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代诗学的回响

清代钟骏声《养自然斋诗话》自序在探讨诗话起源时曾说：“诗话权舆于小序，滥觞于《韩诗外传》，其名则始于宋。”钟氏大约认为诗话最初多记载诗事，而此一体例，追根溯源，乃出于小序和《韩诗外传》。钟氏此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就记事性诗话而言，推求远源，其说不无道理。宋初诗话多记诗事，其体例直接源出唐诗本事。若将钟氏推求诗话本源之说移之以言唐诗本事，倒不失为一种颇有灼见的确论。

汉人说诗，有鲁诗、齐诗、韩诗及毛诗四家，前三家为今文，汉时立于学官，故当时盛行于世。毛诗为古文，因为后出，未能立于学官，故当时不信。汉代以后，古文经学兴起，今文经学式微，三家诗逐渐亡佚，而毛诗独行于世。唐代初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于是诏令颜师古考定《五经》，颁其所定之本行于天下，令学者研习。后孔颖达据颜师古《五经定本》撰成《五经正义》，对儒学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颜师古考定《五经》时，《诗经》取毛诗郑笺，毛诗有《序》，因而包括《诗序》在内的毛诗成为当时士人的必读书，对唐人的学术思想及文学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诗序》的作者，历来聚讼纷如，莫衷一是。郑玄《诗谱》认为大序为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王肃《孔子家语》注以为子夏所序诗即《毛诗序》，《后汉书·儒林传》载为卫宏作，至《四库全书总目》，又“参考诸说，定序首二语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1]子夏序诗之说，后世信从者不多，其他观点虽多歧异，但一般认为《诗序》为汉人所作。所以《诗序》可以视为汉代《诗》学的代表著作。唐代除流行毛诗外，据《旧唐书·经籍志》，尚有《韩诗》二十卷、《韩诗外传》十卷流传。今文经学至唐时尽废，而《韩诗》及《韩诗外传》独存，毫无疑问，《韩诗》，特别是流传至今的《韩诗外传》，对唐人当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诗序》和《韩诗外传》对唐诗本事的影响既是潜在的，又是显明的，本事中诗与事的结合方式及文本结构均部分源出这两部汉代诗学著作。这种继承关系，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证实：

一、引事明诗

汉人解《诗》，按其体例，有故训，有传序，或释字词，或求意旨。阐释意旨的，有本义，有旁义，而序《诗》的目的，在于推求本义。《诗序》记载了大量的诗歌本事，按照《诗序》作者的理解，《诗经》中的诗篇多为感事而作，而明其本义，必先推原本事，因而引事明诗成为《诗序》解诗最重要的方法。这种方式在《国风》中运用得最为普遍，如下面一些《诗》序：

《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毛诗正义》卷二之一《邶风·击鼓》）

《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毛诗正义》卷二之三《邶风·新台》）

《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毛诗正义》卷三之一《鄘风·柏舟》）

《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处漕邑。齐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说之，国家殷富焉。（《毛诗正义》卷三之一《鄘风·定之方中》）

《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毛诗正义》卷三之二《鄘风·载驰》）

《河广》，宋襄公母归于卫，思而不止，故作是诗也。（《毛诗正义》卷三之三《卫风·河广》）

《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毛诗正义》卷三之三《卫风·木瓜》）

《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毛诗正义》卷四之一《王风·黍离》）

《将仲子》，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毛诗正义》卷四之二《郑风·将仲子》）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而欲远之不能，使高克将兵而御狄于竟。陈其师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众散而归，高克奔陈。公子素恶高克，进之不以礼，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国亡师之本。故作是诗也。（《毛诗正义》卷四之二《郑风·清人》）

《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毛诗正义》卷六之四《秦风·黄鸟》）

《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毛诗正义》卷七之一《陈风·株林》）

上引《诗》序都是叙说故事，说明诗作背景，交代写作缘由，从而揭示诗旨。《诗序》叙说诗歌本事，虽言之凿凿，却颇多穿凿牵强之处，所以后世学者多不相信《诗序》的解说，以为非其本义。但是，这是属于解《诗》内容的问题，并不改变《诗序》引事解诗的性质。

