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汪伪政权始末

曾经的革命英雄

当年汪精卫给自己取这个“精卫”的笔名，一方面是想激励自己的革命信念，另一方面也怀着舍身成仁的决绝之心。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首豪情壮志、直冲霄汉的励志诗一度被人与文天祥的《正气歌》相媲美，在北洋时期传诵甚广，激励着无数热血青年投身救亡图存的革命浪潮中去。这首诗的作者，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富有争议性的人物——汪精卫。但是，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再把二者联系在一起。

汪精卫于1883年5月4日出生在广东三水，本名汪兆铭，字季新，因为常用“精卫”的笔名，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本名反而很少被提及。

十三四岁的时候，汪的父母相继离世，他只得前去投奔同父异母的兄长汪兆镛。1904年，他通过考试，获得了广东省公派留学日本的机会。这年他21岁。

图18–1　年轻时的汪精卫

在日本学习期间，汪精卫主修法学，从而得知了国家和主权在民的观念。此外，他还认真研读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并被这些西方民主政治思想所折服。也就是这段时间，他坚定了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建立西式民主共和国的信念。

1905年，汪精卫第一次见到了刚从法国辗转至日本的孙中山，从此成为“三民主义”的服膺者，追随孙中山左右达20年之久。同年孙中山成立同盟会后，已成为孙亲信的汪精卫被推选为评议部部长。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遭遇多次失败，革命遭受沉重打击。为凝聚实力厚积薄发，孙中山决定暂时中止不成熟的起义活动。面对革命的低潮和“远距离革命家”的侮辱称号，满腔热忱的汪精卫一度走向极端，试图通过暴力暗杀来改变中国现状，解决纷繁复杂的中国问题。

精卫相传是炎帝的小女儿，在东海中溺水而死，死后化身为鸟，发誓要将东海填平，于是不停地衔来石头和木头投入海中。可见当年汪给自己取这个笔名，一方面是想激励自己的革命信念，另一方面也怀着舍身成仁的决绝之心。

1909年，汪精卫组织了一个针对清朝权贵的暗杀团体，前去行刺前，汪精卫将《致南洋同志书》寄往朋友处，阐述自己的心志：“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在谋杀清朝摄政大臣载沣失败后，汪精卫被捕入狱，在牢房里写下了《被逮口占》，就是本文开头那首流传很广的诗。

那时，晚清政府经历了预备立宪，已经有了一些开明的态度，开始对革命党人采取怀柔政策。精明老到的庆亲王奕在审问汪精卫时，就曾经这样说过：“你们革命总是有原因的，看我们清朝太坏了。但假如你们成功，我看也不能强过我们清朝。”

多年后当汪精卫忆起庆亲王的这段话，感慨良多：“我们今天成功了，还真不如人家清朝，弄得这么糟糕！”汪精卫不断反思，其思想由此走向温和反暴力的一面。

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为展现与革命党人和谈的诚意，决定特赦政治犯，汪精卫也在其列。

走出牢房的汪精卫，发现自己当初日夜期盼的中华民国已经成立，而自己也成了妇孺皆知的大英雄。面对大摆功绩、争权夺利的革命党人，汪精卫大失所望，他明确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谢绝高官厚禄，独自一人漂洋过海，到法国寻求西方民主政治思想。

九一八事变之后，已经回国的汪精卫发电斥责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严词要求张引咎辞职：

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未闻出一兵，放一矢，却不断向中央索要军款，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重光堂密约》

随着中国频频不利的战事和日军侵华步伐的加快，汪精卫认为抗战前途渺茫，甚至连“抵抗”这两个字眼都绝少提及。他坚持利用非暴力的外交和平手段，不惜通过对日妥协和政治交易来实现所谓的和平。

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上下众志成城，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但是国民党高官们却在这次战役中见识了日军的强大，汪精卫就曾表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大的军事实力，生性怯懦的汪精卫完全被恐日情绪所压倒，却无视中国的地大物博和高涨的抗战热情。随着中国战事愈发紧张和日军侵华步伐的加快，他认为抗战前途极为渺茫，甚至连“抵抗”这两个字眼都绝少提及。汪精卫坚持利用非暴力的外交和平手段，不惜通过对日妥协和政治交易来实现和平的目的。

