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说居鲁士是政治生活的典型，屹立于政治事业的顶峰，代表了色诺芬所思考的人类的生活之一极，那么，苏格拉底——哲学最高的代表人物，则属于与居鲁士的生活相对的一极。以我之见，伯纳特所译《回忆苏格拉底》是时下英语界最棒的译本，它含有详尽丰富的注释。既忠实希腊原意，英文又简明流畅，对色诺芬这一最长的苏格拉底著作的转达，堪称萃集译事之三美：信、达、雅。近150年的大半时间里，《回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申辩》、《齐家》、《会饮》）倍受冷落，因为学者们对色诺芬的心智能力抱有偏见。即使人们普遍承认色诺芬是位天才军事指挥家或者（照极少数人的意见）是个别出心裁的作家，他仍难免遭受讥讽，说他心智鲁钝，难以企及他导师的学说。其中一份指责的证据是：色诺芬竟然对理念论未置一词，这可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最基本的形而上学理论呵！相反，我们发现，尤其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色诺芬不厌其烦地讨论的是些平淡、乏味甚至浪费时间的话题。诸如吻男童（1.3）、打理家政（2.7）、护胸甲（3.10）、健身（3.12）和美食（3.14）等生活琐碎之事。在这本书中，苏格拉底的纯理论旨趣难得一见。看来，色诺芬一开始就否决了苏格拉底一生都在穷究自然现象或宇宙万理的定见，稍后他仅仅表明，苏格拉底曾经干过那个（《回忆苏格拉底》1.1.11—16；另参.4.3，4.7）。你如果有意详察上述定见，便会在伯纳特和巴特莱特的译文中找到确凿证据来推翻它们（[译按]指针对色诺芬的各种成见）。
布鲁尔在序言中标榜宗旨，“为挽时弊，此书愿助一臂之力，使热衷于苏格拉底的研究者们给予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更多尊重和眷顾”。布鲁尔一开始就讲到，他发现色诺芬比柏拉图更明显地“在写作中注重他自己跟苏格拉底的交情”。例如，色诺芬一贯宣称，凡他所记录的苏格拉底言行，皆悉亲历。并且，“他经常以自己的名义谈论苏格拉底的生平言行，而柏拉图从未如此”。并且，“他时常大谈一些他们对苏格拉底的印象”。然而，色诺芬在提及自己与苏格拉底的交情时，带着一股让人吃惊的矫情。的确，这似乎证明他“并不大看重这关系，甚至视之轻如鸿毛”。这种看法必须纠正。可是准确地说，那些关涉两人交往的章节确实显明，色诺芬对于苏格拉底的言传身教并非照盘全收（参《回忆苏格拉底》1.3.8—13；《远征记》Anabasis，3.1.4—10）。参照色诺芬自述的生平，我们可以知道，
色诺芬并未致力于在所有方面效仿导师，虽然他奉苏格拉底（一位哲人）纯净和简朴的一生为自己的模范。到此处方可下此论断，即面对苏格拉底，色诺芬期望他的读者也能如他自己那样。
布鲁尔论证道，这点考虑或许有助于解释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的重大特点：“作品中哲学倾向微乎其微，而那类玄远之论在柏拉图对话中则比比皆是”。在《会饮》中，色诺芬以令人愉悦的嘻笑口吻，分寸得当地讽刺了苏格拉底圈子内某些谄媚者和臭名昭著之徒。布鲁尔在文中耿耿于怀的“哲学倾向”最典型的表现，要数柏拉图《王制》第一卷中苏格拉底对玻勒马库斯（Polemarchus）辩证式的考察了。在较理想条件下，它们至少包括，
热切地期望这个可能改变信仰的人转向对正义的关注，紧接着就是全面批评他有心无意间流露出来而又确信自己知道的那种正义。
如果说色诺芬常常暗中进行苏格拉底式的正义探索，甚而对探讨的结论也详细说明（尤参《回忆苏格拉底》3.8—9），可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找不见例证，唯一稍微接近的例子也是精心描就的漫画，其意义模棱两可（《回忆苏格拉底》4.2）。因此，布鲁尔断言“色诺芬这里没有柏拉图《王制》和《高尔吉亚》的回音”。暂且搁置这个论断，也许有人会说，就作为年轻人的教师来看，色诺芬就大大逊色于柏拉图。相比之下，他好像对把年轻人引向哲学无甚热情，比如指点年轻人去概括一下那些必须经澄清的论点，重新透彻地思考，以作为哲学生涯的必要预备。色诺芬的作品确实比不上柏拉图对话的宏富规模，但它们却相当纯净，没有那么多的粗鄙之物。柏拉图认为粗鄙对教学探索不无裨益：