《诗序》的这一性质对唐诗本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本事诗》序云：“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凡七题，犹四始也。……亦有独掇其要，不全篇者，咸为小序以引之，贻诸好事。”认为本事中的诗都是“触事兴咏”的“抒怀佳作，讽刺雅言”，本事的功能在于“发挥”诗事，阐明“厥义”。该序还模仿《诗序》中“四始”的说法而将本事诗分为七类，又径称本事为“小序”。可见，《本事诗》的编者孟棨已经注意到唐诗本事与《诗序》在引事解诗这一功能上的一致性，并把二者联系起来。唐诗本事的内容形式都极为丰富，孟棨在文体上将本事完全纳入《诗序》的范畴，未免以偏概全；但他意识到本事的解诗功能，并追踪蹑迹，达于《诗序》，则无疑是敏锐的。唐诗本事中有很多这种引事解诗的例证，其中《本事诗》选录最为集中。如《情感第一》记载，宁王曼自恃贵盛，强取宅左卖饼者妻。后其妻见其夫，双泪垂颊，若不胜情。王命文士赋诗，王维于是作《息夫人》。《怨愤第四》记载，宋之问求为北门学士，因齿疾口臭，武后不许，于是作《明河篇》以见其意。吴武陵为刺史时，因赃罪而遭鞫，幕吏殊不假贷，持之甚急，武陵不胜其愤，题诗路左佛堂，借雀飞以讥刺。开元末，李适之因李林甫排诬罢相，门庭冷落，意愤而作《罢相》。张九龄与李林甫同列，李林甫嫉之若雠，九龄作《海燕》诗以致意。贾岛因执政恶之而下第，怨愤已极，作蔷薇诗以泄愤。这些本事都是引事解诗的明证。

如果说那些具有叙事性质或直接抒情的诗歌需以本事明确事件细节、说明情感因由的话，那么，一些寓意深婉的咏史、咏物诗则需以本事揭示诗中寓意。比较而言，后者对本事的依赖更为明显。在上述本事中，除李适之《罢相》诗外，其余几首诗或咏史，或咏物，若不交代本事，则诗意难以究诘，而本事则直接起到揭示诗旨的作用。类似情况如《云溪友议》卷下“巢燕词”中，章孝标《归燕》诗及欧阳澥《燕》诗以燕飞喻士人辗转于科场功名，《鉴诫录》卷二“逸士谏”咏史以谏君王皇后，卷三“落韵贬”咏物以泄怨愤，卷五“因诗辱”借景以刺残暴。这些诗歌无不托讽深婉，寓意隐约，只有参照本事，才能明其诗旨。

《诗序》的说诗方法对唐诗本事的影响，还可从另一个侧面得到证实。《诗序》中引事明诗的方式与汉人注重诗的美刺讽谕的诗学观点密不可分。汉代诗学强调《诗》的政教作用，认为“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强调“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2]。美刺讽谕既是汉人的诗学理想，又是汉人的解《诗》指向。前文引述的12则《国风》中的《诗》序，有8则主美刺讽谕，可见诗主美刺的观点对汉人说《诗》的巨大影响。在《诗序》中，美刺的观点通过引事明诗的解读方式体现。显然，只有推原本事，才能明确美刺的具体内容及其意义。这是引事明诗成为《诗序》说诗方式的重要原因。这种引事明诗从而揭示诗之美刺的倾向在唐诗本事中也有充分体现。《本事诗·怨愤第四》专门载录怨刺诗事，前之所述即该部分全文。这些故事虽受唐前小说中“忿狷”一类故事的影响，但其中诗歌颇涉政教，其渊源仍为《诗序》。此外，前引《鉴诫录》中的诗事也都隐含怨刺，与此性质相同。这类故事虽然在唐诗本事中只占少数，但毫无疑问，它们从一个侧面说明本事的解诗方式确实源出《诗序》。

二、引诗证事

明人王世贞曾就《韩诗外传》的说《诗》体例发表过极为中肯的意见，他说《韩诗外传》“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其说至确”^[4]。那么，什么是“引《诗》证事”呢？《汉书·艺文志》曾对汉人说《诗》作过这样的说明：“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清代陈澧曾指出，“采杂说，非本义”盖专指《外传》而言。^[5]这一认识当是基于对《韩诗外传》的实际考察，因为“采杂说，非本义”正是《韩诗外传》的说《诗》特征。这一特征可从阿谷处女一事中窥见一斑。《韩诗外传》卷一记载，孔子南游适楚，至于阿谷，有女子临水浣衣。孔子抽觞以授子贡，令“善为之辞，以观其语”。子贡向前乞饮，女子受觞挹流，坐置之沙上，谓“礼固不亲授”。孔子又抽琴去其轸，以授子贡，子贡对女子说：“于此有琴而无轸，愿借子以调其音。”女子回答：“五音不知，安能调琴？”后孔子抽纮五两，以授子贡，子贡想献给女子，女子厉辞以拒绝。文末云：“《诗》曰：‘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这段故事后来引起广泛的批评，其中洪迈诋之最甚：“观此章，乃谓孔子见处女而教子贡以微词三挑之，以是说《诗》，可乎？其谬戾甚矣！”^[6]洪迈批评此章事理悖谬，主要基于道德的判断，并未涉及此事的真伪问题。早于《容斋随笔》的《孔丛子》则揭示此事之伪：“平原君问子高曰：‘吾闻子之先君南游过乎阿谷，而交辞于漂女，信有之乎？’答曰：‘阿谷之言，起于近世，是殆假其类以行其心者之所为也。’”^[7]可见此事出自假托，不足为凭。以此说《诗》，自非《诗》之本义。《韩诗外传》说《诗》多类此，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韩诗外传》提要谓“其书杂引古事古语，证以诗词，与经义不相比附”。

