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鉴》学”的发轫与胡三省以前的《通鉴》注家
《资治通鉴》书成表献于元丰七年，[140]元祐元年奉旨下杭州镂版刊行。[141]刊成之后，“赐执政从官及曾预编校者。”[142]元祐七年七月，又“诏诸路安抚钤辖司及西京、南京各赐《资治通鉴》一部。”[143]至绍圣年间，元祐党人失势。受政争波及，当时不仅禁习元祐学术，更有甚者，乃议毁《资治通鉴》板，多赖有神宗御制序文方得幸免，此后书板便束之高阁。[144]后南宋建炎三年，金兀术破临安府，其将赤盏晖“载《资治通鉴》版以归”，[145]元祐板乃流入金邦；此是后话。胡三省说：
盖温公之薨，公休以毁卒，《通鉴》之学，其家几于无传矣。汴京之破，温公之后曰朴者，金人以其世而敬之，尽徙其家而北，后莫知其音问。[146]
由此可知，受党争及金宋交锋的影响，至北宋末年时，“《通鉴》学”已几成绝学；当时治《通鉴》之学者，可谓寥若晨星，且多为司马光之门生故旧或其故旧之后人。
刘安世，是现在可知的最早的《通鉴》注家。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宋史》卷三四五有传，为司马光门人。元祐年间，《通鉴》下杭州镂板时，其为“校定宣德郎”。[147]撰有《通鉴音义》十卷，此书世已不传。[148]其体例、内容皆不得而知。
与刘安世同时的刘羲仲，也是一位早期的《通鉴》研究家，刘羲仲，字壮舆，筠州人，其父刘恕为撰修《通鉴》之全局副手。刘恕死后七年，《通鉴》方成书，朝廷追录其劳，乃以其子羲仲为郊社斋郎。刘恕以史学闻名，羲仲亦传其家学，因其幼年侍疾在家，故备闻《通鉴》编纂之详情。又伤先人功绩之不彰，于是纂集司马光与其父往复相难之语，而作《通鉴问疑》。此书虽仅一卷，但对于探讨《通鉴》中之“正统论”与书法义例等问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稍晚于刘羲仲的晁说之，因与司马光之子司马康及刘羲仲相从，故对于《通鉴》的编纂情况也有所了解。晁说之，字以道，元丰五年进士，后因元祐党争而废官，至靖康年间始起复，卒于建炎三年。因仰慕司马光为人，故自号景迂生（司马光号“迂叟”）。其《景迂生集》中的《送王性之序》与《题长编疑事》二文，是了解《通鉴》分修情况与史料来源的重要材料。[149]
张煦侯说：“《通鉴》既成，当时即为史部之显学。”[150]此话颇可商榷；因为从总体上看，北宋时期，《通鉴》的流布及研究并不十分广泛，当时的学界还不可能对这一巨著做深入的研究。故《通鉴》之学虽发轫于北宋，然其成为显学则在南宋时期。
南宋初年，朝廷重开经筵，特命进读《通鉴》。宋高宗于建炎二年三月甲午，“诏经筵读《资治通鉴》，遂以司马光配飨哲宗庙庭。……侍读周武仲进读《通鉴》，上掩卷问曰：‘司马光何故以纪纲为礼？’武仲敷述其义甚详。因为《通鉴解义》以进，每至安危治乱之机，必旁搜远绍，极其规谏焉。”[151]绍兴二年七月，又将《通鉴》下绍兴府余姚县刊板。[152]这是《通鉴》成书后的第二次刊行。绍兴六年九月壬辰，高宗谕大臣曰：“《资治通鉴》首论名分，其间去取有益治道，即知司马光雅有宰相器。若《唐鉴》正可为谏书耳。”[153]重申了《通鉴》在有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建炎三年八月癸亥，直龙图阁两浙转运副使王琮因“不刊行《资治通鉴》板本”而夺职。此前，王琮的前任范冲曾刊刻《通鉴》，书将成而离职。王琮继任乃遽罢之，故此而遭劾罢。[154]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绍兴五年三月甲戌，左承奉郎雷观进献蜀本《资治通鉴》，三日后便实授为潭州通判。[155]绍兴和议之后，又因金使来问：“汝家复能用司马温公子孙否？”宋室乃访求在江南的温公后人而得司马伋，乃司马光之从曾孙也，于是使奉公祀，自是擢用。[156]宋孝宗对《通鉴》更是推崇备至，认为是“万世不刊之书，于人主尤切”，“每览《通鉴》，凡前事废兴，人才邪正，必亲题其要，或为赞论箴诗，寓褒贬之法。”[157]他自言闲暇时常“取《尚书》及《资治通鉴》孜孜而读之。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法其所以兴，戒其所以亡。日诵心惟，未尝一日辄去手也。”[158]凡此，均可见南宋政府对于《通鉴》之重视。由于朝廷奖倡，学者始知所趋向，于是《通鉴》及其相关著作的研究，便逐渐成为一门专学。
南宋时期治《通鉴》之学者可以析为三派，一是以李焘、李心传等为代表的续作《通鉴》的学者，二是以朱熹、袁枢、沈枢等为代表的改作《通鉴》的学者，三是以史炤、王应麟等为代表的注释《通鉴》的学者。其中前两派学者所做的工作，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研究；他们只是仿照《通鉴》的体例，或是以《通鉴》为素材，自行撰述。而真正对《通鉴》研究起到推动作用是《通鉴》的注释家。
南宋时期的《通鉴》注家，又可以细分为三类。其一是为《通鉴》做专题注释的，代表性学者如王应麟，其《通鉴地理通释》等已见上文论述；其二是为《通鉴》作节本注释的；其三是为《通鉴》的全书作注的。以下分别就二、三两类注家做简要的介绍。
南宋时期，增、续、删、改《通鉴》的学者很多，这类增续删节本《通鉴》，也往往带有注释。据金人元好问言，司马光“既为成书上之，复自为《通鉴详节》传于世”，“其后吕、陈、王、陆诸人亦皆以公例为之”。[159]可见最早的《通鉴》节本乃司马光自著之《通鉴详节》，而继踵者则有“吕、陈、王、陆”四家。其中陈、王二家名氏已不可考；“吕”谓吕祖谦，“陆”则指陆唐老。
这里首先要讨论的是所谓的司马光自著之《通鉴详节》。在《宋史·艺文志》所著录的司马光《资治通鉴》系列著作中，有“《通鉴节要》六十卷”。[160]不过，早在南宋时，即有多位学者指出，所谓的司马光节本实出于伪托。如朱熹曾言：“温公无自节《通鉴》，今所有者乃伪本，序亦伪作。”[161]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亦著录“《通鉴节文》六十卷”，曰：“右题司马温公自钞纂《通鉴》之要，然实非也。”[162]而对此问题论说最为详尽者当推周必大，其于绍熙元年（1174）致黄日新函中云：
详观足下所次韵语，自云以《通鉴节要》为主，然后即史以著其始末大概。为温公纂是书以广帝学，故其事备，其帙繁；退而思与天下后世韦布同之，故举其纲，撮其要：其说美矣。然今所谓自序者，既有“神考宠以冠序”之语，又有“退居独乐园，取旧编削繁芜”之文。按：公当裕陵上宾之两月即入为门下侍郎，于时尚未用庙号也。其后拜相，薨于位，岂尝再归读书堂耶？若谓在元丰中居洛时，则初未奉讳，安得谓之神考？设使《节要》先成，序文后作，亦当略言其故，奈何全不及之？抵牾如此，非文正亲节甚明。朱公元晦知而不言，盖期足下进于道，而不在乎书也。[163]
按：署题司马光的《通鉴节要》今虽无存，不过在《陆状元通鉴》等书的卷首收录了所谓的《温公亲节资治通鉴序》的全文；正如周必大所指出的，这篇序文的破绽很多。我们前面提到，《通鉴》书成表献于元丰七年十一月。次年三月，赵顼驾崩，太子即皇帝位。两个月之后，也就是五月份，“资政殿学士司马光过阙入见”，寻拜为门下侍郎。“九月戊戌，以神宗英文烈武圣孝皇帝之谥告于天地、宗庙、社稷。”[164]序文中既然已经使用了赵顼的谥号（“神考宠以冠序”），那么作序的时间应当在元丰八年（1085）九月之后；然而文中同时又提到：“退居独乐园之读书堂，迺得取诸旧编更加精择，削其繁芜，自为《节要》，以便稽考云。”[165]司马光既已在元丰八年五月入朝执政，后于元祐元年（1086）九月薨于任上，[166]他怎么会再有机会回到洛阳的独乐园中精择旧编呢？这是一大矛盾。那么是否存在《节要》先行成书，而序文为后来补作的情况呢？也不可能。根据常理推断，节本的撰述应当在全本成书之后。《通鉴》完书不到半年，司马光即出任门下侍郎，不久亡故，入朝后很难有时间从事著述。而在此之前，他的身体状况已然欠佳，《宋史·本传》云：“元丰五年，（光）忽得语涩疾，疑且死，豫作遗表置卧内，即有缓急，当以畀所善者上之。”[167]我们难以想象，晚年的司马光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将二百九十四卷的煌煌巨著缩编为六十卷的《节要》。更重要的是，从文字上看，这篇序文全是割裂司马光的《进书表》而成，对《节要》本书的介绍却很少。我们知道，伪作往往需要材料上的依傍——要模仿司马光的手笔，凭空捏造出一篇序文来，这是相当困难的；故此作伪者不得不采取剪裁《进书表》的投机方法。不过他的手法太过拙劣，才添写了“神考”与“退居独乐园之读书堂”等二句，便露出了马脚。
不过，此《节要》虽非司马光亲为，却仍然有它的价值。此书能在一定时期内风行的原因，首先是它拥有市场。司马光尝语人曰：“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能阅之终篇者，惟王胜之耳。”[168]《通鉴》的成就很高，但是卷帙浩繁，一般读者既想学习又苦于难以通读，在这种情况下，节本便应运而生。其次是这个《节要》的水平尚可，宋人俞成曰：
今之节书，甚亡谓也。非惟增入注解，又且攙入他说，不胜其繁。初不较其简要紧切为如何，使人易于检阅。若用泛泛如此，何似观正本也？前辈节书，并用首尾该贯。第一，节其紧要；第二，节其好句；第三，节其故实：繁辞尽削，所以便于灯窗场屋之用尔。如旧本《司马温公亲节通鉴》，可观可法。[169]
