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义的探求
“胡注”的第三个层面，是对“史义”的探求，也就是从考据的层面进入义理的评析。胡三省在第一次注释《通鉴》时，曾经著论十篇，可惜毁于战火之中；到了第二次注书时，乃改用随文释义之法。我们有理由推测，早先丢失的十篇史论的部分内容，应当融化在了后来的《音注》之中。“胡注”对“史义”的探求，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对具体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论。如《通鉴》卷二百八十四叙五代十国时闽政权之覆灭，“胡注”云：
亡闽者，杨思恭也；然其所以亡闽者，不在于此战，而在于得杨剥皮之名。[30]
其二是揭示史家秉笔的旨意。如卷一七二载北齐末年，卖官鬻爵，宦官当政，民不聊生。注云：
史极言齐氏政乱，以启敌国兼并之心，又一年而齐亡。有天下者，可不以为鉴乎？书名《通鉴》，岂苟然哉！[31]
“胡注”中常有“史言云云”、“史极言云云”等语，凡此皆为胡三省对于史家秉笔旨意之探求。
“胡注”在史事评论与“史义”探求方面，有以下几方面的特色。
第一，胡三省所生活的宋元时代，理学在思想界已居于主导的地位，理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胡注”的思想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理学的影响。[32]台湾学者张元指出：
胡三省在注释中时时提及朱子，大多不属关键性的训释，可有可无，可知三省之屡加引用，在于对朱子的向往与追慕，亦可见朱对三省影响启示之深厚矣。胡注之中何以不乏二程子、谢道显等北宋理学家的解释，也可以从这方面去理解。[33]
这段话揭示了胡三省对朱熹等理学家的追慕之情。宋人陈著也曾推许胡三省“堪当千古，为迂叟、晦翁联其髓脉而盎其精神，大有功于方来”，[34]肯定胡三省继承、融汇并且发扬了司马光与朱熹这两位大家的学术精髓。
作为集理学之大成者的朱熹，在注释学上也颇有建树，其《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等著作流传甚广；另外，其文集、语录中保留有大量关于读书治学的警语格言，其中有些话可以看作是他注释方法的理论总结。朱熹在《读书之要》中，对读书思考的具体步骤与方法有过明晰的概括：
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至于文义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先使一说自为一说，而随其意之所之以验其通塞，则其尤无义理者不待观于他说而先自屈矣；复以众说互相诘难，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则似是而非者亦将夺于公论而无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处静观动，如攻坚木，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如解乱绳，有所不通，则姑置而徐理之：此读书之法也。[35]
这里所说的“文义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和司马光的“考异之法”颇有近似之处。但是细加分析，二者还有些许差别。考异法强调在“广搜群籍”的基础上，通过不同记载之间的参互考证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而朱熹则更强调通过“虚心静虑”、精思义理而获得真知[36]:由此可以看出史学家与理学家在治学方法上侧重点的不同。
除了“道德”、“性命”、“理气”这些范畴之外，理学家们还很爱说的就是“心”。朱熹认为“心”和“理”是合一的，《朱子语类》载：
问：“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别有个理，理外别有个心。”[37]
而浙东学者吕祖谦也在《左氏博议》中大讲“心即天也”：
气听命于心者，圣贤也；心听命于气者，众人也。……心即天也，未尝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尝有心外之神。乌可舍此而他求哉？心由气而荡，气由心而出。……苟失其养，则气为心之贼；苟得其养，则气为心之辅。
乃若圣人之心，万物皆备，尚不见有内，又安得有外耶？史，心史也；记，心记也。推而至于盘盂之铭，几杖之戒，未有一物居心外者也。[38]
总的看来，宋儒在不同程度上都把“心”、“理”、“天”这些概念作为最高范畴混同起来，并把它们摆在了万物本源的位置上。因此“直指人心”也就成为理学化的史学的一大特色。[39]
司马光曾论知人之道云：“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己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也，安得豫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胡三省注曰：
温公之论善矣，然必英明之君，然后能行之。自汉以下，循名责实，莫孝宣若也。宣帝之政，非由师傅之谕教，公辅之启沃也。公所谓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其万世之名言也欤！[40]
