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鉴胡注表微》与“表微学”
元代史学家袁桷（1266~1327）在其《祭胡梅涧先生》一文中曾言：
维先生负渊海之学，执事物之枢，用功于青云决科之前。大究若讷，小得若愚。网罗搜抉，极竹素之秘，而其微细委琐，犹不遗于初虞。袭《释例》于杜氏，著履霜坚冰之旨，条分目举。而牛李弃地之争，党子制父之议，前人之有疑者，虽取舍有在，以明迂叟当时之不得已；至于孜孜卫翼，拾遗补误，亦几乎司马氏之忠臣而无负。[4]
袁桷是胡三省的忘年之交，是胡氏少有的后代知己。遗憾的是，自袁桷以下直至近代以前，却鲜有学者能够深刻了解胡氏的生平行状与学术成就，致使这样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于六百余年间其名不显。
元明两代的学者，不仅不重视“胡注”，对于胡三省的身世也几乎一无所知。《宋史》、《元史》中皆无胡氏传记；明代人作《宋史新编》与《南宋书》，也不为其补传；而焦竑的《国史经籍志》甚至漏载了胡三省的《通鉴音注》。降及清代，“胡注”虽然更多地进入学者的视野，但是清人对于胡三省的生平，仍旧是语焉不详。清代藏书家陆心源的《宋史翼》，专记《宋史》失载的人物，其中胡三省的传记来源于《台州府志》的志文；[5]可惜内容太过简略，全传不过一百余字。清代以来重修的三部纪传体元史（邵远平《元史类编》、曾廉《元书》及柯绍忞《新元史》）中，虽然也都有胡氏的小传，然而所依据的材料也只是地志、文集中的一些零星记载，在胡氏生平的考订方面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就连胡氏的籍贯与卒年等基本问题，也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钱大昕在《疑年录》中，将胡氏的卒年定为元至元二十四年——是岁乃《通鉴释文辩误自序》写成之年；钱氏误以为胡三省撰成《通鉴释文辩误》之后即便辞世，犯了一个大错误。[6]但钱氏的说法影响却很大，民国年间梁廷灿编写的《历代名人生卒年表》，便依从了钱大昕的说法。[7]直到20世纪40年代，经过周祖谟与陈垣的搜求考证，在《光绪宁海县志》中发现了胡三省之子胡幼文为其父撰写的墓碑，总算才使胡氏的生平经历大白于天下。[8]
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不仅对胡三省的生平考证有重大的突破，更是《通鉴》与“胡注”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此书是陈垣在抗战期间所著，是迄今为止研究“胡注”的最重要成果。全书约二十万字，总计援用“胡注”精语七百五十余条，引证的书籍，除正史以外，有二百种之多。书中更结合胡三省的生平抱负与治学精神，宣扬民族气节，表达爱国情怀。论者以为：“这部《胡注表微》，是陈先生运用平生擅长的年代学、校勘学、目录学、史源学、考证学、避讳学，及宗教史、元史等优厚的修养而写成的。”[9]
古书中以“微”、“表微”、“发微”、“阐微”、“述微”等命名的极多。如《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左氏微》二篇，颜师古注曰：“微谓释其微指。”[10]所谓“表”，颜师古谓：“表，显也。”[11]“表微”即谓彰显原典之微言深意。陈垣在2025年1月31日写给其子陈乐素的家书中曾谈到《表微》的用意，以及他的研究思路与写作方法：
《胡注表微》至今始写定《本朝》、《出处》二篇。成书殊不易，材料虽已找出一千一百余条，未必条条皆有按语。如果按语太少，又等于编辑史料而已，不能动众。如果每篇皆有十余廿条按语，则甚不易。说空话无意思，如果找事实，则必须与身之相近时事实，即宋末及元初事实，是为上等；南宋事实次之；北宋事实又次之；非宋时事实，则无意味矣。因“表微”云者，即身之有感于当时事实，援古证今也，故非熟于宋末元初情形，不能知身之之心事，亦不知身之所指者为何也。[12]
从书简可知，《表微》最先写成的是《本朝》与《出处》二篇；而陈垣之所以要撰写此书，也正是因为受到这方面内容的触动。“胡注”中寄寓着深意——用书信中的话说就是：“‘表微’云者，即身之有感于当时事实，援古证今也。”——这是陈垣的一大发现，也是《表微》的解释前提。在《表微》中，陈垣进一步对这一研究思路做了说明：
