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康乃尔大学出版社和Agora丛书的主编庞格尔先生（Thomas L.Pangle）对色诺芬研究贡献巨大，以上专著的出版可谓收获的硕果。每本书里包含了色诺芬作品的译文，一篇或几篇不等，各个译文都附有详尽的注解和引人入胜的导论。这一系列著作的宗旨是：提供色诺芬著作最贴切的译文，为政治理论研究者和哲学研习者们铺设一条尽可能便捷的、理解色诺芬的路。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影子在这些著作里随处可见。跟施特劳斯一样，这些成就斐然的研究者们奉色诺芬为一位严谨的思想家，一位地地道道的苏格拉底式人物，对于他导师的初衷和精髓，他的心底非常清楚。布鲁尔（Christopher Bruell）在晚近的色诺芬研究中成就不凡，艾姆布莱尔（Wayne Ambler）、伯纳特（Amy L.Bonnette）和巴特莱特（Robert C.Bartlett）均十分佩服他的才识，声言从他那里受益匪浅。

艾姆布莱尔出色地翻译了色诺芬篇幅最长的著作《居鲁士劝学录》，这篇作品以传神和迷人的笔触勾勒了波斯帝国缔造者传奇的一生及赫赫功业。艾姆布莱尔精细的译文传达了他对此书的信念：《居鲁士劝学录》是一部“哲理小说”，探讨了政治和道德的基本问题。小说布局精心谨慎，内容也不乏杜撰。在导言中，艾姆布莱尔提到了这个细节，即在《居鲁士劝学录》的开篇，色诺芬写道，政治动乱是“人世注定的浩劫”，因为没人心甘情愿地屈膝于他人统治之下。片刻反思之后，色诺芬自我纠正，认可了居鲁士的功绩。他手握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大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这证明“君临天下并非镜花水月，对于一个以知识为武装的人来说，甚至唾手可得”（《居鲁士劝学录》1.1.3）。艾姆布莱尔争辩说：这可不是色诺芬对政治事务的最终立场，只不过是权宜之见，《居鲁士劝学录》正是要全盘考察诸如此类的意见。确实，居鲁士凭恃其学识，或者说他的御人术，最终带来了“吞并众国，打破国界，一统天下的普遍和平”。这篇著作希望居鲁士不但解决政治稳定性问题，而且实现世界和平。色诺芬开场的思考，仅是个引子，旨在引导《居鲁士劝学录》的读者重新考量居鲁士的功绩，以便检讨一下自己（对作品）怀有的期望合理与否。正如艾姆布莱尔所言，《居鲁士劝学录》可能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居鲁士所学，还有他或明或隐地教导他人的内容”（8，n.5）。

艾姆布莱尔勾画了一幅富有启发性的居鲁士政治军事成就图，尤其重笔突出了那些当之无愧的个人品质。居鲁士不但是一位雄韬伟略的军事战略家和锐意进取的帅才领袖，而且拥有天赐的王者气度，“敏于洞察部下的心机和利益”，他身上时时自然地流露着诸如“仁慈、善良、大度、正义”的美好品德。居鲁士改革了狭隘的波斯寡头政制（Persian oligarchy），他自己正是在此体制中长大。革新后的制度规定每个人要依凭个人的成就和品行获取相应的犒赏。这样一来，就打破了以往强加在波斯平民身上的枷锁。尽管有些平民天分高，可能会大有作为，以前因为政治上的排斥和穷困，一生就只能为衣食奔波劳碌。实际上，居鲁士最终还是放宽了奖赏的规定以结好同盟米底亚（2.2.17-28，2.3；同时见于8.6.7-13）。他的手下败将们都热心地拥戴他，赞他为慷慨的布施者和善良的好心人，其中一位经他亲手废黜的国王——克罗苏斯（Lydian Croesus）热切地奉居鲁士为名副其实的王（3.3.1—5，7.2.9—29）。居鲁士蒸蒸日上的重权看起来人皆受益，换种说法，他并非十恶不赦和毫无可取之处，因为居鲁士对于过去的不公正也嫉恶如仇。居鲁士一世的显赫功业似乎证明，政治统治与温文尔雅的高贵气度有可能联姻。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那句响当当的名言，说什么一个成功的统治者必须学得“富有谋略而不是善良，而且能够与时俱进地运用这个原则”（《君主论》15章），也就不攻自破了。据上所言，居鲁士开创了地球上普遍和平的新纪元。他大权在握，热衷于以德行赏，真像一位神意在人间的执行者，“一位人世间的神”，赏罚有度，深得人心。

