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胡三省之生平与注书始末
胡三省，字身之，旧字景参，浙江台州人，因其居处有涧，涧旁多古梅，故世称为梅涧先生，[1]是宋元之际杰出的史学家、文献学家。
南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四月癸亥，胡三省出生于台州宁海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中。[2]其父胡钥笃好史学，是一个很有学术抱负的读书人。胡钥在晚年患有严重的鼻衄症，但即便是在病中，也依然读史不辍，以至于洒血渍书。他曾对胡三省说：
《史》、《汉》自服虔、应劭至三刘，注解多矣。章怀注范史，裴松之注陈寿史，虽间有音释，其实广异文，补未备，以示博洽。《晋书》之杨正衡，《唐书》之窦平、董衡，吾无取焉。徐无党注《五代史》，粗言欧公书法义例，他未及之也。《通鉴》先有刘安世《音义》十卷，而世不传。《释文》本出于蜀史炤，冯时行为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温公之子康《释文》，与炤本大同而小异。公休于书局为检阅官，是其得温公辟咡之教诏，刘、范诸公群居之讲明，不应乖剌乃而，意海陵《释文》非公休为之，若能刊正乎？[3]
在这段话里，胡钥比较明确地阐述了他对历代史注的看法。首先，他对《史》、《汉》以下的历代史注做了简单的梳理。如“章怀注”与“裴注”，胡钥认为它们以增补史料为主，是史注中的特例；徐无党的《五代史注》主要是阐述原书的书法义例，也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史籍注释；至于杨正衡、窦平、董衡诸家注释，更不值一提。其次，前代的正史多有注解，而《通鉴》在当时却还没有比较理想的注本。史炤的《通鉴释文》错误很多，而托名司马康的海陵本《释文》更是蹈袭史炤《释文》而来。因此，他很希望胡三省能够刊定旧注，为《通鉴》做一个比较完善的注释。当时胡三省捧手对曰：“愿学焉。”
淳祐五年（1245），胡钥病逝，临终时他将注释《通鉴》的重任交给了胡三省，这一年胡三省十六岁。胡钥死后，胡家日渐贫寒，但是胡三省始终不忘父亲的遗命，即使是在准备科举考试的同时，也不敢荒废史学。
宝祐四年（1256），二十七岁的胡三省进士及第，与他同年登科的还有文天祥、陆秀夫与谢枋得等。[4]此后，胡三省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仕宦生涯。朝廷初命他为吉州太和县尉，后改任庆元慈溪尉。因他刚直不阿，开罪于郡守厉文翁，不久被劾罢职。稍后又以文学行谊荐授扬州江都丞。咸淳三年（1267）出任寿春府府学教授、佐淮东幕府，考举及格，改奉议郎，知湖北江陵县。旋丁母忧；服丧期满后改知安庆府淮宁县。[5]在宦游期间，胡三省仍时时不忘《通鉴》的注释工作，每逢出外远游，必携书自随，遇有异书异人，辄就而取正。在搜集异书异文的基础上，他依照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体例，写成了《资治通鉴广注》九十四卷及史论十篇。咸淳六年（1270），胡三省从淮壖归杭，馆于廖莹中家，受廖氏之托，“雠校《通鉴》以授其子弟”，并著《雠校通鉴凡例》。廖莹中又将其转荐于贾似道。咸淳十年（1274），胡三省出任主管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次年，随贾似道从军江上，但言辄不为所用。[6]
胡三省沉浮宦海之际，赵宋王朝已是残灯破庙、风雨飘摇。自咸淳四年（1268）开始，元军围困襄樊，此后五年之间，宋廷虽竭天下之财力以增援，却均以失败告终。[7]在襄樊危急之时，汪立信曾移书贾似道，呈献“江防三策”，曰：
