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随感录

1. 笼中城市

都说香港是个剖面的城市。所谓剖面城市，就是内衣外穿、内脏外翻。 因为密集，所以没有退后观看的距离，还是因为密集，功能本身就已混杂不堪，将生活的各种需求理顺再安排妥帖，就已经达到了城市的最大容量，所以功能就成了形象本身。这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无法可想。

在香港，最大的感觉就是割裂。本岛与九龙新界割裂，城区和郊区割裂，地上和地下割裂，公共住房和私人地产割裂。割裂之后，呈现出人为的井然有序（现代知识系统就是这么做的，比如牛顿的小球必须摆脱摩擦力和空气阻力，进入理想状态，亦即抽象到极致）。香港集中发展城市区域，在外围保留大量自然。然而，这样的自然与人并不亲近。有很多步道、自行车道通往郊野，人们在预先设定的路线上跑步，与自然只是相互观望，居住环境仍然是高度城市化的。自然像是寄养在孤儿院里的幼童，每天被人们探望几次。一般的城市是传统动物园，自然被关在笼子里供人赏玩。香港是野生动物园，人被关在笼子里看动物。自然被高度理想化了，被标本化了，被博物馆化了。人们可以跟自然非常亲近，却又保持着适度的距离，如同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在香港，人看自然的方式是被规定的。

因为生活已经高度完善，人们不再需要从自然中采集物品完成日常活动，所以这种观望，就更加带有客观理性的玩味姿态。又因为生活已经离自然太过遥远，所以也没必要从游览车里下来，下去也不知该干什么。这时候，自然只是城市生活的一种可选的舞台布景，虽然它就在身边，却要设立湿地公园这样的东西，让人隔着玻璃镜片去看它。湿地公园进去先是一个互动展厅，声光电热一应俱全，通过一系列标本和电子图像营造非物质的感官体验，让孩子学习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热爱大自然。这一切都是在干净整洁吹着空调的室内，朝向湿地有一大片玻璃窗，却连一个出口也没有。沿着窗摆放着一排高级的观鸟望远镜。那片湿地也是人造的，是稻田改成的湿地景观。香港已不需要稻田了。

这一大片景观中，有一小部分可以进入，这里有着宜人的风景，每一株植物都有名字，都代表一个物种。态度和蔼可亲的讲解员与游人保持着合适的距离，随时准备回答问题。他们会呼唤游人过去，用望远镜观看不远处树林中的蜻蜓。这是一种文明示范，尽显人类的高贵。在这小片探索区的尽端，是若干观鸟的木屋，让人联想起白种人曾在非洲设立的野生动物观察站。上层是全景平台，下面是一排狭窄的长窗，观望着园区不可进入的部分。同样有很多望远镜，延伸着人类的视野：一种典型的狩猎者的视野，只是那片猎场已经换成现代景观设计的赝品。这不是自然，而是一种依靠现代技术（农药化肥和生物技术）而成立、看起来像是自然的人工物，一个笼中的自然、一段“人造自然”，这样的城市不是在师法自然之道，而是强迫自然遵循人的规则（所谓“人道”？），把好端端的自然改造成所谓的“环境工程”。

湿地公园就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城市中自然与人的关系的真实写照。 城市像笼子（坦克或潜水艇的舱室），将人类困在（或保护在）其中，却自以为有了望远镜和猎枪，就可以统御一切。笼子里有很多福利，但更多的是规矩，安全且无聊。而且，这个笼子没有出口，进去就别想出来。很多香港人真的住在笼子里，如沙田的公屋和天水围的高密度住宅区，这些区域从自然中小心地剥离出来，用高密度维持着理想的边界，每户分到小小的几个隔间，面对长长的公共走廊，像集体宿舍，又像监狱的号房。人人自觉地遵守纪律，所以相安无事。居住条件如此，公共活动就成了必然的选择，所以户外活动场所高度发达，人们宁愿呆在外面，这才有了穿越城市区域的步道和运行良好的商业中心。在一些人眼里，这成了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的典范。

城区的核心主题是效率，这一点比郊区犹有过之。为了效率，必须快速通过，把不同的人高效配送到不同的地点，有的送到旺角，有的送到铜锣湾，有的送到中环。地铁的运营路线和换乘方式严格按照需求来制定，所以不同的人群都感觉方便。仍然是割裂，仍然是分而治之，殖民文化的印记。现代城市取消漫游的体验，交通系统就是童话中的传送门。在广大的国土范围，机场作为传送门，让人的运动成为点对点，中途都可忽略，一般的城市还不至于这样。可是香港，地铁高度发达，人在城市里也是点对点。繁华拥挤的商业区到处分布着地铁标志，一个个小小的黑暗的洞口，将你导入传送门，到达你想去（或者想让你去）的另一个地方。人们仍然主动且心安理得地配合着诸如此类的规则。