这种牵引说《诗》的方式在春秋时期极为普遍。此一时期，表情达意，陈说己见，常常援引《诗》句，引《诗》说事是常用的表达方式。《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引卢蒲癸之言说“赋诗断章”，《左传》所载当时君臣赋诗都是断章取义。这种说《诗》方法后来成为儒家说《诗》的正宗。《论语》就有两则这样的说《诗》片段：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前一章引《诗》句言精神境界的提升，后一章借《诗》句喻礼之成立。前者伪孔传云：“子贡知引诗以成孔子义。善取类，故然之。”^[8]后者包咸注云：“孔子言子夏能发明我意，可与共言《诗》。”^[9]都指出孔子弟子能引《诗》证义，为善言《诗》者。同样的说《诗》，在《礼记》的《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大学》中也多有记载。可见孔门言《诗》，并不注重《诗》的本旨，只是把《诗》作为申述己意的载体，“赋《诗》明志，不自陈说”。^[10]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11]则直以《诗》为表达思想的语言工具。孔门说《诗》的这种倾向至汉代仍有广泛影响，汉人说《诗》中的《外传》一体正是这种影响的产物。

正因为如此，前人以《韩诗外传》说《诗》为“引《诗》之体，而非作诗之义”。^[12]这一说《诗》旨趣与《诗序》完全不同，《诗序》虽也误执《左传》引诗之体，所采已多非本事，但其标举的说《诗》旨趣却是推求诗歌本旨。可见汉代出现了以《诗序》和《韩诗外传》为代表的两大说《诗》倾向，即王世贞所说的引事明诗和引诗证事。二者的区别是显著的：前者以诗为中心，事乃发明诗义；后者以事为主体，诗乃发挥事义。(www.daowen.com)

以《韩诗外传》为代表的引《诗》证事的方式后来蔓延到小说领域，进而对唐诗本事产生深刻影响。南朝梁时任昉《述异记》中的二则故事沿用了这种诗、事结合的方式：

东北岩海畔有大石龟，俗云鲁班所作。夏则入海，冬复止于山上。陆机诗云：“石龟尚怀海，我宁忘故乡。”（卷下）

相州栖霞谷，昔有桥、顺二子，于此得仙，服飞龙一丸，十年不饥，故魏文诗曰：“西山有仙童，不饮亦不食。”即此也。（卷下）

《述异记》为小说，这两则故事当然以叙事为主体，诗句仅为故事提供佐证，因此合于引诗证事的体例。不过，两处引用的并非《诗》句，而是后世诗人的诗句，而且诗句为故事提供直接佐证，诗、事如一，这两点又与《韩诗外传》有所不同，因此，这两篇故事可视为从《韩诗外传》到唐诗本事的过渡环节。

唐诗本事引诗证事之例可略举如下数则：

骊山多飞禽，名阿滥堆。明皇帝御玉笛，采其声翻为曲子名焉。左右皆传唱之，播于远近，人竞以笛效吹。故词人张祜诗曰：“红树萧萧阁半开，玉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中朝故事》）

皇甫松著《醉乡日月》三卷，自叙之矣。或曰：松，丞相奇章公表甥，然公不荐。因襄阳大水，遂为《大水辨》，极言诽谤。有“夜入真珠室，朝游瑇瑁宫”之句。公有爱姬名真珠。（《唐摭言》卷一○）

秘书省内有落星石，薛少保画鹤，贺监草书，郎餘令画凤，相传号为“四绝”。元和中，韩公武为秘书郎，挟弹中鹤一眼，时谓之“五绝”。又省之东，即右威卫，荒秽摧毁，其大厅逼校书院，南对御史台，有人嘲之曰：“门缘御史塞，庙被校书侵。”（《因话录》卷五）

