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的用途
福特自传
“我们必须预先确定利润，否则我们就收不抵支。除非我们以产量和利润为基础，否则我们就会破产。那么，你们是如何管理的？”
这个问题并不是开玩笑，这位企业家也是一本正经的。但是，他颠倒了马和车的位置——在进行服务之前，他就开始考虑如何去赚取利润了，其实利润是不请自来的东西。
我们认为，利润是良好的工作成果的一种自然体现。金钱和煤炭、钢铁一样，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商品。如果不是这样去看待金钱的作用，那么必然会遇到大麻烦，因为那样的话，金钱就会成为凌驾于服务之上的东西。而在社会中，不提供服务的企业将没有生存的空间。
将金钱和企业混为一谈，主要是由于股票市场的操作所造成的，尤其是当人们将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的变化当成了企业状况的晴雨表之后，就更容易令人们产生误解。人们总是这样作出结论：当企业的股票价格上涨时，企业经营状况就很好；否则，当企业的股票价格下跌时，企业的经营状况就不好。
事实上，证券市场和企业的经营状况并没有多大关系，和企业的产品质量、产量、销售也没有什么关系，和企业资本的增长基本上也没有任何关系——它只不过从一个侧面来反映企业的表现罢了。
企业的股票价格在证券市场上的波动和企业的利润情况关系不大。在证券市场上，绝大部分股票交易都和企业的盈利情况没有关系。
除了少数比较敏感的投资者群体以外，利润状况怎么样并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至少它不是证券市场上股票投资者的主要目标，其中一些十分活跃的股票甚至没有红利。
证券市场上的逐利者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企业生产的利润，股票的价格主要取决于在证券市场上究竟有多少人想购买那个企业的股票。
如果企业的管理者企图从证券市场中赚一笔，却不注重服务的话，那么，证券市场的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
这些栖息在证券市场上的公司寿命一般不长——成立快，倒闭也快，然而人们却因此而认为证券市场和企业的命运息息相关。
不过，即使没有一点儿股票交易，美国的企业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企业的股票明天全部被易手，企业本身的资本也不能增加一分钱。
就一个企业的基本利益而言，企业在证券市场的表现就像一场棒球比赛——它只是一个侧面的表演，既和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无关，也不能提供企业基本需要的东西。它只有企业价值的偶然而猛烈的变化。如果排除掉极端投机的因素，那么，股票的自然交易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金融活动。
我们认为，如果企业的影响不是由那些企业管理者来控制，那么企业发展就会遇到困难，因为它常常会因此而成为挣钱的机器，而不是商品生产的机器。然而，一旦企业的主要职能是生产红利而不是商品，那么，它的重心将会发生偏转，就会听从股东而不是客户的调度。这样，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目标也就被否定了。
那些不参加企业经营的股东常常成为导致人们生活成本增加的基本因素之一。但是，有些人并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认为股票起到了一种促进企业运转的作用。然而，这并不正确。
例如，当广受欢迎的股票成为企业生产的负担时，企业的利润就只能属于某些人，而不是属于公众。为了满足某些股东的要求，有一种产品的价格曾经被无缘无故地增加了50美元，还有一种产品的价格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被提高了125美元。
产业并不是金钱——它是思想、劳动和管理的结合物，它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不能用红利来衡量，而是在于产品的质量和使用性能。质量绝不会因为金钱而被提高，但是提高质量显然可以带来更多的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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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的资金全部来自产品的客户时，任何企业都会富裕起来。这笔财富不是从公众那儿掠夺来的，也不是从企业那儿克扣来的。除此之外，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的资金都会对企业产生制约作用。