古人通经以致用，读史亦何莫非以致用。温公论唐事，而身之以为“为熙、丰发”，陈古证今也。昔孔子居卫，卫君据国拒父，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不问卫事而问夷、齐，贤夷、齐兄弟让国，知其不为卫君父子争国，此史学方法也。[13]
感慨者，即评论中之有感慨者也。鉴注序言：“温公之论，有忠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感慨二字，即取诸此。然温公所值，犹是靖康以前；身之所值，乃在祥兴以后。感慨之论，温公有之，《黍离》《麦秀》之情，非温公论中所能有也；必值身之之世，然后能道之。故或则同情古人，或则感伤近事，其甚者至于痛哭流涕，如一百四十六卷对于襄阳之陷，二百八十五卷对于开运之亡，是也。兹特辟为一篇，附《评论》后，从来读胡注者尚鲜注意及此也。[14]
“陈古证今”（“考古验今”）的提法，在《表微》一书中多次出现。陈垣将这一方法上溯到孔门弟子，这既为《表微》的阐释思路找到了有力的支持，同时也使《表微》与传统的史学方法相接续。陈垣还很明确地指出：“黍离麦秀之情，非温公论中所能有也；必值身之之世，然后能道之。”也就是说，胡三省“陈古证今”所表达的思想与情感，也有一些并非是《通鉴》原有的，而是胡三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通鉴》的主观解读。《表微》实际上也是如此，陈垣在还原胡三省的思想与时代的同时，也对“胡注”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与解读。
陈垣在家书中特别强调，《表微》的研究重点不是编辑史料，因为单纯的史料编辑，难以打动人心；但又不能是说空话，还应该有可靠的事实作为依据。也就是说，既要有实证，又要在实证的基础上进行阐释。从书信中透露的情况看，实证并不是最难的环节，因为作者已经搜罗到了一千多条材料；在《表微》的写作过程中，最困难的环节是为这一千多条材料撰写按语，也就是如何阐释的问题。在“援古证今”的总体思路下，《表微》的阐释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是表“胡注”之隐言，即明言“胡注”之所指，也就是要阐释“胡三省想说什么”的问题。如《通鉴》卷七七，魏高贵乡公甘露四年，先是顿丘、冠军、阳夏井中，屡有龙见，群臣以为吉祥。帝曰：“龙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数屈于井，非嘉兆也。”作《潜龙》诗以自讽，司马昭见而恶之。
注曰：帝有诛昭之志，不务养晦，而愤郁之气，见于辞而不能自掩，盖亦浅矣。此其所以死于权臣之手乎！
《表微》：身之盖有感于皇子竑被废之事也。宋宁宗无子，养宗室子贵和，立为皇子，赐名竑。史弥远为丞相，专国政，竑不能平。初，竑好琴，弥远买美人善琴者纳之，而私厚美人家，令伺皇子动静。一日竑指舆地图示美人曰：“此琼崖州也，他日必置史弥远于此。”美人以告弥远。竑又书字于几曰：“弥远当决配八千里。”竑左右皆弥远腹心，走白弥远，弥远大惧，日夕思以处竑，而竑不知也。卒被废立，以至于被缢而死。事详《宋史》宁宗、杨后及竑本传。与高贵乡公事，如出一辙，可为浮躁浅露者戒。[15]
“此盖为……言之”或“此有慨（或有感、有痛、有见）于……”等句式在《表微》中极为常见，此类句式多用于表“胡注”之所指。卫聚贤曾说：“中国旧有的史，可说是一种史料，而不能目之为史。这种史料不用索隐的方法索出，其材料埋没在杂乱的故纸中，其现象不能明显。”[16]《表微》所做的，首先便是这种“索隐”的工作。其“索隐”的具体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归纳比较；即在同类历史现象中找到相似点，而后排比史料以彰显异同、揭示本质。《表微》中常说的“古今一辙”或“古今人情，相去不远”便是对这一方法的补充说明；[17]因为只有在历史现象极为相似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把它们联系起来，归纳比较也才有意义。
