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
马克思坚持不懈地对神学和宗教进行无休止的抨击谩骂，偶尔伴以（对神学和宗教的）勉强赞扬及其敏锐洞察。我们在此无法深入他讨论中的那些要点，但在与施蒂纳（Max Stirner）的辩论中，马克思却触及到了其论争的核心，即，基督教把注意力集中于对统治的错误释义上，集中于人类必有一死的存在（man's mortal existence）上：
为什么基督教要把我们从肉体的统治（Herrschaft des Fleisches）下解放出来，其唯一理由……是因为它认为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欲望是某种与我们无关的东西；它（基督教）要把我们从自然的束缚解放出来，只是因为它把我们的自然本性看作不属于我们的东西。[34]
“基督教的辩证法”把人类的自然存在看成是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当马克思宣称反对这一看法时，他认为这一观念出自于“一个颠倒的世界”（eine verkehrte Welt），因此是“一个颠倒的世界意识”（ein verkehrtes Weltbewusstsein）。[35]
同样典型的是，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矛盾也称为颠倒的现象。他说，“在竞争中，一切都显得混乱不堪”。[36]如今，人们发现这些现象更多地出现在人类历史或社会中，而不出现在与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扯在一起的“纯粹意识”之中，或者如路德所断言的上帝的力量之中。
马克思注意到，根本问题在于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经济秩序，而不是人类命定的终有一死。马克思对“奴役”的释义再次彻底摆脱了前人之见；然而，他们论争的修辞结构，还是在马克思自己的历史观上留下了印记。要说清楚人类的压迫与解放，倒转与再倒转（reinversion）就是其要害。
下面，我们来把注意力放在马克思对支配与奴役这一主题的处理上。通过改变私有财产的形式，而将Herrschaft定义为统治，Knechtschaft则是异化劳动（entäusserte[n]Arbeit）的不同形式、奴役。[37]在马克思的第二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E.P.M.，下引简称《手稿》——译按）结尾处，有一些简略的注释，其中，马克思把联结资本与劳动的过程概述为统治和奴役。起初，它们共同发展，即便（彼此）分离和疏远，也“互为肯定因素并互相推进”；然后，它们发展成对立面（Gegensatz）。[38]变化的动力，不是共生双方相互的宽仁（benign）或互补（complementary），而是它们的相互敌对，“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der Gegensatz der Arbeit und des Kapitals）（同上，页590）。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这种对立是一种“指向最终解决的动态关系”。[39]支配与奴役之间的这种内部对抗，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中以更为详尽的方式得到再度阐述，并在《资本论》（Capital）中再次被提及。[40]
从严格的修辞意义上讲，“对立”（antithesis）在马克思那里扮演着相同的角色，一如在保罗那里被用来指称人的两种相反天性，以及在路德那里被用来详尽讨论保罗神学。这再次证明，正是从对立开始，变形修辞向着其天启的顶点不断推进。
与资本主义的“颠倒世界”一起出现的，是以上概括论述的人与社会的系统性再倒转。其修辞要素简列如下。无产阶级（马克思所谓的被压迫者），摆脱它自身“人性的完全丧失，就只有通过人性的彻底救赎才能赎回自身”；德语文本比较了völlige[r]Verlust（完全丧失），和völlige Wiedergewinnung（彻底救赎）。[41]一个失掉人性的、被奴役的无产阶级变成了一个被救赎的和自由的无产阶级。这就是那场从被压迫者向被赞美者提升的“奴隶”运动——倒转了原初的实质含义。
