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清学者对“胡注”的订补与驳正
有明一代，对于《通鉴》与“胡注”用力最多且成就最大的学者当推严衍。严衍，字永思，嘉定人，他从万历十三年（2025年）开始撰著《资治通鉴补》一书，至崇祯三年（2025年）方小有所成，此后又穷十年之功加以改定。[4]严氏在补正《通鉴》的同时，对“胡注”也进行了订补。是书《凡例》云：“胡身之注该洽精详，会文切理，无容议矣。然间亦有辞简而未尽其义者，则为畅之；偶有误解，而殊乖其旨者，则为正之。”[5]由此可见，严氏的补注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下工夫：一是对“胡注”未尽其义之处予以疏通，二是对“胡注”误解之处予以纠正。这两者相加，总计补正“胡注”二百余处。以下略举数例说明。
（1）卷十四：“市肆异用，钱文大乱”一句，胡三省无注；严氏补注曰：
铸钱在肆，用钱在市；肆贵出而市贱用，是谓市肆异用。或曰：肆之所铸者四铢，而市之所用者或秦时之半两、高祖之荚钱，是谓市肆异用而钱文大乱矣。后说为长。[6]
（2）卷四十二：“岂有知其无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从族乎！”一句，胡三省仅引李贤旧注以为解说：
贤曰：萎腇，耎弱也。萎，音于罪翻。腇，音乃罪翻。咋，士格翻，啮也。
李贤只对“萎腇”与“咋”这两个难词做了注音和释义；这对读者来说，还很不够。而严氏的补注，除了解释词义之外，又增加了句意的串讲：
萎腇，蓄缩貌；咋舌，不言貌；叉手，不动貌。谓岂可蓄缩而禁声，措手以就灭族乎？腇音馁，咋音责。[7]
（3）卷三十四：“六月甲子诏书，非赦令，皆蠲除之”句，“胡注”：
如淳曰：悔前赦令不蒙其福，故收令还之。臣瓒曰：改元易号，大赦天下，以求延祚而不蒙福，哀帝悔之，故更下制书，诸非赦事皆除之。谓改制易号，今皆复故也。师古曰：如说非也，瓒说是矣。唯赦令不改，余皆除之。
这一则注释备引《汉书》注家的解说，同时又对句意进行了疏通。但是颜师古的《汉书音义》毕竟是古注，明代人读来，未免觉得晦涩费解，同时也透着烦琐；因此，严衍又重新以当时的语言进行了简明的解说：
六月甲子诏书有四事：一赦天下，二改元，三改号，四增刻。今除赦令而外，其余三事，蠲除不准行。[8]
以上三例，属于对“胡注”未尽其义之处的疏通。此外，严衍还每每指出“胡注”中的不到之处。如：
（4）卷三十六“设令时命不成，死国埋名”一句，“颜注”及“胡注”并解作：“埋名，谓身埋而名立。”“严补”则云：
埋名者，名与身俱埋，晦而不扬之意。颜注恐非。[9]
（5）卷六十八“此亦侏儒观一节之验也”句，“胡注”：
侏儒，优人，以能谐笑取宠。观其一节，足以验其技。(https://www.daowen.com)
“严补”：
侏儒，短人，观其体中之一节，便知其身之短矣，故云云，注非。[10]
按元代郝经《续后汉书》云：“谨案桓谭《新论》，侏儒观一节而长短可知。”[11]可见严衍的说法比“胡注”更切合原意。
以上都是严氏补注的长处；但应该说明的是，“严补”中对于“胡注”的批评，既有中肯之论，同时也存在一些主观武断的臆见。如卷一百一十八的“刺刘道怜司空出镇京口”一句，“胡注”：
“刺”者，“敕”字之误也。“司空”之上又当逸“以”字。
而“严补”则将《通鉴》的原文径改为“以徐兖二州刺史刘道怜为司空”，并为补注曰：
