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种理论不是蒙昧主义的或反理性的
然而我们也许会问，布鲁门伯格的“语词的达尔文主义”是否隐含了一种新的蒙昧主义的传统主义，尽管他把造就“客观进步”归之于它。如果神话以及其他“制序”都是许多个时代优化“选择”的产物，如果想象不能通过设计出力量相当的新模式而与之竞争，这难道不意味着传统的方式——或者说，通过“选择”过程，而不是通过任何有意识的构造性努力而产生的方式——总是最好的方式吗？阿诺德·盖伦显然传达出这样一种印象，即这就是他的看法——虽然现代对传统习惯和态度的解构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从总体上讲却是一种没有相应收益的损失。在布鲁门伯格这里，如果确乎发生的“客观进步”是暗中“选择”过程的一个结果，就好像在我们背后无意中出现，那么理性所能扮演的唯一积极角色似乎就只能是产生理论或技术（其命运不是由理性本身所决定，而是由“选择”所决定），而在人的相互关系领域，它将不发挥任何作用。我们即将面对的是反启蒙运动的蒙昧主义的最为复杂的形式。这果真是布鲁门伯格所要表达的意思吗？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也许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更为宽泛的问题来拓展它，这个问题关乎持神话宽容立场的理论，它在关于这一主题的人文主义讨论中很少被涉及，却显然应当面对。提出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是把卡西尔关于神话的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进行对比。20世纪20年代，卡西尔遵循浪漫主义者和民族学家的做法，赋予神话与理性同等的尊严，试图“从内部”对其作同情式的理解，把它看成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融贯的方式——即使他从未真正抛弃启蒙运动的历史哲学，按照后者的看法，神话最终必然会为逻各斯所取代。而在《国家的神话》（1946年）一书中，卡西尔着重考察的是这种历史哲学和那种令人震惊的反常，即——在卡西尔最初研究这一主题的那些年里——纳粹分子俨然在无害的文学领域之外复兴了神话，导致数百万人丢掉了性命。现在神话正“潜伏在黑暗中等待时机到来”，一旦理性的社会组织被削弱，“不再能够与恶魔的神话力量进行抗争”，神话就会出现。
这是对20世纪20年代德国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恰当描述吗？人们容易想到，对于一个生活和世界都完全处于时代的瓦解之中的人来说，情况为什么看起来会是如此。甚至现在回想起来，对纳粹上台之前的德国经济、社会或政治状况的分析，似乎也无法解释它或它以后的事情。当然，每个人都会同意，某种“非理性的”因素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但这种因素能被等同于“神话”吗？卡西尔认为，他所谓的纳粹神话的区别性特征是，与传统神话不同，它们是“被制造出来的”，“按照计划炮制出来的神话”。显然，这并不是浪漫主义所理解的神话——无论是继承下来的原始的神话，还是自由的诗意想象的产物。尽管卡西尔认为浪漫主义的神话理论有其迷人之处（与许多人不同，他并不认为浪漫主义要对后来“神话在现代政治中的复兴和荣耀地位”负责），但他并不真正相信那些理论。他本人关于神话的著作更具折中性和描述性，而不是决定性的。结果是，尽管他毫无困难地认识到纳粹的“科学”和“哲学”都是伪造的，但却并没有合适的依据把其“神话”同样归于赝品之列。因此，当他试图明确指出是什么使得纳粹主义现象成为可能的时候，“神话”是（正如许多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一种诱人的候选者。由于神话似乎比单纯的“非理性”更加具体，而与理性的对立又比意识形态、宣传、曲折的历史发展或国家（卡西尔并没有澄清它与神话的关系）等熟悉的现象更加尖锐，“神话”这一范畴似乎表达了纳粹主义所招致后果的灾难预言性（apocalyptic quality）。