这段话指出了节本的一大用途是便于应考的士子们“灯窗场屋之用”，同时又举出了节本的三大优点，并以《司马温公亲节通鉴》作为其中的典范。由于《通鉴节要》有这样的长处，实际上它成为此后各种《通鉴》节注本的源头。不少节注本在卷首引用了《温公亲节资治通鉴序》，说明它们都曾经参考过《通鉴节要》。下面介绍今存的几种南宋时期的《通鉴》节本注释。
（1）吕祖谦《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
吕祖谦（1137～1181），生当南宋高宗、孝宗两朝，字伯恭，浙江婺州（今金华）人，世称“东莱先生”。《宋史·艺文志》中著录其《吕氏家塾通鉴节要》二十四卷，[170]此书久佚，其内容、体例及有注与否，皆不得而知。清徐乾学之《传是楼宋元板书目》著录有“《资治通鉴详节》一百卷”，下注：“吕东莱，三十二本，宋板。”另有同名之“《资治通鉴详节》一百卷”，下注：“二十本，小板。”[171]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延令宋板书目》中亦著录两种《通鉴》节本，其一为“宋版《通鉴详节》一百卷廿本”，其二为“宋刻《通鉴节要》百卷三十二本”[172]。王重民认为，所谓《通鉴详节》亦当源于《吕氏家塾通鉴节要》。[173]
中国国家图书馆今藏一种《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一百二十卷五十册，[174]署题“东阳吕祖谦伯恭”，元初张氏晦明轩刻本，卷端序后有刻书牌记云：
《通鉴》一书，学者常病卷帙浩繁，未易遍窥，往往采摭切要以便披阅；然或好尚不同，去取各异。惟此本实东莱先生亲节，详而不繁，严而有要。标目音注，各有条理。其间闻人异事、嘉言善行间有遗脱者，证以监本，悉为补入。又每卷末各附温公《考异》，随事增以诸儒精议及诸纲目。其《举要历》则见历代之年数，其《君臣事要》则为事类之领会，又如《纪传要括》、《秘承外纪》、《问疑》、《释例》、《世系》、《地理图》之类，皆甚精要，比之诸本加数倍矣。纤悉备具，靡有缺遗。不欲私藏，爰攻梓以与天下贤士大夫共之。泰和甲子下癸丑岁孟冬朔日平阳张宅晦明轩谨识。
全书之后复有牌记云：
时泰和甲子下乙卯岁季秋朔日工毕，尧都张宅晦明轩谨记。
全书卷前为元好问之《集诸家通鉴节要序》，内云：
汝下弋唐佐集诸家《通鉴》成一书，以东莱吕氏《节要》为断，增入《外纪》、《甲子谱年》、《目录》、《考异》、《举要历法》及《与道原史事问答》、《古舆地图》、《帝王世系》、《释音》；温公以后诸儒论辨，若《事类》、若《史传终始括要》又皆科举家附益之者。
由此可知，此书是弋唐佐以吕氏之《通鉴节要》为基础增益而成的。他先根据刘恕的《通鉴外纪》，增入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前史事；并在正文之下，附以音释及简单的义训，又将当时名公议论之菁华随事参入。每卷结末，则附载司马光的《考异》，并于全书卷前增入《举要历》、《君臣事要总纪》、《纪传始终要括》、《秘录外纪》、《通鉴问疑》、《通鉴释例》、《历代帝王传授世系》与《地理图》等内容。经过这样一番“包装”，这个节注本几乎成为《通鉴》系列著作的一个组合举要；同时它具有很强的工具性，特别便于初学者及应试的考生们使用。这里需要解释的是牌记中提到的“其《君臣事要》则为事类之领会”。这个所谓的《君臣事要》共包含有“君臣”、“宰相”、“将帅”、“官吏”、“荐举”、“知人”、“用人”等等各个方面的近百个事类;每个事类之下罗列《通鉴》中的相关史事，每件事只用“小标题”似的一句话加以概述。众所周知，宋代是文献学史上类书编纂的一个高峰期；这份《君臣事要》实际上是借用类书的方法，对《通鉴》中的重要史料进行重新组织与编排，其目的是为了方便读者检阅。[175]
（2）陆唐老《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
《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一百二十卷目录三卷首一卷，[176]所谓陆状元者，名唐老，亦南宋时人，生平履历不详。按《浙江通志》：陆唐老，诸暨人，登绍熙元年（1190）庚戌余复榜进士。[177]四库馆臣谓“唐老，会稽人，淳熙中进士第一”，[178]黄虞稷则云：“《陆唐老集百家音注资治通鉴》一百二十卷，一作《陆状元增节音注精义资治通鉴》。唐老，会稽人，淳熙十六年两优释褐进士。”[179]四库馆臣及黄氏之说未知何据。
按《钱塘遗事》云：“状元一出，都人争看如麻，第二第三名亦呼状元。是日迎出便入局，局以别试所为之，谓之三状元局。”[180]故钱大昕曰：“是第二三人皆可称状元。……南宋坊刻有《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一书，首题‘会稽陆唐老集注’，考宋时状元无陆唐老其人，盖亦弟二三人矣。”[181]又据《癸辛杂识后集》：“解褐舍法，下等上舍先免解，后免省，待三年后到殿。中等上舍径到殿，或特旨径行解褐。释褐恩数成而优者，谓之状元。”[182]由此可见，有宋一朝所谓状元，名目较多，非如明清两代仅指殿试第一甲第一名者。不独殿试前三名皆可称状元；太学系统中，也参考科举制，根据选察升补之法，产生状元。故此书虽名为《陆状元通鉴》，而陆唐老未必果为进士第一。
《陆状元通鉴》之内容、体例与前述之《增节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大体相类。元好问《陆氏通鉴详节序》称：
中州文明百年，有经学，有《史》、《汉》之学、《通典》之学，而《通鉴》则不能如江左之盛。唯蔡内翰伯正甫珪、萧户部真卿贡、宗室密国公子瑜璹之等十数公号称专门而已。近岁此学颇行河朔，武臣宿将讲说记诵，有为日课者，故时人稍稍效之。卷帙既多，艰于传写。通都大邑好事家所藏不过三五本而止，其余愿见而不可得者多矣。……历亭州将张侯晋亨知好此书，取陆氏《详节》且以《外纪》及诸儒精义附益之，公所载大政事、大善恶，备见于此，盖有不可胜学者矣。以为得之易则学者众，因锓木以传，从是而往，一邑之令、一州之守千、人君之长，若见而有所得，爱而知所慕，举而措之，施为之间，免于面墙之蔽，张侯与有力焉。[183]
可见《陆状元通鉴》不仅风行东南，即便是在当时金国所统辖的河朔地区，也有广泛的影响。中州之有“《通鉴》学”，当归功于张晋亨所传刻之《陆状元通鉴》。故王重民谓：“宋元之交，《通鉴》节注本之见于著录者，可十余家，惟此书为最盛。”[184]
（3）《吕大著点校标抹增节备注资治通鉴》
吕大著，生平不详，考陈傅良《止斋集》有《祭吕大著》文，[185]则吕氏当为南宋初人，略与陈傅良同时。《吕大著点校标抹增节备注资治通鉴》一百二十卷，[186]分卷与晦明轩刻本不同，当是另一种《通鉴》节注本。书题所谓“点校标抹增节备注”：“点”，谓点抹在行内；“标”指眉上标题；“备注”者，以《汉纪》为例，当指原注外增入颜师古《汉书注》之类也。[187]
（4）《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一百卷，宋刻本，存八十一卷。后有傅增湘跋语，云：
此书亦非《详节》，亦非《陆状元通鉴》，全书一百卷，各家著录皆不之及。每卷后附《考异》，或大字，或双行小字不等。音释皆不注为何人，史事则注明出某书。注中间宋史论，若吕、叶、胡、林之类，然以胡氏为多，大要取自《读史管见》也。鉴注在胡三省前，除龙爪本外不多见，虽为删节之本，要自可珍惜。序跋全失，无所考证耳。
（5）《省元林公集注资治通鉴详节》
《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中著录近代藏书家李盛铎所藏之《省元林公集注资治通鉴详节》残本一卷：“宋刊本，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三字。左耳上标明某朝某帝。殷、徵、桓、构等缺笔。椠印极精。惜（仅）四十三一卷。”[188]按：今存第四十三卷纪事的年代范围，起于晋康帝建元元年，迄于晋穆帝升平五年；略当于《通鉴》原书第九十七卷至卷一百一的内容，又相当于《陆状元通鉴》卷六十二的内容。细将《省元通鉴详节》与《陆状元通鉴》比较，可以发现二者文字、格式基本雷同：不仅节钞的史文相同，注文也一致，甚至某些错误也同出一辙（如晋穆帝字彭子，二书并讹“彭子”为“彭祖”）。[189]两书的承袭关系是很明显的。此书不见于前代书志著录。南宋一朝，林姓省元惟林机、林执善二人，[190]未知是否与此书有涉。或“省元林公”乃出于书贾之伪托，用以招徕读者耳。
2025年，李氏藏书售与北京大学，此书入藏北大图书馆。
（6）《少微通鉴节要》
宋代江贽所编《少微通鉴节要》五十卷《外纪》四卷，亦为此类书籍。江贽字叔圭，崇安人。[191]政和中，太史奏少微星见，朝命举遗逸之士，有司以贽应诏，贽辞不赴，赐号少微先生。此书今存明正德九年司礼监刻本。四库馆臣谓此书“虽出宋人，实村塾陋本”，[192]又疑为明正德时重修，已非江贽旧本。[193]王重民则谓今本传于明中叶人王逢及其门人刘剡，[194]按：王说是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新编纂注资治通鉴外纪增义》（署题宋刘恕撰，王逢订正、刘剡纂辑，明宣德三年书林刘文寿刻本）。卷前之刘剡序文，论述其纂辑此书之缘起甚详：
先生尝曰：“《少微先生通鉴节要》一书甚有益于学者，不旬日读之，而数千载兴亡治乱了然在目：诚为读史之捷径也。然统纪淆乱，学者莫知适从，当以文公朱子之例读之，然后进于《纲目》，庶乎三纲五常之道，《春秋》经世之法可得而识耳。苟字义翻切之未详，虽旁搜苦索之劳，未免其意之龃龉也。吾尝将眉山史氏《通鉴音释》、慈湖王氏《音训音义集览》等及诸书训释而标注之，以备遗忘，非敢以为学者设也。”请以数四，乃得出示，名曰《资治通鉴释义》，观其名物制度音义，不待圈点而句读粲然明备。又补正其脱略凡二十余处，初学得此读之，明白易晓，诚为至宝者也。