快速通过的另一个例子是商业的存在方式。在香港，几乎所有的过道都是商业，所有的商业都是过道。街区很薄，前后开门，商场两面都面对街道，单层面积又普遍很小，结果人们匆匆通过，在行动中完成购物。私有化和商业空间的细密操作，让建筑内部的垂直交通错综复杂，不再是简单的上下功能，而且需要严密思考从哪里上，上到第几层。商业区没有什么供人驻足的地方，也不可以坐在路边。小吃摊和商场里的排挡人满为患，连麦当劳都无处下脚。免费wifi每天只提供20分钟，免得人们无事闲坐。要快马加鞭地走，留下买路钱。因为这样仓促的商业样态，商业区招牌林立但面目皆无，从地铁里出来，到处都是招牌，到处都在蠕动中缓慢前行，眼睛被过量的信息轰炸，东西没有卖相，国际名牌也卖得像地摊货。尽管如此，购物仍然是此地最佳消遣。

这里街道异常整洁，连双层巴士的车轮都一尘不染。可是，在亮堂堂的皇后大道，在后街背巷，城市呈现出难以直视的一面。直觉是，这个城市背面的元气，都被正面吸光了。所以到处是油腻腻脏兮兮的管道、没有任何修饰的建筑立面高耸入云，巨大的阴影底下，三两衣着光鲜的酒店职员、送货师傅和菲佣，带着阴郁的表情默默抽烟。很难想象如此巨大的城市聚集，地下又被挖空，没有泥土、不容许腐烂，如何处置每日堆积如山的垃圾。有一次，我无意中进入一家店铺的后厨，恼人的臭味扑面而来，狭窄的楼梯滑腻不堪，几乎跌倒。房门紧锁，地上掠过大号的蟑螂，桶里的油泛着泡沫。折回二楼，仅一门之隔，又是光鲜整洁的室内，空调送出徐徐冷风。这种情况在油尖旺地区尤其严重，就像大肠，外面是亮亮的肥油，里面是涌动的排泄物。

在香港，一切规则都是为了管理方便。在这里生活，享受这样的表面秩序，就必须接受一切规则，且奉行不悖。人们管这叫作文明。所谓密度，就是制造表面的光鲜，将平衡提高到危如累卵的水平，掩藏污秽、卑屈和种种不幸，制定严格的规则来保证这一切的即时运转，让人们马不停蹄，哪怕居住在可怜的鸽子笼里，也会为自己身为这样的城市人而欢呼。这里是这一代“展示性”文明的集中展示：割裂、自成体系、隔离、抽象、屏蔽所有的噪音、为了效率牺牲感觉、大量吸取外部能量、光鲜、垃圾制造者、唱高调、不许别人不欣赏它、繁荣、人人都是消费者，除了消费还是消费。所谓文明，就是在日常生活里违反本性，在欲望凯歌的进行曲里自缚手脚，奋勇前行。在隐藏规则的统治之下，人们高度循规蹈矩，堪比奥威尔笔下的冷酷世界，只是这里鼓励欲望，所以看似一片繁华。

这里到处都是管理，非常严格，不许违背，甚至不许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乡巴佬。为了掩盖这种近乎窒息的观念捆绑，当局鼓励人们公开作秀。一切都成了给欲望正名的秀。于是各种抗议游行、各种街头表演，到市政厅去静坐示威，在校园里振臂高呼。可是人们却不能随意出入山林，不能随意进入宿舍，不能随意坐在街边。乡下的自由是日落而息、和衣而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城里的自由是到商场购物，到广场骂街。人在越来越脱离自然本性之后，所谓的自由只是饭馆里的招牌菜、书店门口装摸做样的伪文化畅销书、文艺小清新的麻布长裙和脚踏车，以及性感内裤上的蕾丝花边。但是，当人们都主动遵守并赞美这种自由，他们的集体人格就展现出一种不容侵犯的、精致高调的大义凛然。