这里之所以要举这一个例子，是因为著名词学家夏承焘曾经批评这一则按语“殊近附会”。台湾学者张元也有类似的观点。张元把七百多则《表微》分为三类：一类是胡三省自己亲口将“潜台词”说出来的；一类是事例十分相似，较容易由此事联想到彼事；还有一类是事属同类，但不容易发生联想的事。他认为这一则《表微》属于第三类情形，也就是“想当然者”。[18]其实，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似点”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或者是结局相似，或者是性质相似，或者是历史人物的某些言谈话语相似：这些都可以引起人们的联想。有时表面上看似不太搭界的事件之间，却可能蕴藏着很深刻的相似性——如果能把这些蕴藏着的相似性揭示出来，则必能使人耳目一新。高贵乡公与皇子竑的遭遇，性质很相似，年轻的皇帝（或储君）因不务韬光养晦，而为权臣所害，故可为浮躁浅露者戒。从这点上说，二者确实“如出一辙”。这个看似“想当然”的联想，实际上是很深刻的比较归纳；非熟于宋元历史者，难有这样的发现。
其二是发注家之幽情。这是要阐释“胡三省为什么会这样说”的问题；即把“胡注”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结合胡三省的身世、遭遇以表其隐微之旨。如《通鉴》卷二三三，唐德宗贞元五年，“琼州自乾封中为山贼所陷”。
注曰：琼州在海中大洲上，中有黎母山，黎人居之，不输王赋。所谓山贼，盖黎人也。宋白曰：琼州北十五里，极大海，泛大船使西南风帆，三日三夜到地名崖山门，入江，一日至新会县。
《表微》：释琼州何为涉及厓山？厓山在新会，为宋丞相陆秀夫负少帝殉国处，书以志痛也。厓山海中有奇石，张弘范摩崖大书“张弘范灭宋于此”，以自夸耀。明提学赵瑶诗：“镌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指此也。成化间御史徐瑁始命工削去。事见《道光新会志》。张弘范刻石，身之未必知，督统苏刘义等挟二王由浙入闽广，终于厓山，《癸辛杂识》续集屡载之。胡、周同时，周既有所闻，胡不容不知也。[19]
《通鉴》本文中只提到“琼州”，而“胡注”所引的宋白《续通典》，不仅提到“琼州”，而且提到了“厓山”。《表微》认为，这是因为厓山是宋代末帝帝昺丧生之处，胡三省在看到琼州时，联想到附近的厓山，所以才特意注出，“书以志痛”。第一句“释琼州何为涉及厓山”是这则按语的切入点。这种自设问答的格式，实际上在《公羊》、《穀梁》等传统注经文献中是非常常见的；它所起到的作用是将话题引导到预设的阐释点上来。“胡注”本来只是很平常地引用了一则材料以说明琼州的地理方位；《表微》却提出了为何要引用的问题，这样就把解释的思路引入到探索胡三省内心世界的方向上来。陈垣是新会人，这则按语中援引的《道光新会志》无疑是他熟悉的乡邦文献；但他又特别说明，宋代末帝终于厓山之事在《癸辛杂识》续集中屡见记载，这样的大事胡三省必有耳闻：这主要是为了保证阐释的严密性。
其三是抒个人之微意，也就是要阐释“作为研究者怎么说”的问题，这既包括陈垣借“胡注”以明其身居沦陷区的苦闷之心，也包括他在《表微》中对某些观点进行新的阐发，并在学术方法上进行总结。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例，《通鉴》卷二二六，后梁太祖开平二年，晋王命立其子晋州刺史存勖为嗣。《考异》不信《五代史阙文》武皇临薨以三矢付庄宗之说，曰：按薛史《契丹传》，庄宗初嗣位，亦遣使告哀于契丹。广本：刘守光为守文所攻，晋王遣部兵五千救之。然则庄宗未与契丹及守光为仇也。此盖后人因庄宗成功，撰此事以夸其英武耳。
注曰：余按晋王实怨燕与契丹，垂没以属庄宗，容有此理。庄宗之告哀于阿保机，与遣兵救刘守光，此兵法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也，其心岂忘父之治命哉！观后来之事可见已。
《表微》：同一事也，身之与温公观察不同。温公以为因有后事乃伪造前事；身之则正因其后事而信其前事。温公当平世，故主于息事；身之当乱世，故不主忘仇。乾隆中姚范读欧史《伶官传论》，谓：“晁公武论吴缜《五代史纂误》云：‘《通鉴考异》证欧《史》差误，如庄宗还三矢之类甚众。今缜书皆不及，惟证其字之脱错而已。’余检《通鉴考异》无其文，盖《考异》有全书，而今附注于《通鉴》下者芟略之也。”语见《援鹑堂笔记》卅四。庄宗还三矢事，欧《史》采自《五代史阙文》，《通鉴考异》所驳者亦《五代史阙文》，而非欧《史》。晁氏语未考，姚氏语更未考。盖前辈得书难，姚氏既未细检胡注，又未尝见《考异》全书，故有此误，附正于此。[20]