1938年初，经蒋介石批准，“日本问题研究所”在香港成立。实际上这个研究所从事的是收集日本情报、与日本秘密沟通的工作。负责这个项目的高宗武，后来成为追随汪精卫的投降派。

1938年7月，汪精卫极力主张由蒋介石出面，再次推动中日双方的和平谈判。但此时国内抗战氛围浓烈，身为抗战领袖的蒋介石不能不顾及舆论，更不能置广大抗日军民的民心向背于不顾。汪精卫逐渐意识到，自己关于求和的主张难以通过党内决议的办法实现。

1938年10月，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屡战屡败，相继失守广州和武汉。在这个中国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日本也陷入了资源短缺的困境之中。为了尽快解决中国问题，将更多兵力投放到东南亚战场，日本对亚洲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向国民政府抛出和谈建议。汪精卫认为机会来了，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时，多次暗示中日两国应该开展和谈，并声称国民政府从来没有关闭和谈的大门。

蒋介石仍不为所动，撤回了本已派出的和谈代表。日本政府把诱降对象锁定在了汪精卫身上。

图18–2　投敌后的汪精卫

不久，位于上海虹口一座无人居住的洋房(即日后的重光堂)里，代表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等人秘密展开了丧权辱国的谈判。

11月20日，汪精卫的两位代表在《日华协议记录》（又称《重光堂密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这份协议包括三个文件，规定要点如下：1.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划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在此驻兵。2.承认（默认）满洲国。3.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4.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便利。5.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日本在华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6.恢复和平后，日本在两年内撤军。

11月27日，汪精卫召集一众追随者进行商讨，一再表示有些条款过于苛刻，难以接受。其实不仅是他如此表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各自进行着利益权衡，考虑要不要接受密约脱离重庆，组建新的政府。

12月7日，在外视察的蒋介石突然回到重庆，汪精卫集团以为蒋有所觉察，纷纷乱了阵脚，被迫改变了部分出逃计划。

此时汪精卫虽然担心计划泄露，却还对蒋介石抱有一丝幻想，希望他能接受日方提出的和谈条件。这样一来，他就不必“冒天下之大不韪”，承担“反党叛国”的骂名。

12月16日，汪精卫主动邀请蒋介石单独进行了半小时的密谈，这也是两位国民党领袖的最后一次会面，具体内容谁也不知道。当晚，蒋介石在日记中只留下短短数字：“上午，与汪谈党政问题。”(www.daowen.com)

后人传言汪精卫在这次会面中，清楚地意识到与日媾和的行为将使自己陷入极大的争议中，这从他留给蒋介石的一句话中可以看出来：“君为之易，我为之难。”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带着曾仲鸣、周佛海等人从重庆秘密逃到越南河内，这位曾经的革命英雄从此走上了背叛人民、出卖国家的可耻道路。之后，他公然发表叛国媚日的“艳电”，并且冠冕堂皇地宣称：中国抗战的目的在于谋求国家的生存独立，如果接受日本的条件，中国可以保全下来，那么抗战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图18–3　汪伪政权在南京举行还都典礼

1939年4月，在日本特务的秘密护送下，汪精卫等人进入上海，开始筹备伪中央政府。一番谋划之后，此前建立的北平、南京两地伪政权一并取消，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必然到来的审判

1948年1月5日，长达两年多的汉奸大审判宣告终结。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对外宣布：各省共审判办结汉奸案25 155件，14 932名汉奸被判刑，其中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 570人、处以罚金14人。

汪伪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一度遥奉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兼“代主席”。其他主要官员有：“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院长”王揖唐、“外交部部长”褚民谊、“财政部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周佛海、“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等。

日本扶持汪精卫建立伪政权后，立刻向全世界宣布与中国政府达成和议。与此同时，日本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准备适应未来长期的世界范围内的持久战。

从1941年开始，之前日本维系其战争的进口战略物资多被中止，特别是意大利、德国、印度、泰国等国宣布全面停止向日本出口物资之后，中国成为维系日军战略物资最为重要的能源基地。

为实现保证战争供给这一战略目的，侵华日军司令部决定从政治、经济和思想三个方面对其占领区加强管理控制。接到命令后，驻守上海的日本军队向汪精卫提出一份“肃清方案”，希望南京汪伪政权配合日军行动，剿灭各地区的抗日势力。这一方案与汪伪政权欲加强统治的愿望不谋而合。

