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色诺芬的短篇苏格拉底作品》由巴特莱特主编，含《申辩》、《齐家》、《会饮》、一篇导言和几篇疏解文章。编者通过展现色诺芬“所理解的苏格拉底生活的内涵”，旨在鼓励人们纠正盛行的偏见——“作为一名战士的色诺芬要比苏格拉底门徒色诺芬优秀得多”。在导言中，巴特莱特论证道，色诺芬声名陨落始于十九世纪，那是因为人们对他的道德品质和爱国精神大不以为然。而今天的名声败坏是由于人们没有正确领会他的写作，或者说他的修辞术。巴特莱特认为，色诺芬掌握了苏格拉底修辞术的三昧，他运用自如，做到了“见人说人话，碰鬼讲鬼语”。这种修辞术的精髓，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描写苏格拉底言谈的特色时早已阐明：“如果有人反驳苏格拉底说，某物根本没有弄明白……他就让整个讨论退回到起点”，也就是说，苏格拉底致力于退后，在双方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回到所讨论问题的前提上。这样一来“真理甚至对于反驳者们也一清二楚了”。假如面对的是静坐默听、一言不发的听众，苏格拉底就会一直讲“什么是大多数同意”的基础，就是说，他捍卫传统或大众的意见。这种情况下，苏格拉底在乎的是“言辞的无害”，而非真理，他力图避免毫无价值地激怒听众（见《回忆苏格拉底》4.6.13—15）。巴特莱特视色诺芬为一个具备安全言说能力的作家，这点同他的导师无异。他提醒读者注意可能性，至少苏格拉底的出场就是提到过的双重修辞术的应用。苏格拉底修辞术的精华在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写作中绽放得淋漓尽致，无人可比。懂得修辞术，解释者才能瞥见，
一个崭新、迷人的色诺芬，他“神清体健、风度翩翩、灵活善变”，这不仅使色诺芬早先真实而吸引人的历史形象易于理解，而且证实了它。
巴特莱特主张，彻底地复原色诺芬取决于两个附加条件。其一，面对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我们必须抱开放的探索心态；读者要明了这种可能——即色诺芬在人类最美好的生活方式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有东西要教给我们。惟有期望色诺芬已经厘清甚至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才会促使人们对色诺芬的著作，具有应当和足够的重视。第二，由于今天读者中不懂希腊语者居多，忠实于原文的准确翻译就显得特别重要。巴特莱特所编的这本书里的译者，力争“尽力用最贴切的英语翻译希腊词语”，使读者“跟随重要词语的位置和用法”。同时他们深知这么做“有时候表达会显得朴实和笨拙”，然而据这些学者看来，同“最本原地获悉色诺芬实际上说了什么”相比较，这么做利远大于弊。鉴于篇幅所限，我打算讲讲疏解的文章，所以就不再详细地对本书的三篇译文发表意见。简单地提一下，《申辩》的译者为Andrew Patch，《齐家》是Carnes Lord翻译，这次的修订重版是为了配合《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辞》（施特劳斯，1970）。巴特莱特翻译了《会饮》。每位译者都奉“用语一致、紧贴原文、流畅可读”的原则为圭臬。因此，译作读起来一定充满乐趣且使人受益良多。那些色诺芬的倾慕者定会在这里探索到更多的奥秘，虽然我只是简略地概述了艾姆布莱尔的《居鲁士的教育》和伯纳特的《回忆苏格拉底》，却也小有收获。