这一分析获得了广泛的接受。的确，许多读者一定会觉得，它并不那么出格。因为（这就是我希望引出的结论）有这样一种我们非常熟悉的理性主义的“常识”版本，它遵循卡西尔那里的情况，把与理性相违背的东西归之于“神话”，就像笛卡儿所说的“偏见”、培根所说的“偶像”那样，唯一的区别是，“神话”要比“偏见”或“偶像”更易被魔化——这其中的原因无疑是，由于它与我们过去历史中的一个时代相联系，它的“重现”就带有危险的返祖意味。在那些理性似乎特别受到威胁的时代，神话很容易被刻画成一种理性必须与之对抗的摩尼教对手。由于理性总是处于一种危机中，这一观点更具有说服力。
然而，这本身就是相当神话的（mythical）。与理性相对抗的一种力量或动原（agency）的观念所具有的叙述特征对于实体化的（hypostatized）“力量”的对抗是很自然的。这就解释了卡西尔为什么会使用可怕的隐喻（比如神话“潜伏在黑暗中”等等），以及他为什么没能具体考察神话与理性之间据信的对抗。事实上，它解释了我们所有人是如何把这种观念作为一种未被承认的、最后诉诸的神话铭记“在我们心灵之中”的。
倘若这就是对神话的魔化——对神话与理性之区别的一种神话化——那么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在我们从无文字记录的过去继承下来的意味深长的故事和意象（images）的较窄意义上，神话实际上是与现代种族主义承载感情的形象和口号不同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真正的神话的独特性质就是（这是现代“被制造出来的”神话必定缺乏的，无论它们对感情的吸引力有多大），经过数千年的讲故事，通过被布鲁门伯格称为“语词的达尔文主义”的“选择”过程而产生的“意义”（significance）（参见第一部分，第3章）或“完形趋向”。这种性质无法被“新神话”复制，无论这些神话是被善意地还是恶意地构造出来。当纳粹“哲学家”谈论“20世纪的神话”等内容时，我们必须懂得，他们正试图不正当地盗用神话的尊严，正如他们不正当地援引科学的尊严为其种族主义学说辩护一样。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这个事实，我们就能够在与非理性学说和思潮斗争的过程中，援引真正的神话为我们服务，就像托马斯·曼试图做的那样。当然，我们谦逊的理性能力可以使用它所能得到的一切帮助。
的确，理性的某种谦逊也许是这整个故事最重要的教益。假如卡西尔没有遵循他17世纪以来大多数前辈的做法，认为以哲学和科学形式出现的理性外表排除了对神话的任何需要，他也许就不会对在自己祖国实际存在的理性的不平衡发展——被布鲁门伯格描述成“在年代上同时的事物中的惊人的非同时性……启蒙的基本延迟（fundamental delay）”——感到惊奇。深信将满足人的任何需要的理性很容易使它的拥护者以及拥护之所为者（to whom it is advocated）感到失望。似乎正是这种未曾言明的失望解释了呈现于我们心灵中的“最后诉诸的神话”，它把理性的失败归咎于一种被称为“神话”的危险的死对头。
关于称神话为一种骇人事物的倾向，我们已经说得很多了，我现在将转到前面那个问题上来，即“语词的达尔文主义”是否隐含了一种蒙昧主义的传统主义。如果心灵构造物的一种“选择”过程不仅造就了引人注目的故事和形象，而且更一般地造就了具有重大价值的“制序”，其种类和说服力非个体的想象所能比，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与传统方式的有意偏离是没有正当性的？理性在这种境况下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如果它的确起作用的话？神话似乎又一次面临无法与理性相容的危险。
布鲁门伯格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本书最引人入胜的部分之一。关键的语句是：
“制序”所包含的首先是一种对证明的负担的分配。只要有制序存在，其自身的理性基础问题就不是紧迫的，证明的负担总是落在反对与之相伴随的安排（arrangement）的人身上。
当然，这一有利于制序的预设的基础是，如同一种有机进化的产物，它不仅“经历了无数次优胜劣汰的选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证明了自己，而且不会立即导致致命的僵局，不会作为减损生活中的成功的一种障碍而起作用”。
