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永远出色的企业
福特自传
老板在年复一年地经营着企业，工人也在年复一年地工作着。但有一条规律，即他们都是按星期来工作的，当他们以能够接受的价格获得订单和工作时，他们便接受这份工作或订单。
在所谓经济繁荣时期，订单和工作都很多；在所谓经济疲软时期，订单和工作却很稀少，因此企业或者大把赚钱，或者忍饥挨饿，也就是时好时坏。
虽然从未有过一段时期，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感到东西太多了——每个人都感到生活太舒服或太幸福了——但确实有这样的时期，整个世界对货物的极大需求和企业机器对工作的巨大渴求，而这两者——需求和满足这种需求的工具——被金钱的障碍隔开了。
生产和就业都是时好时坏的，不可能稳定地前进，我们只能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跳——刚才还跑得很快，现在又有可能完全停下来。
当大量的人们需要购买时，就出现了货物短缺；当没有人购买时，就出现了生产过剩。我认为我们总会短缺货物，我不相信我们竟然会有过生产过剩。
在某个时期，我们生产了太多不适当的产品，但那并不是生产过剩——那只是没有计划的盲目生产。我们也同样会有很多价格昂贵的库存物品，这也不是生产过剩——这是由于错误的生产，或者错误的管理，或者错误的金融造成的。
难道企业的好坏是由命运主宰的吗？难道我们必须把这作为一种无法逃避的结果来接受吗？
我认为，企业的好与坏是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造成的。我们种植庄稼、开采矿藏、生产物品的唯一理由是让人们有粮食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可使用的物品。除此之外，再不可能有别的理由了。然而，这一理由却被迫退居次位，人们只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服务，而只是为了挣钱。
这是因为我们被卷入了一套金融体系。在这套体系中，钱不再是用于交换的方便媒介物，有时候它反而成了交换的障碍，而且更多的时候表现为障碍。
只是由于我们管理得太差，所以才经常要面对所谓的坏运气。如果我们的庄稼大面积减产，可以想象国家将陷入饥饿状态。我无法想象我们如何面对饥饿和贫穷，而这贫穷和饥饿主要是由不当的管理造成的，特别是由非常不合理的金融结构造成的错误管理。
当然，战争使整个国家动荡不安，使整个世界不得安宁。如果管理得当，就不会有战争。
但是，也不能只由战争来承担责任。战争显示出了金融系统的大多数毛病，但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只以金钱为基础的企业是多么不稳固。
我不知道失败的企业是错误的金融方式导致的结果，还是企业的错误动机造成了错误的金融方式。但我可以肯定，如同完全颠覆目前的金融体系是得不偿失一样，在服务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企业的金融体系是完全可取的。然后，一个比目前更好的金融体系就会形成，而目前的这一套会被抛弃，因为它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当然，整个过程应当是循序渐进的。
在一开始时，使自己的事情稳固下来，这也许是任何人都可做到的。然而一个人单独行动，不可能取得最佳的效果，但是如果他是作为一个先例的话，就会有很多跟随者。这样，通过较长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把停滞不前的企业和它的不景气的合作伙伴企业，归入需要改革的企业中。
随着重新组织的企业和金融体系的到来，完全有可能消除恶性循环的一面——即使不能消除周期性本身，也能从企业中除掉周期性的低潮。
农业已开始了重组的进程，当工业和农业都在进行彻底重组时，它们将互相补充。它们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
以我们的阀门厂为例，我们把它建在18英里之外的农村，这样我们的工人也同时是农民。由于使用机器耕种，农业生产只需要现在时间的一小部分。
很多制造小零件的工厂，它们的厂址建在哪里都没有太大的区别。由于对水力的需要，它们完全可以建在农耕的乡下。这样，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有着许多农民工人，他们在最科学和健康的条件下，既不耽误耕作，又可以在工厂干活。
通过福特的智慧与努力，福特汽车公司成为世界一流的企业
这种安排很适合一些季节性工厂，也可以根据季节和装备进行连续的生产。另外，还可以通过更巧妙的管理，消除生产的季节性。可见，对任何问题的研究都应当这样。
周期性的萧条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们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似乎难以控制。除非全部重新组合生产，否则不可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但企业中的每个人应当为他自己做些事情，这些事情一方面可以造福于他所在的企业，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别的企业。