第一篇疏解文章的作者是庞格尔，解读的是《申辩》。作者主张，我们今天必须充分重视《申辩》，它是现存为数不多的苏格拉底在受审中发表的辩护词的现场记录。除却它的史料价值，更为重要的是，《申辩》突出了哲人与政治社会关系的关键点。庞格尔认为色诺芬的《申辩》意在促使读者思考苏格拉底的审判和死刑时反思下列问题：
苏格拉底，或与他过着同样生活的同类们与社会中其他类型的人冲突的根源究竟何在？这种冲突能够黯淡下去或释然吗？我们可否将一篇“苏格拉底”的演讲看作通道或桥梁，苏格拉底式的哲人与这个社会细若游丝的和解借助它可以达成？如果可以，又是什么样的和解和桥梁？
庞格尔文中最精彩的是第一部分。他剖析了受审时苏格拉底从容不迫地为自己辩护，于生命的终点恢复了“侃大山（big talk）”或“夸夸其谈（boasting=megalegoria）”的原因。表面上看，苏格拉底的夸夸其谈非常粗鲁、放肆，倒更像真犯了他将被宣判的罪行。色诺芬《申辩》的目的是为苏格拉底的行为辩解，他隐约给出这样简单的说法：苏格拉底已经年老，以至于认为死亡于自己此时的生命更为相宜；所以他“出言不逊……以至于触怒了陪审团判了他死刑，且死法比较不那么痛苦，使他逃脱了老年的各种困扰”（20；另参.5—6小节）。庞格尔表示，这种太过简单的解释无法达到色诺芬的目的，他的一种依据是，苏格拉底否认自己打算在这次申辩中被处死刑（第九小节）。如果我们相信这个否认，不把它看作“反语”，苏格拉底的“夸夸其谈”便不是唯一、最有效导致死刑的手段，死刑已成为确凿的事实之后，这更毫无必要。可苏格拉底直到审判结束，一直都目中无人，自夸自大（24—27）。事实上，色诺芬最终要说的是：苏格拉底申辩的目的不是获得死刑，而是“表白自己既非不敬神，也非不正义”；他甘愿以生命为代价为自己正名（23；22—23）。据庞格尔之见，色诺芬提醒读者留意的真正问题是：
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才导致这样的结论，即像苏格拉底这样的哲人面临亵渎城邦神和败坏青年的指控时，傲慢的夸夸其谈会使自己显得既非不虔敬，亦非不正义……怎么就能够说激怒陪审团，苏格拉底死劫难逃，就会令他看起来无辜？
要回答这个问题，在庞格尔看来，我们得从了解赫尔默格尼思（Hermogenes）这个人物的特点入手。色诺芬的《申辩》是通过这个人的眼睛来看的，这次申辩对这个人来说也至关重要，对于赫尔默格尼思这种类别的人，苏格拉底打算用“侃侃而谈”吸引过来。庞格尔进一步说：赫尔默格尼思仰慕苏格拉底（以及像苏格拉底那样生活的人们）并且在雅典的政治界身负众望。他出身名门贵胄，受过良好教育，虔敬，自豪，充满活力，一副贵族派头。但是，赫尔默格尼思也为贫困所迫，由于鲜为人知的原因，他失去了对家庭财产的继承权。比不得他那个臭名昭著的兄长盖里阿司（Gallias）——这一位常常资助智术师派，且出手阔绰。赫尔默格尼思在城邦中没有担任重要的神职，徘徊在雅典社会高层的边缘；他“既属于，又不属于传统贵族的最高圈子”；我们甚至可以揣测，“他那出格的傲气里充满了令人同情的抗争——抗争城邦和家庭传统强加于自身那非常低下的地位”。赫尔默格尼思在边缘挣扎，很容易将苏格拉底式的哲人引为意气相投的同类。如果他纯良的心性得到适宜的扶植，他也许会成为苏格拉底的盟友和忠诚的捍卫者。在庞格尔眼里，苏格拉底的“侃侃而谈”，尤其是他夸耀自己绝对的独立性和神一般的自足性，就是那种扶植的努力和尝试：
赫尔默格尼思将自己所理解的苏格拉底学说奉若神明，他误解了哲学生活的至高所在，那是哲人非凡的、受神启的对政治生活的超越。
