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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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Framing of Socrates：The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of Xenophon's Memorabilia，1998。
[2]例参阿里斯托芬的《蛙》503行ff.关于赫拉克勒斯的饕餮和放纵，通常参考盖林斯基（G.Karl Galinsky）【1972】的研究，据盖林斯基之见，“最早以赫拉克勒斯为题材写喜剧的作家是爱毗哈穆斯（Sicilian Epicharmus），此人活跃于公元前六世纪初左右”【p.85】。“沉醉于美酒佳肴而厌恶劳作是剧中赫拉克勒斯的一贯做派”【p.82】。请对照Ⅱ.1.20处引自爱毗哈穆斯的关键引言。
[3]色诺芬写道，苏格拉底将“以最简单明了的方式向尤苏戴莫斯讲述他认为尤苏戴莫斯应该知道的东西、追求什么最好，同时又尽量避免煽动（或迷惑diatarattein）他的同伴”（Ⅳ.2.40，强调处乃笔者所加）。苏格拉底没有让尤苏戴莫斯以任何基本的方式扪心自问。
[4]本书第一节中，色诺芬罗列了一串“什么是……”之类的苏格拉底终日纠缠其中的问题，“什么是正义”就位居其间（Ⅰ1.6）。最后一节中，苏格拉底声称，他“花了一辈子时间”（diabioun）“探究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义，并身体力行地实践正义，对不义之行避之不迭”（Ⅳ8.4并思考Ⅳ4.5-6）。
[5]当然，根据色诺芬的说法，苏格拉底从未自诩为正义或美德的教师（见《回忆苏格拉底》Ⅰ2.3，sec8）。但并不能说明苏格拉底实际上没有教授过正义。相反，色诺芬明确宣称，苏格拉底对于“一切但凡君子宜晓之事，只要自己知道，就总是诲人不倦”。同时，色诺芬明示，在诸种所寻求的教养条目中，苏格拉底对“正义”情有独钟（Ⅳ7.1；Ⅰ1.16；令参Ⅳ2.22-23）。于是乎，情况可能如下：苏格拉底确系一位传授正义的老师，但他又从未曾承诺过要教授正义（或美德）。
[6]另参莫理森1995，P.334 ff.）。另外，苏格拉底与智术师所论争的主要内容中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意思：斯巴达人对法律的严格恪守是可资效仿的模范；斯巴达的吕库戈（Lycugus）悉心创制的诸般法律与波斯的法律异曲同工（Ⅳ4.15；斯巴达与波斯均为贵族政体，国王享有有限的权力；他们的公共教育皆重视培育子民的克制、忍耐和温顺等品质，却杜绝人们学习书本和音乐；他们都看重狩猎和军事操练；两国都对经济活动实行管制（参见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ⅩⅤ.7，Ⅱ.1ff.，Ⅳ.7并《居鲁士劝学录》Ⅰ.3.18，Ⅰ.2.2ff.，Ⅰ.2.3）。
[7]休谟【David Hume】1975 pp.304-5，他写道：“少不更事的居鲁士只顾及眼下的个别事件，仅考虑有限度的适宜和便利，便将宽松的大衣断给了大块头男孩，瘦小的大衣判给了小个头男孩。管治者传授了更好的办法，同时指出了更广泛的意见和相应的后果，并且将普遍和刻板的条框——对维持日常的稳定和秩序不可或缺——教授给学生。”请特别参考柏拉图的《政治家》293e7ff，关于法律之治的重要性和缺陷的讨论。
[8]例如，有一次苏格拉底向“立法者”克里提阿斯（Critias）和查里克勒斯（Charicles）说道，他准备谨遵禁止他与年轻人谈话的“法令，”但是，如果这条“法令”“同律法相抵触”，他就只好恕难从命：很显然，至少某些“法律”在苏格拉底眼中并非真正的“律法”（《回忆苏格拉底》Ⅰ2.33-34，另参.Ⅳ4.3）。另外，当苏格拉底宣称“正义即律法”时，他面对的是智术师希匹亚斯，这是一位很差劲的谈话伙伴（另参Ⅳ4.12-25）。此人在谈话方面比起苏格拉底昔日的学生尤苏戴莫斯来逊色多了。苏格拉底对希匹亚斯发表的言论，包括“正义即律法”，根本不是在“昭显真理。”简言之，色诺芬有一次为他的主角精心挑选了这个听众，此人的弊端有利于从更为传统的角度去认识哲人。
[9]当苏格拉底试图说服他的学生尤苏戴莫斯同意，比如，偷去一个因失意而打算自残的朋友的剑是正义之举时，他在很清楚地描述一种情境，在此情境中，两个人被“一种普遍的好”联系起来（或者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见《回忆苏格拉底》Ⅳ.2.17）。此段中的另外两个事例也是如此。
[10]色诺芬只说这场对话“据说”发生过（legetai：《回忆苏格拉底》Ⅰ.2.40）。[译按]译文采自《回忆苏格拉底》中译本，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