胡三省赞同“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的万世名言，实际上也是主张一种究根揭底似的内心体悟；这和理学家所倡导的心性史学十分合拍。张元说：
相对于训诂与集解两种方式，胡三省似乎特别注重对史事作深入的阐释，而且要深入到事情的尽头，从事情之所以如此处加以说明。这时候，胡三省最常提及的概念就是“心”，它是事情的起源与根本。胡三省说：“读《通鉴》者因其事而观其心迹，则知之矣。”意思是《通鉴》所载都“事”，徒然诵习史事经过，甚且考订史事真伪，都不可谓之“知”；必须要透过表面现象，体会感受人物的“心意”，才能算得上真有所知。这样说来，若注释工作的目的在于使读者真有所知，那么，把隐藏于“事”的“心迹”揭示出来，就成为史注中不可或缺，但往昔史注却未曾留意的部分了。[41]
胡三省于《通鉴》卷一百三“大司马温，恃其材略位望，阴蓄不臣之志，尝抚枕叹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下注云：“桓温心迹，固不畏人之知之也，然而不获逞者，制于命也，孰谓天位可以智力奸邪！”[42]又于卷一百六十“以金陵逋逃之薮，江南流寓之地，甘辞卑礼，进孰图身”下注云：“此以下皆言侯景归梁之心迹。孰，古熟字通。言进软熟之辞于梁，以为容身之图。”[43]卷二六五“（朱）全忠三表辞魏王九锡之命。丁酉，诏许之，更以为天下兵马元帅。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为宫阙矣。”注云：“史诛其心迹以示天下后世。”[44]这些揭示的是历史人物之“心迹”。
至如卷二四五“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兼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一段注云：“温公此论为熙、丰发也。”[45]卷二六三“伏以变法不若养人”句下注云：“温公读此语，感熙、丰之政，盖深有味乎其言也。”[46]所揭示的则是史家秉笔时之“心迹”。
需要说明的是，理学家这种“直指人心”的思维方式，既给“胡注”带来了精微、深邃、细密的优点，也带来一些主观、臆想的成分。如卷五十九“盖勋曰：昔武丁之明，犹求箴谏，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董）卓乃谢之。”句注云：(https://www.daowen.com)
贤曰：武丁，殷王高宗也，谓傅说曰：“启乃心，沃朕心。”说复于王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余谓盖勋忠直之士，时卓方谋僭逆，不应以武丁之事为言。据《国语》，楚左史倚相曰：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毋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道我。”及其没也，谓之叡圣武公。勋盖以卫武公之事责卓也。史书传写误以“公”为“丁”耳。[47]
胡三省认为董卓是犯上作乱的逆臣，像盖勋这样的“忠直之士”，怎么能把董卓和殷高宗武丁这样的明君相提并论呢？因此胡三省认为“武丁”乃史书传写之误，正确的应该是“武公”。这一处属于“校义理之是非”，用的方法则以“理校”为主，因为并没有版本上的明确依据。尽管胡三省在《国语》中找到一条证据，但细按其文，“胡注”的理由不但不充分，相反显得有些迂腐。胡三省考虑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出发点是盖勋的人品与君臣尊卑的礼法，这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其实盖勋所说的“殷高宗这样的明君尚且要纳谏，何况你董卓，竟要缄人之口！”这话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并不违背盖勋“忠直之士”的性格。清代的浦起龙说：“注书戒自我作故，注书欲推心置腹。”[48]理学家倡导“虚心静虑”、“精思义理”，就是要求准确把握历史人物与史家的“心迹”，做到“推心置腹”；但倘若分寸不当，也很可能走向“自我作故”的反面。
第二，胡三省生当宋元鼎革之际，对于分裂割据时期的守战征伐有特别的感触，因此其对“史义”的探求，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如《通鉴》卷七○，魏文帝黄初六年，汉诸葛亮率众讨雍闿，参军马谡送之数十里，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注曰：
此马谡所以为善论军计也。[49]
卷七十一“太和二年”载，诸葛亮初以马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注云：
以孔明之明略，所以待谡者如此，亦足以见其善论军计矣。观孔明南征之时，谡陈攻心之论，岂悠悠坐谈者所能及哉！[50]
这两则注文对于马谡寄予了很大的同情，这实际上正是宋代人的观点；宋人甚至还将诸葛亮斩马谡与曲端之诛、秦桧杀岳飞相提并论，认为屈杀武将无异于自毁长城。如《表微》曾引宋人吴泳《鹤林集》之语：“马谡之论高矣，街亭之败，用秦穆宥孟明故事可也。蜀势日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斩谡，过矣！夫法立必诛，而不权以古人八议之仁，此申、韩之所为也。前辈谓孔明之学，出于申、韩，信矣。近世如张魏公之斩曲端、赵哲，乃效孔明所为，尤非也。”[51]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宋代“偃武修文”国策的指导之下，名将不仅稀缺，而且常常下场堪悲。