为今日之计者，其策有三。夫内郡何事乎多兵，宜尽出之江干，以实外御。算兵帐见兵可七十余万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为选兵五十余万人。而沿江之守，则不过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将，十屯为府，府有总督，其尤要害处，辄参倍其兵。无事则泛舟长淮，往来游徼，有事则东西齐奋，战守并用。刁斗相闻，馈饷不绝，互相应援，以为联络之固。选宗室亲王、忠良有干用大臣，立为统制，分东西二府，以莅任得其人，率然之势，此上策也。久拘聘使，无益于我，徒使敌得以为辞，请礼而归之，许输岁币以缓师期，不二三年，边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战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则天败我也，若衔璧舆榇之礼，则请备以俟。
所谓的二策果不得行，惟有北面降元，其用意乃为激贾似道行上、中二策，不意贾似道得书大怒，不仅不予采纳，反大骂汪立信：“瞎贼狂言敢尔！”并授意台谏劾罢汪立信。[8]
陈垣曾说：“余颇疑此策或出身之，因身之充主管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时，沿江制置使正为汪立信。不过身之乱后深自韬晦，故知之者鲜耳。”[9]按《宋史·汪立信传》：“咸淳十年，大元兵大举伐宋，似道督诸军出次江上，以立信为端明殿学士、沿江置使、江淮招讨使，俾就建康府库募兵以援江上诸郡。”同年，胡三省出任主管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然此时襄樊已为元军所下。史载立信呈三策在襄樊被围之时，则当在咸淳九年以前，故三策未必与胡三省有涉。
不过，胡三省在日后的《通鉴注》中曾两度就历史上智士谋臣所献的“三策”发表议论。《通鉴》卷一五六，卢柔谓贺拔胜曰：
高欢悖逆，公席卷赴都，与决胜负，生死以之，上策也。北阻鲁阳，南并旧楚，东连兖、豫，西引关中，带甲百万，观衅而动，中策也。举三荆之地，庇身于梁，功名皆去，下策也。
注云：贺拔胜既不能勤王，又不能保境，挺身奔梁，卒如卢柔所料。原胜之心，以柔书生，故易其言。殊不知博欢往迹，默察时变以坐论胜败，则书生之见固非武夫健将之所能及也。[10]
卷一七二，陈宣帝太建七年，周主谋伐齐，韦孝宽陈取齐三策。注曰：
自古以来，谋臣智士陈三策者，其上策率非常人所能行，中策亦必度其才足以行之，然后能听而用之。[11]
陈垣认为：“此身之有感于江上之策不行也。”[12]这是可信的推测。“江防三策”虽非出自胡三省，但这样的大事，胡三省从军江上，必然会有所耳闻。
此外，胡三省又借习凿齿之论，在注中直揭贾似道致败之由。《通鉴》卷七十六：
习凿齿论曰：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隐其丧，上下离心，贤愚解体，谬之甚矣。
注云：呜呼，此贾相国之所以败也！[13]
“胡注”中更曾三次述及襄阳之役，[14]其一为卷一四六中注曰：
此确斗也。两军营垒相逼，旦暮接战，勇而无刚者不能支久，韦叡于此，是难能也。比年襄阳之守，使诸将连营而前，如韦叡之略，城犹可全，不至误国矣。呜呼，痛哉！[15]
其二在卷一四八中注曰：
呜呼，吾国之失襄阳，亦以水陆援断而诸将不进也！[16]
其三则卷二九三中注曰：
呜呼！比年襄阳之陷，得非援兵不进之罪也！[17]
可见，对于贾似道专权、三策不获实行，胡三省是深以为恨的，由于襄阳的存亡直接关乎宋室的安危，故此才在注中再三致意。
襄阳失守之后，淮河一线已无险可守，长江自然便成为南宋的最后一道屏障。《通鉴》之中对历史上“退淮保江”之论亦有记载，卷九十九，王羲之遗殷浩书曰：
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所复及，莫若还保长江，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引咎责躬，更为善治，省其赋役，与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悬之急也！
注：保江之说，此王导佐元帝之规摹。世之议者，讥其忘雠忍耻，置中原于度外。若以量时度力、保固本根言之，此策未为非也。至于引咎责躬，省民赋役，所谓善败不亡；诸葛孔明街亭丧师之后，正亦如是而已。[18]
清人赵绍祖谓：“此等议论，真宋人之见也。夫使桓温、刘裕果有诸葛武侯之心，岂王导比耶？晋出师者殷浩，宋出师者贾似道，是可哂耳。”[19]话虽不假，也暴露了他不谙身之当时的背景。因为在淮河已失的情况下，长江对于南宋军民而言，不仅仅是军事天险，更是一道心理的防线。