昭宗之代，岐王茂贞、华州韩建、邠州王行瑜等始为乱阶，焚爇宫闱，动摇四海，斩刈百官。是时驾幸三峰，抛离九庙，诸侯悉罢职贡，各养强兵。天复初，车驾走幸石门，绝粮数日。左街沙门怀宝进荞面烧饼，奉宣赐紫。宫人杨舞头进裛泪手帕子，奉宣加楚国夫人。二年，岐州天雨荞麦，人收食之，悉遭疫疠。是岁，雷劈牛马，频扰宫城，拔出街西古槐，扬下殿东鸱吻。故昭宗御制诗曰：“祇解劈牛兼劈树，不能诛恶复诛凶。”（《鉴诫录》卷一“走车驾”）

以上本事都以叙说故事为目的，文本的意义在于故事本身，就是说，叙事是独立自足的，并不以诗歌的存在为前提。相反，诗歌从属于故事，引用诗歌是叙事的需要，是为故事提供证据。显然，这种引诗证事的本事与那些纯粹交代写作背景、以解读诗歌为目的的本事完全不同。属于这种证事体制的还有体近传奇小说的《苗夫人》^[13]和《陶岘》^[14]等。

引诗证事倾向在唐诗本事中的表现不完全相同，有的鲜明直接，有的隐约曲折，有的诗、事吻合，有的诗、事相悖。上引数条，以诗证事，诗、事吻合，意义明确。但也有一些本事，诗与事本无关联，本事叙述的诗、事关系出于穿凿或曲解，此类本事引诗证事的倾向较为隐约曲折。《本事诗·情感第一》记载：

韩晋公镇浙西，戎昱为部内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媚妙。昱情属甚厚。浙西乐将闻其能，白晋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饯于湖上，为歌词以赠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词。”既至，韩为开筵，自持杯，命歌送之，遂唱戎词。曲既终，韩问曰：“戎使君于汝寄情邪？”悚然起立曰：“然。”言随泪下。韩令更衣待命，席上为之忧危。韩召乐将责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过。”乃十笞之。命与妓百缣，即时归之。其词曰：“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离情。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本事诗·情感第一》）

文中所引戎昱诗又见《全唐诗》卷二七○，题作《移家别湖上亭》。从诗题和诗中内容看，此诗与送妓一事毫无关联。《云溪友议》卷上《襄阳杰》也载有同一故事，但《本事诗》中之“韩晋公”（韩滉），《云溪云议》易为于頔。戎昱诗也完全不同，诗云：“宝钿香蛾翡翠裙，妆成掩泣欲行云。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诗、事吻合。两处记载为一事两传，但在一种传说中，戎昱感妓诗曾一度失落无考，《本事诗》的故事作者当因《移家别湖上亭》诗中有“好去”、“离情”、“欲别”等语，附会穿凿，引以为据，并据诗题及诗意，又对有关故事细节预作设定，如“昱不敢留，饯于湖上”云云，企图自圆其说。但是诗与事本无关联，此一作法不能自掩其迹。可见，《本事诗》的记载是先有故事，后证以诗，属引诗证事之体。

此外，《北梦琐言》卷二记载：

宣宗时，相国令狐绹最受恩遇而怙权，尤忌胜己。……或云曾以故事访于温岐，对以其事出《南华》。且曰：“非僻书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时宜览古。绹益怒之，乃奏岐有才无行，不宜与第。会宣宗私行，为温岐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诗云：“因知此恨人多积，悔读《南华》第二篇。”

本事所引温庭筠诗出自《李羽处士故里》，诗云：“柳不成丝草带烟，海槎东去鹤归天。愁断段处春何限，病眼开时月正圆。花若有情还怅望，水应无事莫潺湲。终知此恨销难尽，辜负南华第一篇。”^[15]则此诗乃伤友人李羽之作，尾联自叙感伤之情，实与问事对事一事无涉。除以上两例外，《云溪友议》卷中《云中命》所载段成式诗“曾话黄陵事”四句本事也是诗、事不符的证诗之例^[16]。

以上三例本事均用引诗之体，但断章曲解，诗、事不符，代表了唐诗本事引诗证事的另一种类型。

三、诗歌后置

本事是诗与事的结合，从叙述角度看，在本事中，诗与事有其先后顺序，这种诗与事的叙述顺序，我们称为本事的文本结构。唐诗本事体制不一，形式多样，其文本结构并无一定体式。但是，一些本事采用诗歌后置的形式，成为唐诗本事文本结构的一大特征。

