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七十年来“胡注”研究的简况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通鉴》学”研究中与“胡注”有关的内容，首先应该提到的是2025年出版的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 三十卷后附三卷）。章氏以九种宋本（影宋本）校订胡克家本，同时吸收清代张敦仁、张瑛、熊罗宿等人的校勘成果，共得校记七千数百条，此书是历代校勘《通鉴》的集成之作。章钰在校书的过程中很注意参考“胡注”的成果。胡三省在注书过程中，常常怀疑底本有误，注文中常云“当作某字”，或“当脱某字”。而章钰往往能在宋本中为“胡注”找到依据。由于有了章钰的《校宋记》，“胡注”在校勘学上的成绩与价值更加得到了证实。
其次，还有两部专著值得一提，它们是崔万秋的《通鉴研究》与张须（字煦侯）的《通鉴学》。《通鉴研究》初版于2025年，书中对“《通鉴》之注释及订补”做了简单的介绍。此书主要是对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归纳，较少发明，但它是近代“《通鉴》学”研究的开山作。张须的《通鉴学》则是系统全面研究《资治通鉴》的力作，2025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作者在第六章“《通鉴》之枝属与后继”中，将后世研究《通鉴》的著作区分为改纂、注释、订补与论断四派。在“注释”一派中，着重介绍了“胡注”。此外，2025年出版的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中，也将“胡三省注通鉴”列为专题介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了几篇很有价值的全面评介《通鉴》的文章。这些文章中都附带介绍了“胡注”的成就，如聂崇岐的《〈资治通鉴〉和胡注》，王仲荦的《〈资治通鉴〉和通鉴学》以及柴德赓的《〈资治通鉴〉及其有关的几部书》。专论“胡注”的文章则有仓修良的《胡三省和他的〈通鉴注〉》和柳岸的《〈通鉴〉功臣胡三省》。[39]这几篇文章均对前人研究“胡注”的成果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概括，特点是立论严谨有据，文风简洁明快；虽然只是进行了宏观的、概括性的论述，甚至有些文字只是介绍性的，但是对于引导日后的研究走向深入，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对“胡注”的研究可以说是领域宽泛，视角多样。以下仅做大体的分类，并择其要者加以介绍。
第一，对胡三省生平的研究。如胡克均的《关于胡三省的籍贯问题》一文，网罗地志、谱牒中的记载，再结合以口碑传说、故址遗迹，证实了胡氏的籍贯确在宁海。[40]林朝会编著的《胡三省》一书中，罗致了历代《宁海县志》与胡氏家谱中对胡三省的记述；书中考订胡三省别号、籍贯的文字，对于读者了解胡氏生平亦有一定帮助。[41](https://www.daowen.com)
第二，对胡注的具体内容——包括文字训诂、典制源流、地理沿革以及史事考辩等，进行专题性的研究。其中属地理考释方面的研究成绩最为突出，除了一些零篇短札外，较为系统的专文则有梁四宝、吴体纲的《胡三省在地名学上的贡献》、华林甫的《〈通鉴〉胡注地理失误举例》、《论胡三省注〈通鉴〉地名的得与失》等。[42]其中《〈通鉴〉胡注地理失误举例》一文抉“胡注”地理讹误六十四处，根据致误原因析为十四类，且所举正的皆为前人所未发现者；这比起清代学者的研究，又有很大的进步。又，2025年出版的《通鉴地理注词典》将“胡注”中地理学方面的内容以及清代学者对“胡注”地理考证的订补汇为一书，并为之索引，可省却研究者翻检之劳。[43]
第三，对“胡注”学术思想的研究。陈垣的《表微》主要是表彰胡三省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而对“胡注”的学术思想，由于受到时代环境与著述体例的局限，并没有能够充分展开。近年来，学者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探讨。吴怀祺在《宋代史学思想史》中，不仅对胡三省的史学思想进行了剖析，更将“胡注”置于宋代史学——特别是浙东史学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所论颇有创获。[44]港台学者在这一领域也有不俗成绩。台湾学者甲凯的《胡三省之史学》一文，就胡三省的生平、地理学、史学与历史精神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45]香港学者黎启文的《胡三省史学研究》，对胡三省的生平事迹、学术思想及著作贡献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书中表彰了胡三省的遗民思想，探求了“胡注”与浙东史学的渊源，并就“胡注”与宋代春秋学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是研究胡三省史学思想的一部力作。[46]
第四，从注释学角度对“胡注”进行研究。在这一领域内，既有传统的考据分析，也有新锐的解读。前者如黎启文的《〈通鉴〉胡注〈唐纪〉引佚书考》一书，对“胡注”《唐纪》部分所引用的佚书进行了全面的辑考，有很强的资料性；且有助于我们了解“胡注”的资料来源，并对“胡注”的史料价值作重新的认识。[47]后者则如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张元教授的《胡三省与中国史书的注释传统》，该文通过对史书注释传统的梳理，彰显胡三省注史的精义，是一篇有见地的文章。[48]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西方哲学解释学（Hermeneutics）的传入，一些学者注意到了“《通鉴》—‘胡注’—《表微》”这一独特的解释现象。他们从西方现代解释学理论出发，写出了一些角度新颖的文章，如香港学者李玉梅的《〈资治通鉴〉与传释学》等。[49]这些文章的思辩性强，弥补了以往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上的某些不足，并为我们重新审视古籍传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然而也应该指出，解释学虽然可以在某些场合为“表微学”提供一些印证，但是二者在实质上还是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作为哲学范畴的解释学，主要是通过对不同的解释——既包括解释者无意识的错解，也包括有意谋取的误读——进行哲理思考，来探索历史上的精神与文化想象。它强调的是人对文本的“历史解读”与“无限传释”。这和我们前述的“史考”与“史义”相结合的“表微学”，在范畴、立场、方法上都有很大的区别。
第五，还有不少研究《鉴注表微》的论著，多出自陈垣的门人子弟之手；除前引柴德赓在2025年所作的《〈通鉴胡注表微〉浅论》与蔡尚思的《陈垣同志的学术贡献》外，尚有郭预衡的《援庵先生治史的方向》、牟润孙的《从〈通鉴胡注表微〉论援庵先师的史学》、刘乃和的《重读〈通鉴胡注表微〉札记》等。[50]在此类“表微之表微”的论文中，较有新意的是张元的《从胡三省史学新探：简论〈通鉴胡注〉与〈胡注表微〉》，文中提出《表微》特别强调“胡注”中的民族气节与爱国表现，主要反映的是陈垣的时代感受，衡诸胡三省并不贴切。[51]这对学界的成说又有突破。
此外，近二三十年来出版的许多史学史、文献学史类的专著与教材中，也多设有专节对“胡注”予以较为详尽的介绍，此不赘述。[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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