城市文明隔离了自然，让一切加速塑料化。居住理念、出行线路、饮料食品、交谈方式，一切的一切都变成菜单选择，整齐有序但毫无变通，像一台机器。香港的奢侈品和电子产品相对便宜，日常用品却很贵，粮食蔬菜都不便宜，房价叹为观止，交通费尤其昂贵，所以政府会对失业人士发放交通补贴。因此必须工作，工作让人保持在高效的振动状态，这里不提倡慢节奏，不容纳闲人。城中的人们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有安全感。比方说技术工人，香港用的是竹脚手架，很好的施工，很环保。可是这一类工人被训练成只会做脚手架。每小时800港币，收入很高，却经常一个月也没几桩生意。书价极高，地铁上鲜有读纸质书的人，中小学生一个学期的课本都要2000多港币，所以二手教材是大买卖。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通过电视剧了解香港，把这里当作现代物质文明的一个窗口。但是显然，英国人在这里并没有尊重港人，养成了人们自卑又傲慢的心态，文化的形式感却低级平庸又虚张声势。这里被称为东方之珠，其实却像一个被财富和野心壅塞以至于畸形膨胀的大血管瘤，红尘滚滚，心力交瘁。

这种文明就是往和尚怀里扔美女，看他什么反应。它靠试探人的底线来获得成功，不是王者之道，焉有长久之理。开始，我们以为现代教育能造就各种各样的人才，为高效集约的现代文明服务，后来我们知道，正是这样一种城市文明逼视之下，学校里被迫制造着与自然割裂的机器人。

2. 维托老师

维托，瑞士人。德文名Vito Bertin，中文名字叫柏庭卫，我还是习惯叫他维托老师。

离开前的一个晚上，约好了在东铁火炭车站见面。我们赶到的时候，顾大庆老师已经等候多时了，维托还没到。顾老师说：“再等一会儿，维托要坐火车过来，他住在黄大仙，坐车过来40分钟。那是烧香求签的地方。”这个感觉很奇怪，“黄大仙”，跟维托的模样怎么也连不起来。话音刚落，维托就随人流从转角处出现，稀疏的头发白中带黄，有点驼背，走路肩膀稍微倾斜，军绿色的短袖衬衫，褐色长裤，脸上挂着标志性的微笑。他看见了我们，向我们招手示意。

维托建议去吃大排档。路上，他一直给我指看一些东西。山顶上高高的公屋，是上世纪80年代的设计，维托非常喜欢。 他不断强调标高变化对这个设计的实际影响，以及设计师如何巧妙地化解了地形的困难，把它转化为有趣的外部空间。看得出，维托对香港还是一往情深的。在此地工作17年，他熟悉这里的街市和人情，却一直是个操着不熟练英文的外国人。跟维托并排走。在香港郊区的这个地方，街面对于我就是一个谜，很难建立空间认识的心理地图。盘曲的自行车道和人行步道，蜿蜒穿过林地与城铁路基，没有农田，城市和自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扭结在一起。跟北京面目可憎的通衢大街相比，这里的马路都像是绕来绕去的羊肠小道。维托走得很快，他要带我们去看公屋。在一栋庞大的建筑物前面停了下来，平面是两个口字形，角对角排列。一行人鱼贯进入其中一个口字形的底层。朝上看，壁立千尺，一排排都是内廊，一扇扇入户门沿走廊分布。顶棚上、侧墙上，都是整整齐齐的管道，涂着不同的颜色，像电路板。到处都干干净净，没有烟火气，集体宿舍般。想想看，在这城市，有些人终其一生都要住在这样的集体宿舍里。

烟火气飘荡在社区中心的大排档。 所谓的社区中心，位于楼群的底层，一个大空场，有几家超市，两处大排档背靠背紧挨着，刷成白色的轻钢结构，沿坡屋顶斜装着日光灯管，吊下一排排风扇、招牌和平板电视，走线其乱如麻。底下码着一张张圆桌，上面都蒙着一次性塑料台布，在风扇底下呼啦啦翻卷，却掉不下来。挑檐就是大幅的透明塑料布。维托轻车熟路地绕过第一家排挡，推开路边的围栏，上了台阶，走进第二家排挡，找了张最靠边的座位，招呼我们坐下。维托说，大排档很受欢迎，到了晚上，如果没有管理，就会蔓延到街上，所以社区会用这些栏杆加以约束。市井的欢愉，在这里是要受约束的，约束就是那些白色的围栏，还有其他一些看不见的围栏。

香港闷热潮湿，一到晚上，海风如约而至，气温就会凉爽下来，并不觉得特别难受。茶水端上来，大大一壶，维托率先垂范：先斟满茶杯，然后把筷子倾斜抵在碗口，把滚烫的茶水顺着筷子浇下去，算是消毒。然后把碗里的洗筷子水倒进桌上的一个水瓮。维托专注地做这件事，示范完了，微笑着抬起头来，示意我们也要照做，算是向大排档拜山，从此入了市井人生。华灯初上，人声渐喧，身边的空桌陆续坐满，谈话需要大声喊。我靠在桌边，维托俯身过来，这样继续交谈。维托不大提问，他只是在说自己想到的事情。