但“证明负担”的分配是如何卷入其中的？建立理性的行为模式和思维结构（可供希望变得理性的人使用）的“负担”难道不应落在一般的理性——就最宽泛的意义而言是科学——肩上吗？在这里“反对的人”如何突然担负起了一切责任？
回答有两个方面。首先，正如布鲁门伯格所说，由于“启蒙”不再认为教义、启示和一般“权威”是正当信念的来源，这“使得思想要成为正当的，唯一途径就是，每个人都自作自为（does it himself and for himeself）……”也就是说，即使科学可能提出一套精致的模式和结构供我们使用，但接受科学所认可的行为模式或思维结构还不够好。只有尽可能地自己思考我们这样做和这样想的原因，我们才是理性的。正是人们普遍做到或者能够做到这一点，才赋予作为所有人的行动理性之和（尽管不可避免的专业化、职业化等等会导致扭曲）的科学在我们文化中的权威性。
但话又说回来，一个人显然不可能从零开始为实际生活所需的每一种行为模式或思维结构都提供一种理性的辩护。即使对于科学这样的集体理性，我们现在也普遍认识到这种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这似乎与笛卡儿当时的设想不同），尽管我们正在致力于它。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情况就更是如此。
因此，“自为的思想者（thinker-for-himself）所觉察到的生命的贫乏的有限性”意味着他不得不把某些东西看成理所当然。彻底而明确地通过理性“作决定”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能的。当然，这时就轮到“制序”登场了。布鲁门伯格承认“制序”伴随着危险：“任何没有理性基础的观念系统（economy of ideas）都会变得可疑，如果这个观念系统本身表现为一种命令，要求服从某种不可能被赋予理性基础的东西，从而成为新的焦虑的中心的话”——这个结果将与神话的内在目的（克服由“实在的绝对论”所引发的终极焦虑）相抵触，但如果神话（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制序”）与理性的关系没有被理解清楚，这就是非常可能的。另一方面，不信任理性也有其缘由，
当理性没能察觉到无理性基础的事物的合理性，并且相信它能够被理性奠基过程牵着走时，它很容易参与破坏。笛卡儿认为理性地建设城市的最好方式就是从夷平旧城市开始。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没有为这种关于理性的预期提供证明。千百年来的成果有时就被轻率地毁掉了。曾被认为确定无疑并且被忠贞不二地传承下来的东西成了冒犯的对象，并且最终被消除得一干二净。但我们稍加考虑就会注意到，要求“批判的”破坏和最终的理性基础会导致证明的负担，如果它们真的以其被断言和命令的那种严肃性被接受和承担起来，那么它将不再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获得的东西留下任何余地……因此，对常量的长期选择实际上是使在人的某些行为上冒险“反复试验”（trial and error）得以可能的一个条件……
这不是对理性的“绝望的忠告”（counsel of despair），而是以理性的方式来处理理性探寻过程的无限性与我们生命的有限性（这使得在最大程度上的非理性成为理性的）之间的二元对立，希望看到之所以放弃那些到目前为止“经受住了时间检验”（即使支持它们的理由并不明显）的惯常做法的好的论证。
布鲁门伯格的确乐于接受这样的论证。与霍布斯和盖伦不同，他们两人都认为，唯一理性的事情就是服从一种他们认为可以解决人的基本问题的继承下来的东西（服从“统治者”，或人的原初“秩序”）；而布鲁门伯格则认为，人的某种“制序”在当下并不是功能性的。但正如我们已经说的，证明的负担落在批评者身上，而不是落在“秩序”以及那些遵守它的人身上。
理解了这些，事实就很清楚，本书既不是一种支持神话和传统、反对理性和启蒙运动的浪漫主义纲要，亦不是相反，而是提出了一种精心设计的方案来避免我们在理解自己和历史的过程中发生的那些不必要的、耗费精力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