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垒花灯戏

玉垒花灯戏流行于甘肃陇南文县玉垒、碧口一带。何时形成，已不可考。据传，与明代移居于玉垒的袁姓家族有关。玉垒袁氏祖籍湖北，一支移居四川酉阳，后又迁居文县玉垒。《袁氏家谱》记载：明万历时，该族一位名叫袁应登的科考中举，为酬谢神灵，便在玉垒重修三官庙并建造戏楼，还愿唱戏。因当地无戏，袁氏族人便将四川酉阳秀山花灯与当地耍灯曲调与之互鉴，配以唱词和简单表演情节进行演出，由此演变为风俗。

玉垒花灯始终没有职业戏班，一直处于自流状态活跃于山区民间，其表演主要以载歌载舞的社火耍灯动作为主，情节简单、人物不多、唱腔较少、场面不大，保留地摊小戏的淳朴本色。1916年，从四川来了一位罗画匠（名不详），为玉垒花灯戏制作蟒靠头帽，添置了头面、口条，帮助改进了化妆方法，净角开始勾脸，还传授川剧高腔的表演技巧，“串”出《封官》《龙凤配》 《白天院》 《棘阳关》 《万寿山》 《迎贤店》 《莲台收妃》等大本戏。1923年，又有陕西秦腔演员田班长、赵花脸（名不详）先后流落至此，并落户于玉垒，此二人除以秦腔演出过《高平关借头》、《张连卖布》等剧目外，还帮助玉垒民间社火班排演花灯戏《青石岭》 《过桃园》 《蝴蝶杯》 《火焰驹》 《双富贵》 《二龙山》 《三回头》 《柜中缘》 《拾玉镯》《三上殿》 《黄鹤楼》等大、小新戏，并传授表演技艺。这样，玉垒花灯戏在四川高腔和陕西秦腔的双重影响下，实现了由原来闹社火耍灯向戏曲剧种的转化，行当上有了“生、旦、净、丑”为支柱的文小生、武小生、须生、老生、花脸、小旦、青衣、丑等多类角色设置，演员皆为男性，剧目无固定台本，演出前，只要“戏母子”将其故事情节、人物关系、戏剧关目、唱腔道白等等予以口授，表演者便在现场发挥中创造出情节离奇、妙趣横生的舞台效果。如此口头传承所积累的保留剧目有近五十余本，其中文戏如《白天院》 《双赶子》 《万寿山》等13本；武戏有《棘阳关》 《石门关》等12本；小戏有《杜桶子接妹》 《小上坟》 《打面缸》 《三看亲》等17出。这些剧目，大都根据当地民间故事编排而成，如《下茶园》 《双赶子》等，但也有不少属于四川高腔和秦腔剧目的移植改编，如《阴阳扇》 《青石岭》《莲台收妃》等。

玉垒花灯戏的真正发展，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20世纪50年代初，武都地区文教局就多次组织民间艺人演出，参加各种大型会演、调演等活动，使它第一次走出山区，搬演于城市舞台。继而，几次派出戏曲专业人员深入实地，从其历史沿革、剧目积累、表演程序、唱腔音乐等诸多领域，展开全面普查，着手于玉垒花灯戏的挖掘、搜集和整理。在此基础上，又开始对其进行全面改革创新，发展提高，伴奏乐器木筒胡、大胡琴唱和，以大锣、大鼓、大钹击节吵场的基础上不断得以丰富，文场在筒子胡（定弦6-3）继续领衔的同时，加进二胡、四弦、扬琴、竹笛甚至大提琴，武场则加进边锣、点锣子、马锣子、大锣、大鼓、田锣（京锣）等。1959年，玉垒花灯戏《松林解带》 《打面缸》 《柜中缘》参加天水地区文艺调演。同年秋月，又以现代剧目《尕女婿》赴兰州参加甘肃省戏剧会演大会。在此之后，由武都地区五一秦腔剧团以更趋多样而完美的戏剧手法，创作排演出花灯戏《春满人间》 《茶山新春》等剧目，并在武都地区和全省戏剧调演中，获得嘉奖。20世纪80年代初，甘肃省群众艺术馆再度深入玉垒，对该剧种作进一步调查，通过当地的著名“戏母子”，有袁义昌（84岁）、袁俊德（72岁）以及袁怀寿、袁汉鼎、张荣华等，对其保留剧目及唱腔、曲牌、乐器演奏等作了较细致系统地挖掘、搜集、记录、整理。

——录自甘肃省志·文化志编辑部.甘肃省志·文化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7（4）.