假如哲学自身与粗俗誓不两立的话，那么，在以恰当的方式爱上哲学之前，那些准哲学家们则无法不食人间烟火。完成朝向哲学的转变，兴许还得对低俗的趣味汲汲而求，这么做仅仅为了有朝一日超越它。这么看，粗俗还真的不可或缺。如此一来，置身其中是不可避免的了。
由于对朝向哲学避而远之，色诺芬塑造了一个显然逍遥于鄙俗之外的苏格拉底。相信会有人注意到：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写作迥异于柏拉图，那些充斥于柏拉图作品中的神灵降临的神话和荒诞离奇的寓言在色诺芬的作品中毫无踪影。令布鲁尔上心的粗俗形态指这样一种趣味或倾向，孟德斯鸠于《法意》中曾对此恶语相加：
独处时卑劣无耻，群居时端庄得体，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并且……我是说我们在剧院看到确实如此。一个人肯定会利用道德所标榜的原则取悦他人，也必然因道德不齿之事令他者悚然。（卷25，参卷2）
简而言之，色诺芬并没有在任何地方宣布他笔下的苏格拉底比苏格拉底本人更“高贵”或“漂亮”（另参柏拉图《书简二》，314c2-5）。
我无意赘述布鲁尔对《回忆苏格拉底》练达的总结，这份总结富有启发性地概括了作品，下面我简要地提提他的几个重要观点。布鲁尔声称色诺芬是一位老练娴熟的修辞术大师，他力图使读者确信苏格拉底被判死刑是不公正的，他重新使用了某种在柏拉图那里缺席的修辞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色诺芬重点强调（事实上是夸张）苏格拉底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追求，在他笔下，苏格拉底是位思考、言语、行动都不越雷池的平庸之人。为了保持这种形象，色诺芬对苏格拉底从事哲学的事保持沉默，尽管对于苏格拉底哲学的特点和宗旨，他也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参1.1.11—16，4.6.1，4.7）。《回忆苏格拉底》大部分都是在讲：
苏格拉底并非泡在哲学里，他只是在与学生、亲人、各种伙伴或追随他的国民或其他人交往时，发表自己对家庭和国家事务的意见罢了。这意味着哲人在运用哲学对我们置身其中的大量事务和关系施加影响。
布鲁尔对每一部分都条分缕析，并重现了苏格拉底的交往和日常关注步步清晰起来的过程。他讨论了那个唯一由色诺芬或柏拉图讲述的故事（内容是苏格拉底试图教育自己的一个孩子）所蕴涵的意义（《回忆苏格拉底》2.2）。布鲁尔打乱了第39节的顺序并重整如下：
1.1—2：色诺芬驳斥针对苏格拉底的起诉；
1.3—7，2.1：苏格拉底告诫人们要虔敬和节制；
2.2—3：执拗的亲人；
2.4—10：朋友们；
3.1—7：渴望高贵之物或者政治荣耀的人们；
3.8—14：苏格拉底式的定义法；
4.1—7：苏格拉底式的教育；
4.8：苏格拉底的受审和死亡。
布鲁尔审慎的梳理中包含许多真知灼见，可以看出他对色诺芬作品是驾轻就熟。《回忆苏格拉底》中富有代表性的幽默或优雅篇章也尽收文中，或许大家不会见怪，我在这里要重述一下布鲁尔以其强烈的感染力展现的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
显然苏格拉底还留恋人间生活，虽然他觉得自己已经活得别无他求；但是一说到他的年龄，苏格拉底就认为在这个时候死去也不失为美事。或许我们仍旧在对他的死难以释怀——那是不公正的，证明这一点正是《回忆苏格拉底》的目的之一。色诺芬的《申辩》记录了他和他的苏格拉底如何面对审判。出席审判的人当中，有（Apollodorus）阿颇洛多罗思。色诺芬称赞他为“苏格拉底热诚的爱戴者和率真的同志”。苏格拉底被判刑后，阿颇洛多罗思说，“苏格拉底，对我来说，最难受的事情是眼睁睁地看着你被不公正地处死”。苏格拉底拍拍阿颇洛多罗思的脑袋，“我最亲爱的阿颇洛多罗思，难道你乐于看到我被公正地处死？”在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写作中这是仅有的第二次，苏格拉底笑了，而此处却逗引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笑。