这则按语的关注点是“胡注”为什么会与《考异》有不同的结论，并由此探讨其解读思路与时代背景的差异，这在研究的深度上又进了一层。按语的后半段对晁公武、姚范等人因未核查原书而做出的错误结论进行了纠正。这实际上又涉及到学术规范的问题，属于方法上的总结。类似这样的按语既不游离于全书的主题，又起到了拓展解释空间的作用。
经过以上三个层面的阐释，不仅胡三省著书的深意大白于天下，“胡注”的价值也得到很大的提升。“胡注”不再是单纯的注解或史料，其本身也成为一部有独立品格的史学名著。内容丰赡的“胡注”还为《表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阐释平台。陈垣撰写《表微》的目的，并不止于替代胡三省说出想说而未说的话；他在继承、理解、融汇“胡注”的精神与方法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在进行自我表达。(https://www.daowen.com)
蔡尚思曾说，《表微》“主要是陈师的思想专著，而不是纯粹的史学专著。”又说：“《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师的政论。它又不以政论为限，还包括了哲学思想、宗教思想等等。”[21]《表微》更主要地是政论还是史著？我们认为，综观全书，《表微》有严格的学术标准，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术论著；其性质非政论所能概括。
我们衡量一部学术作品的标准，可以有以下三项：其一是思想的深刻，其二是内容的真实，其三是形式的完美。[22]下面分别用这三个标准来对《表微》做一考量。
第一，《表微》思想的深刻性，集中地体现在陈垣所倡导的“有意义之史学观”上。2025年陈垣在《致方豪》一函中提到：
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此盖时势为之，若药不瞑眩，阙疾弗瘳也。[23]
在这封书函中，陈垣很清楚地讲到了自身史学观念的转变：从最初服膺钱大昕的考证，到推崇顾炎武的致用，最终发展为“有意义之史学”。所谓“有意义之史学”，并不局限于以史学斥敌斥伪这一点上；而是像陈寅恪所说的那样，是要改变清人视史学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的态度，[24]不专为破碎之考据，而“将于考据之外求之”。[25]《表微》中所强调的史学的彰善瘅恶的劝戒职能、求治避乱的资政意识、鉴往知来的认识功用与国亡史兴的道义责任，无不是传统史学的精义所在。《表微》的价值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它既是对“胡注”的阐幽发微，又是宋元鼎革之际的历史图卷，同时还是陈垣对自身学术的一个全面总结，是其“学识的记里碑”。[26]因此它虽然产生于抗日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但其影响却不限于一时。因为它既不服务于权威，为政治运动做宣传品；也不逢迎潮流，为名利场上的“热点”问题做嫁衣裳——惟其如此，才能成为垂范后世的名山事业。
第二，《表微》内容的真实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表微》在阐释义理的同时，依然坚持了实证的原则。书中对于考证方法在史学中的地位有言简意赅的论述：
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27]
例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提出，胡三省注《通鉴》，对于宋朝皆称“本朝”或“我宋”，所用的地名也都是宋代的州县名：
宋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书成于元至元时，注中凡称宋，皆曰“本朝”、曰“我宋”，其释地理皆用宋州县名。惟一百九十七卷“盖牟城”下注曰“大元辽阳府路”，“辽州城”下注曰“今大元辽阳府”，二百六十八卷“顺州”下曰“大元顺州领怀柔、密云二县”，二百八十六卷“锦州”下曰“陈元靓曰：大元于锦州置临海节度，领永乐、安昌、兴城、神水四县，属大定府路”，二百八十八卷“建州”下曰“陈元靓曰：大元建州，领建平、永霸二县，属大定府路”，以宋无此地，不得已而书之也。[28]