未几，贾似道兵败芜湖，汪立信自刎死节，胡三省乃从间道归乡。德祐二年（1276），元兵攻陷临安，帝后被俘。胡三省避难到新昌，在战乱中不幸将此前所著的书稿遗失。再三年，与胡三省同年及第的文天祥在战斗中被俘虏，陆秀夫背负幼主帝昺蹈海而死，南宋王朝彻底灭亡；这一年胡三省四十九岁。自此，他绝意仕途，隐居乡里，自号为“知安老人”；在悲愤之余，更将全部的精力倾注在了《资治通鉴》的注释工作上。
胡三省第二次注《通鉴》，一改先前注文与本文分开的格局；采用随文释义的方法，将司马光的《考异》与自己的注解一道，分散到有关的史文之下；此后，又刊正史炤的《释文》，撰成《通鉴释文辩误》。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胡三省馆于鄞县袁洪家中，日手抄定注。当时同在袁宅的，另有舒岳祥等人，全祖望云：
宋之亡，四方遗老避地来庆元者多，而“天台三宿儒”预焉，其一为舒阆风岳祥，其一为先生（引者按：谓胡三省），其一为刘正仲庄孙，皆馆袁氏。时奉化戴户部剡源亦在，其与阆风、正仲和诗最富；而梅涧独注《通鉴》。[20]
按：胡三省与舒岳祥、刘庄孙并称“天台三宿儒”，又称“天台三老”。[21]
舒岳祥（1236～？），字舜侯，旧字东野，又字景薛，台州宁海人，宝祐四年进士，与胡三省为同年同里。官奉化尉，终承直郎，宋亡不仕，教授乡里以终。因读书于阆风台，世称为阆风先生，与王应麟“并以文学师表一代”。[22]有《史述》、《汉砭》、《补史家录》、《荪墅稿》、《避地稿》、《篆畦稿》、《蝶轩稿》、《梧竹里稿》、《三史纂言》、《谈藂》、《藂续》、《藂残》、《藂传》、《藂肄》、《昔游録》、《深衣图说》等，凡二百二十卷。今诸书多佚不见，惟《阆风集》二十卷行世。
刘庄孙，字正仲，台州宁海人，少游钱塘，学于宋太学，与名士交，后从舒岳祥游。能文词，通经学。著有《易志》一十卷、《诗传音旨补》二十卷、《书传》上下篇二十卷、《周官集传》二十卷、《春秋本义》二十卷，又有《樗园先生文集》。
“天台三老”时皆馆于鄞县袁氏。袁洪（1245~1298），字季源，为浙间名士。咸淳九年，通判建康，德祐元年，建康失守，微服诣行在，授沿江制置司参议，不拜而归。宋亡，诸无赖构陷衣冠，人心危疑；袁洪乃于至元十五年（1278）入觐忽必烈，授为邵武路同知，后改温州，并以疾辞。二十七年（1290）侍御史程钜夫奉旨求江南贤士，征以应诏，辞不起。大德二年（1298）改处州，命下而卒。《鉴注表微》云：“凡易姓之际，新旧势力转移，则平日受压迫之人即思报复，故上变告密之事恒有。”[23]袁洪之进觐新朝，原因之一即为疑惧无赖告讦，故入元以自保门户。此后，虽累有授命，皆辞不就。志言其居乡多行善事，丧后“乡人莫不垂涕泣”。[24]袁洪虽未能为故国守节，但考其入元之动机与入元后之行迹，其情可原；晚年多与四方遗老交游，可见也是一位具有遗民思想的边缘式人物。
袁洪之子袁桷，字伯长，自号清容居士，有《清容居士集》五十卷及《延祐四明志》四十七卷传世。胡三省馆于袁宅时，袁桷十八岁。其《清容集》中有《祭胡梅涧先生》文，又其诗《过扬州忆昔六首》之六，皆有资于考证胡氏生平，今录其诗于下（小字为原诗自注）：
四城赋拟张衡丽，十鉴书同贾谊哀。公有《四城赋》、《江东十鉴》。
腹里春秋纳云梦，案头今古起风雷。
青衫不受折腰辱，旧尉慈溪，为郡守厉文翁劾去。白眼岂知徒步回。乙亥间道归里。
舟泊城南更回首，寒风吹泪下天台。此诗属胡怀宁三省。[25]
又其《祭胡梅涧先生》云：(https://www.daowen.com)
江上之策，不行于老奸，蒙昧草野，避声却影。年运而往，知吾道之愈难。写心声之悲愤，听涧水之潺湲。阴阳倚伏，何得而非辱，何失而非福？匪历代消长，融会胸臆，其何能若是之荩榖？[26]
这正是胡三省晚年生活与心境的写照。
陈垣曾在《鉴注表微》中将遗民析为四等：
当地方沦陷之秋，人民或死或亡，或隐或仕，不出斯四者。奋勇杀贼，上也；褰裳去之，次也；杜门用晦，亦其次也；腼颜事敌，是谓从逆，从逆则视其为威力所迫胁，抑同心为逆，而定之罪，可矣。[27]