此类节本乃实用性读物，故内容继承性强；此书虽经明人重修，其内容、体例亦当与旧本相去不远。
上述几种南宋时期的《通鉴》节本注释，有以下几个共同特色：
其一，编纂的目的是为村塾蒙学与科考举业服务。《陆状元集百家注通鉴节总例》云：“《通鉴》本朝钜公所作，学者未能遍晓出处，则于词赋一场未敢引用。”[195]此话已足以见其大旨。其书名之所以要以“状元”、“省元”等相标榜，也是为了能吸引举子瞩目。其注释的重点：一是注读音，同时也对字义做一些简单的训释；二是注出处，但不做艰深的考证。这类节注本在客观上有利于《通鉴》的推广与普及。在当时它们应该是相当受欢迎的，不过时至今日，早已乏人问津。
其二，内容陈陈相因。这类节本虽然名目繁多，但诸本在内容与体例上皆大同小异，不仅节钞的史文相同，就连注释也惊人相似；它们很可能是从一个共同的母本发展而来的。《陆状元通鉴·总例》云：“温公旧有节本，书肆尝印行。既而蜀中有音注本，浙中有增节本，而吾郡乡先生张公又为增续本，书肆摹印日广，差舛浸多。近得状元陆公点校集注本，有诸本之所长而无其差舛。”[196]这段话透露出两个信息。第一是《陆状元通鉴》在编纂过程中曾经参考了所谓的温公旧节本。我们前面说过，托名司马光的《通鉴节要》，虽非司马光所作，然而水平尚可，其所节录的史文详而不繁、简而有要——它很可能就是这些节本的共同母本。第二是《陆状元通鉴》之所以能在同类书籍中独领风骚，主要是因为它广泛吸收了“司马光节本”、蜀中音注本（即史炤本）、浙中增节本与张氏增续本等诸本之长。《陆状元通鉴》集成了在它之前所产生的各种节本；此后，它又顺理成章地成为供其它节本摹仿的母本。到了明代，司礼监所刻的《少微通鉴节要》虽然依靠官刻的地位逐步占领市场，但其中大量内容依旧是仍袭《陆状元通鉴》而来的。
其三，为了便利读者及标新立异，此类节本注释均采取了正文与注文合刊，乃至汇聚《通鉴》系列著作于一书的出版模式。我们知道，两宋之际，是各种经史注疏由单刻本向合刻本过渡的时期。[197]李致忠说：“北宋刻印的经典著作，都是经、注、疏各自单行，要读一经，须把白文经本，注释该经的注文书，以及解释该经、注文的义疏或正义书，一一备齐，才能对照着读，十分不便。直至南宋初年，才由两浙东路茶盐司首将经、注、疏荟萃在一起，雕刻成一书。”[198]到了南宋中期，合刻本以及各种附注本、增注本、节注本的出版更臻于全盛；同时，合刻本的趋势遍及四部。[199]上文介绍的这种将注释与议论参入正文的删节本《通鉴》，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应该说明的是，此类的合刻本多出于坊刻。书商大量出版这种形式或内容新颖的书籍，其目的固然是为了射利，但他们的行为在客观上对于著述界也是一种启发。胡三省在第二次注《通鉴》的时候，不再沿用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格式，而是干脆随文释义，同时将《考异》散入相关的史文之下，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南宋时期风行的各类经史合刻本的启发。
其四，注释浅俗，学术品位不高。除了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几种“节注本”之外，当时还有各种版本的《通鉴直音》在各地风行。这类《直音》各据方言为断，质量十分不堪。胡三省在其《通鉴释文辩误后序》中说：
今之时有宝应谢珏《通鉴直音》，自燕板行，而南又有庐陵郭仲山《直音》，又有闽本《直音》。直音者，最害后学，更未暇问其考据，其书更不论四声翻切，各自以土音为之音，率语转而失其正音，亦有因土音而失其本，至于大相远者，不特语转而已。[200]
至于我们所说的“节注本”，虽然较此类《直音》严肃，但也同样存在着“未暇问其考据”的缺点，正如四库馆臣在评价《陆状元通鉴》时所说的，其水准“浅陋颇甚，亦寥寥不详。”[201]其它剽袭《陆状元通鉴》之作，更可想而知。总之，此类节本注释都不重视考证，而以通俗浅近为务；其所谓的“精议”，也不过是转抄时人的评论而已，绝少注家的个人见解在内。摘录这些议论的主要目的，无非是为了应对科考，而不是出于学术上的考虑；正如梁任公所言，是“专作油腔滑调的批评，供射策剿说之用”。[202]对于这类注释，我们不妨称其为“辅助性注释”——其主要功能在于辅助阅读。在字典、词典以及各类索引工具极为普及的今天，它们的价值显得相当微小。它们虽然传递了一些有用的信息，但其本身的知识含量很低，或者干脆说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因此并不能与历代史注等量齐观。它们的成就，不仅和“胡注”无法相比，就与史炤的《资治通鉴释文》比较，也有霄壤之别。
在“胡注”以前，成就最高的《通鉴》注本，要属南宋时史炤所作的《资治通鉴释文》；这是“胡注”产生之前唯一的一部《通鉴》全书的注本。需要说明的是，当时行世的《通鉴释文》，除史炤本外，还有署题司马康的海陵郡斋本。[203]海陵本前无序后无跋，径置司马康之官位姓名于卷首，其内容则与史炤本大同小异。陈振孙认为，史炤本盖因袭附益海陵本而来。[204]这个推测，恰恰与事实相违。海陵本《释文》实乃托名司马康之作，在一点胡钥已经指出。胡钥认为，司马康是书局的检阅官，既承司马光庭训，又与刘恕、范祖禹等名家相从，因此如果真由他来作释文，必定不至如此乖剌。胡三省进一步指出：
今观海陵所刊公休释，以“乌桓”为“乌元”，按宋朝钦宗讳桓，靖康之时，公休没久矣，安得豫为钦宗讳桓字耶！又谓《南》、《北史》无《地理志》，是其只见李延寿《南》、《北史》，而不知道外七史《宋书》、《魏书》、《萧齐书》皆有志，而《隋书》有《五代志》也。温公修《通鉴》，公休为检阅文字官，安得不见诸书邪！[205]
又，南宋学者冯时行于《资治通鉴释文序》称：“《通鉴》之成殆百年，未有释文。”[206]此语亦可证明史炤之《释文》当在海陵郡斋本之前；反之，若先有海陵本，冯氏焉能出此谰言？此外，当时还流传一种成都府广都县费氏进修堂本《通鉴》，其于正文之下的附注也本之史炤，间以己意附见。世人以其有注，遂谓之善本，号为“龙爪《通鉴》”。而实际上，在“胡注”以前的《通鉴》全注，只有史炤一家。
史炤，字见可，[207]四川眉山人，在宋朝官右宣义郎监成都府粮料院。其曾祖史清卿为“眉州三卿”之一，嘉祐、治平年间，为缙绅所宗，苏轼兄弟以乡先生事之。《资治通鉴释文》共三十卷，冯时行序于绍兴三十年。内称史炤“年几七十，好学之志不衰”，则炤当生于北宋元祐年间，而终于南宋孝宗时。[208]冯《序》云：
《通鉴》之成殆百年，未有释文。学者读其书，间有难字，必舍卷寻绎，淹移晷景，一字既通，则已忘失前览矣。于是眉山史见可著《通鉴释文》三十卷，字有疑难，求于本史，本史无据，则杂取六经诸子释音、《说文》、《尔雅》及古今小学家训诂，辨释地理、姓纂、单闻小说，精力疲疚，积十年之功而书成。吁，亦勤哉！[209]
可见史炤对于此书，下了很大的精力。是书的体例，乃仿陆德明之《经典释文》，于《通鉴》正文之中摘取数字，并于其下为之注。其内容如冯《序》中所言，主要是为《通鉴》中的难字注音释义。史炤在《通鉴》注释方面的特色与成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炤精通小学，故《释文》的音义部分有很高的价值。对于《释文》在训诂学上的成就，钱大昕极为推重，他说：“景参以地理名家而疏于小学，其音义大率承用史氏旧文，偶有更改，辄生罅漏。”[210]
南宋时期，正是中古音系向近代音系的过渡转变期。史炤生当两宋之际，其《释文》中的音切，集中反映了南宋时期的语音特点，从中可以窥见宋代音变现象，故对治汉语音韵学史者有极大的参考价值。[211]此外，胡三省于《通鉴释文辩误》中曾批评当时注家在注音之时“各以土音为之音”，[212]这一点《释文》也不能免俗。就注释而言，这是一个缺点；但是从汉语音韵史的角度看，它又在客观上保留了宋代四川方言的一些语音材料，可供治方言学者使用。[213]
第二，《释文》的引证颇丰。这一点，冯时行在序文中已经提到。史炤所征引的既有《尚书》、《周礼》、《左传》、《史记》、《汉书》、《国策》等古代经典，又有《尔雅》、《说文》、《字林》、《经典释文》、《群经音辨》等字书与《水经注》、《史记》“三家注”、《汉书音义》、《文选注》等前代旧注，甚至还有《苏鹗演义》等小说家言，所引证的书籍有数十种之多。值得一提的是，在《释文》所援引的这些典籍中，有一些是胡三省所未见的。如唐代刘伯庄著有《史记音义》，此书早佚。朱东润的《史记考索》中专有一篇《刘伯庄〈史记音义〉辑佚》，所辑佚文来源于《史记》“三家注”与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近来又有学者从《史记》“三家注”中补辑二十三则。[214]而史炤在《释文》中亦曾称引刘氏《音义》二十四处，此二十四处皆《史记》“三家注”中所无者，以往学者尚未注意，今具录于书后的“附录”之中。“胡注”中虽然也有十三处援引刘氏《音义》，但其七处见引于《释文》，另外六处则见于《史记索隐》与《正义》，可知胡三省本人并未亲见刘氏《音义》，乃转引他人之说耳。
第三，《释文》不是简单的注音释义，而是有校勘有考证的，这是它与《陆唐老通鉴》等浅陋之作的重大差别。我们知道，“胡注”不单是作注，实兼“校注”。（《表微》中专有《校勘篇》以探讨“胡注”在校勘学上的贡献。）史炤在校勘上的功力与成就虽然远不能与胡三省比肩，但他在《释文》中也常常通过探寻史源的方法，列出异文，这实际上也为《通鉴》作了“他校”。如《通鉴》卷一，聂政刺杀侠累，“因自皮面决眼”一句，《释文》云：“决眼，乌穴切，《战国策》作抉眼。”据涵芬楼影宋本，此处亦作“抉”字。[215]又《通鉴》卷四“基定而国定”一句，《释文》云：“基，《荀子》本作‘綦’。按杨倞云：本也。言以义为本。”检涵芬楼影宋本，此处亦作“綦”。[216]