在有事有诗的叙事文体中，诗的位置通常取决于情节发展的先后顺序，根据情节的发展，诗歌自然在后，这是叙事文体的通例。而一些本事诗歌后置的形式与这种根据叙事需要采用诗歌自然在后的形式完全不同。如前引戎昱感妓诗本事，根据叙事文体的通则，感妓诗应置于“为歌词以赠之”之后，但其实置于文末。又《本事诗·情感第一》记载，太和初，有分司御史，其妓善歌，时称尤物。太尉李逢吉闻而延请，妓盛装而往。李命众妓与相见，既入而不复出。御史“怨叹不能已，为诗两篇投献。明日见李，但含笑曰：‘大好诗。’遂绝”。后引其诗。按照情节的发展和顺叙的要求，诗歌正文本应置于“为诗两篇投献”之后，现在诗歌后置，其叙述缺乏连贯性，显然偏离一般叙事文体的通例。除《本事诗》外，其他著作，如《云溪友议》、《鉴诫录》等，也多有此类本事：

慎氏者，毗陵庆亭儒家之女。三史严灌夫，因游彼，遂结姻好，同载归蕲春。经十余秋，无胤嗣。灌夫乃拾其过而出妻，令归二浙。慎氏慨然登舟，亲戚临流相送，妻乃为诗以诀灌夫。灌夫览诗凄感，遂为夫妇如初。云溪子曰：曹叔妻叙《东征》之赋，刘伶室作《诫酒》之辞；以女子之所能，实其罕矣。爰书薛媛之事，斯可附焉。慎氏诗曰：“当时心事已相关，雨散云飞一饷间。便是孤帆从此去，不堪重过望夫山。”（《云溪友议》卷上“毗陵出”）

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多奇。邓仙客至延康，四五代为国道师，而锡紫服。洎死，自京辇归，葬是山，是谓“尸解”也。然悉为丘垅，松柏相望。词人经过，必当兴咏几千首矣。忽有一少年，偶题一绝句，不言姓字，但云“天峤游人”耳。后来观其所刺，无复为文，且邓氏之名，因斯稍减矣。诗曰：“鹤老芝田鸡在笼，上清那与俗尘同。既言白日升仙去，何事人间有殡宫？”（《云溪友议》卷上“灵丘误”）

雍使君陶典阳安日，送客至桥，离情未已。揖让既久，欲更前车。客将曰：此处呼为情尽桥，向来送迎，至此礼毕。陶下马命笔，题其桥楹，改为折柳。自兹送别咸吟是诗，简郡风情，不革义路矣。诗曰：“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从他离恨一条条。”（《鉴诫录》卷八“改桥名”）

此类本事，《鉴诫录》中还有卷七“贽旧诗”等。除《本事诗》外，《云溪友议》和《鉴诫录》是现存自觉收录唐诗本事且收录最为集中的两部著作，和《本事诗》一样，其中本事体现了唐诗本事的文本特点。上引四则本事不过略举一二，类似本事数量不在少数。可见，唐诗本事中诗歌后置的文体结构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存在。

这种诗歌刻意后置、偏离叙述通例的作法其实是受了《毛诗》的影响。传世的《毛诗》是序文在前，正文在后。但据郑玄说，诸序文原合为一编，毛公始分而置于篇首。按古之文法，诗文序必附于文末，《毛诗》超冠篇端，实为创体。毛公将《诗》序置于篇首，“引以入经”^[17]，因而序与正文浑然一体。但是，序文究竟不是正文内在的组成部分，而是附属文字，这样，序与正文之间出现明显的叙述断裂，文气也不连贯，未能形成血肉相连的有机整体。这种情况在《豳风·东山》序中表现得非常分明：

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乐男女之得及时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闵其劳，所以说也。说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东山乎。

此下乃诗之正文。序文除叙说诗作本原外，还概述诗作大意，事与诗之间有议论阻隔，从叙述角度而言，事与诗联系松散，缺乏首尾一贯的文气。

前文已经指出，唐诗本事因诗歌刻意后置，叙述缺乏连贯性。从上面对《毛诗》的解读可知，这一文本特征其实是《毛诗》文本结构的延伸，正是《毛诗》文本结构的惯性使唐诗本事偏离了一般叙事文体的叙述轨道，从而形成了有别于一般叙事文体的文本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