以我之见，伯纳特的译文精微入里，远胜于出自马康（E.C Marchant）（1923）和特瑞代尼克（Hugh Tredennick）（1970，由Robin Waterfield修订，1990年重版）两种现今流传最广的本子。伯纳特的既定目标是“运用简明的英语，尽可能准确、流畅地传达原意”。她始终贯彻这一原则，像艾姆布莱尔一样，尽量统一一些重要的希腊语汇，遇到特殊情况，则特别予以注明。而马康可就不同了。此公处理重要的希腊词语时，可谓是大肆发挥。以kalos为例，就有诸如“上好”、“正确”、“荣耀”、“优秀”、“漂亮”、“高贵”等多种译法。这些词里没有一个自相矛盾，kalos一词含义颇丰，也容得下诸种译法。但是这些不同的词汇会遮住读者的目光，无从知道kalos在原文中何时出现，何处没有出现。如此一来，汇总文中色诺芬（或他笔下的苏格拉底）所有用到kalos一词的地方以便对照着思考、理解，就不大可能了。换句话说，读者以色诺芬精妙的遣词为向导，一窥苏格拉底关于“高贵”的思想就没戏了，马康塞死了这条路。可能有人对此持有异议，认为马康的做法，较之于伯纳特的死贴原文，连色诺芬“论证的顺序和精心布排的词汇表也原封不动”的方法，会令译文更流利可读。但是，那些企图深入理解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政治哲学核心思想的人，如果面对如此译文，就不免要碰上一鼻子灰。马康的那一大串同义词正是令人沮丧的根源所在。
马康缺乏一致性的译法蒙蔽了《回忆苏格拉底》中较大章节之间的潜在关联。比如说，第三卷前七章中写到苏格拉底如何同那些将会成为或已经是或者愿意当上雅典军事、政治领袖的人物交谈。色诺芬说他们是“渴求高贵之物的人们”（hoi oregomenoiton kalon，3.1.1）。这些章节为分析kalos开创了不少探索性的方法。它们还挖掘了许多主题，例如高贵的行为是否为实行者谋取利益、惟利是图的持家者和追求高贵的荣耀的人之间有没有本质的区别等等。之后，色诺芬笔锋一转，详细地记述了一段针对一个矛盾性问题——什么是高贵——的对话（3.8）。上面的七节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如此安排，显然是色诺芬匠心苦运。马康在3.1—3.7中（但没有译成“美丽”）随时变换kalos的译法，这一行为取缔了我们对作者布局用意的知情权。而他在3.8却一律翻成“美丽”。结果，在希腊原文中一眼就能看出的联系在他的翻译中便杳然无觅处了。毫无疑问，这位译者把第三卷当成了“乌七杂八的对话松散凑集”起来的混乱物而不屑一顾。伯纳特始终如一地将kalos译作高贵（特例予以注明）保存了原文中昭然的关联。
特瑞代尼克比马康要更加注重一致性。他统一将希腊短语kalos kagathos（aner）译作“实在的善”（人），至少在我所见到这个短语的地方都是这么译的。但他同样用各种各样的词语去译苏格拉底很多重要的哲学概念。以arete一词为例，他译为“美德”、“道德的善”、“勇敢”、“最优的品质”、“理念”等不一而足。紧扣色诺芬对arete的调度，关注哪里出现过（哪里没有用到）才是值得提倡的做法。读者也许会发现，比如说（姑且假设我们年轻无知但并不蠢笨），苏格拉底从未将“自制”（enkrateia）当做一种美德。他称其为“美德的一个基础”（aretes krepis），也就是说他把它看做手段，如果对美德必要的话（1.5.4）。为什么在苏格拉底看来，自制不足以堪当美德的称号呢？他是不是认为，从道德的立场看，自制含义暧昧，它能与邪恶并存，还可以为其所用：毕竟，一个自我克制的罪犯肯定比一个意志不坚的家伙更容易达到目的（另参1.5.3）。悉心留意色诺芬遣词用语的读者定会发现许多此类的关于美德的思想。特瑞代尼克可能已经开始寻思：色诺芬只是位保守的说教者，热情和决心有余，深沉与灵敏不足，天资鲁钝，难登苏格拉底包罗万象之学说的堂奥。近来《苏格拉底回忆录》的译者当中，惟有伯纳特保持了原著的风貌，成全了这种审慎精细的阅读。有人也许会指摘说伯纳特只是呈现了色诺芬的原样，而没有试图去“发展”《回忆苏格拉底》，但是她让读者自己评判这本书，当我们读它时是否觉得是件开卷有益的赏心乐事。色诺芬道出了智慧的真谛，给我们指出了通向智慧——我们心向往之——的道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