居鲁士惠泽万民，他本人刚健正直。艾姆布莱尔提醒我们，这个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许真实，但须有所保留。第一节，色诺芬开门见山地指出，居鲁士统治的核心支柱是恐怖政策。密探间谍机构组织严密，作为国王的耳目爪牙，贯彻恐怖政策（1.1.5；8.2.10—12）。显然，居鲁士摧毁了波斯人的自由，此论人所共见。自居鲁士高登宝座，他的同胞们要向他三叩九拜，俨然一副主子派头（8.3.14）。说到居鲁士的重德敬贤，压根儿就不是那么回事。事实是这样的，“谁为国王跑腿儿、舔痔，谁就能捞到好处”。就是那些人们津津乐道的居鲁士一生中展示的优秀个人品质，细致分析之后就会发现疑窦重重。艾姆布莱尔点出诸多体现居鲁士如何仁慈大度的事例，但这些恰恰昭示着居鲁士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在耍政治手腕，为了满足一己之亟需。他笼络当地的君主，换取他们的热诚拥护，例如苟卜瑞阿斯（Gobryas）和伽达塔斯（Gadatas）。说白了，居鲁士的原则是：顺我者昌，谁能助我征服世界，我才对他仁慈。同样，居鲁士的自我克制和严于律己也纯粹是他实现世界帝国雄心的手段而已。“他初建权力根基并一心强化扩张时，率先垂范，堪称艰苦朴素的模范。他不谋一己之私利，也没有给予他的波斯同胞任何好处”。一旦征服大业成功，当他“占有一切”之日，居鲁士作风陡转，心照不宣地印证了人性自私的真理。“他急不可耐地捞钱，并毫无餍足”（16；8.2.20—22）。

无论就准确性而言，还是全面衡量，艾姆布莱尔精细贴切的译文都会使得最近的两位前辈米勒（Walter Miller）（1914）和达克恩斯（H.G.Dakyns）（1914；重版1992）难以望其项背。艾姆布莱尔译了许多重要的希腊语汇，如，好（agathos）、美德（arete）、正义（dikaisoune）、高贵、美丽、美好（kalos）、自然（phusis）、灵魂（psuche）等。他尽可能运用恰当的现代英语传达文本原意，如此，那些缺乏古希腊知识背景的读者方能尽可能少曲解，从而领会色诺芬作品中的问题。哪些地方死贴原文行不通，在译者的一份英希对照词汇表和尾注里一览无余。艾姆布莱尔对原文的忠实帮助我们揭开了居鲁士邪恶、鲜为人知的一面。马基雅维利对此洞若观火，但由于对这位大人物的高贵过于崇拜和热爱，认为碧玉之微瑕仍不掩其光（参《论李维》卷二十三章），两位译者鬼使神差地将这些瑕疵掩盖起来。举个例子，在作品靠前部分，居鲁士所言分明就是扯谎。那时他带兵前往米底亚救援，骗他舅舅，自己明明手握三万雄兵，却硬说成两万（另参2.1.2并1.5.5）。正如学者乃登（Christopher Nadon）在其晚近的论文中一针见血地点明的那样，依当时的情境，居鲁士的隐瞒不足为奇。他以此夸大米底亚面临的威胁，让他舅父心生惶恐，并说服舅父为他的波斯军队装备更精良的武器。这支部队日后就成为居鲁士帝国的中坚军事力量（Nadon 2001，61—62）。在缺乏原稿证实的情况下，米勒和达克恩斯就擅自将“两万”改为“三万”使之与色诺芬在1.5.5中的三万相吻合。与之相反，艾姆布莱尔原原本本地重现“两万”，读者藉此可以认识到居鲁士诚实的品格并非确凿而毋庸置疑。