这个结论，有他独到的见解，也是前人未发之论。这是因为顾炎武由明入清，与胡三省异世而同悲，所以他才从“胡注”中读出了故国遗民之思。陈垣也赞许此论“诚得身之微意”，《[29]表微》的《本朝篇》实际上便是从顾炎武的这段话中生发出来的。不过顾炎武说此话时，只是凭借了他读书时的大体印象，仔细推敲之下，也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朝篇》便对这个问题做了全面的统计和考察；由于言出有据，乃成不刊之论。可见《表微》虽是陈垣有为而发，但是由于他著述态度异常严谨认真，故仍鲜明体现了考据家的本色。
其次，《表微》是作者在经典文本所留有的解释空间内，做出的合理阐释；而非任意发挥、随意引申的穿凿之论。从前面所引的家书不难看出，陈垣在写作《表微》之前做了大量的史料工作，他筛选史料的次序是以宋元之际为上，南宋为中，北宋为下；非宋元时期史料则删汰不取。简而言之，就是要严格保证论据与论点之间的“关联度”。因为好的阐释应当是步骤最简洁、推论最直接的；而能否做到简洁直接，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论据与论点之间的“关联度”是否紧密。如《通鉴》卷六，秦昭襄王五十二年，荀卿曰：“商之服民，所以养生之者，无异周人。”
注曰：以上下文观之，商周二字，恐或倒置。
《表微》：此条是纯理校。今本《荀子·议兵篇》，与《通鉴》所引者不殊，《通鉴》“殷”作“商”避宋讳耳。而身之以为商、周二字，或恐倒置，意别有在也。荀子言“所以养生者，无异周人”，谓待新服之民，无异周人也。身之欲易为“无异商人”，则谓无异其在故国之时，盖深感变于夷，不若仍为夏也。其说甚美，然无所据，故谓之纯理校。同时谢叠山与留梦炎书有曰：“殷之亡也，多士多方，依然不忘旧君者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气，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逋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视之。太平君相待亡国臣民，何如此其厚也！”此即身之之意，盖宁为亡国遗民，亦不愿为异国新民也。[30]
荀子这句话的本意是“殷商的遗民入周以后所受的待遇，与周朝原有的住民完全相同”。但是胡三省却提出，荀子想要说的可能是“殷商的遗民入周以后所受的待遇，与原先在故国时一般无二。”陈垣认为：尽管“胡注”的这处“理校”缺乏版本学上的证据，但这个改动折射出了胡三省宁作亡国遗民而不愿臣服于异族的心态。这是对“胡注”思想的一种主观建构。合理的“建构”与“虚构”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材料的可靠性与推论的严密性。因此按语中所援引的谢叠山与留梦炎书就显得格外重要。谢枋得与胡三省既是同年进士，又同是南宋遗民，因此他们的思想有相通之处，足以互相发明。这则按语可以说是陈垣苦心经营之作，也是《表微》的典范之作。正是由于作者对史料做了严格的别择，并很注意论据与论点之间的“关联度”，《表微》才避免了许多解释学论著所存在的“过度阐释”的通病。[31]
第三，《表微》形式的完美性，集中体现在全书的体例上。《表微》采取了“分类举例”的著述体式；即根据研究的需要，先区分出若干专题，而后在同一专题下搜求许多事例，并从中归纳出通则，最后联缀成文。为了实践这种“类例法”，《表微》创造了一种别开生面的著述体例。首先，作者将全书析为二十篇，前十篇讲“史法”，后十篇讲“史事”。这是借鉴了张之洞《书目答问》中将“史评”类书籍细分为“论史法”与“论史事”两个小类目的作法。陈垣先生治学，实由古籍目录问途，由此可见一斑。[32]正文的格式，是全书之前有《小引》，阐明著书的宗旨；每篇之前又有小序，小序比正文低两格；而后先顶格概引《通鉴》原文，次段退一格引用“胡注”，第三段再退一格才是作者按语。这种格式从总体上说仍属于富有民族特色的“札记体”的范畴，但由于有类例的区分和画龙点睛式的小序，《表微》更显得眉目清晰，且兼具“章节体”纲举目张的优点。确切地说，“分类举例”既是一种著述体例，同时也体现出了一种研究的思路和构架。在陈垣的其他一些著作中，如《元典章校补释例》（《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等书中，也都贯穿着此种类例之法。