当然，股票投机买卖也不是没有一点儿作用——例如有些本性本来还不错的人，因为被股市掏光了血本，最后被迫去上班。买卖股票将很多人的注意力从正经的生意上吸引走了，纠正他们的方法就是利益。
财富绝不会因为股票交易而有所增加，它至多只能是使财富发生转移。股票交易并不能创造财富，它仅仅是一场游戏的得分记录。
曾经有人引用我的话，说股票市场对企业发展有益处，但是，这位记者在引用时省略了原因——“因为在股市遭受挫折而使得很多人重操旧业，干正经事。”
以前，人们误以为企业只是企业主自己的事。现在，人们则改变了观点——企业是在企业内部工作和领薪水的员工们的事。但是，这个观点和认为企业是为了生产股票而生存的观点一样，都是错误的。
他们写的内容十分有趣。这些大学生富有激情，聪明而好学；除了从本能上认为工人们敌视公司以外，他们不属于任何党派。除了一两个人以外，其余的人都认为我们公司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良好、工作条件优越等等。但是，没有一位大学生关心公司的产品。
如果在考察医院时也依照这种方法，大学生们的考察报告将会描述医生的办公室如何舒适、护士的食宿多么完备、实习生的时间安排如何恰到好处，而根本不会提及医院对病人的服务情况如何。
这些大学生判断企业的标准在于企业内部员工所得到的利益。这就像以教师的收入来判断学校的优劣、以医生的既得利益来衡量医院的好坏一样。然而判断学校的优劣只能以学生的学习成绩作为标准，医院的好坏也只能以它所治疗的病人作为参照物——这是医院的职能。
以前，企业的重点是为企业主们赚取利润；现在，企业的重点又转向了雇员的福利方面。这些思想都有问题。
当然，工人的福利应当被重视，但是，如果企业的核心不是为公众服务，那么，任何其他的重点都是错误的。在企业完全推行为公众服务的目标之前，工资和利润都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
企业的首要责任，是为公众的利益服务。
最后，企业存在的合理性也应当以对公众有所裨益为基础。如果公众忽略了像工资这么重要的因素，那么企业也不能为公众提供良好的服务——因为这些因素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共同作用的。
企业既不是为了企业主的利润而存在，也不是为了员工们的福利而存在。那些目光短浅的资本家和心胸狭窄的工会分子都对企业持相同的观点——他们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谁是获利者。
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假设当初某件产品并不是为了使用的目的而被那些逐利者开发出来的。
那么，当产品的开发达到了一定阶段后，企业就需要扩大生产，这样，那些有钱人就会看到赚钱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他们建立工厂，购置设备，到处招工。但是，他们真正的生产目的是获取利润，如果必须进行调整，那么，受到损失的将会是商品，而不是利润。他们会采取任何行动——降低工资、偷工减料、减少数量、提高价格——只要能增加利润即可以。
而工程师则有不同的追求。
对他们来说，目前的标准代表了今天的水平，他们希望明天将它进一步发展到新的水平——在这个问题上，工程科学是目光短浅的金融业的敌人。为了获得丰厚的利润，货币商们投资装备了价格昂贵的高炉。这些高炉并不是为了造钱而被设计出来的——它们的用途在于制造“金属”。工程师们可以开发出更好的新一代高炉，但是不是以新换旧，这还得由金融巨头们来决定，他们决定的标准不在于能否降低人们的生活成本，提高生活质量，而是能否创造更大的利润。
以新换旧当然离不开金钱的投入。最初，资金是由公众提供的——解决公众关心的每一个问题，都会带来足够的资金，以保证技术的不断进步。企业的利润与其被说成是对企业过去经营业绩的奖赏，还不如说是一笔保证未来技术进步的资金。金融家们既然看不到问题的这一层面，他们就竭尽全力反对企业将资金投入技术进步当中，认为这是不必要的开支。而工程师则坚持将资金投入到技术革新中。
再看一看工资问题。
工资是购买力的源泉，商业活动的运转有赖于人们具有购买的愿望和购买的能力。另一方面，有一部分人鼓吹工资应当包括产业进步所产生的所有好处，他们观点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也有人主张，提高管理效益所带来的好处也应该计入工人的工资当中，例如生产增加、成本降低、产品附加值提高等等。
我们可以以自己的公司为例子。
我们的进步大部分来自于内部——也就是说来自企业的内部管理，如工艺的简化、劳动力的减少、成本的降低等，所有这些措施大幅度地降低了我们为客户服务的成本。
对于这些因为成本降低而产生的利润，我们有3种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说：“我们要保存好全部利润，因为这笔钱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挣得的。”
或者说：“我们将把成本降低所带来的好处全部装进工人的工资袋中。”
