。假设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所有经济体系内的所有证券资产都是相互的完美替代品；假设国内产品的供给富有弹性，可利用闲置资源充分，规模效应不变；假设名义货币工资不变，价格水平短期不变；假设储蓄和税收随着国民收入上升而增加；假设贸易余额取决于国民收入和汇率水平，投资取决于利率，货币需求取决于国民收入和利率水平；假设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体系是小国，其对外国国民收入和世界利率的决定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此外，货币政策工具被定位于证券市场上的公开市场业务，财政政策工具被定位于政府支出变化。浮动汇率制下，货币当局不在外汇市场上做任何干预，固定汇率制下，货币当局买卖国际储备维持汇率固定。在一系列假设之下，经济体系的经济关系和约束条件如表2-1所示：

表2-1 市场均衡表

如果表2-1中数值取事前值或计划值，横向和纵向的加总为0的10个等式代表着均衡条件，如果表中数值取事后值或实现值，10个等式是恒等的。横向等式意味着部门约束，比如在政府那一行，财政预算赤字 （G-T） 由公共债务的增加和政府货币持有的减少来融资。纵向等式意味着市场约束，比如在商品市场均衡时，投资和储蓄的差额等于财政预算盈余和贸易余额赤字之和。由此可以分析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传导途径和效应大小。在资本自由流动假设前提下，蒙代尔认为固定汇率制下货币政策对就业没有任何影响，浮动汇率制下财政政策对就业也没有任何影响。相反，财政政策在固定汇率制下有较强产出效应，货币政策则在浮动汇率制下有较强效应。基于此，两种汇率制度下的政策指派方案见表2-2和表2-3。固定汇率制下将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将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浮动汇率制下将财政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将货币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www.daowen.com)

表2-2 政策效果表

注：本表来自加拿大经济和政治学杂志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vol.30，no.3，p.424）

表2-3 工具指派表

注：本表来自加拿大经济和政治学杂志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vol.30，no.3，p.424）

第三，资本流动性和国家大小对政策指派的影响。考虑到本国政策搭配对其他各国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反馈效应，蒙代尔之前的经典指派法则会由 “黑或白” 变成 “灰”，经济体系开放度越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大，结论对经典指派范式的偏离就越多。实际上，财政政策在固定汇率制下、货币政策在浮动汇率制下的极端有效，以及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制下、财政政策在浮动汇率制下的极端无效，都会随着国家大小的增加而减弱，“蒙代尔指派法则” 在这种情况下会变得较为模糊和复杂。

具体来看，在固定汇率制下，大国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将导致国际利率下降，本国利率持久性下降，本国国民收入增加，本国外汇储备减少 （减少幅度低于小国情形），汇率不变，同时收入增加引致贸易逆差。大国实行扩张性财政将导致国际利率上升，本国利率持久性上升，本国国民收入增加 （增加幅度低于小国情形），本国外汇储备增加 （增加幅度低于小国情形），同时收入增加引致进口增加 （增加幅度低于小国情形）。在浮动汇率制下，大国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将导致国际利率下降，本国利率持久性下降，本国国民收入增加 （增加幅度低于小国情形），汇率上升 （上升幅度低于小国情形），本国贸易收支得到改善 （改善幅度低于小国情形）。大国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导致国际利率上升，本国利率持久性上升，汇率下降 （下降幅度低于小国情形），本国国民收入增加，本国贸易收支恶化。大国经济政策搭配对本国影响力的幅度减小源自于其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增大，当大国能够对世界经济均衡产生较大影响的时候，它相对于本国的干预作用却相对有所减弱。

当然，这种复杂化的政策影响也难以一成不变地应用蒙代尔的政策指派比较优势思想，不过可以得到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蒙代尔指派法则” 经典的 “一一对应” 模式在复杂情形中的确显得有些简单而需要进一步的改进。

（3） 对 “蒙代尔指派法则” 的评述。随着一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商品、要素、资本、劳动力跨境流动日益频繁，内部均衡目标与外部均衡目标的冲突加剧，政策调控的必要性随之加大，但 “米德冲突” 宣告了单一政策在复杂局势下的两难尴尬，进而引发了政策搭配的现实需求，而丁伯根对 “米德特例”的一般化研究让多样化政策工具成为数量匹配必要性作用下的必然选择，在多样化工具效力差异性逐渐显露并影响政策调控有效性之时，蒙代尔则用区分、排序政策效果的研究方式强调了政策搭配的效力匹配必要性，在深化理论内涵的同时让政策搭配真正成为政府追求内外均衡的不二选择。

从研究方法上看，“蒙代尔指派法则” 还存在一些缺陷：从政策搭配维度看，蒙代尔的具体研究过于狭隘，基本上完全局限于二维状态，而没有全面考虑到三维甚至多维状态下的政策指派问题；从政策指派获得过程看，蒙代尔的具体研究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种最优化方法，没有对政策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过程进行细致描述，蒙代尔的经典结论并不一定具有现实说服力，因为它并不一定是最优的；从政策搭配决策过程看，蒙代尔的具体研究将宏观调控完全置于一个抽象的“无摩擦环境”，实际上政策成本的存在是现实而普遍的，这意味着政策指派仅仅将目光集中于政策目标及其均衡本身显得不切实际；从基本假定现实性角度看，蒙代尔分析中最富争议的资本自由流动假设是一种较为极端的假设条件，而一些国家中资本非自由流动给政策指派带来的影响没有受到重视；从模型结构看，蒙代尔的具体研究受到当时技术约束并没有考虑到微观主体的效用最大化过程，这使得政策指派的福利比较无法进行；从决策机制角度看，蒙代尔的具体研究总是基于单决策者模式，对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决策博弈，以及政策制定者和微观主体之间的行为博弈，传统理论并没有提供分析框架；从信息掌控度角度看，蒙代尔的具体研究需要政策决策者对经济体系的系统信息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这种过于苛刻的条件影响了传统指派法则的适用度。

思考题

1.影响总需求的因素有哪些？影响总需求曲线斜率的因素有哪些？

2.影响总供给的因素有哪些？影响总供给曲线斜率的因素有哪些？

3.分析预期在总供求平衡中的作用。

4.说明不同汇率制度下内外均衡实现的政策搭配。

[1] “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 是对萨伊定律最常见的表达形式。萨伊定律是一种自19世纪初流行直至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通论出版的经济思想。根据萨伊定律，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由于供给会创造自身的需求，因而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

[2] 继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需求管理理论之后，凯恩斯追随者们将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扩展为长期分析，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长期分析必须考虑供给能力的变化，由此得出 “需求创造自身的供给”。

[3] James E.Meade,"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2 vols)",1951,vol.1:The Balance of Payments,Oxford.

[4] 简·丁伯根 （Jan Tinbergen，1903.4.12-1994.6.9），出生于荷兰海牙。主要从事于把统计应用于动态经济理论，1969年与拉格纳·弗里希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5] 在蒙代尔看来，如果不考虑资本流动，两条曲线的斜率是一样的，在考虑资本流动的情况下，同种程度的利率变化由于引致资本流动的变化相对于维持内部均衡而言则需要更多的预算变化来维持外部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