他说，17年前第一次到香港，就是住在沙田这边。那时候，城市的基本格局早已完成，细节上跟今天略有出入。一栋栋公屋直入云霄，细小的房间规规矩矩地排列其间。想到接下来要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非常痛苦。住了好几年，发现也没那么难以忍受。后来搬到黄大仙，喜欢那里的本地气息，热闹非凡。每天出入于港都的街道商店便利店，操着德味英文，也未曾感觉到特别的不便。维托说，这里的生活丰富蓬勃，哪怕不是自己的，看着也喜欢。维托只身一人、四海为家，走到哪里都可以安顿下来。来香港之前，他在日本教书，觉得那里小题大做，一个铆钉都要弄出点名堂来，实在是无事生非。香港人总是热热闹闹的，忙着做这做那，四时节庆，张灯结彩，平时也总要欢天喜地，拜完菩萨拜大仙，内心里却不落执着，也没什么挑剔。维托喜欢香港。

我问他总是没机会讲母语，会不会觉得遗憾，他想了想说，也没有特别的需要。自己的学生都是中国人，有大陆的也有香港的，英文对他们来说也不是母语。这样，大家都用第三方语言，彼此没有差别。如果一方讲母语，地位上就有了高低上下，反而不好。香港学生的英文好一点，大陆学生差一点，但交流都没有太多障碍。长久使用英文同别人交流，对方的英文程度常常在水平以下，逼迫他练就了一身本领，能根据对方的情况来选择把话说到什么程度。维托讲话不快，英文用词简单，意思明白透彻，非常容易理解。如果谈话者表达成问题，他会多说一点，也会揣摩对方的意思，替人把话说出来。这方面，维托非常体贴。

可是在日本，维托遇到了难题，因为人们不讲英文。他的学生抵制他用英文授课，他们说：“我们是日本人，不说英文”。就这样，他不得不采用日文授课。我很惊讶，问他日文的程度，他有点不好意思，说他只会最基本的一些词汇，不过指导设计、参加评图也够了。但在香港，他一句中文也不讲，因为没有必要。这里的人大多能说英文，从大陆来交流的人也能讲一点。不过，在大排档，跟服务生打招呼，维托有时会突然冒出一句听不懂的粤语，又有一次，他指着我的名片，直接把三个中文字用英语翻译出来，令人错愕。

大半辈子只身一人漂泊异乡，维托面对的主要问题，大概是如何跟自己相处。前几年他回过一次家乡，从香港出发，一路坐火车，先到北京，转道莫斯科，抵达柏林，最后进入瑞士境内。一路上看英文版的《建构文化研究》，旅途用了两星期，一个星期在火车上，一个星期在中途各个城市落脚，旅途结束了，书也看完了。总也不回去，那边已无亲人朋友，所以也不想念。说到这里，维托忽然很不好意思地笑笑，补充道：“虽说如此，看到瑞士人住在那样的大房子里，心里还是有点……”

维托跟人讲话的时候，总会在你面前停步下来，站得很近，越过了安全距离，有点望眼欲穿的意思。他会先无声地笑一笑，然后停下来思考良久，手势停在空中，眼神凝望某处，忽然若有所悟，转头直视着你，侃侃而谈，再不停顿。辅导设计的时候，他会绕桌而行，在每个人身边停留一会儿，就方案发表意见，他的意见总是准确而透彻。他对教学这件事的喜欢如怨如慕，好比第一天走上讲台，带着一点羞涩，却有无穷无尽的话要说。对于这个年纪的人来讲，维托是个罕有的例子，他没有成见。因为没有成见，所以清澈，能够照见事物本来的样子。维托喜欢清晰的概念，和“从形式到形式”的思考（我补充道：“用眼睛来思考”），他对抽象的概念一点都不喜欢，所以理论性的讲座，他听不下去。

说到中国的城市，维托说他最喜欢的是杭州。他说，西湖边的新建筑虽多，却都笼罩在旧日的气息中，杭州还是当年的杭州。而西溪湿地就成了人造景观的汇聚之地。很多城市，越想贴近传统，离传统越远，令人费解。维托说象山校区让他感觉到独特的整体氛围，一种难以描述的中国气度。而南京的城市建设，拆除了不少围墙，换成通透的栏杆，就把城市原有的深度破坏了。维托让我意识到，所谓的西方中心论，其实在东方人的心里扎根更深。