同时，《释文》中还有相当多的考证性的注释。如《通鉴》卷一严遂刺廆及哀侯一事，《释文》注云：
按太史公《年表》及《世家》，于韩烈侯三年皆书“聂政杀韩相侠累”，于哀侯六年又皆书“严遂弑哀侯”。以《刺客传》考之，聂政杀侠累事在哀侯时；以《战国策》考之亦然。从《传》与《战国策》，则是《年表》、《世家》于烈侯三年书盗杀侠累误矣。《通鉴》于烈侯三年载聂政杀侠累事，又于哀侯六年载严遂使人杀其君哀侯，是从《年表》、《世家》所书。盖《刺客传》初不言并杀哀侯，止《战国策》言之，《通鉴》岂以此疑之欤？故载并刺哀侯，不书聂政，而止曰“使人”。以此求之，则《通鉴》之意不以严仲子为严遂，亦不以侠累即为韩廆，止从《年表》、《世家》所书，此不信其《传》也。[217]
这一段注文，完全为“胡注”所承袭。这些都可说明史炤的《释文》并不只停留在“辅助性注释”的层面上，而是对《通鉴》作了研究性的“校释”与考证。
稍晚于《释文》的《陆唐老通鉴》，在其卷首中全文收录了冯时行的《通鉴释文序》，又于《总例》中提到“蜀中有音注本”，由此可知，《释文》在南宋时期的流传还是比较广泛的，而且《陆唐老通鉴》还参考了《释文》的成果。但是“胡注”成书之后，情况却发生了改变——史炤的《释文》传本渐稀，而胡三省的《释文辩误》却流传日广。在后世著述之中，称引《释文》者鲜有，惟明代杨慎《升庵集》中曾经引用。一直到了纂修《四库全书》时，《释文》仍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清代学者中也只有钱大昕、王鸣盛等少数人对于《释文》有比较客观的评价。而在绝大多数学者的印象中，《释文》是浅陋不足一观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偏见。学术发展犹如积薪，不能仅仅因为后来者居上，就完全否定前人的成绩。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也把后代学者驳正“胡注”之失的条目汇为一编，可能在篇幅上比《通鉴释文辩误》还要多出许多。王鸣盛说：“史释功在草创，究尚粗疏，至胡三省始成钜观，可云青出蓝蓝谢青。”[218]这是公允的评价。同时这也是我们要特别提出的一个意见：即史炤的《释文》是《通鉴》注释史上有价值有影响的一个注本；它不仅是《陆唐老通鉴》成书的依据与参考，更是“胡注”在材料上的一大来源。有人说：
十七史中，除前四史外，胡氏以前，无人作注（徐无党注《五代史记》，仅述书法，不是注书正轨）。胡三省《通鉴注》自《晋书》以下，至于五代，都要自起炉灶作注，工程非常艰巨，比王胜之读《通鉴》一遍当然难，比袁枢作《通鉴纪事本末》也难得多。[219]
特别强调了胡三省“自起炉灶作注”的艰巨性。事实上，胡三省注《通鉴》，前四史以外的部分，并非完全无从参考；史炤的《释文》便是一份很重要的参考资料。而“自起炉灶作注”这一点，如果移用来赞许史炤的《释文》，倒也是恰如其分的。
为了便于说明，下面摘取几则《释文》与“胡注”对比。
a《释文》卷一，册一/页三；《通鉴》卷一“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册一/页一五。
b《释文》卷一，册一/页八；《通鉴》卷三“周赧王六年”，册一/页一○一。
c《释文》卷一，册一/页六；《通鉴》卷二“周显王十九年”，册一/页五六。
d《释文》卷一，册一/页一○；《通鉴》卷四“周赧王二十九年”，册一/页一二三。
e《释文》卷一，册一/页一二；《通鉴》卷四“周赧王三十六年”，册一/页一四二。
a《释文》卷一，册一/页八；《通鉴》卷三“周赧王五年”，册一/页九九。
b《释文》卷一，册一/页五；《通鉴》卷二“周显王十年”，册一/页四七。
c《释文》卷十，册三/页二一二；《通鉴》卷八二“晋元康六年”，册六/页二六一七。
上表首先可以反映“胡注”对史炤《释文》的因袭情况。如果说（1）、（2）两则注文的雷同，尚可用两家皆承袭自相同材料来解释的话，那么第（3）则完全是胡三省暗袭了《释文》的成果，因为此处《史记》“三家注”皆无解释，实为史炤个人之独见。通过比较，又可以看出，胡三省的一些注解实际上是在《释文》基础上的再深入，如第（3）、（4）、（5）则。第（4）则中的“潁”，是不见于《说文》等字书的难字。史炤通过对读刘向的《说苑》，认为“潁”即《说苑》中的“鹯”字，又据《字林》，鹯者为鹞属。这就基本解决了难题。至于胡三省所引陆玑的解释，则不过是根据史炤的提示“顺藤摸瓜”而已。“胡注”此处虽然比《释文》更详尽，但其“创见性”却不如《释文》。第（5）则讨论的是“望诸君”之名的由来。“胡注”认为，乐毅是齐人，望诸亦为齐地。乐毅奔赵后，赵人便以其家乡故里的地名来称呼他。这个解说要比史炤所说的“齐人以此号之”，更为合乎情理。这属于“胡注”在《释文》的基础上所做的修正。[220]
其次，上表又可以反映出“胡注”的一些优长之处。例如，“胡注”采用了科学的训诂术语。《释文》中不论是注音，还是破字，常常简单地注为“某音某”；胡三省则多注意用“读如”、“读曰”等术语以表明区别。表中第（6）则的原文为“今王果伐梁，是王内罢国而外伐与国”，“胡注”便用“罢，读曰疲”来表借字。第（7）则中的“僇”与“戮”，是一对古今字。史炤说“音戮”，用的是直音法，但是“戮”是相对生僻的字，相比之下，不如“胡注”的“力竹翻”为长。又比如，史炤在引书时有时不注明出处；而“胡注”的引文则更为完具，且多注明出处。这样不仅便利了读者，也更显得立说有据。如第（8）则“胡注”中引用了《水经注》、“李贤注”、《三秦记》与《仇池记》等四种材料来解释“仇池”这一地名。而从史炤对“仇池”的描绘与他所开列的一些具体数据来看，《释文》所说的与“胡注”并无太大出入。但可惜的是，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史炤在这里究竟是根据了何时何人的著作，或者还是他本人综合众说所得。至于《释文》的具体失误，胡三省的《辩误》与陈垣的《表微》已有集中的论述，这里先暂置不谈。
最后，我们再对有关“胡注”蹈袭史炤《释文》的“公案”做一些补充说明。钱大昕说：
史《注》固不如胡氏之详备，而创始之功，要不可没。胡氏有意抑之，未免蹈文人相轻之习。[221]
王鸣盛更认为，胡三省凡引用《释文》中的内容，从不说明出处；只有在驳斥《释文》的舛缪时，才肯说出是史炤的观点。他说：
胡注《通鉴》，取史语甚多，今未暇以全书对勘，姑就前十余卷勘之，大约每卷辄有三四十条，此内太半因两家同取《史记》、《汉书》旧注，所以相同，而史不著作者姓名十之七八，胡则一一著之，置勿论。其少不半竟系胡之窃取史矣……平心论之，炤诚不能无误，但首创音释，实属有功。胡自揣用力已深，其注足以传世，恨炤先有《释文》，既攘取之，又攻击之，隐善扬恶，用心私曲，却所不免。后人遂因胡之《辩误》欲废炤书，今幸尚存而无镂板，恐终归泯灭。[222]
王鸣盛只是取了《通鉴》的前十几卷与《释文》对勘，而就整部“胡注”来看，情况并没有王鸣盛所说的那样严重。“胡注”征引史炤的《释文》，具体地说，有时候是“暗袭”，即完全不说明出处。有时又标明为“康曰”，“康”即司马康。这些所谓的“康曰”的内容，皆与《释文》相同。在《通鉴》前十几卷的注文中，标明“康曰”之处的有不少。还有个别的地方则署为“蜀本注曰”，如前文所引的考证严遂刺哀侯的一段《释文》，即冠以“蜀本注曰”。而到了《通鉴·唐纪》部分，“康曰”的提法几乎不再出现，许多注文便明白地注明为“史炤曰”。可见胡三省并无意于埋没史氏的名姓，只是他援引《释文》的义例并不统一，而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胡三省在《通鉴释文辨误》中既已澄清了“海陵本”托名司马康的问题，何以在《通鉴音注》的前十几卷中又大量地称引“康曰”呢？此事颇为费解。或者是因为《音注》成书在《辩误》之先，而胡氏在命笔之初，对于“海陵本”尚无明确的认识，随着研究的深入，才逐渐确认其为伪托，因此在后半部书中便不再称引，而前文中所称引的则未暇改动？姑识此以待再考。
当然，不管怎么说，正如上表所列举的，胡三省的确在一些场合不加说明地袭用了史炤《释文》的成果，终究难免掠美之嫌。这一点不值得后学取法。
综上所述，在“胡注”产生以前，《通鉴》的注释已有不少，且各有成就。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考核精详，素为后人称道；节本注释则功在普及，同时他们合刻正文注文乃至吸收《考异》的作法，对于后人注释《通鉴》有很大的启发；至于史炤的《释文》，更是《通鉴》成书近百年之后产生的第一部全注。这些成果，构成了“胡注”的直接渊源。
【注释】
[1]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页二四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邓广铭、漆侠：《两宋政治经济问题》页三～四，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
[3]“后劲”的说法参考钱穆《中国史学名著》，页二一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4]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中国史学史论集》，页四八一～四八二。
[5]《表微·考证篇》，页九十八。