以宋、元之际而言，如文天祥，陆秀夫等，“奋勇杀贼”者也。“褰裳去之”者，则以谢枋得为代表。谢枋得（1226～1289）宋亡之后以卖卜为生，元廷累有征辟，皆不应。至元二十五年（1288），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欲以荐贤邀功，乃强解谢枋得北上。枋得于入都途中仅食菜果。次年，抵大都，不食而死，成为有宋一代为国捐躯之最后一人。后人以与文天祥并称，号为“文、谢”（按：天祥号“文山”，枋得号“叠山”，故又称“二山”）。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与胡三省、舒岳祥等同登宝祐四年第，故后人赞誉“宝祐四年榜以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三人为世所重，如日星河岳，亘古长留，足以搘拄纲常，振兴风教”。[28]至如胡三省、舒岳祥辈，宋亡则“杜门用晦”——或相与酬唱以寄黍离之悲，或潜心著述以弘扬学术为己任。惟其不屑仕元，故文行虽高，而其名不大彰著于世；然其标榜气节、保藏文化之良苦用心，则于著作中斑斑可见。其在学术史上之地位，亦可犹“文、谢”之不朽。
至元二十二年（1285），《资治通鉴音注》完稿，胡三省自为之序，署曰：“旃蒙作噩，冬，十一月，乙酉，日长至，天台胡三省身之父书于梅涧蠖居。”按：太岁在乙曰“旃蒙”、在酉曰“作噩”，“旃蒙作噩”即乙酉年，亦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此时蒙元江山已定，故国复兴殆已无望。人们对于元朝的统治，逐渐由对抗而趋向认同，一些士人的心中更产生“中原不改汉衣冠”之念。[29]而胡三省却在《序》中自言：“世运推迁，文公儒师从而凋谢，吾无从而取正。或勉以北学于中国，嘻，有志焉，然吾衰矣！”[30]所谓“有志焉，然吾衰矣”，不过是他不肯仕元的一句托词，与用岁阳纪年的意思一样，其要义是不奉元朝的正朔——“宁为亡国遗民，亦不愿为异国新民”。[31]
至元二十六年（1289），台州杨镇龙聚众抗元，浙东大震，胡三省将书稿藏于袁家东轩石窖之中，才幸得不毁。[32]至元二十九年（1292），胡三省的从叔胡元叔倡率乡人仿古闾塾之制于雁仓山建赤城书堂，舒岳祥为山长，胡三省等被聘为教席。[33]
胡三省在晚年始终不曾放弃对《通鉴音注》的修订，“虽祁寒暑雨不废”。儿女以年事已高，不宜操劳相劝，胡三省则曰：“吾成此书，死而无憾。”可以说，《资治通鉴音注》一书，经历了胡氏父子两代人的艰苦探索，更是胡三省毕生心血的结晶。到了大德六年（1302），胡三省自觉使命已经完成，同时也预感到了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一日，他忽然说道：“吾其止此乎？”三日之后，溘然长逝，享年七十三岁。除《资治通鉴音注》二百九十四卷及《通鉴释文辩误》十二卷外，胡三省另著有《通鉴小学》一卷及《竹素园稿》一百卷，[34]后两书惜已不传。
【注释】
[1]胡幼文：《胡身之墓碑》，《光绪宁海县志》卷二十“艺文内编”，册六/页一九二一，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2025年影光绪二十八年刊本。
[2]关于胡氏的籍贯，旧有天台、宁海两说。按《宝祐四年登科录》，胡氏“本贯台州宁海新宁乡”；检《台州府志》、《宁海县志》及《胡氏宗谱》等，并称胡氏宁海人。胡氏于《新注资治通鉴序》后自署“天台胡三省”者，非谓天台县，乃天台山也，在今天台、宁海两县交界，为释、道两教胜地，胡氏引之以重桑梓。参胡克均：《关于胡三省的籍贯问题》，《杭州大学学报》2025年第2期。
[3]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通鉴》，册一/页二九。
[4]按《宋宝祐四年登科录》卷三：第五甲第一百二十一人为胡三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四五一/页九五；文天祥为该榜头名，第二甲第二人为谢枋得，第二十七人为陆秀夫。
[5]《福建通志》卷二十二谓胡氏宝祐间曾任福清知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五二八/页一三四）按：宝祐四年胡氏始登第，旋授庆元慈溪尉，故无出知福清之可能。文中所述胡氏履历一依《胡身之墓碑》。
[6]《新注资治通鉴序》，《通鉴》，册一/页三○。
[7]详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下“襄阳始末”条，《癸辛杂识》页三○五～三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