再或者说：“由于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成本降低了，我们也将相应降低产品的价格，让客户得到实惠。”
在第一种观点中，增加的利润属于那些靠动脑筋来增加利润的人。
在第二种观点中，增加的利润应该属于产品的直接生产者——工人。
在第三种观点中，公众有权利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他们所需要的服务。
哪一种选择更加合理呢？
答案不言自明。
公众应当享受这笔利润。雇主不是公众，企业的员工也不等于公众。企业雇主和员工会享受到因为降低产品的价格而使企业规模扩大所产生的利益。正如以前所提到的，产业绝不能为了某一个阶层而存在。当产业的目的是为某一个阶层挣钱，而不是为全体公众提供服务时，那么，情况就变得复杂了——企业将会不断地陷入困境当中——伪科学家们将其描述为“经济周期”。
他们撰写著作来论证他们的观点，认为商业秩序只能运行那么长的时间，每隔一段时间，商业就会陷入危机。这完全是一种金钱至上的观念。
我们不想看到商业滑坡，也不需要任何失业。向西行进的先辈们每天前进12英里，那时候，每小时16英里是从来都不曾听说的行进速度，而现在，汽车一天可以行进六七百英里。问题在于，我们的行进速度这么快，在驶进繁华的城市时稍微慢一点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它也不意味着停滞不前。胆怯者们总喜欢寻找各种被称之为“经济滑坡”的痕迹，好像是一群神经衰弱者在管理企业。
研究我们的经济机器的最佳时机已经消失了，因为在到处呈现繁荣景象之际，绝大多数人都在忙着捞取实惠，他们没有花时间去改进它。当这台机器出现故障停下来时，我们才去正视它、研究它。
等到一台机器破旧到完全不能运转，还不如在机器正常运转时去加以维护。因此，最好的研究方法是在机器正常运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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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并不愿意这样做，即使一些经济观察家们也是因为要预测经济不景气而不得不观察经济运行情况。现在，观察经济不景气已经成为一个行业，那些靠此吃饭的人可以提前躲避危机，不过，仍然没有人愿意在经济健康运行时出钱从他们那里购买灵丹妙药。
如果我们认为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无疑正在丧失良机。
选择现代医学是为了尽力使人类永远保持健康，而人类的思维习惯则使我们希望社会经济永远处于繁荣状态。解决困难的“妙方”就是降低产品的价格，增加工人的工资。除了战争或其他自然灾害以外，几家大公司只要作出努力就可以消除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恐惧。
当太阳高照，并且一切顺利时，我们不愿意去思考经济问题，这肯定会给我们造成重大损失。顺境当中的失误正是未来困境的种子。然而，当一切顺利时，没有人愿意听别人说三道四、挑剔毛病。那样的做法正是“得过且过”。
由于看不到经济运行的自然规律而导致经济衰退时，人们才会去议论。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我们就只有忍受经济恢复和调整所带来的痛苦。
经济运行的顺境和逆境也形成了两种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模式：一种是经济顺境中的保守思想，另一种是经济逆境中的激进思想。这二者之中没有哪一理论能够单独保证经济会持续向前发展。激进派认为保守派没有推进经济发展的手段，这似乎不无道理；而保守派则反驳，认为激进派也不能处理好他们批评的任何事情。
但是有一点任何一派都不能否认：责任总是由那些实际上在负责的人来担，这些人也被划入“保守分子”——他们的职责使得他们不能像激进分子那样不负责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要“保守派”和“激进派”不能达或一致，保守分子将会通过客观政策继续来掌管经济机器的运行。
那么，既然如此，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很简单——保守派最后会以人民委托者的身份出场。为了银行和商家的利益，他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进商业系统。他们已经显示了为美国带来比其国家更多的食品和房屋的能力。
很显然，既然他们以委托人自居，那么，他们就要为进一步提高全国人民的福利而做出贡献——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工程师的角色。它的结果或许会造成个人财富的减少，但绝不会减少有效资本。
最有害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政府可以维修经济机器。