[6]司马光：《温公与范内翰论修书帖》，《资治通鉴释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三一一/页三一九。
[7]朱熹：《朱熹集》卷三十八“书”，册三/页一六八二，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8]《通鉴》卷二○六“则天后神功元年”，册十四/页六五一八。
[9]《通鉴》卷三“周赧王五年”，册一/页一○○。
[10]《通鉴》卷六十四“建安八年”，册五/页二○四八。
[11]语见《通鉴》卷七十一“魏太和二年”，胡注云：“困于南阳，谓攻穰为张绣所败也；险于乌巢，谓攻袁绍将淳于琼时也；偪于黎阳，谓攻袁谭兄弟时也；几败伯山，谓与乌桓战于白狼山时也；殆死潼关，谓与马超战时也；危于祁连，当考，或曰围袁尚于祁山时也。伪定者，言虽定一时之功，而有心于簒汉，故曰伪。”册五/页二二四八。
[12]《通鉴》卷九十八“晋永和五年”，册七/页三○九七。
[13]《通鉴》卷一八四“隋义宁元年”，册十二/页五七六二。
[14]《通鉴》卷二百五十“唐咸通二年”，册十七/页八○九三。
[15]《宋史》卷三三一《沈遘、李大临、吕夏卿、祖无择传》论赞，册三十/页一○六六○。
[16]《朱子语类》卷九十八“张子书之一”，册七/页二五一一。
[17]《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中庸一”，册四/页一四九七。
[18]《通鉴》卷十五“汉文帝后六年”，册二/页五○六。
[19]《通鉴》卷一七一“陈太建四年”，册十二/页五三○四。
[20]《通鉴》卷四“周赧王四十年”，册一/页一四七。
[21]《通鉴》卷三十七“王莽天凤元年”，册三/页一二○一～一二○二。
[22]《通鉴》卷一“周安王四年”，册一/页二三。
[23]《通鉴》卷五十六“汉建宁二年”，册四/页一八一八。
[24]《通鉴》卷一五四“梁中大通二年”，册十/页四七七三。
[25]《通鉴》卷一五四“梁中大通二年”，册十/页四七七三。
[26]《通鉴》卷一四○“齐建武三年”，册十/页四三九三。又按《通鉴释例·书后姓例》：“宋永初三年长孙嵩实姓拓拔，时魏之群臣出于代北者皆复姓，孝文迁洛，改为单姓。史患其繁，悉从后姓。”与此意同。
[27]郑瑗：《井观琐言》卷三，《丛书集成新编》，册十二/页六八○。
[28]《通鉴》卷一六六“梁绍泰元年”，册十一/页五一三七～五一三八。
[29]《释文》卷十，册三/页二二一；《辩误》卷四，《资治通鉴附录》，页五九。
[30]林宝：《元和姓纂》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八九○/页六九九。
[31]《晋书》卷一百二十四《慕容宝载记》，册十/页三○九七。
[32]《魏书》卷五十《慕容白曜列传》，册三/页一一二三。
[33]参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页一三○～一三一，北京：中华书局，1962。
[34]《通鉴》一六五“梁承圣三年”，册十一/页五一一一。
[35]《通鉴》卷五“周赧王五十五年”，册一/页一六八。并见《太平御览》卷三六二“人事部·姓名”：“盖姓有九：或氏于号，或氏于谥，或氏于爵，或氏于国，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居，或氏于事，或氏于职典。”册二/页一六六七，北京：中华书局，1960。
[36]《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云：“自古天子立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则以家与谥，官有世功，则有宦族，邑亦如之。姓则表其所由生，氏则记族所由出，其大略然也。”册八/页三○○五。
[37]《新唐书》卷一○二《李守素传》，册十三/页三九七八。
[38]《通鉴》卷七十九“晋泰始七年”，册六/页二五一四。
[39]《通鉴》卷八十一“晋太康二年”，册六/页二五七六。
[40]《通鉴》卷七“秦二世元年”，册一/页二五六。
[41]《表微·考证篇》：“凡姓氏书溯姓氏之所自出，多不可信，胡注恒辨之。《表微》始欲立《氏族篇》，以其辨不胜辨也，故删存一二条以示例。”页一一八。
[42]王国维：《齐鲁封泥集存序》，《观堂集林》卷十八，册三/页九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
[43]《后汉书》卷四十一《宋均传》，册五/页一四一一～一四一二；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册十/页二八三二，北京：中华书局，1965。
[44]《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注，册八/页二一八六。
[45]《通鉴》卷四十四“汉建武二十五年”，册四/页一四一三。
[46]《通鉴》卷七十五“魏嘉平四年”，册六/页二四○○。
[47]《后汉书》卷十六《孙骘传》注，册三/页六一四～六一五。
[48]《通鉴》卷五十一“后汉永建四年”，册四/页一六五三～一六五四；又洪迈《容斋随笔》卷五“元二之灾”条所论与此略同，可参看，册上/页六八～六九，北京：中华书局，2005。
[49]《通鉴》卷六十八“汉建安二十三年”，册五/页二一五五。
[50]《语石》卷六“碑版有资考订”条，页一七○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25年。
[51]参李晓菊《洪迈〈容斋随笔〉所论古代文书问题》，《档案学通讯》2025年第1期，页三一。
[52]《通鉴》卷二六一“唐乾宁四年”，册十八/页八五○六。
[53]《通鉴》卷二百七十“后梁贞明四年”，册十九/页八八二七。
[54]《通鉴》卷五十四“汉延熹四年”，册四/页一七五九。
[55]《通鉴》卷七十五“魏嘉平四年”，册六/页二三九七。
[56]《通鉴》卷八十八“晋建兴元年”，册六/页二七九三。
[57]刘敞：《先秦古器记》，《公是集》卷三十六，《丛书集成初编》册六/页四三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58]《通鉴》卷五十九“汉中平六年”，册五/页一八七九。
[59]《通鉴》卷五十七“汉熹平四年”，册四/页一八三五～一八三六。
[60]王国维：《魏石经考一》，《观堂集林》卷十八，册三/页九五五。
[61]杨衒之著·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三，页一二一，上海：上海书店，2000。
[62]《通鉴》卷四十四“汉中元元年”，册四/页一四二四。又洪迈《容斋随笔》卷六“建武中元”条亦论及此事，可参看，册上/页七四。
[63]汉文帝十七年，改为后元年；景帝八年改为中元年，中七年又改为后元年。
[64]《通鉴》卷二五四“唐广明元年”，册十七/页八二四一。
[65]详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五，页一六六～一六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
[66]严衍《资治通鉴补》卷二五四：“《通鉴》原文此下有‘以太常博士皮日休为翰林学士’十三字。今案新旧《唐书》皆无日休传，惟孙光宪《北梦琐言》载日休于咸通中上书，请列《孟子》于学科，又请以韩愈配飨太学，又与陆龟蒙为友，则其人非但以文章名世，盖究心于道学，而且不苟交当世者，岂有失身于黄寇之理？故芟而去之。”《续修四库全书》，册三四一/页二一三。
[67]参宋晞《南宋浙东的史学》，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十四辑，台北：编译馆，1983。
[68]按《宋史》卷八十八《地理志》，北宋时期之“两浙路”，下辖平江、镇江二府，杭、越、湖、婺、明、常、温、台、处、衢、严、秀十二州。南渡以后，则以临安·平江、镇江、嘉兴四府、安吉、常、严三州、江阴一军为西路，以绍兴、庆元、瑞安三府、婺、台、衢、处四州为东路。（册七/页二一七三）(https://www.daowen.com)
[69]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浙东学术》，页五一～五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70]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一一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71]管敏义：《浙东学术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72]金毓黼：《中国史学史》第九章《清代史家之成就》，页三三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3]钱穆：《中国史学名著》，页二五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74]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页二二三～二二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又参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75]例如在科考录取过程中所产生的“师门”与“门生”，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便是一种有名无实的师生关系。由于这种关系容易滋生朋党，北宋建隆三年“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长编》卷三“建隆三年九月丙辰朔”，册二/页七一。