《申辩》的政治教诲可总结如下：苏格拉底式的哲人同那些天性纯良并热爱哲学的人往来，扶植他们，以此将自己隐藏在他们的盛名之下，争取他们为自己在政治上辩解，苏格拉底式的哲人和他的圈子就会赢得一定的庇护。庞格尔进而表明，这种自卫策略可能不尽如人意。一来，赫尔默格尼思“正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二来“作为演讲者，他能力不足，才气有限”。还有人会补充说虽然赫尔默格尼思与苏格拉底的交往在审判之前早已开始，苏格拉底未能幸免梅勒图斯（Meletus）的指控。实际上，“就他自身而言，赫尔默格尼思耻于为苏格拉底招揽尊敬和声誉”；他的“作用和重要性……作为苏格拉底的代言人被充分实现了，不是苏格拉底自己的功劳，而是色诺芬这位修辞天才实现了它”。庞格尔提出，“指出苏格拉底自我保护策略的致命缺陷”是困难所在。
庞格尔文章的第二部分短小精悍，启发良多。他得出了些前瞻性的见解。例如，苏格拉底关于善和快乐的看法、苏格拉底的转向、他的自豪及对虔敬和正义的认识。庞格尔最有价值的发现就是：苏格拉底好像认为，哲人的公正就单单是“避免犯错”（35；另参第三小节）。这是否意味着，庞格尔追问道，哲人没有义务为普遍的善做积极的贡献？他综合了色诺芬四篇苏格拉底作品中的许多段落章节深入分析了这个重要而深远的问题。他总结道，《申辩》对苏格拉底的正义进行了“深度透视”，虽然夸张了苏格拉底的气概和傲骨。直到那天的结尾，《申辩》也几乎没有触及苏格拉底智慧的精髓。因为作品在展现这位哲人时，是“以赫尔默格尼思这类心性之人的目光来观看的，而这人根本就缺乏对苏格拉底最深切的需要和欢乐的鉴赏力”。
如果说苏格拉底在《申辩》中唱的是主角，他喋喋不休地向一位雅典公民吹嘘一身优越的美德，向他的听众公开表达了某种鄙夷，那么，在本书的第二篇色诺芬作品——《齐家》里的出场，苏格拉底则完全是位掩藏锋芒的人，恭敬地希望获得体面的伊斯霍马霍斯（Ischomachas）的教导，伊斯霍马霍斯是位富有教养的贤人和卓越的雅典公民。为我们解析这篇作品的还是艾姆布莱尔，他的分析对读者十分有帮助——意图简约，却达意淋漓，这也正是色诺芬作品的曲奥所在。追随施特劳斯的解释，艾姆布莱尔认为，《齐家》写的是苏格拉底著名的朝向政治哲学的“转向”，且写得很逗。阿里斯托芬在《云》中对苏格拉底的讥讽促进了这个转向。艾姆布莱尔坚决主张，“《齐家》不是一下子就决定要揭开苏格拉底最深的秘密”，但他十分有把握地说，这篇作品照亮了苏格拉底哲学的特色和目标。
在《齐家》中，表面上苏格拉底要去找一位富贵的纨绔子弟、年轻的朋友克利托布勒斯（Critoboulos），这位朋友急需学习如何合理地持家。让这个年轻人确认自己的经济状况摇摇欲坠、迫切需要他亲自照料之后，苏格拉底建议农业是他适宜的谋生之道，苏格拉底重述了自己曾和那位“高贵、善良的”伊斯霍马霍斯进行的富有教育意义的谈话，伊斯霍马霍斯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注在如何有效耕作上（参15—19）。根据艾姆布莱尔的观察，苏格拉底去找克利托布勒斯，初衷不是为了仿效后者贤人般的旨趣，而是为了深入考察高贵和善的关系：“苏格拉底认为，同贤人打交道是他的哲学追求使然”。苏格拉底重述那场谈话，同样，也不单出于理论上的目的，它将会把一个朋友从经济窘迫中解救出来，同时更主要的是“传达了苏格拉底对贤人的认识”，对于喜欢逗乐的克利托布勒斯来说，这场谈话可能没那么有趣，而色诺芬同那些静默的友人们却一道儿聚精会神地倾听苏格拉底的重述（104；另参.1.1；3.1，12）。