[8]《宋史》卷四一六《汪立信传》，册三六/页一二四七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
[9]《表微·解释篇》，页七一～七二。
[10]《通鉴》卷一五六“梁中大通六年”，册十一/页四八四八～四八四九。
[11]《通鉴》卷一七二“陈太建七年”，册十二/页五三四三。
[12]《表微·解释篇》，页七一。
[13]《通鉴》卷七十六“魏嘉平五年”，册六/页二四○二。
[14]参《表微·感慨篇》，页一八○页。
[15]《通鉴》卷一四六“梁天监六年”，册十/页四五七一。
[16]《通鉴》卷一四八“梁天监十五年”，册十/页四六二二。
[17]《通鉴》卷二九三“后周显德三年”，册二十/页九五五九。
[18]《通鉴》卷九十九“晋永和八年”，册七/页三一二九。
[19]赵绍祖：《通鉴注商》卷五，《续修四库全书》册三四二/页五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0]全祖望：《胡梅涧藏书窖记》，《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册一四二九/页六三三。
[21]《光绪宁海县志》卷二十四“志余”：“天台三老，博奥精通。见全谢山湖语，三老谓胡身之、舒阆风、刘正仲，俱避地湖上，而身之则重注《通鉴》之地。”册七/页二三一○。
[22]《元史》卷一百九十《戴表元传》，册十四/页四三三六，北京：中华书局，1976。
[23]《表微·解释篇》，页五九。
[24]袁桷：《延祐四明志》卷五《人物考·袁洪传》，册一/页四○三，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3。
[25]《清容居士集》卷十一，册四/页一八一～一八二。
[26]《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三，册十一/页七三二。按：所谓“江上之策，不行于老奸”，或即谓前诗中之《江东十鉴》而言；因言辄不用，故袁桷以比贾谊。《四城赋》与《江东十鉴》当在《竹素园稿》中，今皆不传。
[27]《表微·治术篇》，页二一二。
[28]《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七《史部传记类·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提要》，上册/页五一九。
[29]虞集：《道园遗稿》卷三《从兄德观父，与集同出荣州府君，宋亡隐居不仕而殁。集来吴门省墓，从外亲临卭韩氏得兄遗迹，有云“我因国破家何在，君为唇亡齿亦寒。”不知为谁作也。抚诵不觉流涕，因足成一章，并发其幽潜之意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一二○七/页七四六。
[30]《新注资治通鉴序》，《通鉴》，册一/页三○。
[31]《表微·校勘篇》，页三九。
[32]全祖望：《胡梅涧藏书窖记》，《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册一四二九/页六三三；曾廉：《元书》卷九十一《隐逸传》，《四库未收书辑刊》，第肆辑/册十五/页六三八，北京出版社影宣统三年刻本。按：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三《师友渊源录》有“兵难，稿三失”之语（册九/页五七一），考身之《自序》及诸家记载皆不合，不足凭信。
[33]王应麟：《赤城书堂记》，《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一“艺文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五二六/页七四。
[34]《胡身之墓碑》，《光绪宁海县志》卷二十“艺文内编”，册六/页一九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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