图18–4　汪精卫在东条英机的陪同下访问日本

1941年7月1日，日伪开始合作进行所谓三步走的“清乡运动”。

第一步是军事清乡，主要目的在于消灭沦陷区的新四军等抗日力量。

第二步是政治清乡，他们建立了一套保甲制度，挨门挨户核查所有人员，身份确实后颁发良民证。为了在清乡中相互配合保持一致，日伪双方还签订了《清乡协定》，企图以此作为清查抗日人士、打击抗日力量的手段。

第三步是经济清乡，汪精卫美其名曰“改善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军事力量，镇压抗日力量，大肆搜刮民间财物，以致沦陷区的老百姓把清乡叫作“清（老百姓）箱子”。

1943年1月9日，伪国民政府发表《宣战布告》，对英美宣战。汪精卫在各种集会上卖力地发表演讲，对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大肆吹捧，同时认为把欧美等西方殖民势力驱赶出境，中国就实现“独立自主”了：“我们知道中国在一百年以来，经过多次战争，内战不用讲了，外战呢，总是枝枝节节的，唯有这一回的战争才正是为‘独立自主’而战的战争。”

同年11月，日本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汪伪政权、伪满洲国、泰国、菲律宾和缅甸等几个由日本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派代表参加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宣誓愿与日本共进退。与会的各傀儡政权代表在日本的主导下，签署《大东亚共同宣言》，宣称各政权间实行文化交流，进而开放资源，建设所谓共存共荣的“东亚新秩序”。

图18–5　汪精卫的遗体由日本运回国内

东京大东亚会议结束后，汪精卫离开日本回到南京。此时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已经投降，纳粹德国在欧洲战场上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汪精卫丧失了之前的斗志，再次陷入对自己前途的忧虑之中。

1943年11月下旬，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共同举行开罗会议。汪精卫得知这个消息后，心情更加糟糕。

1944年3月，汪精卫旧伤发作，前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学院进行治疗，11月10日，病发不治，死于异国他乡。汪精卫的遗体后来由日本运回国内，按其遗愿葬在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次日，伪国民政府宣告解散。

全国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南京梅花山极为愤慨，纷纷要求予以铲除。在全国的一片呼声中，国民政府只得派工兵炸毁汪精卫的坟墓。一声巨响后，汪的遗体随硝烟崩散。

图18–6　江苏高等法院公审汪伪汉奸褚民谊

1946年4月1日，在南京朝天宫，高等法院正式成立，举世瞩目的中国汉奸大审判拉开了序幕。

这次审判的头号汉奸是“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对于这个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法官认为应该“从重处断，以为叛国者戒”，并在判决书中指出：“陈公博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6月4日，陈公博被执行死刑。

汪伪“外交部部长”褚民谊同样因为积极勾结日本、出卖国家利益，被南京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判处死刑，后执行枪决。

汪伪“实业部部长”、“最高委员会”成员梅思平，经常公开嘲讽抗日是唱高调，被视为汪伪的八个“首义分子”之一。1946年5月，高等法院判决：“梅思平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9月14日，梅思平在南京被执行枪决。

汪伪“财政部部长”周佛海因主持伪政权期间向国民政府投降，并且维持政权过渡期间的社会治安，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庇护，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没过多久，他就病死在狱中。后来台湾公布的三卷本《戴笠与抗战》显示，他在1943年被戴笠说服，成为国民政府在汪伪政权的卧底。

1948年1月5日，长达两年多的汉奸大审判宣告终结，卖国求荣的汉奸们得到应有的下场。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对外宣布：各省共审判办结汉奸案25 155件，14 932名汉奸被判刑，其中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 570人，处以罚金14人。

不过，有舆论认为此次大规模的惩奸并不彻底，有不少汉奸摇身一变，成为“曲线救国”的所谓“反正”英雄，另外，为了打内战，汪伪部队基本被国民党军队收编。

一些卖国贼在这次声势浩大的审判中成为漏网之鱼，“正能量”没有得到很好的宣扬和强化，那些侥幸逃过惩罚的人，后来在历史中依然扮演着墙头草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