《通鉴》原文云“刺刘道怜司空”，胡身之为之注曰：“刺者，敕字之误也。”今按《宋书·道怜传》云：高祖平定三秦，方思外略，征道怜还为侍中，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守尚书令、徐兖二州刺史。元熙元年解尚书令，进位司空，出镇京口。则《通鉴》于“刺”字之上，逸“以徐兖二州”五字；“刺”字之下逸“史”字；“道怜”之下逸“为”字：遂使读者疑而不解。此特传写之误，非温公之意也。而胡身之立意不改《通鉴》原文，每每将错就错以解之，其误人不浅矣。今特从本传改正。[12]
从这一则注解可以看出，“胡注”与“严补”在校勘上所持的观念与方法是大相径庭的。胡氏注书时，身处穷乡僻壤，受着条件的限制，所用的校法以理校为多，他校、对校较少；其校书的底线，则是坚决不改动《通鉴》的本文，只在注中予以说明。这是一种严谨的著述态度。就这一处注解而言，检涵芬楼影宋本，此处亦作“敕”字，从而证明了“胡注”理校的正确。[13]而严衍依从本传径改《通鉴》原文，却找不到任何版本上的依据。况且，根据严衍的推断，短短十三个字的一句话中竟有三处“脱文”；这恐怕很难用“传写之误”来解释。严氏讥评“胡注”将错就错，实际上却是自己闹下削足适履的笑话。
当然，从总体上说，严衍的补作对于我们研读《通鉴》与“胡注”，仍有很大的助益。钱大昕对严书十分推崇，认为“其有功于《通鉴》者，胡身之而后，仅见此书耳。”[14]
清代学者中，顾炎武（《日知录》）、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叶廷琯（《吹网录》）等都对“胡注”做过一些探讨。尤其是顾炎武讲倡求实考据之学风，他在《日知录》的《通鉴注》一则中，纠“胡注”之失凡十六处，数量虽不多，对后来的研究却很有意义。顾炎武还特别注意到了“胡注”在地理学上的价值。在他的十六条纠谬中，有五条是关于地理考证的。在其影响下，后代学者在这方面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清代还产生了几部有价值的研究“胡注”的专书，它们是：陈景云的《通鉴胡注举正》、钱大昕的《通鉴注辨正》和赵绍祖的《通鉴注商》。
陈景云，字少章，吴江县学生，长洲人，少从何焯游，博通经史，淹贯群籍，长于考订，凡讹谬之处，能剖析毫芒。[15]尝言胡身之注《通鉴》于地理最有功，而惜其尚有疏舛。每叹注书之难，因成《通鉴胡注举正》十卷。后因屋漏鼠啮，纸墨漫漶，其子补缀零落，仅得一卷，其中举正胡注失误之处六十三条。
钱大昕，字晓徵，一字辛楣，号竹汀，嘉定人，乾隆甲戌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累擢詹事府少詹事，深于经史之学，尤熟于历代职官损益、地理沿革、辽金国语、蒙古世系。[16]其《通鉴注辨正》两卷，辨正“胡注”之失凡一百四十处，亦以地理为主，而兼及声音文字、职官氏族等。
赵绍祖，字绳伯，号琴士，泾县人，廪膳生，道光元年孝廉方正，历署滁洲广德州训导，加五品衔，研古敦行，尤深于史。[17]其《通鉴注商》十八卷，驳正“胡注”六百余处。论者以为此书“视顾炎武《日知录》所列及陈景云《举正》盖已增多倍蓰，且其意惟在实事求是，一一皆有成处可核,不为凿空之谈，轻訾前哲”，[18]是有清一代研究“胡注”内容最为丰富的专书。
总起来说，清代学者主要是在肯定“胡注”成绩的大前提下，通过更为细密的考据对“胡注”中的失误进行驳正。他们关注的重点主要在声音训诂与地理考释这两大方面，研究的成果则以随笔札记的形式体现。
以下拟从致误的原因出发，通过具体的实例，对“胡注”中比较典型的一些错讹之处进行一些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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