又，卷九十九“寇难宜平，时会宜接”句注云：
谓是时中原豪杰相继来降，有恢复之会，宜应接之也。[52]
卷二八四“缘河巡检使梁进以乡社兵复取德州”，注：
乡社兵，民兵也。时契丹寇掠，缘河之民，自备兵械，各随其乡，团结为社，以自保卫。契丹陷德州而北归，梁进乘其去而复取之。[53]
虞云国认为这两则注文都是针对建炎初年的形势有感而发。[54]南宋初年，河北、山东一带忠义民兵的反金斗争，是当时抗金活动中的一道亮色。像王善、杨进、王再兴、李贵、王大郎这些“巨寇”，所率军马有几十万之众，都团结在了抗金名将宗泽的麾下。宗泽“据形势立坚壁二十四所于城外，沿河鳞次为连珠砦，连接河东、河北山水寨忠义民兵”。可是朝中大臣看不到义兵在抗金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相反却以“盗寇”目之，并要求禁止以义师为名的勤王活动。宗泽为此上疏曰：“自敌围京城，忠义之士愤懑争奋，广之东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数千里，争先勤王。当时大臣无远识大略，不能抚而用之，使之饥饿困穷，弱者填沟壑，强者为盗贼。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时措置乖谬所致耳。今河东、西不从敌国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几；诸处节义之夫，自黥其面而争先救驾者，复不知其几。此诏一出，臣恐草泽之士一旦解体，仓卒有急，谁复有愿忠效义之心哉？”[55]遗憾的是，南宋朝廷始终没有对义兵给予足够的信任与支持，以至其被各个击破。胡三省说：“谓是时中原豪杰来降，有恢复之会，所宜应接之也。”这既是对东晋史事的评论，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忠义民兵反抗斗争的看法。
又，卷二三五“南诏异牟寻遣使与韦皋约共击吐蕃，皋以兵粮未集请俟他年。”注云：
韦皋有智略，恐南诏貌与而未悉其心也，故以兵粮未集辞。此可与智者道。[56]
韦皋以“兵粮未集”为借口，拒绝了南诏共击吐蕃的请求；至于其不愿与南诏联手的真实原因，《通鉴》并无明言。注文中所说的“恐南诏貌与而未悉其心也”，只是胡三省个人的推断而已，而胡三省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推断，则当是受到时局的触动。北宋宣和二年，宋、金达成“海上之盟”，约定双方合兵攻辽，灭辽之后，金邦归还燕云之地，宋朝则将原先输与辽国之“岁币”转送金朝。金军攻占辽南京（燕京）之后，乃将城内之财物人口尽数掠去，北宋仅收回一座破败不堪的空城。更有甚者，金兵又乘胜侵宋，两年之后，北宋亦告灭亡。到了南宋理宗朝，蒙古又约宋朝合围金主于蔡州，许灭金后归还河南之地。当时即有朝臣谏言：“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坚，迄以取祸，其事不可不鉴。”[57]果然，蒙古灭金之后，反攻南宋，历史又再重演。唐代的韦皋在拒绝南诏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想到太多；但是对于亲历过宋元鼎革惨痛历史的胡三省而言，韦皋决策的英明与智略却显得格外突出。甚至可以说，非宋人，不能做出“恐南诏貌与而未悉其心也”这样的推断。
其三，胡三省对于故国怀有强烈的感情，常在注中抒发亡国隐痛，故其对“史义”之探求，又带有许多个人的感情色彩。如卷八十八“晋之保寿春，畏将军往攻之耳；彼闻吾去，喜于自全，何暇追袭吾后，为吾不利邪！”注云：
自古国于东南，率多为自保之计，亦自量其力之不足以进也，（张）宾料之审矣。[58]
东晋偏安自保，不思恢复中原，这与南宋朝廷何其相似。所谓楚人城郢，《春秋》不齿；胡三省既以为憾，亦深为其不齿也。
再如卷一百五晋太元八年的淝水之战。“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注云：
言其喜甚也。史言安矫情镇物。人臣以安社稷为悦者也，大敌压境，一战而破之，安得不喜乎！屐齿之折，亦非安之訾也。[59]
《通鉴》此段取材于《晋书·谢安传》。本传叙毕此事之后，尚有“其矫情镇物如此”一句；[60]然则“矫情镇物”，实为史书之定评，后代之公论。“胡注”有此一句，本已足矣；至于以下评论，纯为胡三省个人之发挥。淝水之战为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之著名战役，而东晋形势又与南宋极为相似；胡三省同情谢安，实则也是为南宋惋惜。宋军倘能破敌安邦，宋室臣民安得不喜，所谓名士风度又何足挂齿。
又如卷二八六“唐虞部员外郎韩熙载上疏，以为：‘陛下恢复祖业，今也其时。若虏主北归，中原有主，则未易图也。’”注云：
韩熙载以定中原自期，仅见此疏耳。自古以来，多大言少成事者，何可胜数！[61]
这是感伤宋人徒能清议，而终不能恢复中原也。[62]
总之，胡三省的《通鉴音注》将史学评论的方法广泛地应用于注释之中；其对“史义”的探求，集中展现了注家的史学见解与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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