福特公司在生产中并没有表现出时好时坏的情况，不管条件如何变化，它一直很好——除了在1917年—1919年，工厂转而生产军用物资时。
1912年—1913年被认为是处于“停滞时期”，虽然现在有人称其为“正常时期”，因为当时我们的销售量翻了一倍。尽管1913年—1914年是停滞时期，我们仍把销售量增加了1/3。1920年—1921年，据说是历史上最萧条的一年，我们卖掉了125万辆车，是1913年—1914年“正常时期”的5倍。
这其中并没有什么秘诀。它像我们企业里其他一切一样，都是贯彻应用一种原则的必然结果，这条原则可以被应用于任何企业之中。
我们现在毫无保留地给工人支付每天6美元的最低工资。他们已经习惯了高工资，工作中用不着监督，一旦工人能进行合格生产——这就看他自己的工作愿望了——如果他做得不好，便马上只能拿到最低工资。
我们把预先估计的利润都提前加到了工人的工资上，现在支付的工资比战后的繁荣时期更高。但我们向来是根据工作付给他们报酬的，工人工作的努力可以从这一事实看出：虽然一天的最低工资是6美元，但大约有60%的工人的工资高于最低工资——6美元（不是平均值，而是最低值）。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繁荣的基础是什么。
进步不是由一系列特技而达到的，每走一步都需要控制好。一个不思考的人是不可能进步的。
再说繁荣。真正的繁荣时期是，绝大多数人都能得到他们该吃的和该穿的，并体会到“舒适”这个词的真正含义。繁荣正是代表大多数人们的舒适程度——而不是生产厂家的金钱收入。企业主的职责就是为此而做出自己的贡献。
企业主是社会的工具，他管理他的企业，是为了给社会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同时向那些与他的企业相关的工人提供相应的越来越高的工资，只有这样做他才是在为社会服务。一个企业主或企业中的成员，以这种方式并且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我们并不太同意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关于繁荣和萧条周期性变化的理论。他们将产品价格高的时候称为“繁荣时期”，但是一个真正的繁荣时期，是不能根据企业主给产品所定的价格来进行判断的。
我们也并不怎么在意词语的变换。如果商品的价格高于人们的收入，那么它总会降到低于人们的收入。一般来说，产业是一个以生产为起点、以顾客为终点的过程。如果消费者不买或者买不起企业主想卖的东西，而企业主却指责消费者，并说这不是企业的错误，这就如同把车套在马的前面，使马痛苦不堪，这简直就是胡闹！
生产者是为了消费者而存在，还是消费者为了生产者而存在呢？如果消费者不想买——或者说他买不起生产者所提供的商品，这是生产者的过错，还是消费者的过错，还是任何人都没有过错呢？如果任何人都没有错的话，那么生产者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干他那一行了。
但是什么样的企业曾以生产者为开始而以消费者为结束呢？那些使车轮运转的钱是从何而来的呢？
从消费者那里而来！这是当然的。一个生产者的成功，在于他有能力提供消费者所喜欢的商品。他可以用质量来吸引消费者，也可用价格来吸引消费者，消费者喜欢的是质量最好且价格最低的商品。
任何人如果能以最低的价格给消费者提供最高质量的商品，那么他肯定会成为产业的领导者，不管他生产的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是必然的。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好企业呢？就是用更佳的管理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把价格降低到购买力之下。
降低工资是对付这种萧条的最容易、最草率的方式，更不用说这是一种不人道的方式。它实际上是把企业经理的无能转嫁到工人身上。
只要我们知道这点，那么每一次萧条时期的到来都是对企业家的挑战，他应当更多地把精力用于企业之中——通过管理，而不是用降低工资来克服困难。把削减工资放在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在回避问题。
如果一开始便抓住了真正的问题所在，就不需要降低工资了，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一个迫切的实际问题是，有些人将在调整的过程中受到损失。但是除了那些有利益可损失的人之外，没有人能损失什么。但“承担损失”这一词语相当容易引起误会，其实我们并没有遭受什么损失，它只是暂时放弃一些过去获得的利润，以便将来能获得更多的利润。
不久之前，我和一位五金商人在一个小镇交谈，他说：
“我准备为我的存货承受10,000美元的损失。但是，当然，它并不是真的会损失那么多。我们五金商人也有过繁荣时期，虽然我的大部分存货都是以高价买进的，但我已经卖完几次货并从中获利了。此外，我说的将要损失的10,000美元并不是我曾有过的钱，它们是以某种方式投机而挣得的钱，并不是购买商品的美元，因此，我的损失虽然巨大，但实际上并不大。与此同时，我能够使我们镇的人们盖起自己的房子，而不会因为五金商品的价格受到影响。”
他是一个明智的商人。他宁愿少赚一些钱，也要让他的企业继续发展下去，而不是为高价出售囤积货物，阻碍其他生产的进步。