《齐家》的前六节是苏格拉底同克利托布勒斯的对话——作为苏格拉底重述的引子。艾姆布莱尔将这段对话分为两部分：“苏格拉底的家政学”和“伊斯霍马霍斯的渴求”。他强调，苏格拉底关于财产、家政管理、城邦自由、城邦责任的观点不属于那些一般富贵人家。例如，苏格拉底提出一个财产概念，就截然不同于法律上的规定，它看起来惟“有用”和“有利”是图，苏格拉底如此定义财物，“财富如果于我们无利就非真正的财富”，这个概念暗中针砭了一般人对财富所持的错误看法和日常经济行为中的愚蠢行径，那些都违背了我们灵魂中有益的东西。同样，苏格拉底对自由民的义务大加指摘，把“伊斯霍马霍斯为神、城邦、外邦友人、本国同胞、朋友们的服务看做负担，且除负担而外，一无所是”。苏格拉底对那些所谓的腾达君子们深恶痛绝，当然不会乐于屈身从事此类公共事务（另参11.9）。当与伊斯霍马霍斯的对话对照时，艾姆布莱尔展示了克利托布勒斯的对话部分如何作为绝好的参照，因为，在这部分提到或暗示了苏格拉底的许多公职。它帮助我们理清，在何种程度上苏格拉底仍未被伊斯霍马霍斯的观点和整个生活方式说服，即使在他们那令人难忘的相遇之后。
向克利托布勒斯夸奖务农是种高贵、愉快、有利的事业后，苏格拉底开始重述他与伊斯霍马霍斯的谈话。谈话中最显眼的就是伊斯霍马霍斯关于如何教育他妻子的大量陈述了。他妻子年仅十五，结婚之前，见闻和经历都很少。伊斯霍马霍斯施教，目的就是要让这位不为人知的妻子知道“她的任务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应该勤勉地完成”。因为伊斯霍马霍斯认为妻子的责任（丈夫也一样）都是神规定的，他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勾勒一种自然神学，在艾姆布莱尔看来，这揭示了许多关于伊斯霍马霍斯热衷之事的基本原则：
至少在某些方面，苏格拉底关注妻子的教育也不失为理解丈夫的途径；于是引发了伊斯霍马霍斯为他的高贵行为寻找终极支持的言论。
依据伊斯霍马霍斯的教导，在自然和法律之间，或者说，在神据各自天性规定的男女职事和法律赞赏的高贵行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一致与和谐。他还认为法律嘉许的高贵之于他更为有利，尽管他可能抵制自己去把它当作“非常之快乐和有利”。毋宁说，伊斯霍马霍斯似乎坚信他高贵的举止含有以自我为牺牲，来侍奉神灵的意思，他相信或者希望他的行为为神鉴察，并恰如其分地赐他应得的奖赏。艾姆布莱尔指出，但是，伊斯霍马霍斯的自然神学“尚无以确认自己的（高贵）行为会得到神的嘉奖”，他多少清楚对于他的生活方式，“神只提供些不充分的支持”（119—120；另参7.31）。尽管已深谙此理，伊斯霍马霍斯如果仍旧是一位坚定信仰者的话，他“所持有的对神的信仰不是直接立足于自己对自然的观察之上”。他患得患失，那群他为之祈祷、向之献祭、憧憬着得到他们赏赐的神灵“远在天边，捉摸不定”。
接下来的篇幅明朗并深化了苏格拉底和伊斯霍马霍斯之间未曾言明的冲突，而整个作品要揭示的正是这个冲突。最关键的章节可能要数第十一节了。在这里苏格拉底就自己的一贯作为询问伊斯霍马霍斯，并表明苏格拉底已经选择了“一种根本不同的生活”。苏格拉底明确宣布，比如，他不把挣大钱放在心上，他身无长物，对于伊斯霍马霍斯的高贵风度（指对钱财的孜孜以求），是鲜明的对比和障碍（另参11.9）。艾姆布莱尔的分析充满了真知灼见，在伊斯霍马霍斯较优的品质和其固有缺陷的部分尤为精彩。艾姆布莱尔指出，伊斯霍马霍斯固执己见，“只是在统领一大群不甘心顺从的人时才诉诸暴力”，尽管他深知并强调，当管理一大堆奴隶时，强力是必要的。伊斯霍马霍斯的自知和自我赞美的热望——对神的惩罚的恐惧，他不置一词——要求他在高贵光辉照耀之下看待自己及他的统治。因此他乐意将自己看作奴隶们的良师益友，为着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教导他们。这种教育（令人心存疑阙）实际上就是“运用奖惩”；这种“教育”，特别在缺乏严密的监视和审慎的执行时，很可能失效。在文章结尾处，艾姆布莱尔着重指出，尽管苏格拉底常常尊重伊斯霍马霍斯的贤人风度，但整部作品却表明他反对所谓的贤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支撑这种生活的观点和信念。为了突出文章主旨，艾姆布莱尔以直陈要旨结束全文。他的文章已经为此做了有益的准备，这个宗旨就是，“尝试揭开和考察隐藏在苏格拉底的拒斥背后的理由及其充足性”。