[11]从这里开始，我们方才醒悟，苏格拉底与克里提阿斯和查里克勒斯的对谈（Ⅰ.2.31-38）原来是为阿尔喀比亚德同伯里克利斯的对话（41-46）做铺垫。克里提阿斯和查里克勒斯是三十僭主成员，他俩曾传唤苏格拉底，因苏格拉底涉嫌公开批评三十僭主的统治。他们继而严禁苏格拉底“与年轻人谈话”，并且明文勒令苏格拉底停止“传授演讲术”（33，31小节）。这个情节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三十人团伙的统治充斥着暴力和肆虐，禁止苏格拉底同年轻人谈话更是赤裸裸的压制（见35，37小节）。尽管色诺芬和苏格拉底口口声声地称克里提阿斯和查里克勒斯的禁令为“法律”，色诺芬的笔下，两位僭主还是“立法者”（31，33-34小节）。起初，人们会觉得这些征象不过是讥讽之语。推敲阿尔喀比亚德同伯里克利斯的对话之后，我们方才对征象的严肃性有所知会。可以这么说，阿尔喀比亚德整全地再现了“立法者”克里提阿斯和查里克勒斯所暗示的教训。
[12]格雷论证道：“伯里克利斯同柏拉图《美诺》98ff中的政治家一样，他们拥有正确的信念，但缺乏知识，因为他们的信念还未理论化。他深信民主制合情合理，却无力招架阿尔喀比亚德发动的理论挑战。而阿尔喀比亚德没有正确的观念，凭恃着自己学来的反语式问答辩驳法，他先引诱伯里克利斯说出一个漏洞百出的概念，然后再予以驳斥。一份智慧和另一份智慧在对传统礼俗的解构（deconstruction）中迎面相逢，而传统礼俗正是色诺芬掌控解构的一种尺度。这个道德败坏的小子只是在技术上战胜了政治智慧的代表人物，正像克里提阿斯和查里克勒斯只是在政治上非常有限地击败了智慧的真正代言人苏格拉底（见Ⅰ2.31-38）（p.116）。”民主制合情合理，在下也赞同，但格雷教授至少应该向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阿尔喀比亚德的胜利仅仅是“技术性”的。
[13]看来，这种教导正义的方式反而解放了儿童们追逐私利的欲望，以至于他们窝里斗起来，甚至打起波斯同胞的歪主意。
[14]34小节中，凯必赛斯两次使用dokein一词。色诺芬也透露，该教育并不完全成功。当写到审慎（sophrosune）、服从统治者（peithesthai toisarchousi）、克制这些学习科目时，色诺芬每写一项，就说因为父母们拥有这种品质，所以他们的榜样促进了孩子们的学习（Ⅰ.2.8）。但他从来没说过大人们的正义加速了孩子们的学习。这不就等于承认：小孩们有样学样，一味地检举他人的不义之行（《居鲁士劝学录》Ⅰ.2.8，另参6小节）？
[15]《回忆苏格拉底》Ⅳ.2.15中，苏格拉底所指的是不义的敌人。稍后，他就丢弃了这个重要的限定条件，却没做任何解释。不用说，尤苏戴莫斯肯定也没问个究竟（16小节）。而《居鲁士劝学录》中，凯必赛斯只说，“为了利益”必须行骗（Ⅰ.6.31）。
[16]尤苏戴莫斯想望着统领民主雅典（Ⅳ.2.36；Ⅳ.2.1-7并其他各处）。他对知识的渴求已然到了出格的地步：仅仅“搜罗”了众多著名诗人和智术师的大量作品（Ⅳ.2.1）。说得直接些，在见到苏格拉底之前，尤苏戴莫斯自诩精通了于政治功业有益的知识。参照优良天性的三种指标，他缺乏的是自发的求知欲。这个事实不过证明他无缘跻身优良天性之列。
[17]居鲁士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当他听父亲说，作为一个军事领袖就必须欺骗敌人或从敌人手中偷盗东西时，他真是万分震惊！对波斯人的生活习俗非常了解的人就会感受到这种扎眼的纯真。至于这种纯真的局限，居鲁士早已向他的同辈人（the Peers）讲过（见《居鲁士劝学录》Ⅰ.5）。
[18]这并非是说，苏格拉底的教育可以成为波斯正义教育的稳妥替代品。相反，波斯的教育乃实行苏格拉底的教诲的必备前提。尤苏戴莫斯第一次同苏格拉底交谈时，持有的就是一种“波斯式”的意见，即，说谎或欺骗是绝对的不义（Ⅳ.2.14）。此类意见正是苏格拉底之正义探索所需的材料，澄清工作就始于这些意见。苏格拉底的探究表明：如果一个人没有（或不仅仅）遵从正义的指导，而是在无理性或超理性的因素——我们称之为“善良意图”或“善良意志”的指引下行事（参《回忆苏格拉底》Ⅳ.2.19-20），一般来说，他也是正义的。有意了解苏格拉底对善良意志的态度，请参考《回忆苏格拉底》Ⅰ.2.52。
[19]若更深入地理解好公民的涵义，请参看Ⅴ.6.14。
[20]当苏格拉底问尤苏戴莫斯因何收集名诗人和智术师的作品时，这个年轻人答道“帝王之才”（苏格拉底的叫法），或者做“一个好公民”（Ⅳ.2.23强调处乃笔者所加）。在苏格拉底的启发下，尤苏戴莫斯发觉了自己的正义的忽视，他说他自认为“一直孜孜不倦地求学，就是为了达到一个渴求高贵和善良的人所能达致的最高造诣”（Ⅳ.2.23强调处乃笔者所加）。在他眼中，好公民和“善良和高贵之人”没有什么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