像他这样的人，是一个镇上的财富。他有聪明的头脑，能够调整存货，而不是降低送货工人的工资。降低工资也就是降低了产品的购买力。
他并没有坐在那里，继续保持他的价格，等待着时机好转。他认识到了那些似乎被大多数人忘掉的事情——企业主的一部分职能便是不时地损失一些钱，我们必须承担一些损失。
最终我们的销售量和其他货物的销售量一样跌了下来，但我们还有大量的库存，以那些库存的材料和零件的成本价估算，我们的车必须高于所定的价格——但这个基于成本考虑的价格比人们能够或想要出的价格高。
我们决定承受一切，降价处理了1700万辆车的库存，因为我们宁愿承受更大的损失，而不愿让工厂停业，因此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这是一个从事工商业的人的必然选择。他可以承受损失，并继续向前从事他的工商业活动，他也可以停业不干，但将无所事事。那种停业不干带来的损失，一般来说要大于前者的实际损失，因为在这段无事可做的日子里，恐惧心理将磨灭人的积极性，而且如果停业太久，就不会有足够的精力再次开业。
消极等待企业情况的改善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一位企业家要行使他的职能，他必须把价格降到人们愿意购买的程度。不管情况如何，人们需要生活必需品，只要有这种需求存在，价格能满足消费者，就会有人买。
降低质量或节省原料，这只会引起工人们的不满，只能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解决问题。并且，当所有的企业都陷入萧条时，企业界的人士应该把这看成是对自己的挑战。把注意力集中在价格上，而不是在服务上，这种企业家肯定不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
这是用另一种方式说明，销售应该建立在真正价值的基础上。真正的价值就是一件产品中凝聚的人的劳动力，但是这一简单的公式并不具有“企业味”。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它们使大多数的劳动产品，成为那些精明的投机者的囊中之物。这种投机者能人为地制造食品或其他某种商品的短缺，并因此刺激社会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对此我们会产生错误的兴奋，然后是对错误的麻木不仁。
经济规律经常遭到无心地违背。你可以认为是经济环境使人类产生了这样的规律，或者你也可以认为是人类使经济环境呈现为这样的规律。我们会看到很多关于经济体制决定人类存在的理论，他们会因为看到了存在于人类身上的普遍错误而指责我们的工业体系。我们还会听到其他的人说，是人类自己造成了现在的状况。
如果说我们的经济、工业、社会体制是错误的话，那它只是人类自身弱点的反映。我们工业体制的缺陷是人类自身缺陷的反映。企业家们多多少少地承认，目前工业方式上的错误，至少部分是他们自身错误的系统化和扩大化。如果把这个问题摆在与他不相关之处时，他是完全能够看出来的。
毫无疑问，如果人性中的弱点越少，那么就会有一个缺陷更少的社会制度。或者，人类天性比其目前更坏，将会由此形成一个更坏的社会制度——也许一个更坏的制度不会像目前这个制度一样持续那么长久。
但是，没有人认为人类在有意地建立一套错误的社会制度，统统认定一个社会制度的所有缺陷都是来自于人类自身的缺陷，这并不能推出人类有意地组织自己的缺陷，并把它们建成一个制度。我们应该把很大一部分原因归于无知，再把一部分归于幼稚。
看看我们现行的工业体制的初始时期，那时并没有迹象表明它将怎样成长，每一次新的进步都受到欢呼，没有人想到过“资本”和“劳动”是敌对的，没有任何人会想到他成功之中隐藏着危险，并且随着体制的发展，其中潜伏的每一处缺陷都将显露出来。
一个人的事业发展到相当规模时，他的工人多得他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但这一事实并不令人感到遗憾，它同样受到了欢呼，而由此导致了一个非人的体制，在其中工作被当成某种非人之物——即只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
当然，这种非人性的过程不是被有意制造的，它只是慢慢生长起来。它在早期的体制中就潜伏着，但没有人看见它，也没有人预料到它。只有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发展才能将它暴露出来。
再看看产业的理念。产业的理念是什么呢？
真正的产业理念不是为了赚钱，产业理念是一种服务性的观念，重复着一个有用的观念，满足成千上万人的需要。
为了生产而生产。把一个缺乏生气的体制变成一件精致的艺术品，把生产奠定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将为扩张和建立更多的工厂、生产更多的所需物品而提供机会——这才是真正的产业理念。
产业理念的对立面是想通过投机，而不是通过工作来获取利润。那些目光短浅的人看不到企业整体利益比任何个人的利益都大。商业是给予和获取的过程，是生活和让别人生活的手段，是多方力量和利益的协作物。
某个人相信商业是一条河，这条河的流动一到他身边就应当停下来，那么这个人只不过是一个自认为可以阻止商业的流通而使商业活跃的人。他以为他可以通过停止财富的生产来获得财富。
服务的原则可以治好坏企业的病根，它将指引我们把服务原则和金融规律应用于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