[76]郑吉雄：《浙东学术名义检讨——兼论浙东学术语东亚儒学》，陈祖武主编：《明清浙东学术文化研究》，页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宁波出版社，2004。
[77]《文史通义》卷二《浙东学术》：“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学问，则黄茅白苇，极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耳，故惟陋儒则争门户也。”页五二～五三。
[78]《朱子语类》卷一一三“训门人”，册七/页二七五一。
[79]刘咸炘：《史学述林·重修宋史述意》，《刘咸炘论史学》，页二二五，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
[80]《文史通义》卷二《浙东学术》，页五二。
[81]详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管敏义《浙东学术史》，黎启文《胡三省史学研究》。
[82]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页五，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
[83]《宋元学案》卷八十五《深宁学案》，册二十二/页十五，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84]《宋史》卷四三八《王应麟传》，册三七/页一二九八七～一二九八八。
[85]《宋元学案》卷八十五《深宁学案》，册二十二/页十二。
[86]《胡梅涧藏书窖记》，《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册一四二九/页六三三。
[87]详《表微·解释篇》，页六十七。
[88]《滋溪文稿》卷九《元故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赠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袁文清公墓志铭》，《丛书集成续编》（影《适园丛书》本），册一八五/页一三七。
[89]《朱子语类》卷一二三“陈君举”，册八/页二九六七。
[90]王懋宏：《朱子年谱》卷三：“淳熙十一年甲辰，五十五岁，是岁，辨浙学。”《年谱》中援引朱熹辨析浙学之言论甚详，可参看。北京：中华书局，1998，页一四三。
[91]《通鉴》卷二十七“汉宣帝甘露元年”，册二/页八八○；并见《后汉书》卷二十七《杜林传》李贤注，册四/页九三五。
[92]潘耒：《日知录原序》，《日知录集释》，册上/页二三。
[93]《通鉴》卷六“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册一/页一九一。
[94]参《表微·评论篇》，页一三八。
[95]《通鉴》卷七十七“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册六/页二四三○。
[96]参《表微·评论篇》，页一四一。
[97]《通鉴》卷六十四“汉献帝建安十年”，册五/页二○六五。
[98]《文史通义》卷二《浙东学术》，页五二。
[99]《文史通义》卷二《浙东学术》，页五三。
[100]如王阳明、刘蕺山并不专门研究历史，也没有撰写过史学的名著；但章学诚却将这两位“言性命者”的“事功气节”，视为“究于史”。可见章学诚所谓的“史学所以经世”，完全没有文、史、哲之类的分科观念作为前提，而是唯一强调“切人事”的精神。这种精神可以理解为知识分子对时代的敏锐观察以及对经世的勇于实践。——说详郑吉雄《浙东学术名义检讨——兼论浙东学术语东亚儒学》，《明清浙东学术文化研究》，页二七。
[101]吕祖谦撰、吕祖俭搜录、吕乔年编：《丽泽论说集录》卷十《门人所记杂说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七○三/页四四七。
[102]《直斋书录解题》卷九“儒家类”：“《阃范》十卷。吕祖谦撰。集经、史、子、传，发明人伦之道，见于父子、兄弟之间者为一篇。时教授严州，张南轩守郡，寔为之序。”页二八二～二八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3]《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吕伯恭”，册八/页二九五一。
[104]《朱子语类》卷一一四“训门人二”，册七/页二七五七。
[105]《与张敬夫》，《朱熹集》卷三十一“书”，册三/页一三一○。
[106]《二程遗书》卷十九《伊川先生语五》，页三一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07]《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引全祖望《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云：“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路径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册十三/页四六）也强调了吕祖谦的学术兼取了理学与心学之长，同时又继承“中原文献之统”，是从传统儒学中分化出的一个新学派。
[108]叶适：《水心集》卷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一一六四/页二四七。
[109]吕祖谦：《东莱别集》卷七“尺牍”，《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一一五○/页二二七。
[110]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通鉴》册一/页二八。
[111]《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册十/页三二九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2]《通鉴地理通释·自序》，《丛书集成新编》，册九一/页二四○。
[113]《宋史·艺文志》著录为十四卷，《本传》则曰十六卷。按今本为十四卷，作十六卷者疑为传写之误。
[11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百“通鉴地理通释”条，册下/页一一四九。
[115]《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史部编年类·通鉴地理通释提要》，页四二一。
[116]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四，《丛书集成新编》，册九一/页二五三。
[117]自朱熹：《论孟精义》卷七下，《朱子全书》，册柒/页四七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118]《通鉴》卷一六五“梁元帝承圣二年”，册十一/页五一○四～五一○五。
[119]《三国志》卷六十一《吴书·陆凯传》，册五/页一四○一，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0]《通鉴》卷一六五“梁承圣三年”，册十一/页五一一五、五一一七。
[121]《宋史》卷三六○《宗泽列传》，册三二/页一一二七九、一一二八一。
[122]《通鉴地理通释》卷十四，《丛书集成新编》，册九一/页二九七。
[123]《通鉴》卷二八○“后晋天福元年”，册十九/页九一五四。
[124]《通鉴》卷二八四“后晋开运元年”，册十九/页九二六五。
[125]王巩：《随手杂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一○三七/页二一三。
[126]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一一六三/页四九九～五○○。
[127]《通鉴》卷七十八“魏元帝景元四年”，册六/页二四七一。按：注文仅录与地理有涉者，余从略。
[128]《通鉴》卷一四六“梁武帝天监四年”，册十/页四五五三～四五五四。
[129]《通鉴》卷一百八十四“梁武帝天监十五年”，册十/页四六二五～四六二六。
[130]《通鉴》卷二七七“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册十九/页九○五一。
[131]《通鉴》卷二九四“后周世宗显德五年”，册二十/页九五八八。
[132]《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史部政书类·汉制考提要》，页六九六。