但接着第二次倒转出现了——形式的倒转——被赞美的奴役如今变成了支配。在德国，马克思预见了一场局部性的或政治上的革命，在那里，工人阶级将解放自身，并实现普遍的统治（allgemeinen Herrschaft）。[42]他补充说：“只有在社会普遍权力的名义下，一个特殊的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的统治”。[43]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多次提到无产阶级的这一“支配（身份）”，比如，他们的“至高权力”（Herrschaft）。他明确指出：“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使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对立面……”[44]在修辞上这令人想起摩西对犹太人的许诺：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戒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事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申28：13）
同样，保罗说基督徒将成为“全业的主人”（加4：1），路德也说，他要求得“高贵的权力”，并支配生命、死亡和罪恶。
这样，我们了解了马克思的Knecht和路德的Knecht在修辞上的相似性，这种Knecht就是从压迫性的奴役转变为高贵的奴役，然后是对统治者或“主人”地位的倒转。
这种修辞方法也在涉及这对词的第二个词语时重复使用，这就是原始的（残暴的）私有财产支配权。回想一下保罗，在他看来，颠倒了死亡的统治，而给基督徒带来了永恒的生命。路德则认为，在最后的日子里，基督将摧毁世俗的王国，并统治归属于上帝的精神王国（alles……auff heben）。
马克思认为，朝向社会主义的运动将在两个规定的阶段出现。首先是原始共产主义，“首次明确废除（positive Aufhebung）私有财产”（E.P.M.，页593）。肯定的表述是，这构成了共产主义观念的根据：“废除私有财产——初次作为全体共有的私产，肯定地说就是共产主义”。[45]
这种自我否定仅仅是局部的，因为只是私有财产成了“全体共有”。还有更为基本的需求有待满足——“社会需求”（E.P.M.，页155），即完全彻底地否定私有财产。马克思的目标是结束人类的异化历史，“摧毁人与他自己的产品之间的异化关系”（G.Id.，页47）。
正是在对“社会”全部历史问题的解决中，社会主义指向了最后一个阶段。在这一共同体中，人将拥有“完整的人类生命形式”（E.P.M.，页138-144）。这一出自《手稿》的明确陈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再次出现。马克思援引道，“他（即人类）创造性潜能的绝对产出……所有这种人类力量的发展”，这是“它自身的终点……”（在此）“生产他的（人类的）整体”（《大纲》，页488）。
正是此种意义上的“理想整体”——“die ideale Totalität”[46]——刻画了马克思对于彻底地整合人与社会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积极的动因是“作为统治阶级而被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als herrschende Klasse），即它作为国家政权。[47]这样看来，无产阶级通常“将自身与社会联系、融合并等同起来，他们被看做或被承认是社会的一般代表……”，[48]无产阶级与整个社会拥有完全一致的目标。
当无产阶级（作为国家政权）与整个社会彻底融合并完全一致时，它的“统治”也变得短命了。最后，我的分析纲要将概述马克思明确要求废除权利的著述。马克思声称，政治权力不过是阶级对抗的结果，随着阶级的消亡，社会的最终进化将“不再有更多如此这般的政治权力”。[49]在《共产党宣言》那一著名段落中，马克思重申了这一观念：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50]（中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一，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94。）
最后一句话在德语文本中是：“hebt……damit seine eigene Herrschaft als Klasse auf”（Frühe Schriften，卷二，页843）。对比一下，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林前15：24）时，保罗对上帝之国所做的规定。路德的译文是：“Wenn er auffheben wird alle Herrschaft，und alle Oberkeit und Gewalt”。
这种对比揭示了天启想象共同的顶点。在修辞结构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全面的和无所不包的想象共同体，就如同旧约的“神圣民族（holy nation）”一样，如同新约的“整体基督（totus Christus）”一样，又如同路德的上帝之国、或黑格尔的理想新教国家一样。