艾姆布莱尔译文的过人之处不胜枚举。色诺芬表明，居鲁士对“美德”同“美德的外观”之间的关系了如指掌。为了政治目的，他尽力装扮出一副德行昭著的模样。在一次对波斯士兵的演讲中，居鲁士强调对米底亚和胡尔卡尼亚（Hyrcanian）同盟军要“看起来公正”的重要性，那时正值他们分发第一批战利品前夕。只有这样，他说道，他们才会得到盟军的信任和热切的支持。我们得到的回报是权力和更多的财富（4.2.42—45）。艾姆布莱尔将dikaios phainomenos按希腊文本意译成“看起来公正”。米勒却这样翻译居鲁士告诫兵士的这段话：“为了展示我们致力于公平、公正”，达克恩斯的译法也半斤八两，去原意已远，道是“我们应证明自己对盟友公正”。米勒和达克恩斯展示给读者的只是被简单化和说教化的演讲。这是作者为后面的讲述打下的伏笔。居鲁士将改头换面，以一位至高无上的东方君主的形象出场，他不曾留心过什么正义，把朋友的财产和国民统统视为己有（8.1.16—20）。

除准确外，艾姆布莱尔的译文在全文连贯性上更胜米勒和达克恩斯一筹。这有益于读者鉴察色诺芬自己对居鲁士所创帝国的真实想法。接下来的一段中，色诺芬描写了居鲁士训练御林军的场面以及他鉴别、评价这支队伍的标准：

[居鲁士]如此这般区分敬意（aidos）和审慎（sophrosune）：要表现得受人敬重（hoi aidoumenoi），只需在公共场合对引起羞恶之物显得避之不迭就行。而审慎就是慎独，独处时也需自我克制（32）。居鲁士只有在应该表明他并未因沉迷纵乐而荒疏了美好事物的场合，才躬行他所认为的清心寡欲。也只有在这些时刻，他才乐于以身作则，尽享那些因令人愉悦才显得高贵的乐事。这样，居鲁士就为守卫他的宫殿的部队制定了井然秩序。这支队伍服从上级命令，彼此间相互尊重（aidos），相处融洽（eukosmia）。粗言恶语、打闹嘻笑在他们这里绝迹。乍一看，你还当真以为人人都是谦谦君子呢（8.1.31—33，Ambler译）。

始终如一地将希腊词aidos和sophrosune分别译做“体面”和“慎独”，艾姆布莱尔使读者体认到色诺芬在两者之间所做的区分（31节）。色诺芬把前者归之于居鲁士的军队，而后一种品质却被暗中去除了（33节）。艾姆布莱尔嗅出了色诺芬的初衷。前面提到的所谓“军纪整肃”只不过金玉其外，在人背后的卑劣行径才是败絮其中。为突出此意，色诺芬强调，粗言恶语或打闹嘻笑没有被“发现”，“看起来”“你可能会认为”他们个个谦谦君子（33节）。米勒和达克恩斯则是用两个不同的词译aidos（达克恩斯用“谦虚”“崇敬”，“周到”和“体面”是米勒的译法）。这么译的后果是：那些不懂希腊文的读者无从明了色诺芬在三十一和三十三节中用的都是aidos这个事实，而在这种重复上，作者别有用心。色诺芬在三十三节否认了鲁鲁士的军队拥有审慎这一至关重要的品质。一些关键的细节透露出的作者本意经过不同语言间的捣腾就这样不见天日了。色诺芬的微言大义——即居鲁士帝国已为内部的堕落腐化困扰，这一史实也杳无踪迹。作者苦心经营的曲笔妙意，一经达克恩斯之手，便烟消云散。他是这么翻译三十三节的：“一看即知道他们是为了荣誉和热爱而生活的”。

根据这些（及类似的）误解，就不难看出米勒缘何质疑《居鲁士劝学录》的最后一章了。在他眼里，这一章转折之突兀，实在令人费解！色诺芬竟撕毁了他业已描就的波斯大帝国壮丽雄伟的画卷，笔锋陡转，帝国在纷争动乱中摇摇欲坠，居鲁士死后，它瞬间土崩瓦解（8.8；见米勒1914，卷.2，438）。这一结局，在前文中已初露端倪，发展至此也在情理之中。读者能理解到这层，全赖艾姆布莱尔译文相助。艾姆布莱尔的翻译可谓尽原文浑然天成之势，极前呼后应之妙，令人把玩不已。色诺芬精心刻画的居鲁士形象，一度十分迷人、神秘莫测并模棱两可，乃因作者要激发读者的反思。天下一统、和平稳定、正义公平等在《居鲁士劝学录》开篇处陈列的希望能否实现呢？艾姆布莱尔的译文为这些深入的思考做好了最基本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