[133]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页二七五，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134]《通鉴》卷九“汉高帝二年”，册一/页三一五。
[135]《通鉴》卷十一“汉高帝五年”，册一/页三五八。
[136]《通鉴》卷二十二“汉武帝征和三年”，册二/页七三五。
[137]《通鉴》卷二十七“汉宣帝五凤三年”册二/页八七三。
[138]《通鉴》卷二十八“汉元帝初元三年”，册三/页九○六。
[139]方孝孺：《刘樗园先生文集序》，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二百三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一四五五/页五八一。
[140]《进书表》，《通鉴》，册二十/页九六○八。
[141]《奖谕诏书》，《通鉴》，册二十/页九六○九。
[142]单宇：《菊坡丛话》卷十八“送赠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册四一六/页四八三，济南：齐鲁书社，1997。
[143]《宋史》卷十七《哲宗本纪一》，册二/页三三四。
[144]《长编》卷四八五，“绍圣四年夏四月乙未”以下，册三二/页一一五三一。
[145]《金史》卷八十《赤盏晖传》，册六/页一八○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
[146]胡三省：《通鉴释文辩误后序》，《资治通鉴附录》，页一八七。
[147]《奖谕诏书》，《通鉴》，册二十/页九六一○。
[148]见于王称《东都事略》卷九十四《刘安世传》（册三/页一四五六，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及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十九《刘谏议安世传》（册二/页一五四五，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著录。
[149]《送王性之序》及《题长编疑事》分见《景迂生集》卷十七、十八。
[150]张煦侯：《通鉴学》，页一六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2。
[15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四，册二/页二九七，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按：周武仲《通鉴解义》各家书目未见著录。
[152]《奖谕诏书》，《通鉴》，册二十/页九六一○。
[15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册十/页一七一二。
[15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六，册四/页五二二。
[15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五，“绍兴五年二月癸巳”以下小注，册八/页一四○四。
[156]《通鉴释文辩误后序》，《资治通鉴附录》，页一八七。
[157]王应麟：《玉海》卷二十六“建炎通鉴解义”条，册一/页五二九，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影清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刊本）。
[158]《锦绣万花谷》续集卷二《读尚书资治通鉴》，页五五六，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影嘉靖刻本）。按“日诵心惟”或作“口诵心惟”。
[159]元好问：《集诸家通鉴节要序》，《元遗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六“序引”，《丛书集成三编》，册三八/页五○五，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
[160]《宋史》卷二百三《艺文二》，册十五/页五○九二。
[16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四，册八/页三○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2]晁公武著·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五，页二一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63]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八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一一四九/页一○七～一○八。
[164]《宋史》卷十七《哲宗本纪》，册二/页三一九。
[165]陆唐老：《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册三/页二六五。
[166]《宋史》卷三三六，册三一/页一○七六九。
[167]《宋史》卷三三六，册三一/页一○七六七。
[168]《宋史》卷二八六，册二八/页九六三五～九六三六。
[169]俞成：《萤雪丛说》，卷一“文字节要”条，页八，《避暑漫抄及其他三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1959补印）。
[170]《宋史》卷二百三“艺文二”，册十五/页五○九二。
[171]《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册一/页五四○，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按：李盛铎《木犀轩藏宋元本书目》中有“《资治通鉴详节》残本一卷，小字，巾箱本。”（《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册二/页四六八）则所谓“小板”者，盖即巾箱小本。
[172]《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册一/页九一、八八。
[173]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页九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74]此书见于《季沧苇藏书目·延令宋板书目》著录。（《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册一/页七四）
[175]按：以类书体例重新编排《通鉴》者，有沈枢之《通鉴总类》。《四库全书总目》云：“枢字持要，德清人，绍兴间进士，官至太子詹事、光禄卿，谥宪敏，是书乃其致仕时所编。取司马光《资治通鉴》事迹，仿《册府元龟》之例，分为二百七十一门，每门各以事标题，略依时代前后为次，亦间采光议论附之。”此《君臣事要》与《通鉴总类》体例相似，撰著年代亦相仿。
[176]此书变异书名极多：或称《陆唐老集百家音注资治通鉴》，或称《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或称《陆状元集百家注资治通鉴详节》，或省称《陆状元通鉴详节》——通称为《陆状元通鉴》。《福建版本志》：“《陆状元集百家注资治通鉴详节》一百二十卷，宋会稽陆唐老集注，建安蔡文子校正。《皕宋楼藏书志》云：此南宋麻沙本，每叶二十八行每行二十三字，小字双行每行二十六字。朗、殷、匡、贞、恒、桓、慎、构皆缺避。”（《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册四/页二七～二八）又《浙江通志》卷二四三“经籍”云：“《陆状元通鉴详节》一百卷，诸暨陆唐老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五二五/页五四四）按：今存诸本皆为百二十卷，志云一百卷，盖传写之误。
[177]《浙江通志》卷一二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五二二/页三三八。
[178]《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八，页四三二。
[179]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四，页一二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80]刘一清：《钱塘遗事》卷十“置状元局”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四○八/页一○三一。
[181]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状元榜眼”条，《嘉定钱大昕全集》，柒/页二八一。
[182]周密：《癸辛杂识后集》之“成均旧规”条，《癸辛杂识》，页六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