在对马克思的修辞结构所做的这一纲要性概述中，那构成了其作品真正基础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巨大而复杂的网络，我们却几乎难以触及。不过，这也并非本文当下的主题。在仅有的少数几个例子中，这一经济发展纲要的修辞法受到相同倒转模式的推动，而我们业已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这种模式上了。
马克思对这种过程的一些想法，可见于《手稿》中对金钱的讨论。金钱是支配人类的原动力，也是产生压迫和异化社会的原动力。金钱取得了特别的权力，因为它把握了被俘获的“人类那不和、疏远和自我处置的类本性。金钱是人类异在的能力”（E.P.M.，页168）。马克思称金钱是“这种倾覆力量”，diese verkehrende Macht，他还详细阐述了倒转这一主题。金钱“对个人而言，是一种普遍的倾覆力量（allgemeine Verkehrung），它使人们成了自己的对立面（in ihr Gegenteil umkehrt），并把矛盾特征添加到其性质当中”。[51]
但倒转修辞法并不仅限于金钱。在《大纲》中，这一主题更被推进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领域中。马克思发现“倒转（Verkehrung）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而不仅仅是其分配方式的基础”。他说：“这种扭曲和倒转（Verdrehung und Verkehrung）是一种真实的[现象]，而不只是一个假定，仅仅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想象当中”。[52]
当这一概念以完全成熟的形式出现在《资本论》中时，马克思论辩说，“显然，占有法或私有财产法……通过它自身内在的和无情的辩证法，变成了它们真正的对立面”（《资本论》，卷一，页639）。而且，“由于无情的自然法则，资本主义生产将招致自我否定。这就是否定之否定”（同上，页837）。
总结以上两种看法，我们发现，从路德与天主教会——想想那里“所有一切都被彻底搞乱了”——的斗争中，出现了十字架神学，它集中关注人的受难及其向虚无的堕落；而上帝的权能，作为negativa essentia，即倒转的力量，必将带来人类的救赎：
基督教徒们必须承担主自己所承担过的一切（约15：20）。他们必须首当其冲地忍受来自魔鬼和世俗的双重攻击，必须忍受碾压与践踏，以至于他们会感到……[如以赛亚所说]：“我会看到你践踏那些不止一次践踏你的人，如今你必须忍受这一次；而你将永世把他们踩在脚下”。[53]
在马克思看来，解放出自于：
伴随一系列激进事件的阶级的形成……一个使所有阶级消亡的阶级，一个因灾难的普遍性而具有普遍特征的社会……因为……在其上犯下了绝对的错误……（O’Malley，页141）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一个“着了魔的、走邪路的[读作“颠倒”]和一团糟的世界”（die verzauberte，verkehrte und auf den Kopf gestellte Welt），[54]而共产主义则“翻转了先前所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根基”（G.Id.，页86）
这些修辞句法在路德和马克思那里的出现，可谓不谋而合并互为印证（back to back or in mirror image）。跟随基督“异类”的道路，对路德来说就是人类最崇高的使命；而对马克思来说，资本对工人价值的贬低，是工人那最难以忍受之状况的罪魁祸首，也是他们的“虚无”或“非存在”的罪魁祸首。[55]然而在两个事例中，这种“否定性”在修辞上均可看作“救赎”的“序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由于：
穷乏、压迫、奴役、退步、剥削的总量的不断增加；但是，人数不断增长，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自身所训练、所联合、所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愤激反抗，也跟着在增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被剥夺了（前揭，页836-37）。（中译参见《资本论》，卷一，人民出版社，1963，页841-42。略有改动。）
路德以基督的名义说：
当你认为你已经被吞噬或毁灭的时候，我将强使我的道路经过你，并且引领它到你站立并实行统治的地方。[56]
路德还补充说，信仰就是“相信生命从死亡中显现，堕落在救赎里终结”（L.W.，卷十三，页22-23）。当上帝“要使你升入天堂，他以带你入地狱的方式来做这事”。[57]路德说：“简言之，上帝不可能是上帝，除非他先成为魔鬼。我们升不进天堂，除非我们先入地狱”。[58]
这样，三个多世纪以后，路德的十字架神学在马克思那里引起了共鸣。两个“王国”的降临在卓越的否定修辞法中被预示出来，无论是在神学，还是在政治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