政府干预的结果就是征税，以用来安抚那些叫得最响的人。所谓的“进步计划”就是“我们可以强迫国家为我们服务”。政府的一系列福利援助计划实际上是一种“乞丐思维”的体现，它告诉人们：政府可以为某些人提供特权，只要你提出要求，它可以施舍给你任何东西。
这样一来好像弱者更有力量，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国家的计划并不意味着“国家”本身去向他人施舍，而是号召全国人民去执行它的施舍计划。
强者援助弱者并没有错，但是，这样并不能证明弱者就是至高无上的。为弱者提供服务如果不能达到帮助弱者独立自强的效果，那么，这种服务就是错误的。
形成伸手讨要的思维习惯是极其恶劣的。这也正是我们的慈善行为的弊端之所在，它既削弱了那些捐助的人，也削弱了那些接受援助的人。慈善是对一切努力上进的毁灭。
培养某些人依赖政府的习惯，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同时，它也将使政府的财富不能投入到其他必要的方面。例如，当沙皇俄国被推翻时，它留下什么了？什么也没有！所谓的太平盛世并没有出现，相反，倒是出现了混乱的局面，旧秩序中某些好的方面也不再存在了，新制度的创建者们这才发现他们手中并没有可供支配的资源——甚至连面包都不充足。
我们的各级立法机关成天被包围在各种施舍方案中，这些方案本想形成一种机制——使全国各地没有一个地方不得到实惠，其结果却是使各阶层之间、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对立没有休止。立法者起初在很大程度上认为，他们的职责就是像护士一样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立自强清除障碍，铺平道路。立法机构错误地坚持认为，这些活动会使他们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认为这样做才真正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愿望。
立法组织也试图用法规制度来修正不完美的经济机器，可是政府的经济理论十分荒谬，它颁布的绝大多数法律都是为了限制人类的自私行为——这能促进经济进步，但实际上任何法律也做不到这一点，相反，却严重地束缚了经济的发展。
再来看看税收吧。
在全世界中规模最大的政府行为就好像是征税。似乎没有几个人了解高税收和贫困之间的关系——高税收导致生产的低效益，进而造成社会贫困。人们也没有充分研究政府的真正职能应该是什么。
但是，有一点至关重要，政府的税收不能危害到下一代的生活。
有关税收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阶级意识。根据人们的收入情况进行征税是对的，但是将税收的职能看成是阶级宣传的工具是错误的。实际上，税收中并没有阶级的区别——全体人民都在纳税。拥有巨资的人通过诚实劳动赚钱，并且如实地大量纳税，实际上是公众在支付这笔钱。逃税者所留下来的税收负担最终还得由公众来负担。
因此，正确的方法就是透过金钱的表面现象认清它的本质，这样我们就可以克服税收上的许多错误。
假如某个企业处于扩张态势之中，税收员来向它征收个人所得税：“请缴纳新机器设备税。”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所获得的税收价值难道会和一个企业扩张时所增加的就业机会和利用资源所带来的效益一样大吗？
事实上，这样做是在征税呢？还是在真正没收社会商品呢？
让我们设想一下，当征收遗产税不以金钱形式而以实际财产形式进行，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税收人员会说：
“我们将运走一座高炉、两台升降机、10台机器和25%的煤炭作为遗产税。”
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认为那些对社会造成危害的罪犯所拥有的财产也是有罪的，如果认为剥夺活人的财产是错误的，而剥夺死人的财产则是对的，或者坚持认为政府可以容忍罪恶的雇主在活着的时候扩张企业，而在他死后则必须剥夺他的企业，那么，上述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无论如何，抽走企业的部分财产作为遗产税，比以金钱形式缴纳遗产税要好得多。遗产总是以货币数量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事实上并不存在货币。绝大多数人继承的只是一个职位、一个需要管理的企业、一份要承担的责任。
继承亲人的工作去管理或控制一个企业，这实际上是在接受一项任务，而这项任务完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许多人的就业和许多家庭的生计。
这种谬误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它影响和束缚了企业的发展——那就是把企业当作金钱、大企业就是一大笔钱的错误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