[183]《元遗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六“序引”，《丛书集成三编》，册三八/页五○四。
[184]《中国善本书提要》，页九二。
[185]陈傅良：《止斋集》卷四十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一一五○/页八五七。
[186]此书《文渊阁书目》、《千顷堂书目》并见著录：《文渊阁书目》卷六：“《吕大著通鉴精义》一部三十一册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册一/页六九）《千顷堂书目》卷四：“《吕大著增节备注资治通鉴》一百二十卷。”（页一二三）又按瞿镛《铁琴铜剑楼藏宋元本书目》：“《吕大著点校标抹增节备注资治通鉴》七十三卷宋刊残本：此宋麻沙本，原书一百二十卷……每半叶十五行，行二十六字。匡、殷、慎、桓字减笔。诸家书目不载，惟见《千顷堂书目》。”（《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册二/页一六六）江标《宋元本行格表》：“宋麻沙残本《吕大防点校标抹增节备注资治通鉴》，行二十六字，七十三卷。”（《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册二/页七二二）比照《瞿目》，可知“吕大防”乃“吕大著”之误。
[187]参《中国善本书提要》，页九二。
[188]李盛铎著·张玉范整理：《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页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189]所不同者，惟《省元通鉴详节》所引“胡曰：慕容恪受顾命辅幼主”一段一百六十字，汲古阁本《陆状元通鉴》无。
[190]按《宋登科记总目》，林机为高宗绍兴十五年省元，林执善为宁宗开禧元年省元。（自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二“选举考”，册一/页三○六、三○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参何忠礼《宋史选举制补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191]厉鹗《宋诗纪事》卷三十七（册二/页九四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及《福建通志》卷五十三“隐逸”（《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五二九/页七六二）并云字叔圭，《四库全书总目》（页四三二）云字叔直，未知何据。
[192]《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九《史部史评类存目·东源读史录提要》，页七六一。
[193]《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八《史部编年类存目·少微通鉴节要提要》，页四三二。
[194]《中国善本书提要》，页一○二。
[195]《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册三/页一八一，济南：齐鲁书社，1996。
[196]《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册三/页一八一。
[197]叶德辉云：北宋各经注疏皆单行，其合注于疏在南北宋之间（《书林清话》卷六“宋刻经注疏分合之别”条，页一二二，长沙：岳麓书社，1999）。牟润孙《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亦云：“今世习见之经疏，率为注疏合刻本；不知注疏初皆别本单行，南宋而后，刻书者始多合注疏于一本。”（《注史斋丛稿》，页二四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李盛铎为宋绍熙三年（1192）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礼记正义》所撰之题跋中对此讨论尤详：“诸经疏义本自单行，注疏合刻始自何时，前人无能详言之者。……按黄唐跋：‘本司旧刊《易》、《书》、《周礼》，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绍熙辛亥（二年，1192）唐备员司庾，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校正锓木。’是绍兴庾司为第一合刻之地，《诗》、《礼》二疏目即为唐所合编，故它经后仅附唐跋，此经独列校正诸官衔名，于是注疏合刻之地与时无如此明白者。”（《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页四九。）
[198]李致忠：《宋版书叙录》，页八，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4。
[199]参（日）尾崎康《宋代雕版印刷的发展》，台北：《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卷第四期，2003，页一七九～一八○。
[200]《通鉴释文辩误后序》，《资治通鉴附录》，页一八八。
[201]《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八《史部编年类存目·增节音注资治通鉴提要》，页四三二。
[20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一○八～一○九。
[203]司马康，字公休，司马光之子。司马康《通鉴释文》，《直斋书录解题》卷四著录为二十卷（页一一四）；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卷下“拾遗”著录为二十八卷（页一二二九）；《宋史》卷二○三《艺文志》作六卷，册十五/页五○九二。
[204]《直斋书录解题》卷四，页一一四。
[205]胡三省：《通鉴释文辩误后序》，《资治通鉴附录》，页一八七。
[206]冯时行：《资治通鉴释文序》，《资治通鉴释文》（以下简称《释文》），册一/页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60，（《丛书集成初编》本）。
[207]史炤，字见可；另有字中辉者，非为一人也。昌彼得等《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台北：鼎文书局，1976）中所引蔡襄《史炤赴邠州幙序》之史炤为字中辉者。同名而误为一人也。
[208]参陆心源《重雕宋本通鉴释文叙》；《资治通鉴释文》，册一/页一。
[209]《资治通鉴释文序》，《释文》，册一/页一。
[210]《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八《跋通鉴释文》，《嘉定钱大昕全集》，玖/页四六九。
[211]参陆华《史炤〈资治通鉴释文〉考略》，《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212]《通鉴释文辩误后序》，《资治通鉴附录》，页一八八。
[213]参李文泽《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与宋代四川方音》，《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214]详朱东润《史记考索》，页二一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应三玉：《〈史记〉三家注研究》，页四○～四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215]《释文》卷一，册一/页四；《通鉴》卷一“周安王五年三月”，册一/页二五。
[216]《释文》卷一，册一/页一一；《通鉴》卷四“周赧王三十一年”，册一/页一二七。
[217]《释文》卷一，册一/页四（按：烈侯之“烈”原本皆误植为“列”）；《通鉴》卷一“周烈王五年”，册一/页三八。
[218]《十七史商榷》卷一百“通鉴胡氏音注”条，册下/页一一四七。
[219]柴德赓：《史籍举要》，页二四六，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表微·解释篇》也说：“盖晋宋以下诸注，皆创为之，非如前史之有所凭借。”（页六四）
[220]按：《释文》此则又本诸《史记》卷八十《乐毅列传》索隐：“望诸，泽名，在齐。盖赵有之，故号焉。《战国策》‘望’作‘蓝’也。”册七/页二四三○。
[221]《跋通鉴释文》，《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八，《嘉定钱大昕全集》，玖/页四九六。
[222]《十七史商榷》卷一百“通鉴释文胡氏辩误”，册下/页一一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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