此书的最后一篇作品是色诺芬的《会饮》，由主编巴特莱特对此作品进行了探讨。《会饮》以生动有趣、引人入胜的笔触描写了一天晚上的宴饮，出席者有苏格拉底、他的一些学生和相识，这次会饮由盖里阿斯（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此人）主持，他就是赫尔默格尼思挥金如土的哥哥。“看似漫不经心，实际却大有深意”，色诺芬刻画了“苏格拉底圈子的特点”和那些超级苏格拉底迷。进一步说，在《会饮》中，色诺芬以自己特有的、保守的幽默感和风度，探讨了苏格拉底哲学中至关重要的题目。巴特莱特向我们指出，例如，什么是灵魂的美德以及美德能否被教会（或如何教），它们“从认识人的身体如何直觉”这个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还是老样子，就美（或高贵）是什么这个问题，苏格拉底的言辞和一个笨蛋的发言形成某种鲜明的对比，而这个笨蛋居然抢得头彩！最重要的是《会饮》描就了一幅苏格拉底生动的画像——色诺芬眼中哲学生活的典范——他为我们理解苏格拉底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或态度提供了有益的指引，包括美德、爱、美、高贵、虔敬等。
根据巴特莱特的论证，色诺芬有心在《会饮》中“提升或复原趣味性，这表示这种复原既必要又值得”。色诺芬表明，反对逗乐子是严肃贤人的特有使命，他们据理而争，认为道德教育要想有效，就得诉诸“痛哭流涕”，即惩罚，而不是哗笑和逗乐。相反，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写作所展示的苏格拉底教育“更像是欢乐而非泪水”，代替惩罚（或威胁）的是“承诺尾随知识而来的快乐”。事实上，《会饮》尤其是第二章揭示了苏格拉底对美德及其可教性的兴趣。如果苏格拉底堂而皇之地承认美德可教，他那出了名难对付的糟糠之妻克珊娣珀（Xanthippe）就会陷他于背谬之地：“按理说，人所共知的最伟大的教师连老婆都没教好，美德怎么可能是可以教授的呢？”假设美德可以通过日常习惯和反复练习学会，那么它能否通过更高的办法，特别是推理而习得？换言之（道德上的）美德是完全理性的吗？以巴特莱特之见，《会饮》虽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但却告诉我们“美德的可教性和理性特征是苏格拉底最为关心的”。
巴特莱特的文章展现了《会饮》如何阐明了苏格拉底对爱欲或爱的立场，这也是色诺芬此部作品的主要意图。直到会饮夜晚的结尾时，苏格拉底发表了演讲，坦言自己经常和某个人相爱（8.2），在巴特莱特看来，苏格拉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爱者（尽管，他诚然也非“冻鱼”一条）。首先，苏格拉底关于爱的言论“无纤毫通常意义上的肉欲”；他谴责带有肉体之欲的爱，赞赏对朋友纯洁的爱，因为只有这种爱才能引导一个人关注自身灵魂的美德。苏格拉底首要考虑的，不是爱本身，而是她可能在一个人的灵魂中激发出的美德。更进一步说，至少从表面上看，最扎眼的是苏格拉底和珂珊娣珀的婚姻，这可昭示着苏格拉底自己也分了一杯爱欲（eros此处指肉欲）之羹。