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抚州学刊. 2021:文化传承和创新研究趋势

抚州学刊. 2021:文化传承和创新研究趋势

时间:2023-07-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4]新文化史的兴起是同以“文化转向”为标志的整个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风气的转变相一致的[5]。概言之,新文化史是历史学领域发生“文化转向”的主要体现。从“文化转向”到“全球转向”,体现出近几十年来西方史学界的发展趋势和主流取向,即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的当代历史研究的变化特色。

抚州学刊. 2021:文化传承和创新研究趋势

20世纪以来的西方史学发展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变:一是60年代“新史学”或“社会史”挑战了传统史学,逐渐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主流;一是80年代,“文化史”取代“新史学”中的社会、经济史成为学界的宠儿。[4]文化史的兴起是同以“文化转向”(或“语言转向”)为标志的整个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风气的转变相一致的[5]。概言之,新文化史是历史学领域发生“文化转向”的主要体现。这一转变在20世纪70年代已开始勃兴。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新文化史》一书,正式揭橥“新文化史”的大旗。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认为这一转向的主要特征有五点:“文化建构、语言、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及历史叙述。”[6]这实际上反映了新文化史的研究模式和取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选题来源上看,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一些诸如气味、垃圾、厕所镜子烟草、乳房等过去不入流的课题成为研究对象,而政治、经济类的老命题也在政治文化史、消费文化史的新视野下被重新检视。[7]第二,从研究方法上看,多学科交融并存,借助了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更加多元化。第三,从解释理论上看,将历史人物和事件纳入文化分析的框架中,受到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文化阐释”等理论的影响,运用“深描”手法解释仪式、符号、信仰等文化象征的意义,因此文化的分析成为“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8]。第四,从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上看,较多地注重微观史研究,聚焦以往被忽略和边缘化的小人物,通过解读个体所属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及其时代,折射下层社会的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样貌。第五,从历史表述方式上看,吸纳了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和叙述史学的相关成果,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向读者描绘一个生动的历史场景。第六,从研究资料上看,史料范围大为拓展,小说、民间传说、实物等以往不受关注的史料都被利用起来,重视史料的语境分析,亦常采取合理的演绎、推理等手段对有限的史料作深度解读。[9]

新文化史之“新”,最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方面。彼得·伯克将新文化史的研究课题分为七大类别:物质文化史,身体史(包括性别史、情感史),表象史,记忆史,政治文化史,语言社会史,旅行史。在彼得·伯克看来“物质文化史”即是饮食、服饰、居所、书籍等物品本身及其被消费的历史。[10]在西方新文化史家那里,食盐[11]、香料[12]等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食物都被视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和符号,诠释社会权力和价值观念的变迁及其中的文化意义。“物质文化”的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依据各自的研究背景试图给物质文化下定义。虽然众说纷纭,但其定义多指向物品本身、物与文化、物与人这3个关键点及其关系方面,逐渐将研究视野投向物的社会意义与文化内涵。[13]西方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可以是广义上的物质世界,如日常生活物品、自然人文景观与历史遗迹、工艺品与工业产品、宗教物质文化等,涉及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总体来说其核心仍是围绕物质文化与人的关系而展开。[14]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对以文本为依赖的传统史学的超越和突破,物品成为“历史证据”,开启了文化和历史研究中的一波“物质转向”[15]。(www.daowen.com)

20世纪90年代末,新文化史开始在大陆学界流行并逐渐成熟起来。近十年来,西方史学界又悄然发生“全球转向”,表现在对全球史研究的热烈讨论。包括物质文化史在内的许多历史学次级学科都受到“全球转向”的影响,全球史的视野使史学家跨越民族和国家的疆界,相关课题有:分流与合作、跨国贸易、物种传播、文化碰撞、疾病与传染、移民与离散社群等。[16]国内有学者认为全球史的核心理念是“互动”,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互动,所以全球史研究则是“大范围的互动研究”。[17]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中纳入“全球视野”或径直标榜“全球史研究”,在当今全球化浪潮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全球史甚至成为学界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18]。台湾地区学者蒋竹山将全球史研究的趋势总结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跳出了以往狭隘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努力探寻地方、区域、国家乃至全球之间的联系。第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强调全球史不仅有宏观,仍可兼顾微观。第三,举凡社会史、经济史、环境史、物质文化史等都不约而同地以一种全球视野来看问题。第四,除了历史学家,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各学科的学者也参与其中。第五,有关全球史研究的专业学术期刊和研究机构也陆续出现。[19]总体而言,全球史的主要研究方向跨越民族、政治、地域与文化的界限,探究不同地区和社会之间的交流、互动与整合状况,破除各自孤立、画地为牢的研究方法,追寻更广泛的历史意义。

从“文化转向”到“全球转向”,体现出近几十年来西方史学界的发展趋势和主流取向,即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的当代历史研究的变化特色。在这两次转变中,物质文化史一直是被关注的焦点,其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也可为中国茶文化研究提供丰富的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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