至于全书的篇目拟订，更是几经斟酌。陈垣最初为《表微》所谱列的目录为：
本朝、书法、校雠、解释、旧文、避讳、考证、察虚、纠谬、评论、感慨、劝戒，为前篇，论史法；君道、治术、相业、臣节、伦纪、出处、兵事、边情、民心、夷夏、生死、货利，为后篇，论史事。[33]
共凡二十四篇，比最后成书的二十篇要多出四篇。其中上篇中的《旧文》、《察虚》二篇今无，《校雠》、《纠谬》二篇后更名为《校勘》、《辩误》。下篇中《君道》、《相业》两篇并入《治术》篇中；《边情》一篇更名为《边事》；《兵事》篇今无，而增入《释老》一篇。被撤换下篇节中的部分内容，后归并入其它篇中；今人根据这些删存的条目，尚可略窥当初立目之本意。关于篇目省并的原因，不能一概而论，但不难看出，前引家书中所提到的按语不易得，无疑是撤换篇目的原因之一。一方面，要在每个篇目之下依类搜集“胡注”精语数十条，并逐一写下按语；另方面，又要保证各篇的篇幅必须大致相当。“胡注”或按语太少，固不足以单列一目；而倘若同义重复的注文太多，也必然破坏形式上的美感。因此为了照顾到全书结构的均衡，便不得不在篇目之间进行一些省并。而被撤换下的篇目，未必即无学术价值。如《察虚》一篇，所探讨的当是“胡注”中的疑辨精神，是重要的学术问题，惜乎《表微》未作充分论述。
还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的语言依旧是陈垣一贯主张的洗练风格；正如他对弟子所说的：“考证文最患不明白，令人易于误会；又患有可省不省之字句。”[34]可见他是宁把一篇大文章的内容浓缩成一则则精密的短札，而不是把札记注水而成文章。
总之，《表微》是内容与形式相符、思想性与艺术性相得、熔汇“史考”与“史义”为一炉的经典之作。《表微》在继承传统解释方法的同时，在研究的深度与方法上，对传统又有一个质的提高。它是《通鉴》以及“胡注”研究的一个总结性成果；而就上世纪40年代的学术界而言，它无疑又具有很强的前沿性。它有着明确的写作宗旨、独特的研究方法与鲜明的学术特色，因此自问世以来，便受到学界的推崇。可以说，《表微》实现了《通鉴》及“胡注”研究由传统方法向现代模式的转型。
在陈垣之后，继续沿用《表微》的方法研读《通鉴》与“胡注”，或者直接把《表微》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还有很多。这方面的论文可以说已经连篇累牍。因此有学者认为关于《表微》的研究，已俨然形成一门崭新的“表微学”；如陶懋炳在《中国史学史略》中说：
抗日战争期间，史学大师陈援庵先生居沦陷区，怀着爱国深情和民族气节，撰成《通鉴胡注表微》，才使胡三省的爱国主义思想大白于天下，而且开创了史学领域的“表微学”。[35]
白寿彝也认为陈垣的许多著作均带有“表微性”：
他在抗战时期的著述，有《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有“宗教三书”，有《通鉴胡注表微》。后一种书是以‘表微’命名，实际上其它四书也都是‘表微’性。[36]
钱锺书曾说：“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37]纵观方今学界，这种“因书立学”或“以人成学”的现象，还可以举出一些：前者如“《龙》学”（《文心雕龙》）、“《庄》学”（《庄子》），后者则如“钱（锺书）学”、“金（庸）学”等。对一部作品或一位学人的研究足以形成一门专学，并得以用“某学”来命名——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若干要素：如有鲜明的治学纲领、与众不同的范式方法、完善的理论构架以及相当的学术积累等等。当然，还必须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有关《表微》的研究，能否形成专门之学，或者说，《表微》所体现的治学方法能否独成一个学派？这还有待于学界的进一步研讨；就像陈垣的弟子柴德赓说的那样：“言外之意，读者慢慢去咀嚼，或许将来有人会做一部‘表微之表微’也说不定呢！”[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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