这结合被调侃成“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但色诺芬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声称“有妇之夫的苏格拉底仍旧是个单身汉”。为了澄清非通常意义上的有情人意味着什么，巴特莱特把苏格拉底和他年轻的朋友克利托布勒斯作了比较，根据《会饮》，我们得知后者眼下正疯狂地迷恋着克勒尼阿斯（Cleinias）。在这部分，巴特莱特就爱的本质和追求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见解。他强调克利托布勒斯的爱在自己身上激起的是对“天长地久的快乐”的“甜蜜憧憬”。而苏格拉底没有此类的希冀，巴特莱特提示这种缺失与苏格拉底的思想关联甚密。
《会饮》中作者大费笔墨的细节以恰到好处的幽默，揭露了正在考虑的问题的某些方面。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苏格拉底关于美和高贵（to kalon）的思想了。在与英俊潇洒的克利托布勒斯这场令人捧腹的“美丽角逐”中（参第五节），苏格拉底表示某物美丽或高贵与否，取决于它是否有用途；或者能否满足我们的某些需求。也就是说高贵的（或美丽的）就是有用的。依此逻辑，“一个能装粪的粪筐就是高贵的或美丽的”，同时，即使一面纯金盾牌，如果无法抵挡攻击，那它就丑陋不堪（187；《回忆苏格拉底》3.8）。苏格拉底矛盾的高贵观是对“那些脱离了实用性”的高贵、美丽事物的拒斥。如果说色诺芬在《会饮》中热切地展现苏格拉底关于高贵的结论，如果他以无人匹敌的笔法实现了初衷，可是他却掩盖了苏格拉底肯定经历过的思考和论证，“为了探索他得到这些结论的方式同时理所当然地拒绝任何与之抗衡的关于高贵和美的观点”。色诺芬很少，当然，是同柏拉图比起来更少详细地表现苏格拉底如何应对那些贤人们的谬见，说什么高贵不仅跟有用沾不上边，而且优于它，甚至实用之于高贵可有可无，这些看法脱离了实用性（据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哲学朝向在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写作中近乎完全的缺席）。色诺芬用完美的透彻揭示的一切，连同苏格拉底关于高贵的观点，“真正地结束了对苏格拉底的误解——苏格拉底践行着他的‘实用主义’，即他对自然哲学不倦的兴趣或者想弄清‘每个存在物是什么’”（另参《回忆苏格拉底》4.6.1）。巴特莱特的见解是，《会饮》明确了苏格拉底曾经确实是一位“天上事物的思考者”，探寻天体和自然的奥妙。
临近末尾，巴特莱特总结了苏格拉底与贤人们冲突的要害，他是通过再次反思赫尔默格尼思的特性实现上述目的的。赫尔默格尼思，我们在《申辩》中见识过这位虔敬的仁兄。《会饮》中，可以断定赫尔默格尼思就是那些贤人们高贵观的代言人。赫尔默格尼思对贤人作为的钟情，如何同他的虔诚或“神的垂青”“密不可分”？巴特莱特力图显现出其中的关联。巴特莱特接着又给出了关于色诺芬和他笔下的苏格拉底的许多精辟见解。他指出，苏格拉底对世界的理解决然不是悲剧式的，因为那种理解堪称“一种为人类注射的能够抵抗最无望的绝望的疫苗……因为它的意愿是如其所是地看待世界”。在巴特莱特看来，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写作让读者看清了“苏格拉底真正的高贵”，并非见于他对贤人式的观念和行为的认同之中，而在于“心灵的澄明并超越自我对立”。要达到此种澄明，有心追随苏格拉底者必须乐于“开始检验自己最强烈的渴望和高贵的愿望，不是站在一个揭发者的立场来实行检查，而是诚心地希望认识到真正的高贵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