在遇到维托之前，我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以及他的杠作[1]。世界上有很多东西，远没有这项研究更纯净、更有意思、更奇思妙想，可叫嚷的声音却更大。维托说他没有长久的计划，但谈起他的杠作和螺旋线来，他的脸上有一种真正的快乐之光，让人如沐春风。一些人总是让我感觉到在扮演一个角色，上了台慷慨激昂，散场后一身习气。可是维托，教学对他来说就是生活本身，就是生命体验本身，而不是某种工具或阶梯，更不需要带面具。事情并没有被分开来考虑，人也不必在不同的场合扮演不同的角色，教学就是研究，研究也是快乐，而快乐是无需刻意安排、甚至不必苦苦求索的，哪怕令人不快的事情发生了，也能等闲视之，这样的人不会受到真正的伤害，他的强大来自于平常心，平常中却有真的创造。他谈到偶然，偶然在日本发现杠作的雏形，偶然从学生的作品中重新发现并开始系统思考，偶然在摆弄软件的时候发现小参数的大作用，并成为一个新的设计理念的构思基础。这些真的都是偶然吗？

维托是对事物细节的微妙之处着迷。谈到上世纪80年代的乡村考察，他讲的不是某人如何如何，现在怎样怎样，而是突然把话题扯到进入村子的视野如何展开，以及唯有在步行尺度上才能领略的风景。又说到浙皖边界一个特殊的村子，那里家家户户都使用独立于住宅的户外有顶茅厕，里面放着一种原始的木质坐便器，而邻近的村子皆不类此。他谈这些津津有味，因为是他亲眼所见、真实无虚，所以要跟人分享。这些话题，既不夸大，也不引申，没有诗情，却不乏味。维托身上没有仙风道骨，他就是个普通老头，说话平实切题。可是，这种平实切题里有一种看不见的诚意，所以在《杠作》这本书的末尾，维托把前人的工作一一列举出来，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与其说是为了遵守现代学术规范，倒不如说是一个人的古风，干干净净地活在世间。

眼看杯盘狼藉，维托笑着提议，说可否饭后往沙田走，虽然有点远，但一路可以看见不断变幻的城市景观。他大概是想给我们这几个晚辈展示他在繁华都市中的另一个发现。此刻已过十点，阴云密布，夜凉如水。维托推开角门，进入一栋公屋的走廊，上了楼梯，推开一扇防火门，眼前豁然开朗，居然到了一个架空的、室内的商业中心，就这样藏在深闺无人识。维托转身一笑，似乎在说：看，我说的没错吧。继续往前，又是一栋栋的公屋，架空的步行道纵横交错于庞大社区的二层，下面全都是公共活动场地、停车场和花园，错综复杂的城市结构和居住模式，好像光辉城市的一个变体。维托说起公屋的起源、香港政府当初如何制定政策并预留发展空间，以及建筑师角色的转变。他谈起这些如数家珍，显然，对于人们的辛勤工作和这种甚至有点令人惊悚的生活方式，他是充满敬意的。他并不批评，只是不断点出有价值的方面和诚实的努力。

越过快速车道，走进商业开发住宅区，他领着我们绕来绕去，钻进了一个同样设于二层的大型商业中心，不断解释哪些地方如何发生变化，条件如何改善。最后，在共享大厅里，维托指着拱形采光天棚说：“原来没有这个天棚。前几年香港经济衰退，这个商场人气急跌。为了把人们吸引到上面，他们对这里进行了改造，加上了两部直达天顶的电梯，又设计了这么个采光顶棚。商业一下子活跃起来，人们开始进入竖向空间。他们只做了该做的事，就让事情出现了转机。”维托的评论还是不多，但切实、有效。对现实，维托并无纠结，香港是他的临时扎根的所在，虽然扎根也不深，却也不会随便发表批评来慰劳自己的虚荣心。维托对现实的批评是抽象的，它无声而有力，向空中伸展开去，那就是他的杠作和其他探索，看似有点超脱，实则天真烂漫、大象无形。

进了沙田站，维托边走边指着脚下说：“瞧，铺地的材料变了，这里已经属于铁路公司了”。他顿了顿，停下脚步，脸上又一次露出真诚的微笑，带一点羞涩的神情说：“就送你们到这里了，你们从那边坐火车回中大，我要从这边回家”。没有寒暄，没有依依惜别，对于他来说，这只是普通的一天，我们都是他的学生，明天他还要去见其他学生。于是挥手致意，看他的身影渐渐消失，此间接近午夜，城市毫无倦意，广场上一片嘈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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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杠作”是Vito从传统木构中推演发展出的一种“互承结构”，即不依靠外部连接件，构件之间相互承载及自我搭接的杠杆结构。按照Vito的说法，在“杠作”中重要的是工作原理，而非结构本身。参见柏庭卫. 杠作：一个原理，多种形式.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